為了適應美國的原則，結果不僅僅造成資本家的不幸的為所欲為。對各公司及其高層管理人員的壓力來自跨國的金融市場，來自全球一體化的這個力量中心。無邊界的股票交易使國際間的約束同生產聯繫相比遭到更加徹底的破壞。戴姆勒一奔馳公司的股票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中。德意志銀行的股份總額的43％是由外國投資者操縱。拜爾、赫斯特、曼內斯曼等公司的財產多半為外國人所擁有。這些投資者的大多數既不是無權的小股東，也不是作為緊密交錯的參與者同德國工業融為一體的銀行和公司。實際上用來在德國進行收購的主要是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投資基金、保險基金和養老基金。這種經營的目的，是想從國外投資中獲得同當時購買國內有價證券所得利益至少相等的收益，並且可以向有關的公司毫不讓步地提出自己的各種要求。拜爾公司的財務經理赫爾穆特·勒艾爾承認：「外國股東對德國企業的壓力日益增大。」近來，人們對加利福尼亞公務員養老金的管理人員頗為敬畏，因為他們手中支配著近一千億美元的資產。加利福尼亞退休金系統的經理們已經在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快遞公司這樣一些極其強大的公司實現了對盈利和股票行市上漲的預期，最後又把海外投資提高了20個百分點，因為「這期間國際市場上的效益比國內市場要大些」。約瑟·阿羅所提出的該系統的戰略，就是這樣論證擴張的理由的。在資本的這種國際性流動的監管人的眼中，下述這樣一些企業均屬無效能者，在這些企業中，公司的某些分部為投資所提供的盈利少於十個百分點。除美國以外，這種現象遍及其他地方。特別是在日本、法國和德國，阿羅和他的同仁們現在已對各大股份公司的無可奈何的經理們採取一系列的行動，以促使「這些外國企業認清股東們的利益」。某基金會的一位謀士曾如是說。
一方面作為對這種挑戰的回答，另方面也是為了對此搶先採取行動，在德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強硬人物」坐上公司首席交椅。五金工業工會的北德主席弗朗克·秦希穆勒就看到這種前景。在裁員方面冷酷無情，對工會採取強硬手段，這使得一些人平步青雲。於爾根·施雷姆普就是一個例子，此人於1995年5月登上戴姆勒一奔馳公司的經理寶座。甚至在對上一年將近60億馬克的虧損負有共同責任的情況下，此人勒令福克飛機制遣廠和通用電氣公司的一部分工廠停工，並宣佈在未來三年內將把56000工人拋向街頭。這一刀切下來，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價格上漲了近20個百分點，並使該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腰包漲出將近100億馬克，儘管他們不得不放棄一年的紅利收入。此人在工人的眼中是一個令人失望的人，但是卻被《華爾街日報》和《商業週刊》讚譽為改革家，說他靠受雇者打開了德國的空頭支票行情，並最終把公司的結構改造得符合股東的利益。接著，施雷姆普讓董事會中的股東代表把附權股分配給自己（其年薪為270萬馬克）和另外170位公司領導，這使得他自己和他的共同獲益者從股價上漲中每人得到30萬馬克的追加收入。
戴姆勒公司的這位頭目在利用交易所行情聚斂財富方面所做的一切，也為他的其他單位的同行們所傚法著。一年來，單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IBM公司宣佈廢除原有工資標準，西門子公司和德意志銀行內部實行分立等等，就已經引起了轟動，並且自1996年春起，整個德國社會合作體系分崩離析。幾乎一夜之間，工會幹部們便發現，他們與其說是為了把工會會員們的工資提高幾個百分點而去進行鬥爭，倒不如說現在是為了工會本身的生存而作戰。企業一個接一個地設法撕毀現行的工資合同，或者擺脫僱主聯盟。中等企業同它們的企業委員會暗中達成協議，共同去教會工會幹部懂得害怕。選舉的辦法幾乎到處都成了簡便易行的壓制手段。