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日本人不再承認特權。雖然我們的一些列車中還有一等車廂，但在我們的飛機上很多年來都沒有一等艙位。這使我想起松下幸之助這位日本電子工業的偉大前輩，他在九十高齡時還和他的幾百名普通職員一起乘坐經濟艙位從其總部所在地大阪飛往東京。沒人對此抱有更多的想法。很少有公司像索尼這樣擁有自己的飛機或者直升飛機，但是這些公司不像其它的一些國家那樣把飛機用於高層負責人變相的私人旅遊，而是只用於公司業務，以提高效率。
日本戰後的成功當然已經使很多人富了起來，但是現在卻沒有像英國或者歐洲大陸上那樣擁有大量財富、佔有土地的家族，在那裡，無論是社會動盪還是政府更替，甚至戰爭，他們的財富似乎都照樣不變。幾年前我訪問了巴黎，在一次聚會上我很讚賞一位可愛的女士佩帶的鑽石項鏈。她的丈夫立即非常慷慨地告訴我那家珠寶商的名字，以便我也請他為良子做一件精緻的製品。我感謝他的好意，但我也告訴他，我買不起這麼貴重的東西。
他瞪大眼睛說：「你很有錢，你一定買得起，我肯定。」
「你和我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我對他說。「是的，我有錢。但你卻是大富豪。所以你可以買這樣的珠寶，而我卻不能。」日本已經沒有往日那樣擁有數不清的財富的大富豪了。剝奪性的繼承稅有助於破壞個人擁有的財產，這就像戰後廢除了貴族身份那樣。今天，對於大多數日本人來說，想發財的念頭似乎太離譜了，在現實中，簡直不可能得到大片土地和控制眾多的公司，而這些正是日本以前一度有過的家族財富的基礎。
戰前，像我們那樣的家庭是很富有的。我們過著與現在的任何日本人都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從小長大的時期，我們的鄰居都是富人，是名古屋最有錢的人。我們擁有網球場，這在土地十分缺乏的日本是一種真正的奢侈，有女傭和管家，還有私人汽車和司機。這些我家都有，包括外國汽車和其它我們想要的一切，而這一切都是由我父親一人開支，他有一筆豐厚的收入。納稅很低，所以沒有人考慮置辦一輛由公司開支的汽車和由公司支付招待費。日本人在茶館裡談生意，茶館每六個月或者一年寄一次帳單來，像我父親那樣的有錢人總是開私人支票付帳，而不使用公司支票。
戰後，新的法律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如果你的收入的85%要作為稅款上繳，那麼你就很難買得起汽車，雇得起司機和支付其它業務開支了。正因為如此，慢慢地人們就習慣於由公司支付這些費用，而不再由公司的經理支付了。
我們家的運氣很好，儘管名古屋遭受了猛烈的轟炸，我們的公司和住房卻沒有被毀壞，幾乎成了唯一的倖免者。但是戰後我們再也沒有女傭和管家了，我母親開始自己動手幹家務活。她說這對她的健康很有好處，我也相信的確如此。我們必須繳納大筆的財產稅，所以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很多家產。我們家的田地幾乎全部都租給了農民，他們種植水稻，並把它賣給盛田家的公司。我們幾乎失去了一切，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心懷感激之情，因為家裡的三個兒子雖然經歷了戰爭，卻都平安無事，況且家裡還可以繼續開公司。然而還是有很大的變化。在戰爭期間我父親不得不騎自行車上班，現在他也不可能得到一輛配有司機的汽車了。今天日本流行著一種說法，「萬貫家財，三世而衰」，這是因為財產繼承稅太高的緣故。
佔領軍司令部編寫新的法律旨在提高工人和僱員的權力，同時也想遏制富人們東山再起。他們的觀點是那些富人，特別是少數涉及軍火工業的大財閥家族以及他們的同類，必須被削弱，因為他們曾經和軍閥合作過。不管怎麼樣，他們肯定認為所有的富人都應該為戰爭負責，當然這是錯誤的。當時很多人都可以看出，財閥認為可以控制軍方，但是最後他們卻成了軍方的俘虜。事與願違，佔領軍司令部的命令反而使日本的工業得以復興。大清洗的一個積極作用就是從管理層中排除了某些身居要職的老朽，雖然同時也失去了一些好人，一群具有新思想的第二、第三梯隊的年青人被推上了領導階層，他們正是參加實際工作的經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個措施幫助很多公司重新獲得了生機，也使得其它人有機會成立新的公司，我們自己和本田汽車公司就是其中的範例，很明顯，原有的老牌大公司不再可能支配一切。甚至在老牌大公司中，大清洗也使一些更加年青有為、訓練有素的人成為高層領導。
當日本的經理和僱員都意識到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需要制定一些長遠的計劃時，就產生了終生僱用的概念。根據法律，要開除僱員是很困難的，也需要花費不少的錢，何況這也沒有什麼不好，一方面工人急切地需要工作，另一方面競爭激烈的企業需要保持忠誠的僱員。儘管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的宣傳，由於失去了階級間的爭論，作為統一民族的日本人可以相互合作來實現他們共同的福利。我經常這樣說，日本的公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社會保險組織。
