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們擴大了在布裡津德的工廠，增加了顯像管車間，我們再次邀請了王子殿下。他說他的日程已經排滿，但是可以讓威爾士公主戴安娜王妃來。當時她正懷著小威廉王子，聽說她要來的消息，我們感到非常激動。因為車間裡有帶壓力的玻璃製品，所以每個參觀者都必須戴上堅硬的頭盔和保護眼鏡。我們還將頭盔和眼鏡都送到倫敦去認可。當王妃來訪時，她戴著頭盔在廠裡走了一圈，頭盔上寫著很大的索尼廠名，而所有的攝影師都把影頭對準了她。我承認這種商業化的打扮有點令人難堪，但是好像沒人在意，至少戴安娜王妃沒在意。她很迷人，溫和，善於合作，而且還很熱情。當然我們事後為此又樹了一塊紀念牌。
我決不是報怨英國皇家對我們公司的進展太感興趣，而是為此感到榮幸，有點受寵若驚。我提起這段經歷是為了指出，一個政府對商業感興趣是自然的、健康的，有助於國家改善其就業環境。然而在美國好像流行著一種思想，政府官員是生意人的敵人，最多是中立的。我很喜歡英國政府那樣的參預。
從很多方面來講，英國人對我都是非常友好的。1982年我到倫敦去接受皇家藝術學會的阿爾伯特獎章，這是對我「在技術以及實業中的創新、管理、工業設計、產業關係、音像系統和增進世界貿易關係等諸方面做出的貢獻」的獎勵。當我意識到阿爾伯特獎曾經頒發給一些世界知名的科學家，例如托馬斯．阿爾凡．愛迪生，瑪麗．居里夫人和路易．巴斯德，我感到自己實難副此盛名。在一種輕鬆的氛圍中，學會還為我的英語水平頒發了一張證書，此舉開創了一個慷慨的記錄。事情是這樣的，在皇家學會頒發阿爾伯特獎章的儀式之後，我做東舉行了一個招待會。在歡迎他們時，我說索尼和我一直都是創新者，我們不僅創造了產品，還創造了新的英語詞彙。為了證明這個論點，我向他們提出了「Walkman」這個品名和我們獨特的公司名稱。大家對我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幾位主管人員寫了一張「高級英語口語榮譽證書」，並把它送給我。
我們與法國公司之間的事卻很難辦。為了撤消與原來在法國的代理商之間的協議，談判花費了幾年的時間，以後我們成立了索尼法國公司。我們的代理商既是財政部長的好友又是一個非常熱衷於打獵的人，他有一架私人飛機。他經常帶著財政部長出遊打獵。當我們想撤消與他的代理協議、建立自己的下屬公司時，財政部沒有給與批准。我們通過律師長期與之斡旋，最後政府很不情願地批准了，但是只能成立一個各佔一半股份的合資公司。我們接受了這個辦法，並選擇了一家銀行——斯維茲銀行，來作為我們的合夥人。後來我們還是得到許可，買下了他們的股份，結束了合夥關係。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在董事會裡讓那家銀行保留了一名代表。
與在法國的艱難歷程相比，我們在德國很容易就建立了一家下屬公司。因為我不願意我們的公司和職員捲入到日本人的圈子裡去，他們主要集中在杜塞爾多夫，所以我們把索尼德國公司建在科隆，通過高速公路到那裡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又保持了足夠的距離，以致職員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只能跟德國人打交道，而不是跟海外的日本人混在一起。我總是強調，我們的人應該集中時間和精力與東道國的人打交道。我們移居美國時我在家裡也是這樣規定的。我們到那裡去是為了瞭解美國和美國人。我告誡過良子，她必須避免與日本人的社團交往，她對日本已經非常瞭解了。雖然回到日本人的社交圈中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堅持公司和家庭必須真正做到國際化。
1971年，我們在巴黎的索尼展示室正式開張，正如我所希望的，它開在香榭麗捨大街上，當時我們已經成立了索尼夏威夷公司、索尼巴拿馬公司和索尼英國公司。我們還在談判成立CBS(哥倫比亞廣播電台)索尼唱片公司並想在日本建立一家新的研究中心。1969年，我應邀成為摩根擔保信託公司國際委員會的成員，這家公司是我們在美國的ADR股份受托人。
雖然我們當時認定在美國開一家工廠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這一步驟要付諸實施卻並不輕鬆。回顧1963年，我剛搬到美國去時，一家日本化學公司決定在美國開辦工廠，我曾與這家公司的總裁進行過一次錄音對話，那次談話後來在東京發表在一家有影響的雜誌《文藝春秋》上。在談話中我發表了自己的的觀點，在國外事先沒有建立銷售系統、沒有充分瞭解當地的市場行情就開辦工廠，那只是一種錯誤。我認為必須先瞭解市場，學會怎樣把產品銷售出去，在採取行動之前必須建立信心。一旦有了信心就應該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沒過幾年，那家化學公司感到銷售情況並不滿意，競爭又非常激烈，所以他們還是從美國退了出來。他們當初有點操之過急。
我一直很想在美國生產我們的產品，但是我覺得只有在已經佔有很大的市場、瞭解到怎樣銷售並且可以提供售後服務的情況下才能開始這樣做。這些條件都具備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就地取材中獲得利益。1971年，這個時機來到了。我們的銷售量很大，我們將較大的整機運到美國來。這使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船運的運費是按體積計算的，而電視機中最大的零件是顯像管，顯像管其實是一種玻璃容器，裡面是真空。也就是說為了把「真空」運過太平洋我們付出了大量的金錢，這樣的做法看來太不合理了。
另外，在大市場的當地辦廠還有一個明顯的好處，我們可以隨時根據市場的趨勢來調整生產，使得我們的設計更加容易及時滿足市場的需要。當時我的妹夫巖間和夫很贊成這個想法，他是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住在紐約，他已經找到了好幾個廠址，也包括後來我們在蘭科．伯納多選中的那個座落在聖迭各工業園中的廠址。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是在工廠裡把從日本運來的部件組裝起來，但是到現在，我們只需要從日本發運電子槍和一些特殊的集成電路。為了最大可能地採用美國零件，我們總是盡量地在當地採購，結果我們的產品中使用的美國零件比一些美國名牌電視機的還要多，這些電視機是在中東的美國公司和它們的下屬工廠生產的，然後再運回美國來。具有諷剌意味的是今天的情況是這樣的，幾乎所有的「美國」電視機都有80%的日本零件，而我們的產品卻比他們的更加美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