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能在「伍爾維什」或者「科內斯」結束那就是我的幸運了。在這兒我想得起來的就是那張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擺滿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灘紀念品，像塑料皮夾子，上面貼著棕櫚樹的彩色畫片；還有海貝殼製作的立像，但是，最讓我渴望得到的——而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是那枚「聖·克裡斯托弗」紀念章，但它被人們保存在一個上了鎖的玻璃匣子裡，因為在南加利福尼亞，每個小孩都想得到這樣一枚紀念章。
我突然有了那種感覺。就像是坐在伍爾維什的午餐櫃檯旁，我一勺勺地舀著蘇打冰淇淋，母親在旁邊要的是肉桂壽司和咖啡，彼此分享著一種罪惡的快樂，因為現在離晚餐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了。我的母親極少縱容我和她自己，也許是因為這種方式將意味著偷竊外公的東西。但是在那些星期六的下午的確提供了一次放縱的機會——我單獨和她在一起，遠離了我的外祖父，對於這點，我現在才意識到，原來是我們那時覺得如此沉悶，驚恐然而快樂的隱密的原因。
因為在公共汽車路線的另一個終點，拎著沉重的購物袋，要經過一座石油鑽塔，它位於住區中央，用蕃籬隔開，油泵一天到晚都在響，然後我們就照例回到了松樹街那幢獨眼紅磚屋。當然我是以一個小孩的眼光來看待它的，因為一株批把樹掩藏了兩個前窗其中的一個，而另一個窗戶看起來就像是透過百葉窗，帶著怨恨往外瞪視的人的一隻眼睛。
外公買房子的時候它還是新的，是這條街唯—一棟磚房。四處緊閉，關起門來完全就像一座地堡，連一塊綠草坪也刈除光了，以保持一致性，除了一根柱子上掛著的黑色郵箱，再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六十年代的新鮮事物之一就是有明亮的黃色裝飾的全電氣的廚房，時間觀念也滲透到了餐桌灶頭，當然那特別涉及到外公的時間：「問問你外公他晚餐想吃什麼……」「外公準備好了我們就開飯……」在那本便箋簿裡的家庭分類賬上我發現，我們佔用了我外祖父簡樸的家中的兩個房間，為此我母親每個月要支付54．67美元的房租。
現在我想念她。我想要那雙佈滿雀斑的手臂抱抱我，我想要我們之間的融合，它不僅被她的死，也被我幼年時期神秘的觀感所打破；我想要它重新修復。但是怎麼能夠？她沒有走近我，相反，我感到她留下的印象又一次晦暗下去，總是被外公所遮蔽。
在她的陰影下的生活怎麼能跟到位於百老匯那幢醒目的藍色玻璃大廈裡的警察總部作一次駭人的、刺激的訪問相比呢？外公會帶著我到繁忙的警局中轉圈，這裡的每個人都誇我聰明伶俐，然後，如果沒有囚犯的話，我們還會到真正的監獄裡去，這裡有一個可怕的鐵鑄的廁所，在外面等他的時候，我看見他的弟兄們出來了，鑽進了他們的警備車，我就一個個地大聲叫出他們的名字，我經常用手指去觸摸門廳裡那枚巨大的銅製警徽，還有一座淺浮雕，一個警察保護著一個男孩和女孩，「永誌不忘」——長灘警官協會，讓我產生一種前青春期孩子的性激動。
