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間我們的世界發生了變化。天皇在此以前從來沒有直接對他的臣民說過話，現在他出來告訴我們，今後的日子是艱難的。他還說，我們可以「為萬代後世鋪平通往和平之坦途，」為此我們必須「忍耐無法忍耐之痛苦。」他希望日本向前看，他說：「聚集全部之力量貢獻於建設未來。」他還要求國家「保持與世界共同進步」，這是一個挑戰。
我知道我的義務是回到工作站去完成要求我做的事情。雖然大家都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了，但是沒人知道今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我預計將會出現一場大混亂。我可以想像得出回到逗子工作站去的情形，和站裡的一群心神不定的工作人員在一起，不知道該幹什麼是好。他們中的非軍方人員還很年青，其中不少的人還是姑娘。因為我是值班軍官，所以我應該對他們負責，思之再三，看來還是盡早地送他們回家較為妥當。我們不知道是否會出現一個艱難的佔領時期，軍人會受到什麼處罰，會不會把我們都抓起來丟進監獄？
我對母親說：「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必須回去。」我讓她替我準備一點路上吃的東西。她做了很多飯糰子，然後包起來，這樣我就可以把它們裝到我的背包裡。我想，如果汽車和火車都不開了，那麼要返回基地就可能要三天的時間。我認為大部分的地區交通都會停止運行，我必須搭乘便車回去。食物在路上是不好弄到的。我騎著一輛借來的自行車來到七、八公里以外的火車站，由於我是一名軍官，所以很容易就買到一張夜車的車票。我坐在候車室裡等待，以為要等一個通宵，但是出人意外的是火車竟然准點到達，我想這還真是日本人守時的傳統，我原以為上車後很難找到座位，實際上車上的旅客很少。車廂裡打掃得整潔、舒適，我一路順風地回到逗子，返回了工作站。結果準備吃三天的飯團還剩了不少。
我的任務比我想像的要容易一些。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但是當時的日本的確到處都是一片恐懼和混亂，正如我所預料的，一些軍人企圖阻止投降，例如一名叫小野的海軍大佐和一批空軍軍官召集他們的士兵，告訴他們投降就是叛變。那個地區的好幾個空軍部隊威脅要在美國艦隊進入東京灣接受投降時發起自殺攻擊，軍事事務局立即採取了防範措施，命令所有的飛機解除武裝，並將油箱排空。還發生過一些其它的事件，正如我所擔心的那樣，但是，沒有一件釀成我原來預料的那種來自海軍的最後抵抗。多年以後，我們還聽說曾經有人試圖阻止廣播天皇的公告。一些少壯軍官曾計劃佔領皇宮，以此來鼓勵其它軍人加入他們的行動，反對投降。有一小批暴亂者攻擊了首相官邸，鈴木首相稍加思索後，從一個緊急出口逃出了他的私宅。暴亂者想搜查掌璽大臣磯多侯爵，但是他當時安全地躲在皇宮中。有些陸軍和海軍的飛行員甚至駕機從東京地區上空飛過，散發傳單，向市民呼籲抵抗，聲稱天皇的公告是無效的。陸軍的一些軍官以自殺的方式抗議投降，因為從技術上講，儘管軍隊的傷亡慘重，戰爭中陣亡的日本陸、海、空三軍將士不下2，750，000人，但是軍隊還沒有被打垮。直到最後，軍人中的那些狂熱分子也只好在不可迴避的事實面前低頭，去「忍耐無法忍耐之痛苦。」
八月十六日我回到工作站，我的同事驚奇地看著我，特別是那個威脅過我而又被我奚落過的中尉。我想他並不瞭解我。軍官們看來都處在一種茫然不知所措的狀態中。
