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競爭的想法在自由世界中的很多地方似乎都消失了，這是令人擔憂的。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一些手中握有權力的人相信國有制的公司生產的產品已經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歐洲的體系仍然普遍強調減少競爭、增加利潤。他們熱衷於少數公司的襲斷，以便加以控制。但是這種做法不利於消費者和僱員。
在美國，他們鼓勵人們去冒險，他們可以提供冒險資金，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沒有的事。在日本至今都無法自由地得到冒險資金，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大公司都是水平結構，有辦法為自己的新項目籌資。這對小企業主不利，如同我們在四十年代東京通信工程公司時那樣的做法，他們必須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空缺，再在那方面想出新的辦法。有些人現在正是這樣做的，但是在像我們這樣的高技術產業中，因為需要相當大的投資，所以現在這樣做更加困難了。雖然冒險資金比以前容易搞到手，銀行還是不願意把錢貸給無名小輩。
我們當初用那麼少的錢就開起了公司，真是太幸運了，而且我們還有幸聘請了眾多的知名顧問，他們帶來的潛在投資者提高了我們的商業信用程度。我們真正的資本是我們的知識、創造力和熱情，我相信，這些品質至今仍然很受歡迎。
令人感到高興和震驚的是中國在農業和一些服務性行業中開始理解自由的市場體制，並允許進行一些自由的市場競爭。蘇聯也不時地受到誘惑，想往他們的體制中引進一些資本主義的刺激，但是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對這件事卻非常認真。
1979年，我乘坐我們的獵鷹噴氣機飛往北京去訪問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幫助安排了與鄧的見面。我的訪問原定為「禮節性」的拜訪，與鄧的見面不打算公開。當時中國已經成為我們產品的長期客戶，在北京市中心的長安街王府井路口離北京飯店不遠的地方樹起了巨大的廣告牌，多年來一直為我們的產品做廣告。除了會見政府官員，我還想去看看中國現代化的情況，特別是他們的電子工業。我到上海去，在那裡有機會參觀了一些工廠，與很多人交談，後來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樣。接待我的人聽說了最高領導想見我的消息之後都吃了一驚。
我與鄧小平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小時，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裡我們坐在厚厚的沙發上，大廳的天花板很高，牆上掛著中國壁畫。他對我的公司在很短的時間裡取得的迅速發展提了很多問題，他想聽聽我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和建議。中國人開始找日本人在技術上幫忙。我對他坦誠地指出，新的現代化項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現象。我告訴他說：「您正在浪費大量的寶貴時間和金錢，我想您負擔不起這樣的浪費。」在一個小時內，用了兩名翻譯，我們討論了局勢，他主要讓我發表意見。他不太動聲色，但是就在我們討論時他命令電子工業部門的高級領導人以後與我再進行細談。
七十年代末期，中國人的現代化運動充滿了熱情。他們的官僚和專家到日本、美國和歐洲去考察，購買成套設備和技術，這些設備只有技術工人才會使用，而中國非常缺乏技術工人。他們簽訂合同，建造工廠，但是他們甚至不能為這些工廠提供足夠的電力。更加糟糕的是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堅持要看最先進的自動化設備，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因此他們應該考慮建設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來日本訪問的中國人總是想看日本最自動化的工廠，最新的計算機系統。他們想買的東西很多，但是有些卻受到了明智的拒絕，因為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上他們無法對付那些東西。不久以後，向中國出售機器和成套設備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責有「過量銷售」行為。這不是他們的過失，中國人堅持說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有時相互競爭的部或者部門在重複引進相同的設備時卻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對鄧很坦率。我告訴他，我在上海參觀了一家工廠，發現那裡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動錫焊機，沒有投入運行，因為它焊出的零件質量太差，根本無法使用。人們坐在組裝線旁抽煙和閒聊，沒事可幹，因為合適的零件不能按時交到他們那裡。在現代化的運動中，工程師和經理們沉溺於個人的興趣，所以他們想買機器或者成套設備，但並不去協調整個行業的活動來達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廠，我吃驚地看到一台嶄新的自動化機器正在為焊於電路板上的電線端頭剝除絕緣材。電線端頭剝皮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經濟。那台機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個班剝出的電線可以供全廠用一個月，這樣的機器不能幫助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中國沒有工程管理，在現代化的運動中他們從日本購買現成的設備生產彩色顯像管、集成電路和其它零件，但是卻沒有一個總體規劃來對所有的工廠和設備進行協調。在設計產品時他們沒有充分地考慮當地的條件以及人們現在和將來的需要，而這些都是設計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據。
在這以後政府頒發了允許外國公司與中國國營企業合資辦廠的新法律。在合資法中他們聲稱準備承認私有制，允許向國外匯出「合理」數量的利潤，允許一部分外國人所有制的自由，允許外國人擔任最高管理職務。但是基本的問題是中國人對自由國家中做生意的那一套總是感到不自在，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例如在工資方面，他們單方面決定合資公司中工作的人應該比國營工廠中工作的中國人得到更多。有人告訴我，其理由是合資工廠要求工人比在國營企業中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後者正是以低效率而著稱。我告訴他們，這種工資上的差別是錯誤的，合資公司的工資在剛開始的時候應該與國營公司一樣，只有在效率和生產力有了確切的改善之後才能增加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