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日本公司的成功原因中並沒有什麼秘密成分或者隱含公式。沒有一種理論、計劃或者政府的政策可以使得一個公司獲得成功；只有靠人才能做到這一點。對於一個日本的經營者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展與他的僱員之間的關係，在公司中創造一種家庭的感覺，這是一種僱員和經營者共命運的感覺。在日本最成功的公司總是在全體員工中努力創造同舟共濟的關係，這種關係在美國被稱作勞動者與管理者和股東之間的關係。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種簡單的管理系統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別的地方，而我相信，我們已經令人信服地展示出這種系統行之有效。對於其他人而言，採用日本人的系統也許不太可能，因為他們可能太受傳統束縛，或者太膽小。強調人的因素必須是真誠的，而且有時還需要膽略，甚至是很危險的。但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要強調這一點，無論你的條件多麼好，或者多麼成功，也無論你多麼聰明和精於算計，你的公司前途都是掌握在你的僱員手中。用更加戲劇化一點的語言來說，公司的命運實際上是在掌握在最年青的僱員手中。
所以我每年都要親自向新來的大學畢業生發表講話。日本的學年是在三月結束，公司在最後一個學期招收新僱員，所以在學年結束之前學生們就知道了自己的去向。四月份他們開始參加新的工作。我總要把新僱員召集到東京的總部來，舉行一個介紹儀式。今年我看著七百多名年青人急切的面容，對他們發表講話，和以往幾乎四十年來的做法一樣，我告訴他們：
「首先，你們應該瞭解學校與公司的不同。你們上學時要交學費，但是現在卻是公司為你們付學費，當你還在學著做事的時候，你只是公司的一個負擔。」
「其次，在學校裡如果你考試考得好，得了一百分，那是件好事，但如果你交了白卷，你就會得零分。在商業世界裡，你每天都會遇到考試，你得到的不是一百分，而是一千分，或者僅僅只有五十分。在生意場上如果犯下一個錯誤，你不是得零分，而是得負分，而且可以負得沒有限制，這將會給公司帶來極大的危險。」
這樣，新僱員對於商業世界就會有一個直接的、清醒的認識。我還對他們講，我認為瞭解公司和瞭解他們自己都是很重要的。我對新來的僱員最後這樣說：
「我們不是召募士兵，這裡並不是軍隊，所以說你們是自願地選擇了索尼。這是你們的責任，而且一般地說，你們既然參加了這個公司，我們就希望你們在這裡至少干二十到三十年。」
「沒有人能活兩輩子，以後的二十或三十年是你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但只能擁有一次。三十年後當你離開公司或者生命結束的時候，我不希望你會因為在這裡度過的時光而感到後悔。如果那樣，就是一個悲劇。你自己要對自己負責，當然我不想過分地強調這一點。所以我要講，今後的幾個月對你們來說至關重要，因為你將要決定在這裡是否感到幸福。雖然我們僱用了你，但是作為管理者或者第三方是不能使個人感到幸福的，幸福必須由你自己創造。」
一個僱員在一個公司裡幹一輩子這種思想並不是日本的創造。與之相反，它是強加給我們的。對歷史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就可以看到日本的終生僱用制或者至少是長期僱用制度其實是佔領當局制定的勞動法強加在我們頭上的。當時從美國派來了一大批有自由傾向的左翼經濟技術人員，他們的目標是消除日本的軍事化，使它變成民主國家。首要的目標中也包括工業體系遺留下來的基本結構。在戰前的日本，一小幫巨頭集團公司實際上控制了日本的經濟。四家最大的集團公司掌握了全國百分之二十五的已支付資本。家族所有的集團，例如三井、住友、三菱等，每一個都控制著三百多個公司。
由於他們掌握著巨大的經濟實力，這些財閥也掌握著政治權力。他們可以用手中的金錢、選舉人數以及其它所需要的任何東西來支持他們選中的政客。但是事實上一旦財閥支持了由軍人變成的政客後，這些政客就掌握了政府，從而反僕為主。財閥們認為他們雇了一個看門人，其實過了不久，看門人就開始對僱主指手劃腳了。從一定的意義上講，財閥們成了自己所控制的體系的俘虜。
戰爭結束以後，佔領當局聲稱，如果這個國家盤根錯節的公司和龐大的集團組成的財閥體系還繼續存在下去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民主化。十五個財閥集團幾乎立即就根據「集團公司清算法」被解散，他們的固定資產被凍結，最後八十三家集團公司的股份被分散出讓。另外還有四千五百家公司被宣佈為「受限制的公司」。這些公司不允許佔有其它任何公司的股份，他們的職員禁止再為原來集團的任何公司工作。