例如，卡塞爾的製造取暖鍋爐的菲斯曼工廠僱有員1650人，生產率很高，年銷售額達17｛乙馬克，該廠管理層發出通知，最新的煤氣熱力系統裝置將在捷克制造。該廠全體員工的96％毫不猶豫地贊同這樣的建議：寧願每週無償地多干三小時的活，也不願去冒一家德國工廠被關閉的風險。呂貝克的德雷格爾醫療設備廠的「現代化」幾乎也同樣是在無聲無息中進行的。從包裝工到汽車司機，從數據處理人員到培訓人才的人員，該廠成百的員工突然發現自己已被分派在獨立的下屬部門工作，在這些地方，老的工資標準已經被取消。在這些新的單位裡，工作時間更長了，但年收入卻減少六千至七千馬克。
可見，在德國，工資被壓低了，然而同一方法又使低工資國家的工資毫無提高。例如，大眾汽車公司在捷克的子公司斯科達公司的工人們發現，自從沃爾夫斯堡的汽車鉅子介入以來，生產率提高了30％，可是工資幾乎沒有提高。斯科達公司的企業委員會的發言人獲奈克·卡德勒克生氣地說：「如果這樣搞下去，我們五十年後也達不到類似德國的情況。」可是，大眾公司的經理費迪南德·皮奇冷靜地拒絕了他的捷克員工們的工資要求。他警告說，斯科達的全體員工們不要自己毀了自己的地理優勢。不然的話，「我們不得不考慮一下，是不是例如把生產搬到墨西哥去進行，這更為有利？」
工會的幹部們幾乎總是試圖抵制廠方的強制性措施，但是他們又幾乎總是輸掉這種爭執，因為「僱主們總是能成功地利用一部分員工去對付另一部分員工，用一處的設廠去對付另一處的工廠」。五金工業工會主席克勞斯·茨維克爾就曾這樣發出哀歎。有些工會幹部如茨維克爾的副手瓦爾特·裡斯特以為，靠法律規定的在監事會中的共決並且按照統一組織的原則，迫使美國工會屈服的那種「不幸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工會會員的數字說明情況並非如此。解僱人員，生產機構分流，以及取得工會會員資格雖然要繳納會費，但在危機場合會員受不到保護，甚至會影響個人前途，這一切使得德國工會聯合會自1991年以來損失了五分之一的會員。單是金屬工業工會就減少了755000名繳納會費者。雖然損失的會員中有一半以上要歸因於德國東部地區工業的衰落，但是在西部地區，也有將近100萬的工會會員退回了他們的會員證。像菲斯曼公司那樣發生敲詐事件，其原因也在於這家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員工參加了工會組織。
自1996年初，德國企業家聯合會又可以利用它們從前的社會夥伴的一個新的弱點，開始了一個接一個的進攻。在聯邦政府的鼓勵下，聯邦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奧拉夫·亨克爾在1996年5月要求在所有部門中廢除基本勞工協定，以減少生病期間的工資額度。一個月後，金屬工業僱主協會主席維爾納·施圖姆菲第一個宣佈應取消罷工權。該協會據稱將來在管理方面只就工資的百分率和年勞動時間進行談判。至於其他問題，如每週勞動時間，休假津貼或生病期間補助津貼等，統統由企業委員會負責處理。協會還想取消工會組織罷工以實現在本行業中提出的要求的權利，因為「罷工已不再合乎時宜」，而招致罷工的「企業只會損失市場份額」。至於施圖姆菲的進攻已違反了憲法所保障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是他顯然沒有意識到的。此外，亨克爾、施圖姆菲和他們的協會同仁們還拒不同意在建築業部門中實行最低工資，儘管這一部門的僱主和工會曾一致要求實行這種辦法。考慮到德國實行的是自主工資制，有些相關的聯邦法律只有在僱主們同意的條件下才能生效。由於上述拒絕態度，企業代表們不得不眼看德國建築工業陷入戰後最大的破產浪潮之中，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對抗外國供貨者的無視工資的傾銷政策。有將近六千家德國公司破產，30萬個工作崗位被撤消，這就是德國建築業中心協會提供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