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希爾的國民保障銀行，外公還是個年輕的聖莫尼卡警官時曾在那兒開過一個戶頭，現在叫作加利福利亞實瑪魯銀行。從6O年代以來，它一定已幾經改頭換面了，但是所存這些改變，從裡到外，都並沒有給那個米色磚頭搭起的盒子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可以想像，這個保管庫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這裡時是完全一樣的。即使在改建時你也不能把保管庫移去。我敢打賭，過去三十年來的每一天裡，時間總是「卡嗒」一聲閘在早上八點四十五分。保管員轉著輪盤，一邊嘰咕，用兩隻手把門拉開，門半開著，人們都會對那扇六時厚沉重鐵門感到驚奇。它現在仍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構方式一樣讓人難忘；你知道那種方式的，厚重的花崗石條無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裡面，一切都從來不會有所改變。
一個背著馬尾辮，戴著長長的水晶耳環，沉靜憂鬱的黑人婦女察看了我的簽名後才打開一扇內門。顯得笨拙的門口鑲嵌著黃銅和鉻合金的方格圖案，我們從中穿過走進一個小房間，裡面排著裝著合頁、擦得珵亮的櫃門。我把鑰匙交給她。一隻釘著鐵掌的藍色鞋子踩在一張踏凳上，一隻手伸上去打開了638號保險盒。在她身後是一個指示牌，上面寫著「緊急通風設備」和一行說明。她從踏凳上跨下來，拿著一個長方形盒子，把我領到一間更小的密室裡，裡面有張桌子，門我可以關住。然後她就把我一個人留在這死寂的空氣裡。
我因為一種恐懼和沉痛的感覺而幾乎呆滯了，費了很大的勁才迫使自己把那個狹長的金屬蓋子掀開。
我希望除了一張遺囑，再不要有什麼躺在這冰涼的空盒子裡，但實際上，裡面卻塞滿了各類家庭資料，就像是一個人隨意從餐具櫃裡往外拖曳出來的東西一樣。
這堆東西的最上層，是一張泛黃的剪報，1962年9月12日的《聖莫尼卡晚報》，大字標題寫著「『最自私的賊』懺悔了」。文章講了一個癱瘓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帶到「逃避者」體育場去看一場「激動人心的比賽，」他把他的輪椅放在了體育場頂端的通道上，後來輪椅就失蹤了。在經過廣泛的宣傳之後，沒過幾天，它就出現在聖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還附帶了如下的說明：
我是偷了你的輪椅的那群自私的賊中最自私的一個，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在此作一個說明，是的，我們這樣做原來是想開個玩笑，但是我確實以為這張椅子是沃爾特·奧曼尼的，放在那兒防止緊急情況出現。我現在意識到我們的做法除了滿足我們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麼意義都沒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話，在你的內心能最終原諒我。我想我會從這次損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訓。我真的不是那種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會原諒我這次的胡鬧。對不起。
在文章的旁邊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隻手搭在那架失而復得的輪椅上。剃了平頭、穿著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輕，朝與蓬勃。你能看得見別在皮帶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輪廓，解說詞寫道：
「殘疾人的輪椅」，主人在觀看上周「逃避者」對「巨靈神」的比賽時被盜，聖莫尼卡巡警伊文內特·摩爾根·格營發現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輪椅。
那是一個民風多麼純樸動人的年代啊！這時，聖莫尼卡還只是一個未被開發的熟睡中的海濱小鎮，小偷們尚有仟海意識，很多人會認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現在當地的報紙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銀行的保險箱裡。
在我外祖父的輝煌時刻下面，我發現幾枚銀元，上面已有了錫斑，顯得很破舊，還有被擁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頭像的五十美分紙幣，卻是新嶄嶄的。裡面還有一套1960年起的存款債券，每張面值是100美元，是給我留下的。一張棕黃色的照片，白色的毛邊，是我母親小時候的，被她的父母親摟著。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後遺囑和證明書，指名我作為他的財產受益人，連同他的出生證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證明和社會保障卡，保險單，1955年的；一個小筆記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著「你孩子的病歷」，裡面只有一個我童年時的免疫記錄，是我母親親手寫的；一個便箋簿上記載的是1967年家庭開銷的分類賬，另外，在一個信封裡，是我外祖母的結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針。散落在盒子裡的還有一枚鑲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飾和一串在母親十六歲生日時給她的珍珠細鏈。
我一件件地觸摸這些東西，好一陣子母親似乎又來到了我的身邊，她親手縫製的棉布圍裙，有幾次得到允許可以把我的頭靠在上面，濺滿了黃油和油脂的污漬，母親戴著它為我們做過幾百餐飯，洗過上千次衣——它好像還在散發著那令人寬慰的氣息。我突然記起，她的尼龍長襪，曾聞起來有股丹寧和秋天樹葉的香氣，晾在鑲有橙紅色和黑色瓷磚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臥室她的梳妝台上，她總是把她的戒指耳環放在一個玻璃煙灰缸裡。我的上帝，她用「查耐爾五號」傢俱擦光劑，撒滿了綠胡椒的夾肉麵包。她穿著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墜著小圓紐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著拘謹的褶邊，當她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員時穿的就是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邊，你看見的卻是包裹嚴謹的背帶襯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內側。這些，在這間閉塞的密室裡，逐一地出現在我的記憶裡，帶著愚蠢的衝動。
她每週要工作到週六的中午，經常她和我會乘坐「大西洋幹道快車」，沿途經過在童年人看來還充滿了神秘色彩的站台，從長灘殯儀館穿街過巷到一棟一層樓的牙科樓，然後我便會在一間窄小的後屋——廚房兼實驗室裡呆上三個小時，一面等著她在一台IBM上敲打，應答電話，一面讀超人連環畫，還可以翻出藏在辦公室文件堆裡的圖畫書們《兒童的樂園——「益智遊戲」）。母親冷藏了許多小聽裝的「穆特」蘋果汁，但我愛吃我的美國乳酪三明治和用麥稈吮吸雪泥，沒事兒就翻看那些染滿灰塵的教科書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寫照片。這地方到處飄著乙醇的味道。
這邊結束之後，我們便回到公共汽車上，接著坐往商業區，她先要到電氣公司辦公室付清舊賬，然後是到「布封和希爾斯」進行一長串冗長乏味的採購：配鑰匙，買浴簾和鋁鍋，幾乎每一個小買賣母親都要詢問我的意見，因為她自己從來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內」，當她在那兒閒蕩和痛苦掙扎的時候，我卻在衣服掛架底下度過了最惱人的幾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