最近在東京召開的一次有關佔領時期的討論會上，經濟學家愛利諾．哈雷談到了解散財閥計劃中所涉及到的一種狀況，他說：「那個計劃進展得並不順利。我們不瞭解日本的經濟和社會，時常感到為難。但是甚至日本人也不知道財閥集團是如何經營的，因為他們一直嚴守機密。」
斬斷財閥們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的措施是有效的，但也造成了一些反常的問題。例如，受限制的公司就不可能再開設分公司和新的部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豐田汽車公司的經銷部門，也就是豐田汽車銷售公司，成立於1950年，在管理經營上獨立於製造汽車的豐田汽車公司。這兩個公司直到三十五年後的1984年才合二為一。
最富有的家族的財產和權力都被剝奪了，所給與的補償是極其有限的。由於通貨膨脹率的上升，1947年竟高達150%，所以需要加以控制，於是出台了新的銀行法。新的憲法(它至今仍然是日本的憲法)是由佔領軍司令部用英文寫成後再翻譯成日文的，並且很快就被國會批准了。這部憲法使婦女和少數民族獲得了平等的權力，為婚姻法和個人權利奠定了基礎。取消了貴族身份和他們的等級制度。然而也許土地改革才是戰後社會結構變化中最有意義的一個原因。很多以前擁有耕地並僱用佃農的家族都被剝奪了財產，我們家就是其中之一。地主們只能保留他們的房子和樹林佔地。現在日本最有錢的人正是那個時候擁有大量樹林佔地的人，因為這種土地沒有隨著土地改革的進程而貶值。
美國新政下的經濟和社會技術人員也使得我們實際上不可能開除任何人。他們允許成立勞動組織，事實上他們鼓勵這樣做，在戰爭年代，除了幾個政府掌握的全國性公司型工會之外，這些都是禁止的。以前任何工人組織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對財閥公司的忠誠。勞動法的設計者知道會引起共產黨這個麻煩，因為他們現在不再是非法的了，而且肯定會參加勞動組織。美國的勞動問題專家知道這是一種冒險，但是他們認為造成什麼樣的麻煩的關鍵在於日本的民主思想教育。佔領當局的態度表明他們對日本人基本的保守性質有很大的信心。但是結果產生了什麼樣的教育結果呢？
新的勞動法剛一通過，就湧現出二萬五千個工會，共有五百萬日本工人參加了工會。這對於長期受壓制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都是一個大好時機，他們馬上組織起來。許多工會都在日本共產黨(JCP)的控制之下，1946年的五一勞動節他們打著小紅旗、舉著標語牌在皇宮前面遊行。由於一些遊行者試圖衝擊皇宮，所以遊行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騷亂，全國為之震動。他們還要為工人的權利開展罷工，而且為工資也向政府提出了不少的抗議，一時鬧得人心惶惶。當共產黨控制的工會威脅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罷工來要求吉田茂首相下台並增加工資時，首相和佔領軍司令部最後對他們採取了嚴厲的手段。
吉田對共產黨和他們的動機一直有懷疑，他反對日本共產黨的合法化，他在1957年的回憶錄中寫道，「戰爭剛一結束，蘇聯作為盟軍的一員立即就在東京建立了代表處，配備了五百多名訓練有素的宣傳和特工人員，他們引導和指揮日本共產黨的活動，而後者再去教唆工人罷工，煽動朝鮮人暴動，在全國造成各種形式的動亂。」
在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支持下，吉田將一個禁止公務僱員罷工的法案引入國會。這是對共產黨的警告，結果他們撤消了舉行總罷工的威脅。一些新的社會立法，包括社會保險、其它福利和新的勞動法，一直保留下來。
新的法律、對稅收制度的改革以及消除財閥集團，這三項措施在日本第一次造成了一個平等的社會。這也給低收入的人帶來了一個改善生活的機會，甚至今天如果你到日本來，你也看不到世界上其它地方隨處可見的貧困現象。你看到的是一個日本人引以驕傲的、世界上少有的平等社會。
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經常遭受貧窮甚至飢餓。城市和鄉村的貧窮是很普遍的。事實上，社會底層的日本人世世代代以來僅僅只是為了生存下去而苦苦掙扎。今天如果說我們沒有了貧窮，我們同時也失去了以往所說的家族財富。每年首相辦公室都要舉行民意調查，連續十多年來，認為自己已經達到中等水平的人超過了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