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特斯同他的工人開戰這件事轟動一時，但事情並非就此結束。履帶拖拉機製造公司野蠻地強加於人的東西，在美國的大多數其他大企業裡也照此辦理，當然方法更巧妙。自從日本以及歐洲的競爭者湧入美國高價消費品市場，例如汽車和電子消遣品市場以來，美國經濟也今非昔比。為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各公司只剩下一條戰略還可以採取，這就是推行合理化進程和降低工資。「經營規模小型化」、「生產外移化」和「生產改組化」，這就是立即可用來同美國工人相抗衡的手段。其結果看來是必然要作出犧牲。自從大入侵後過了十年，美國現在有了「世界上最具生產效率的經濟」。美國經濟雜誌《商業週刊》在1995年秋天曾下此斷語。美國政府對此也欣喜若狂。1996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前舉行的爭取連任總統的選民集會上揮著拳頭說，今日美國經濟運行之「良好，是30年來從未見過的」。他強調指出，當時新工作崗位的提供遠多於失業數，單是在他在職期間，據說就新增加將近1000萬個就業機會，平均每月增加21萬個。失業率為5．3％，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其他成員國都低。
確實，美國又處於領先地位。但是，美國公民要為此付出痛苦的代價。因為世界上生產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經濟中最大的低工資國家。美國的「環境優勢」——這是德國人的習慣說法——今天不再歸結為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卓越的科學家，而只在於廉價的勞動力。半數以上的居民在強制的競爭中陷入一場新的美國式的惡夢：處境不斷下降，望不到盡頭。在1995年，在全體男性職工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一個工作小時的實際收入比1973年減少七個百分點。這表明，20年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實際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當年，黃金時期60年代的總統約翰·肯尼迪曾用一個簡單的公式描述預期的不斷增長的大眾福利：「水漲船自高。」但是，到了裡根時代，自由化和非調控化浪潮造成了一種經濟形式，使得對國民經濟的上述比喻不再適用。固然，在1973年至1974年之間，美國人均社會總產值實際增長了整整三分之一，但與此同時，所有就業者（管理人員除外），也就是勞動人口中將近四分之三的人的平均工資總額下降了19個百分點，也就是下降到每週258美元或相當於380馬克。而且，這還僅僅是統計上的平均值。對於收入金字塔中占三分之一的底層來說，工資的縮減更具戲劇性：在居民中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所得工資額甚至比20年前減少了25個百分點。
儘管如此，美國社會同以前相比整個說來並未變得更窮些。美國公民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擁有這麼多的財富和收入，只不過全部增長按統計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層的五分之一的人或大約200萬個家庭受益。甚至在這一階層的內部，收入的分配又進一步兩極分化。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1980年以來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層的一萬戶」，即百萬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擁有美國全部私有財產中的三分之一。顯然，美國經濟的這種徹底的變化，對大公司的高層經理人也是有利的：他們的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來平均又淨增了66Oh。在1980年，他們的收入大約就相當於他們的普通員工的40倍。今天，這一比例已達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費品鉅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腦安東尼，奧雷裡的高額收入，此人每年收入規皿萬美元，或每小時平均掙得近4萬美元。
大部分上層人物過去和現在所以受到犒賞，是因為他們利用種種手段使勞動開支降了下來。生產服裝、鞋子、玩具和電氣設備的低技術工業部門所採取的辦法是再簡單不過了。這些部門的大部分生產已從「天賦之國」中消失。製造商變成了進口商，他們或者從亞洲購進貨物，或者自己在國外設廠生產。世界市場的龍頭企業如運動鞋生產廠家耐克公司或兒童玩具巨頭馬爾特耳公司如今已不再自行經營生產。它們只是同生產廠家訂立生產合同，而且這種廠家不斷變換，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波蘭、墨西哥的廠家，甚至還有美國的廠家，就是說，誰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誰訂貨。僅僅在墨西哥，美國各公司就招雇了近100萬工人，而支付的只是飢餓工資，每天還不到五美元。那裡根本不存在社會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等等根本不為人所知。首先，對所謂「藍領」工人，即那些沒有技術的人和大宗生產廠家的流水線上的工人來說，情況是如此。據政治上中立的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位經濟學家約瑟夫·懷特回憶，在80年代，「沒有一個工會幹部在談判桌上不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如果你們的會員提出過高的要求，那麼他所幹的活就會轉移到墨西哥」。
