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好。我是FBI特別行動處的安娜·格蕾。我們有沒收你的辦公室的授權令。」
醫生用疑惑的眼光看著我。
「我不認識你嗎？我是否曾經見過你，作為一個病人？」
「有可能。我可以進去嗎？」
「不，你不能進去。」
「我有授權令，先生。」
「那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這些辦公室裡的所有東西現在都是美國政府的財產。」
搜查和逮捕通常就是那些壞傢伙們的終點線了，因為意味著你已經收集到足夠的證據可以對他們提請起訴了。他們不喜歡它還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拿走他們的玩物，雖然這些東西他們通常也是從別人那裡奪來的。他們會咆哮會怒吼會抗拒，甚至會撥出槍來，有的則試圖跳逃，或垮掉或哭鬧，但是你一定很少看到一個目標像這天早晨的依貝哈特大夫這樣，始終保持著他的高貴舉止。
「這就是在新聞報道中簡娜·瑪森對我的那些蠻橫指控的結果嗎？」
「我不能討論一件正在進行中的調查案。」
「我想知道，」他平靜地說，「只是我自己對這起荒唐事件的個人感受。」
「也許你應該打電話找你的律師。」
「也許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被捲入新聞媒介圈的中心過。」他拾起電話，但是還沒有撥號就又壓下，因為這時他看見執法員正要衝進診察室裡。
「等一會兒，我有病人要回來。」
但是我已經搶在了他的前面，就像是一位正帶領士兵們發起衝鋒的指揮官。依貝哈特大夫出於自重給我讓出了門廊，他也總算認識到了，這些面目各異的暴徒真的是要侵佔他的世界了，醫學的世界，就像納粹暴徒衝進波蘭偉大的圖書館一樣，並把它們燒成白地，一千年的理性化為灰燼。當依區哈特大夫開始懂得理智並不能保護他和他的領地的時候，恐懼便上升了；他的一生花在了研究骨頭的精緻邏輯上，但是也許是一個小小的愚蠢的行為就足以將它完全抹去。
「在後面有一個上鎖的櫥櫃。」我說。
我們所有的人都進了觀察室，在這裡，我曾經偽裝成一個病人，現在它被聯邦執法人員塞滿了，依貝哈特穿著白色的醫褂，還有兩個驚慌失措的護士。
「可以把鑰匙給我們嗎？」
他點點頭，一個護士上前來把鑰匙遞給我，屋子裡的空氣閉塞悶熱，讓人難以呼吸，我向那把鎖走去，它就像是我自己的一齣戲劇外面的旁觀者，我希望待會兒我被證明是錯的，雖然這樣我便失去了在調查局裡的所有的信任，而簡娜·瑪森將被宣稱為勝者，在那些擱板上將塞滿了麻醉劑——並不是因為我想看到依貝哈特受罪，但是至少所有這些東西的毀滅將是為了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要將這個櫥櫃上鎖呢，先生？」
「我經常要給一些脊椎有病的孩子治療，」阮德爾·依貝哈特舔著嘴唇，好像它們突然間變得乾燥起來，「你知道，淘氣的孩子對什麼東西都是感興趣的。」
櫥門被拉開的時候，屋子裡的沉默讓人有種緊張不安的預感。但是在櫥櫃裡面，竟全是收集的小玩具熊。
「這些都是病人送給我的。過去我都把它們擺放出來，但後來它們就開始逐漸減少了。我擔心一些孩子會感到傷心，因為當他下一次再來到這裡時自己特別愛的熊不在這裡了。」
在眾人面前，我必須對這些玩具作一番檢查，要足夠的嚴肅，好像我真能從裡邊發現什麼證物一樣。但獨自在心裡卻悄悄在想，我應該在門上一頭撞死算了。一定有上百種小巧精緻的形象，它們是由各種你想像得到的材料製成——瓷土、印花布、金屬、絲絨，甚至還有用粉紅色的棉球自己做的玻璃眼睛會動的玩具熊。
我用手電筒照了照櫥櫃內部，看看是否能發現暗格，似乎我已經牢牢地掌握了這裡的局勢。然後我站起來：「我們開始吧。」
當執法員們捆紮起醫學設備和醫療記錄扔進紙板箱裡時，依貝哈特大夫擠出人群朝門廳走去，那邊正傳來「砰砰」的敲擊聲。
他打開前門，吃驚地發現一名鎖匠正在準備換門鎖，另一個傢伙則在往門上釘告示牌，上面寫著：「國家執法財產。」然後，突然地，在他面前出現了一片照相機的海洋，提問一股腦的迸發出來，都是些關於簡娜·瑪森的控訴，從這些辦公室裡配發出去的違禁物，還有驚人的事情是何時發生的等等。
他被弄得暈頭轉向，臉色鐵青。
「我真的沒有這樣做過。」他的眼睛已經濕潤了，睜得更大。
我滿懷同情地抓住他的胳膊，護著他離開，我記起他曾經也把這樣一隻憐憫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我把他領到接待室安靜的角落裡，他頹然倒在桃紅和灰白相間的長椅上，帶著被深深地污辱過後的游離的神情，這時要逃脫羞辱和折磨的唯一途徑就是把身體和心靈都封閉起來。還有一種悲觀絕望的神情，那是我在被強暴過後的女人臉上曾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