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非常聰明的日本人曾經說過，如果一隻猴子從樹上掉下來，它可能摔得鼻青臉腫或者十分狼狽，但是它可以站起來，拍掉身上的塵土，仍然不失為一隻猴子。但是如果一個權力極大的政治家在競選中失敗，那麼他就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與別人一樣了。
任何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會自動地變得更加關注國內的情況，因為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必須忠實於他的選民，否則就會丟掉飯碗。所以說從政治的樹上摔下來是一場災難。美國和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要為他們自己的公民(我不想說他們自己的鈔票)著急，這一點都不奇怪。戰後我們的經濟和工業體系比我們預料的成熟得更快，我設想，對於日本方面而言，盡可能地保護其成長的工業是正常的舉措，但是日本正在從保護主義的模式中走出來。
八十年代中期，正當新保護主義的話題迴響在歐洲和美國時，日本加快了開放的步伐，日本原來的政策經常受到這種譴責。六十年代的十年裡，美國的經濟增長了2．5倍，但是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卻增長到四倍。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種步伐已經平衡，現在日本已經達到了目的，儘管還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經濟是健康的，增長速度減慢了，但仍然令人滿意。我們的生產力仍然非常強盛，比大部分其它國家增長得更快。雖然我們慢慢地、越來越多地進入到服務業經濟中，我們的出口量還是與以前一樣多，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至15%。
正如我說過的，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所採取的步驟絕非易事。在我們的議會制度中日本的首相看起來有很大的權力，因為他是執政的自民黨(LDP)的總裁，自民黨從1955年以來一直執掌政權，給我們帶來了政治上的穩定。首相在國際會議中發表聲明，像任何一位好的領導人那樣，他可以與世界上的其他的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他與羅納德．裡根和很多其他人都有著良好的關係，但要真正兌現諾言卻比看上去的要難得多。
在中曾根向裡根總統承諾加快日本市場對外國貨的開放之後，他確實使日本和美國的懷疑者大吃一驚，他在清除官僚和政府其它部門的行動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提出了開放市場的進程表，包括降低關稅，結束非關稅壁壘，對外國賣主開放國有企業。因為維持日本國家機器運轉的正是這些官僚，而不是政治領導人，所以這些舉措看起來更加輝煌。交付日本議會的大部分立法都是由這些官僚提出來的，而不是來自自民黨的政治領導人。政治領導人總是忙於權力之爭，所以無暇捲入更加複雜的日常問題，這些問題只好留給能幹的官僚去應付。
我們很幸運有這樣能幹的、懂專業的官僚，他們代表著大學教育的精華。但是從我的觀點來看，這些專業人士都是高級技術貴族，所以他們對自己部門以外的事情就不是那麼精通了，另外，因為這種體系是從內部提拔，所以在上層中決不會有新鮮血液帶來的新思維。
例如稅務人員，他們能夠保證稅務體系正常工作，善於制定規章條例，但是他們不懂生意經，不知道普通人怎樣賺錢過日子，除了相對部門的其他官僚之外，也沒有什麼人從上面來管制他們，結果就產生了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體系，它對一些人過分徵稅，對另一些人又徵稅不足。由於金錢的問題對於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所以在日本進行稅制改革與在其它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裡都是同樣地或者更加困難。
1964年當我回國處理先父的固定資產時，我才在這方面學到了不少的東西。稅金評估員來對每一件東西估價，包括古董和藝術品。從他的評估中我知道了，如果你有一座優雅的日本式花園，裡面種了很好的樹木或者有形狀別緻、配置成趣的岩石，那麼這些東西都要算作高價的藝術品。我甚至要為地上的石頭繳納繼承稅，真是令人難以想像！難怪日本人常說，縱有家產千萬貫，納稅三世一場空。
大多數的日本首相知道到他們的弱點，就像公司的總裁不能控制各個部門一樣，他們要想進行任何大的變動都會遇到很多困難。外國人無法瞭解，在日本的官僚體系中要完成一件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可以變得多麼複雜。大臣由首相任命，一般都是出於為了使黨內某一個派別滿意的政治原因，他們是匆匆過客，而與之共事的官僚卻終生奉獻於維持體系的現狀。所以對於來自上峰的命令通常要反覆思考、仔細分析，甚至爭吵不休，直至任命了新的大臣。直到商界人士對政府的官僚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時才迎來了日本市場的開放，因為我們必須與世界上的公眾意願這個現實相接觸，而且我們每天還要與國際商界人士以及我們的顧客打交道。大部分的官僚與我們的現實並沒有什麼接觸。日本在開放市場方面有了很小的、但很重要的進展，但是由於拖的時間太長，很多美國人產生了進展越來越慢的感覺。
戰後時期最活躍的首相中曾根1985年曾經說過，日本的官僚得到了很好的庇護，他們從英國人和法國人那裡學來的上層傳統又學得太好了。中曾根說，自從他擔任首相之後，他命令很多次官(相當於中國的副部長——譯者)一級的重要官僚到國外去考察，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是第一次出國。他把很多人叫到他的辦公室去，直接談到他對他們的期望，這對於日本首相是很大膽的舉動，因為首相往往只是希望代表、而不是真地領導政府。他鼓勵大臣們提拔有國際思想的人擔任更具影響的工作。在一次演講中，他笑著承認說：「我已經試過好幾個次官了。」就在那次演講中他談到了日本的官僚是具有何等才幹的一類人。
1986年他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並私下對裡根總統許願，一定要盡其所能實施由一流委員會設計的雄心勃勃的計劃，要求對日本的經濟和生活方式進行重大的改變。這個以日本銀行前總裁前川春夫為首的委員會主張國家應該將重點從出口型轉向發展增加內部需求的經濟，這個措施和別的措施一起，將會使已經是債權國的日本變為更大的世界商品進口國。這個主張即使被正式採納，要得到完全實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日本國際主義的商業社團的想法與這個思路越來越吻合。
要想讓官僚做出任何讓步都是很難的。這種制度不願意改革。例如，1985年對國營電話系統進行私有化時，我領導的日本電氣工業協會就遇到了這種阻礙。原有的電話公司簡稱為NTT，是一個國營公司，屬於郵電省(MPT)，郵電省實際上就像它的父母一樣。但是成為私營公司之後，NTT只是MPT控制下的一個調節實體。在新的打破常規的電話系統中，隨著新的技術發揮作用，新的地區網絡和其它通信系統的建立，MPT將通過批准新的設備直接捲入新的技術標準，就像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一樣。所以MPT不得不去瞭解正在開發的新技術。
但是通產省(MITI)卻把工業視為自己的領地。很明顯，正因為如此，交錯的責任界限和官僚管轄區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問題。這種體系不僅僅外國人難以理解，很多日本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在一些與美國人進行的冗長而又艱難的貿易談判中，有時某個省要一直拖到最後一分鐘才達成協議，這使得別的省再也沒有足夠的時間插進來對已經決定的東西進行修改。在長時間的無動於衷之後，外國的談判者就會指責日本人故意拖延。通過對這種策略的理解也許能使每個人都平靜下來，但是這樣一來這個省也就可能向對手攤牌了。
我認為這種事情對於全世界的官僚學生而言並不算什麼稀奇。我的觀點是民主國家的政治，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日本，基本上仍然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