儘管如此，美國的各家公司已不想再同工會打什麼交道。總經理們已把他們的戰略推行到所有的部門，通過這種戰略，他們可以防止自己的職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正是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本人發出了起跑信號，1980年他斷然宣佈，所有工會會員都要置於國家嚴格的安全監控之下。隨後，政府和國會多次放寬勞動法，使得公司首腦和經理們可以以激進方式處理勞工事宜，而這是戰後期間還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經濟學家萊斯特·瑟洛夫寫道：人們完全可以說，美國的「資本家向他們的工人們宣佈了一場階級戰爭，並且他們戰勝了他們的工人』。
使管理和生產的某些局部領域再分離出去，是公司領導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諸如在工資會計部門、計算機和建築機械維修部門以及稅款結算部門中工作的無數職工，紛紛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們被告知，他們的工作將由一個下屬機構接管。稍晚些時候，這類部門的工作人員又有許多人發現，他們只有接受無比低的薪金，不領取醫療保險金和養老保險金和幾乎普遍允諾不在工作單位組織工會的條件下才會受雇。
另一個受歡迎的辦法是把受僱人員變為獨立工作者。上百萬昔日的僱員現在以計算機專家、市場調研家或導購人員的身份完成著他們從前的工作。不過他們領取報酬是一事一結，或者按合同辦事，並且是有需要才受雇，市場風險則自行承擔。像這種表面獨立的人員一樣，臨時工和租賃工的數字也急劇擴大了。隨機生產是一種訂貨生產，它無須建立頗費錢的貯備倉庫；在開展這種生產的同時，老闆們還發明了一種隨機工人，他們隨叫隨到，從而這種人簡稱為臨時工。美國公民中有500萬以上的人就是這樣非自願地在這種毫無保障的勞動狀態下養活自己，有些人同時為兩個或三個公司幹活。可見，經理們有時是在本公司內部，有時是在公司外部擁有一批不費分文的機動力量以供支配，他們視市場景況隨時利用這一力量。所以，美國今天最大的私人僱主已經不再是通用汽車公司、電話電報公司或IBM公司。臨時工公司——勞力公司無可爭辯地在雇工統計中佔居首位。
這一轉變幾乎已席捲了整個勞工界。在1979年至1995年間，有4300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其中多數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們當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滿足於低得多的報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條件。從前的大企業有所收縮，勞動劃分為許多空間上和法律上完全分立的單位。隨著勞動組織的細分化，工會的組織基礎也瓦解了，例如履帶拖拉機製造公司就是如此。在1980年，全體員工中有20％是某一工會的會員，而今天這一數字為10％，就是說減少了一半。單是全美汽車、飛機和農業機械工人聯合會就減少了50多萬會員。
可見，在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力量和不受國家監督的情況下，美國經濟逐步貫徹了一條原則：「贏家通通吃殺」。這一原則現在已通行於整個美國社會。這是菲利普·庫克和羅伯特·弗朗克這兩位經濟學家所概括出來的公式，目前大多數公司都照此行事。這樣，一項長期適用的、不言自明的社會契約在事先沒有發出警告的情況下就宣佈廢除。從前，IBM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或其他某個公司倘若業績良好，它們所僱用的員工便同樣受益。這種現象如今不復存在了。據布魯金斯學會的威廉·迪肯斯估算，在80年代初，美國大多數大公司還把它們盈利的大約70％拿出來分配給員工。這些公司付給公司員工的數額，高於勞動市場上各類可比較的工種平均可得到的數額。同時，公司中盈利較好的部門通常會資助盈利較差的部門。整個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並不是每一部分都必然會達到盈利最大化。然而，放鬆調控的金融經濟把這種社會優點變成了經營管理上的一個弱點。華爾街投資銀行的聰明的金融據客們首先發現了這種「無效能」現象，並為80年代的投機者打開了天上樂園的大門。他們心懷叵測地靠信貸收購股份公司，然後化整為零地重新向市場拋售以謀取利益，同時卻免除了一切可能避免的和費用過高的勞動力支出。這種削減雇工戰略隨電影《華爾街》的上演而風靡一時。在這部影片中，毫無人性的金融界據客戈登·格科靠犧牲全體員工把一家航空公司搞垮了。該片為好萊塢增了光，片中描繪的戰略在全世界獲得極大成功。
為了從這種居心不良的招法中逃生，大多數公司首腦立即行動起來著手改革，沒有人可以倖免此難。例如，IBM公司甚至把從前公司自設車隊的司機們改變為獨立業主，並把公司經理的女秘書們的工作內容一分為二。各分部的工作人員一再獲得新的出價，例如IBM公司在法國的分公司的14000名職工在1994年聖誕節前夕也面對了這種出價，他們面臨這樣的抉擇：或者削減工資，或者2000名職工被解職。結果他們自願放棄原薪金的十分之一。在1991年至1995年間，IBM公司把工資開支削減了三分之一，並解除了122000人的工作。同時，管理處對這種削減措施的執行者即五名理事也給予了補償，給他們每人發放了與他們的薪金不掛勾的特殊津貼560萬美元，以獎勵他們的行動。不管是就IBM公司還是其他什麼公司而言，所傳達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有「股東的利益」才是衡量企業成敗的尺度。拿IBM公司來說，無論股票的行市還是紅利，自1995年以來都打破了以往的紀錄。這一情況說明，為什麼那些能獲得正常利潤的企業的職工也隨時要準備好被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