外公帶著我去見世面。母親就呆在家裡。外公帶著我到海岸線上去，在激浪中掙扎洗禮，摔倒了就威嚇我站起來再上去，我也記不清到底有多少次我撲倒在海浪中了——她在哪兒？膽怯的、消極的、驚俱的、自賤的，直到那一堆90磅的屍體癱軟在我的眼前，那最後的時刻，她的皮膚完全成了綠顏色，她根本就沒有力氣從醫院的病床上爬起來，她側身躺著，卻沒有面向我，她的手臂竭力想從她早已失去生命力的骸部曲線上抬起來，一個微弱的聲音，我的名字，在我的手指與她乾枯的手指纏繞在一起時從喉嚨裡發了出來，我十四歲。
她仍然沒有徹底離開，仍然……也許我真的對她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我現在捧在手裡的這些又獻，有誰還會像我們這樣保存起來的？那不僅僅是為了在某一天她的女兒能夠找到它，否則為什麼要把一張普通的生日卡裝到一個信封裡，藏在保險盒的最深處？這是她的結婚證書，蓋著拉斯維加斯市的圖章，1964年8月3日，它宣佈在這一天，米桂·桑切斯和格溫·格蕾，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正式成為夫妻。
我盯著它，只有一個願望：那個留著馬尾辮的黑女人，釘著鐵掌的藍色鞋子踏在米色的氈毯上，她把那鐵門關上，把那巨大的黃銅輪盤牢牢旋緊，把我關進它現在我已深有體會的、黑暗的、窒息的地窖中，讓秘密都埋葬在這裡吧，這樣，一切都將不會改變，永遠。
外公沒有來應門，我只好用我的鑰匙。他正坐在陽台外，面對著黃昏的暮日，身後的動靜好像都聽不見，他看上去和平日一樣。他穿著通常的那條棕褐衣便褲和露出脖梗的黃色馬球衫，光的腳顛轉了左右方向，交叉著摞在一張塑料矮几上，他寬厚結實、爬滿皺紋的手——因為年紀的關係，變得潮紅，茸毛聳立——按在胸口，下巴上抬，噴著鼻息。
但是，另一個古老的溫和告誡阻止了我把他喚醒：「老爺爺需要休息。」我回到房間，著手收拾起咖啡杯、玻璃杯放到廚房裡去。在水池底的棕色膠墊上，放著一些發黃的酥酪，旁邊是那根一頭纏著棉紗的木頭洗碟棍，是外公用了好幾年的。我能看見那雙沾滿油膩的手把鹹豬肉和炒雞蛋盛到綠色的三聚酰胺盤子裡，伸出、縮回就像長灘上幾乎沖跨我的海浪一樣有力。我把杯子放在櫥櫃上的時候它們發出叮噹的碰撞聲，然後我便回到了落日底下。
「外公。我來了。醒一醒。」
他睜開眼睛，笑了：「時間的婢女。」
我沒有笑：「為什麼你這麼說呢？」
「你才馴服了那個騷擾簡娜·瑪森的卑劣的醫生吧。」
「差不多。」
「見鬼，新聞裡全講了。我剛剛才在這裡得知。」
他把腳從矮几上放下來，站了起來，我鎮靜地注視著他。
我跟著他，我們穿過滑動玻璃門走進涼爽陰暗的起居室。太陽光斑仍然在我的視野裡飄動。他從電視機頂上拿下一疊報刊雜誌。
「你成了名人。」
但是在他平板的音調裡好像並沒有祝賀我的意思。他捉住了我的眼睛，才把報紙遞給我。在他挺直的鼻子和撲滿風霜的臉頰構成的慷慨大氣的面具底下，是一張帶著嫉妒的不高興的孩子氣的臉。
當然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接近於一個名人的標準。在外公認《洛杉磯時代》、《今日美國》和帕爾姆·斯普潤當地的破報紙上收集的文章裡，我個人從未被提到過。凡涉及FBI的地方都轉彎抹角，重頭戲當然是這起價值百萬的醫療官司，由「電影王后」簡娜·瑪森和她興風作浪的「超級私人經紀人」瑪格達·斯脫克曼對「玩弄明星的矯形醫生」的起訴。所有的傳媒都使用了一幅大圖解，上面是兩個對立的人形，瑪森在一邊，依貝哈特在一邊。她看起來那麼漂亮，那麼脆弱，而他則弓著腰，充滿了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