戰後時代，由於有了新的稅法，公司付給經理們高薪也無濟於事了，因為稅款隨收入急劇上升，很快就會達到最高檔次。公司提供的福利，例如宿舍和交通補貼，可以補償工人的納稅。在日本幾乎沒有聽說過逃稅和漏稅的事。現在一個經理的工資只比剛來的低層見習經理多七到八倍。這意味著日本已經沒有億萬富翁，公司不發巨額的經理獎金，也沒有購股特權，不存在分期收入和經理撤職補償，所以在僱員之間，心理和實際上的差別都比其它國家小一些。對於這種普遍的情況當然會有例外，但我肯定這些例外是很少的。
國家稅務局每年頒布最高收入者名單，並刊登在全國性的報紙上，以便每個人都能看到。1982年稅務局的報導說，只有29，000名日本國民的收入超過了85，000美元。1983年時，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導，一個製造廠的典型的日本工人，妻子未工作，家裡有兩個孩子，他一年的收入只有其美國同行的三分之二。但是可由他支配的收入所佔的比例卻高一些，因為在這個水平上，他納的稅比美國人少。如果日本的工人要賺到這多錢，就需要工作更長的時間，因為他的工資與美國工人相比還是低些。然而在日本，人們並不認為通過努力工作來獲得報酬有什麼不對之處。事實上，1985年的政府調查表明，大部分的日本工人都沒有休完他們享有的全部假期。
我們在辦工業時學到的與人相交之道是這樣的，人們工作並不僅僅是為了賺錢，如果你想激勵他們，金錢不是最有效的工具，你必須把他們帶入一個大家庭，把他們當作受尊敬的家庭成員來看待。當然，在我們這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裡要做到這一點比在其它地方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國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麼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對教育的興趣要追溯到德川幕府的年代，從十七世紀初算起，當時日本已經閉關鎖國了將近三百年。那時的社會完全與外界隔絕，只留下了長崎的一小部分與外國人做生意。儘管很多人幾年前從一部流行的美國電視連續劇《幕府將軍》中看到了當時的日本並不安寧，事實上那個時期，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長治久安的國家。後來我從書中吃驚地讀到，二戰以後的四十年是歐洲有史以來最長的和平時期，而日本從1603年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奪取天下以後，直到1868年大政奉還從而結束德川幕府時代之前，在長達二百五十年的時期之內都沒有發生戰爭，史稱「太平盛世」。我想，從這種背景上來認識日本的這個史實是很有意思的。那時雖然武士都佩劍，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如何使用。
身份等級制度森嚴，每個人都受身份等級的制約。武士的地位最高，而他們自身又分成很多級別，商人處在最低層。要想打破身份等級的約束，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成為藝術家或者學者。當時藝術受到尊崇，例如文學、繪畫、制陶、能劇(日本的一種戲劇——譯者注)、歌舞伎、茶道和書法等。精於日本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非常吃香，一個人只要成了學者，不管他以前出生在哪個家庭裡，是什麼身份等級，其社會地位都可以得以提高。這樣一來，農民或商人出身的人就十分熱衷於教育，因為這是唯一的出人頭地的途徑，也是唯一的改變身份等級的辦法。所有的農民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學校，於是當時開辦了不少的私立學校。
1868年開始實施明治新政時，全國的人口是三千萬，開課的學校已達一萬所。當然每所學校招收的學生很少，從總數上看，並不能與今天的情況相比。現在初中是義務教育，94%的初中畢業生可以上高中，37%的高中畢業生可以上大學。現在我們的人口達到一億二千萬，但是中小學的數量已有四萬五千所，學校的密度與德川幕府和明治時代相同。德川幕府時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也知道教育對於他們的孩子的價值。只要有學校，孩子聰明，他們就會送孩子去上學。
正是因為這種對教育的廣泛興趣，當明治時期開放港口、政府決定引進西方的文化時，民眾中有一股很強的向外部世界學習的熱情。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度時，識字率提高得很快。在日本，一個地方工會的負責人或者工人有時會升任至公司總裁，其原因正是在於教育水平很高。例如馬自達公司的總裁山本健一，剛進公司的時候只是一名工程師，以後從車間領班升到公司首領，那時候公司的名稱還是東洋工業公司。1985年當他們公司決定在美國建廠製造汽車時，他親自與汽車工人聯合工會(UAW)的官員就勞動協議進行商談。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那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多年以前，他曾經是馬自達僱員工會的總幹事，所以他與UAW 的人有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