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很低的經濟水平上，所以發達國家有責任和機會把他們帶入更高的經濟環境中，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總之，發展中國家有權享受先進文明的利益，包括更好的食品、衣服、教育和娛樂，我們這些發達國家沒有對他們提供足夠的幫助。這是短視的行為，因為他們是我們將來的力量，是我們的同盟者，生產合作人和顧客。這使我想起兩個推銷鞋子的人的故事，他們來到一個不發達的國家，一個人向本部發回一封電報，「這裡沒人穿鞋，銷售無望。」另一個的電報卻是「速發批貨，赤腳居民急需鞋子。」我們真是太像第一個推銷員了，我們沒有在這種需求方面幫助第三世界。日本的海外發展援助儘管在增長，但仍然不夠，甚至政府也承認這一點。從廣義上講，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國家集團都做得不夠。
1969年我應邀到國會經濟聯席委員會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小組去發表講話。我的照片登在《商業週刊》的封面上，手裡拿著最新式的索尼微型彩色電視機，我猜想，由於貿易問題的結果，我一定是他們要找的靶子。我談到了在全世界取消非關稅壁壘的需要，談到了幫助不發達國家進入世界經濟生活的主流，這是一個雙向的需求，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將精力僅僅集中在資本的投入上面，例如公路、堤壩、軋鋼廠和國營航空公司等，而是要集中在這些國家的人的資源上，促使這些國家產生爭當第二個日本的願望。
我讀完準備好的講稿之後，希望得到原諒，但是有些國會議員提出了幾個問題。日本的新聞界說憤怒的國會議員對我嚴加盤問，但我卻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其中有一個人問過我索尼公司成立的情況，我回答了他的提問。然後他又以一種頗似律師的口吻說：「我想問你，當你在日本創建索尼公司時我們美國人是否有可能在日本建立一家公司？」我說：「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索尼現在在美國已經建立了一家公司。為什麼不允許美國人進入日本呢？」
對此我給出了一個相當長的答案，但是我想我還是說出了我的觀點。「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在身無分文的日本人眼裡美國是一個龐然大物，」我說。「日本人有一種恐懼情結，擔心龐大的美國自由地侵入日本後在市場上立刻擊敗他們。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只要他們有這種恐懼情結，他們就會對自由化產生牴觸。」
「自由貿易是一種理想，日本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是美國政府發表政治宣言時必須考慮這樣的情況，日本政府採取高度計劃的經濟，有時也會發現自己處境艱難。我個人認為政府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行動遲緩，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貿易自由總有一天要實現。」當時我並沒有想到它竟要花費現在這麼長的時間。
我經常說，強盛的日本經濟是自由世界在太平洋和世界其它地區抵禦共產主義的最有力的武器。遺憾的是美國人在考慮到日本時，在他們培養出的一種「受害者意識」中日本人這種緩慢的做法被視為是不公平的。美國是一個人文主義和充滿情感的國家。美國人喜歡同情弱者。根據某些日本學者的說法，美國新聞界曾對西班牙與小小的古巴達成的條約感到憤慨，他們的努力最終引起舉國上下一致同意對西班牙宣戰。日華戰爭中美國人同情弱者一方的蔣介石(他的妻子風度翩翩，在美國受過教育，能說流利的英語，使得這件事更具有戲劇性。)，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結果導致美國對日宣戰。
我想起老式阿維斯汽車出租廣告中的口號，「我們是亞軍，所以我們更努力，」這正是美國人文主義的極好例證。但美國並不是亞軍，日本才是亞軍，而且情願如此。然而當日本從與俄國對抗的弱者變成在中國的霸主，進而侵犯美國，又遭到慘敗，後來成為世界亞軍，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對日本的態度經歷了很多的變化。甚至亞軍的地位還是太高了，使得某些人不得安寧。在我經常去的國會山上，有一些政治家的情緒大起大落，經常發表一些對他們的政治活動有好處的危言聳聽的演講。我覺得美國的政治中這種花拳繡腿的表演太多了。這些虛飾之詞並沒有事實依據。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我才為我們的關係發展的前景深感憂慮。
1919年美國的國會一時衝動，通過了禁酒法，這條法律禁止了所有的含酒精飲料。現在的常識告訴我們這種做法是愚蠢的，可以肯定當時也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感到這樣做是錯誤的，也許還包括很多國會議員和參議員，但他們都隨了大流。結果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違背了這一條個法律，他們原來連做夢都不會想去幹任何違法的事。禁酒法於1933年被廢止。
這件事告訴我，公眾輿論可以改變美國的政策。如果在美國敵視日本的感情真地佔了上風，就可能出現令大家都後悔莫及的麻煩。一旦這種趨勢走得太遠就很難止步了。事實上美國人總是自以為是，這也是一個複雜的因素。美國不太可能通過一項對日本人的禁令，或者重犯三十年代的錯誤，但日本和美國都應該清楚，感情用事和我們關係中的瑣碎細節都可能導致經濟和政治上的麻煩。
我與美國人打了多年的交道，他們總是急不可耐。在美國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話，「沒時間了！」「現在就做！」「猶豫不決就會輸！」美國就是因為這種急躁情緒而被捲入越南戰爭的。美國的政治家們說，為了世界的和平，美國必須在越南這樣做。他們沒有考慮後果。美國人愛得銘心刻骨，恨得咬牙切齒，美國的很多外國朋友對美國都有這種感覺。
舉中國為例。長期以來美國不願意承認中國的存在，雖然有將近十億人生活在那裡。美國想隔絕中國，因為它不喜歡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美國承認台灣政府，它自認為大陸中國不存在，想以這樣的方式來懲罰北京政府。那時候，如果一個人在度假旅行時在香港買了中國出產的小飾物並且想把它帶回美國的話，那他就會惹出麻煩。在外交上，似乎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並不存在。那時日本也不承認共產黨中國，我們沒有官方的外交關係。但是日本人經常到中國去。很多人來來往往，做生意，相互接觸，傳播新聞。突然有一天美國改變了它的主意。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國去了。事先對誰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鄰近中國的、像日本這樣一貫追隨美國政策的國家。尼克松突然一下承認了十億人民的存在。
在日本，我們仍然是農業文化傳統和哲學的繼承人，這些東西受到自然條件和氣候變化的影響。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不是天生的急脾氣。我們有幾千年的歷史和傳統，所以一個年輕的、即使更加強大的國家，例如美國，把我們當作新手看待時我們會感到不高興。我們有一句諺語，「七十日內，事必有變」，它告訴我們不要反應太快，也不要操之過急。在過於著急和過於遲鈍兩者之間應該有一條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