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意識到手頭的辦公室傢俱和實驗室設備是有價值的，在戰爭的緊缺年代甚至比錢更加有用。我們已經接到命令要把這些東西毀掉。在一些部隊裡，有人把這些財產拿回家，到黑市上變賣。從這些謀取私利的人身上得到啟發，我們與當地最大的卡車運輸公司洽談，我們把用於試驗的蓄電池給他們，他們把我們的人員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車急需配備蓄電池，所以他們樂於交換。我們又加上了一些辦公室的設備、櫃子和辦公桌。逗子的火車站站長也很高興地要了一些舊傢俱，作為交換，他為我們的非軍方人員提供了大部分的直達火車票和行李運輸。
我先將高中學生和年青的婦女送回家。有謠言說，海軍軍官會被定為戰爭罪犯，非軍方人員可能被逮捕。我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邏輯，因為我們幾乎沒有與美國人交戰。但是這種恐懼在混亂的局勢下是很典型的。從安全方面著想，我相信最好還是讓我們的人趕快回家。我們完全不知道美國軍隊會有什麼行為，所有婦女們還是先回家去。戰爭中太缺乏工程人員，我們部隊來了一批理科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們大約只有二十歲。我也想先把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兩個已經無家可歸，因為他們的父母住在朝鮮或是滿洲，現在我不記得了，所以我只好讓他們到我自己的父母身邊去。我交給他們一封給我母親的信，信中說道：「不知道還要在這裡駐留多長時間。甚至有可能被美國人處死。所以請照顧好這兩個孩子。」後來母親來信埋怨我說：「為什麼要在沒有米吃的時候給我們送兩個大肚子漢來？」
在沒接到新的命令以前，很多天我們都沒事幹，只好坐等。所有的姑娘和小伙子都送回家了，再也沒有什麼事情要做的了。我們有一架望遠鏡，可以觀看到那些美國軍艦源源不斷地開進相模灣來，他們準備去東京灣參加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投降文件簽署儀式。彷彿整個美國海軍都湧入了我們面前的這個海灣。我很想離開，最後時機終於來到，我乘第一趟火車趕回家去。這次團聚的人真多，因為我的兩個弟弟幾乎也在同一時間回到家裡中。我們都活下來了，而且沒有受傷，父親和母親都非常高興。我們都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又安全無損地回到家裡。我們也避免了犯下法西斯罪行，而當時不少的日本青年由於被灌輸了忠於天皇和光榮戰死的思想，都幹過一些法西斯暴行。在日本，人們總是談起心理氛圍，這種事情時有發生，它把人們捲入一窩蜂的行動中，好像每個人都呼吸著同樣的一種特殊空氣。戰爭時期，軍方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這種性格，他們總是用自願的方式發起運動，就像在我弟弟他們班上那樣。很多熱血青年在這種氛圍中都自願參加。雖然當年很多神風敢死隊員由於沒能參加最後的拚命而十分沮喪，但後來他們都很慶幸那時失去了機會而留下了性命。戰後，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徵在全國各地巡視，對國民發表演講。他改變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個令人尊敬的父親，日本人開始恢復正常的平靜心情。對於很多人來說，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彷彿遭受了一場巨大的自然災害。
面對新的和平時期反倒覺得不習慣。轟炸機不再來了，但是大部分城市看上去也沒有什麼可轟炸的了。在大阪、名古屋和東京這些城市的市中區只剩下了一些堅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築物。B-29轟炸機群扔下了雨點似的大量燃燒彈，脆弱的、用木料和紙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廠像火絨一樣被燒得一乾二淨。穿過居民區的防火道本來是為了用來限制損失區域，但是在風的作用下餘燼亂飛，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在東京，戰前七百萬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轟炸開始之後還留在城裡。大約四百萬人已經遷到鄉下或者小城市去了。這場災難比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更加嚴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損失是一樣的，所以有些東京人在他們的一生中親眼目睹了這座城市被毀滅了兩次。
戰爭結束以後，城裡只有百分之十的電車在運行。公共汽車也只剩六十輛還可以開，再加上一小部分別的轎車和卡車。液體燃料用完後，這些車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燒焦炭和木柴。疾病漫延，結核率在一些地區高達22%。醫院裡什麼都缺，甚至沒有繃帶、藥棉和消毒劑。商店裡的貨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著一些賣不出去的廢物，像什麼提琴弓和沒有網子的球拍等。一些劇院和電影院還開著門，放映電影，人們沒有事情可幹，也沒有哪裡可去，他們擠到這裡來尋求幾個小時的開心。
盛田家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們在戰爭中沒有死一個人，名古屋的公司辦公室和工廠也沒有受到破壞，甚至我們家房子在轟炸中也沒有遭受大的損失。全家團聚，大家鬆了一口氣之後不久，我們開始議論今後的打算，我是家裡的長子，所以對我的將來特別重視。父親的身體很健康，而且仍在擔負著公司的業務，這樣的情況下其實並不需要我留在盛田公司裡。在戰爭期間，公司繼續營運，生產干粉豆醬和酒精，所以公司的業務從未中斷。我在家時提出過一些建議，對工廠進行改善，但也並不直接需要我留在廠裡。父親身邊有足夠的管理和業務人員。另外，我還只二十四歲，所以每個人都同意，我還有充分的時間等到以後再回到公司裡來。
在家的最初幾個星期裡，我接到了服部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學校裡曾給過我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師。他告訴我，他已經到了東京工業大學物理系，正在幫助創立一個特別的學校，專門招收那些因為戰爭而中斷了學業的理科學生。他現在的問題是缺少教師，他急切地希望我能夠去他那裡當老師。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這樣一來我可以繼續搞物理，還可以到東京去。既然海軍和日本的全部軍事編制都已經廢除了，我希望在那裡可以找到其它的有興趣的工作。父母親都同意我去教書，幸運的是當我還在家時，我試著與井深君保持聯繫，他就是那位一起搞過研究項目的傑出工程師。當時井深在東京開了一家新的實驗室。
戰爭期間的最後幾個月裡我一直與井深保持著聯繫。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越來越難得到我們的工作站來了，因為他已經把他的工廠轉移到長野縣去了，在東京的西北邊，坐火車要幾個小時，當時他在東京的工廠和實驗室周圍還有很多小工廠，正好是轟炸的目標區域。他到我們的逗子實驗室來參加過幾次會議，我也去過長野的蘋果園，他的新工廠就座落在那裡。有一天在長野，我開始與井深談起我們戰後的打算，因為我們兩個人都從短波廣播中意識到戰爭肯定是會失敗的。
井深還有其它的內部消息。他的岳父是前田多門，他是近衛文麻呂殿下的得力股肱。近衛曾多次出任總理大臣，反對軍閥派系，然而他們最後還是在政府中佔了上風，使日本陷入戰爭。前田後來被選為日本戰後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但在半年後的一次清洗中，因與戰時政府有牽連而被迫辭職。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前田在東京的家遭到轟炸後搬到了休養勝地輕井澤，離長野並不遠。井深經常去那裡拜訪他。從與前田的談話中，他瞭解到了很多外交與軍事上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