大量的日本士兵很快就從日本各地的基地趕回家去，火車和汽車越來越擁擠。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理解為什麼要投降。戰場上的大多數日本軍隊還沒有被打垮，稀疏地分佈在亞洲各地。在雷特、依華島、塞班島和沖繩的一連串慘敗，美國對本島的空中優勢以及使用原子武器已足以證明戰爭不可能打贏。廣島投下原子彈以後，蘇聯又對日宣戰，在日本國內引起巨大的恐慌，人們都很擔心這個以前的假想敵人會在我們處於劣勢的時候乘機佔領日本。蘇聯佔領了庫頁島以及北海道北邊的四個島嶼，其中最近的一個在日本本島的視野以內。這些島嶼至今還被佔領著。1972年美國將1945年佔領的沖繩島歸還給日本。
1945年俄國人乘我們的軍事力量相對減小和薄弱的時機，仗著他們的人多勢眾，打進了滿洲，那是我們多年以來用於防禦他們的緩衝區。日本平民和軍人都想從俄國人手裡逃掉，一度出現了混亂的局面，但是最終還是有500，000名日本士兵被抓起來送到西伯利亞和蘇聯其它的地方，關進了集中營。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囚犯，事實上幹著奴隸一樣的苦役，長達十二年之久。在滿洲的大混亂中，很多日本家庭妻離子散。中國人收養了孤兒。在某些情況下，無法逃走的日本父母親可以說服中國人的家庭收養他們的孩子並保護他們。甚至四十年後的今天，有些中國人還認為自己是戰後混亂中離開了父母的日本孩子，他們被帶到日本，在人們的幫助下尋找早已失散的親戚。令人吃驚的是有的人還在繼續尋找他們年邁的父母或者其他親人，有時候他們依據的僅僅是分離前生活中的一點回憶或者是身上的傷疤和明顯印記。當然，隨著歲月的流逝，活著的父母越來越少。有人現在說，天皇做出投降決定造成的恐慌與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一樣，因為人們害怕蘇聯攻入本島或者分裂國家，就像後來他們在德國的所作所為那樣。
對於大多數日本人而言，戰爭的結束是一個很大的解脫，但同時也是民族的悲劇。日本的報紙在佔領初期登載了一些描述佔領者的文章，令人驚奇。例如《讀賣新聞》是這樣描述一批美國海軍航空兵的，「非常隨和，和藹可親；不管是在講話還是在行為中都沒有表現出勝利的驕傲．．．．．．從今以後，日本人在與美國佔領軍接觸時都應該非常注意這種和藹可親的態度。」有些日本人甚至為美國佔領軍的到來舉杯慶賀，但是大多數人看到他們有時還是有點害怕和懷疑。
當時我們還沒有接到命令。我們只好等了幾天，每天除了喝酒，沒有別的事情可幹。接到的第一個命令是讓我們將重要文件燒燬。現在想起來，當初我們過於謹慎了。我燒掉了所有的個人文件，包括全部的報告和試驗數據。我還有幾個私人筆記本的記錄本，也燒了。現在我經常想，這些東西要是留下來該多有意思，當時燒掉真是太愚蠢了。後來又接到一個命令，讓我們保留一些特殊種類的資料，但是太晚了，所有的東西都隨著煙霧一去不復返了。因為誰也不知道美國人會怎樣處置被征服的日本人，所以當時全日本有很多人都把他們的記錄燒了，也不管美國人會不會尋找犯罪的證據或者什麼別的東西。報社燒掉了照片文檔；一些公司毀掉了記錄資料，其實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還有一些人把家裡的重要文件和記錄埋到花園裡。這說明了當時不光是海軍司令部，整個國家都混亂到了什麼地步。我們也接到命令破壞所有的重要機器，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機器，我們甚至連武器也沒有。最後一個命令是授權給我，將工作人員遣散回家。這正是我在等待的命令，但是說得容易做起來卻很困難。缺少車輛來運送普通的工人。這些人的家分散得很廣，搬到離原來的地方很遠的遣散區去了。我必須計劃好，怎樣才能使這些人很快起程。沒有車輛和食品該怎麼辦呢？那位用酒和豆醬換魚的少尉給我出了一個新的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