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當我們討論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關係時，我們經常說到日本與其它國家之間的意識差別。今天，隨著商人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其它文化，原來的意識差別變小了。但是貿易問題仍然存在，因為這些問題已經政治化了，現在不一定是意識上的差別，而是政府體系以及政府運作上的差別造成了麻煩。我把這類問題稱作官僚之間的問題。
日本的官僚系統已經機構化了。它是一個強有力的、一致性的機構，它的一致性很強，以致於一個政策一旦建立就會一直執行下去，而不管是誰來當大臣。在美國，一個新政府上台之後，政府中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要改變工作。這種情況不會在日本發生。所以國際上的商人都開始相互理解時，政府還是落後於時代，還在相互爭執，甚至對一些被作為局中人的商人們看作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能痛下決心。用計算機的時髦語言來說，我們缺乏一個接口來幫助商界和政府在相同的理解程度上對同樣的問題產生共識。
在日本，我們有時認為我們的政府與商界關係比美國的好。當某一種產業衰落了，在它逐步下滑時我們盡力對它進行保護，但是當它真地垮掉了，工人們還是保留下來或者被別人僱用，所以沒有必要保護衰敗的工業和它的工人。有時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日本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例如國有鐵道系統中的人員過多，冗余的職工大約有二萬五千名。其中有幾千名現在為了在別的行業中得到新工作正在受訓，這是一項使這個巨大系統合理化的計劃。成立了幾十個政府部門和委員會來調整、判斷和控制代理行以及不復存在的一些活動。除了大多數國家都要加以保護的農業之外，我們不再保護別的人能夠搞得更好、更加經濟或者更加有效的行業。
在前首相大平正芳去參加一次七國首腦會議之前我與他談過話，我請求他為維護日本的政策說幾句話。他回答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我的英語不太好．．．．．．」我想他對自己的英語水平太謙虛了。他又說：「我還不能自由地表達想說的話，所以我只好採取日本的方式，」其實這就意味著一言不發，或者是間接地、禮貌地以建議的形式提出看法。
我對他開玩笑說：「如果您真地想採取日本的方式，那麼就請穿上全套的傳統服裝。」我告訴他，那樣的話，你才會與眾不同，才會引起更多的關注。人們將會更加傾聽您的意見，他們可能會更加願意來瞭解您這樣一個真正的外國人。這個想法與我認為日本人必須更加國際化的觀點並不矛盾，而是加強了我的觀點。我們通常總是避免被人看見或者避而不談自己的觀點。但是如果就連我們的領導人身穿西服去出席國際會議時也是不懂裝懂，那麼他們就會錯過很多東西。
中曾根首相和他的外交大臣阿倍晉太郎的英語都很好，但是我們的高級政治家中卻很少有人能夠自如地說這種國際化的語言。日本的高級商界人物中也有同樣的問題，儘管第二代領導人更加熟悉國際背景。
我試圖向大平先生和其他人表明，如果你不能按照國際團體的條件加入它，那麼你最好還是顯示出你的不同之處，以便引起別人的注意和認真傾聽。日本向世界打開自己的市場這個願望是認真的，但是我們很難得到足夠的外國公司加入進來在這方面做出努力，因為他們感到投資額可能太大，或者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盈利。我認為外國公司需要更大的刺激。
1972年我成立索尼貿易公司的時候在美國和歐洲的知名出版物上登出了廣告，想找一些產品來銷售，結果我們立即就收到了三千多封質詢信。我們在《時代》雜誌上長達兩頁的廣告中說：「索尼想把美國產品賣給日本．．．．．．日本在美國商人眼裡是陌生的，但它卻是索尼的祖國，我們瞭解它的市場和潛力。」我們現在有一個超過四十家商店的集團，叫作「索尼集市」，專門銷售外國貨，我們還希望銷售更多的外國貨。除此之外，1985年當時的首相要求全體日本人民買更多的外國貨時，我們加入到其它的很多公司的行列中，承諾願意響應這個號召。作為一個具體行動，我們開始將聖迭各工廠生產的索尼單槍三色顯像管運回日本，組裝成索尼電視機後再在日本的市場上銷售。
日本政府在其國際關係中的立場是開放日本市場應成為規章制度，限制進口貨只是這種規章制度的少有例外。當然希望在於盡可能地減少這種例外。但是現實生活中，就連做出這個良好承諾的首相和其他上層政治家也不能完全靠它過日子，因為他們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中的政治家。
舉例來說，就在中曾根首相對外國貨開放日本市場取得顯著的成功時，在農業進口限制(我們可以說它是規章制度中的例外)中還有一種植物，叫作海芋，有時也被叫作「魔鬼的舌頭」，它被用來製作芋粉，日本人把這種配料用於火鍋和很多傳統的煮菜中。日本國內海芋根的主要產地在中部的群馬縣，那裡正好是當今日本兩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首相中曾根和前首相福田糾夫的家鄉選民區，他們對執政黨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當美國人和歐洲人對這些問題變得情緒激昂、失去理智時事情就危險了。現在日本是美國最好的夥伴，日本沒有美國簡直就無法活下去，因為美國是我們最大的市場，也是最大的供應國，它向我們提供原材料、食物、飼料、技術、思想甚至各種時尚。同時日本是美國在海外最大的農產品客戶，在工業、技術和市場方面又是美國最好的合夥人。我們在成千項技術協議中互相合作，包括國防技術，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是歷史上最大的跨越太平洋的雙向物質流動，1984年達到了八百四十億美元。很多美國人不知道我們之間的相互依靠到了什麼程度，事實上美國人在製造業中損失了就業機會並不會使日本或者其它任何國家感到輕鬆。
因為服務行業的工作越來越多，新的、不同類型的製造業開始投入生產，最終日本也會失去大量的製造業中的就業機會，其實我們已經這樣做了，例如在煉鋁業和造船業中。應該有一種辦法使美國和日本的政策相吻合，這樣我們就可以預先看到問題並提前想出如何面對這些問題的辦法。當堅挺的美元造成很大的赤字，並迫使美國的實業家們承認他們正在失去競爭力，必須關閉一些工廠時，可以吸收日本人的美元來幫助抵消赤字(僅1984年一年就是大約四百億美元)，我們發現我們已經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大發脾氣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1985年時主要工業國家的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當時他們試圖對匯率，特別是美元對日元的匯率，加以控制，我認為這正是當今世界貿易的最重要的大問題。但是由於採取的行動太快，結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麻煩。
六十年代初期，世界貿易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美國領導自由世界進入肯尼迪回合貿易談判。這個勇敢的行動使世界避免了成為若干個貿易塊壘的嚴重分裂。世界各國的代表坐在一起，決定大幅度削減貿易關稅壁壘。這個做法加快了所有參與國的增長速度。但是我們中的很多人都認為非關稅壁壘、貿易限制、所謂的自願限制協議、追加罰款以及進口定額(甚至國內稅法)等等仍然在繼續阻止世界貿易，一定要加以取消。當時我們還保護了一些相當健康的企業和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