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希望把新工廠生產的用於國內市場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去賺取外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不用多說，這是一個基本的錯誤，然而他們對這個想法卻似乎相當認真。我指出，如果他們想為中國大眾製造消費品，那麼這些消費品就必須簡單、實用和便宜。他們必須對產品進行調整以適應當地的條件，例如供電情況。另外，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他們的產品還必須非常結實，既能夠耐受某些地區的炎熱和高濕，又能夠耐受其它地區的乾燥和寒冷。我還說到他們的產品必須易於修理，因為一旦產品銷售分佈廣闊，他們就必須要在地球的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氣力去建立服務網點。這意味著產品必須設計得經久耐用，在離開工廠前還要完美地通過可靠性試驗。如果他們真地想為人民服務，那麼質量管理就至關重要。但是在中國可靠性和經久耐用一直是個問題，產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談。
我最後告訴他們，他們應該知道，這樣結實、簡單的產品在自由世界的發達市場上是絕對沒有競爭力的，那裡的消費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味。我還告訴他們說：「如果你想在電子工業中賺取外匯，只有一條路可走。剛開始的時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礎上為外國公司組裝整機，在產品中加入你們廉價的勞動力。在同一個工廠中不可能既生產國內市場的產品又生產出口的產品。」
我佩服中國人的勇氣和決心。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學會了不少現代工業的知識，但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日本和歐洲的產品現在在中國有限區域的市場上展開競爭。不管是什麼產品，本地貨與進口貨在質量和設計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顯，儘管中國貨已經有所改進，而且我相信還會變得更好。現在已經投產的合資企業正在生產外國人設計的產品，看來有所進展。很多日本和歐洲的公司為他們在中國紡織品貿易方面做的工作感到高興，例如森花江、聖勞倫斯和皮爾。卡丹等公司。1985年中國的紡織品出口額已經達到四十億美元。
但是激勵日本人生產新型的更佳產品以及激勵大部分美國工商業界的競爭因素在當地的市場上還是沒有出現。沒有這種激勵，就很難發展起來。到了八十年代，服務行業中有了一些自由，例如可以合法地開辦自行車修理店或者茶館，這才給了人們一點通過競爭取得進步的意識。眾多的國營企業的控制大權從共產黨鐵腕領導人的手中交還給了職業管理人員，他們對自己從事的行業多少有些知識。也許競爭性正在得以恢復。在一些地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人的幫助下形成了競爭的局面。重慶的一家軍工廠正在組裝雅馬哈的摩托車和摩托艇，另一家競爭對手卻在生產本田的產品，他們在國內長期的競爭竟被帶到了另一個國家。
1979年，由於引入了社會主義的市場機制，中國政府在農業領域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力。農村的發展政策還形成了勞動力向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平穩過渡。但是大型國營企業的現代化進程卻非常艱難，這個方面至今仍然落在後面。
中國之行並不是我第一次在共產黨國家看到工業企業。五年前我妻子和我應邀去過蘇聯。在我們動身去莫斯科之前，有人勸良子和我要帶上瓶裝飲水、毛巾和衛生紙，因為他們聽說蘇聯的條件很艱苦。但是這個提醒一點沒有必要。我們從到達的時候起就一直受到優厚的待遇。在機場上，一輛黑色的蔡卡牌大轎車一直開到飛機旁來迎接我們。甚至免除了移民局和海關的一切手續。他們為良子配了一名女翻譯，為我配了一名男翻譯，另外還配了嚮導和招待人員。他們做得非常友善，似乎一刻也不願意離開我們。
良子說了一次：「我想吃點麵餅。」兩個翻譯相互看了看，感到有點困惑。她的翻譯耐心地說：「麵餅是體力勞動者的食品，您不應該吃這種東西。」但是良子堅持要吃，兩個翻譯商量了半天，又打了許多電話，最後才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那裡有很多工人，正在站著吃麵餅。我們和他們站在一起，享用那種包有肉菜餡的、可口的小麵餅。
接待我們的人叫葉爾曼．吉希尼，當時他是科學技術部委員會的副主席，現在他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席。他是一個友好的、精明的人，能說一口漂亮的英語。我們曾經在舊金山見過面。那次正好是在由董事會和斯坦福研究院主持的會議之後，我在一個聚會上遇到他。我驚訝地看到這個俄國人在一架鋼琴上彈奏爵士樂，他彈得妙極了，在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的氛圍中開展社交，他顯得輕鬆自如。
然而在蘇聯，他只不過顯得比較開朗。他堅持讓我們嘗試他的家鄉菜，一種豐盛的農夫吃的食物。他帶我們去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市郊參觀那裡的工廠，我看到他們在製造收音機和電視顯像管，裝配電視機。我把那裡的東西全都看遍了，卻沒有留下什麼印象。當時的蘇聯在家電技術方面比日本和西方落後八到十年。他們的工具既粗糙又笨拙，生產技術的效率很低。在我眼裡有一點是很明顯的，質量和可靠性差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對工作毫無熱情，而管理者又不知道怎樣才能調動工程師和工人的積極性。甚至蘇聯人也對產品中愚蠢的設計和糟糕的質量加以諷刺，但是我相信從那次訪問之後質量已經有所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