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深開的那家公司叫作日本測定器公司，他在長野縣的工廠僱用了一千五百名職工，生產一種控制雷達頻率的機械元件。這種裝置必須做每秒一千次的精確振蕩。井深用了一個聰明的辦法，他請了一些對音調非常敏感的學音樂的學生，讓他們對比一個1000Hz的簡單音叉來檢測元件的精確度。我舉這個例子來說明他這個人的新穎性和創造力，這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很想與他一起工作。
但是井深從專業的角度考慮，對留在鄉下生產一些大批量的產品並不滿意。公司的總裁是植村泰二，井深告訴他想搬回東京去，植村勉強答應讓他走，並提出幫他重新開張。井深還有一個朋友，他在東京剩下一家叫「白木屋」的百貨店，地址在日本橋，那裡正是轟炸的中心。由於房子的地下室裡有一個生產真空管的車間，所以也成了轟炸的目標。
那所一無所有的破房子周圍都是垃圾和廢棄物，雖然一度是東京的繁華街區，但當時旁邊的房屋和商店都燒光了，井深從隨他一起去過長野的東京老廠職員中雇了七個人在那裡辦起了東京通信研究所。他們擠在三樓的原來電話接線員的房間裡，後來又利用了七樓的一些地方。井深曾告訴過我，從東京遷走的僱員中其他的人都不願意回來，因為當時東京沒有地方住，也很難找到食物。他們還知道公司的櫃上幾乎一文不名，新公司的前景十分渺茫。
井深的資本全都在他自己的口袋和腦子裡。(他原來的公司生產的電壓表賣了後還賺了一點錢)在那個燒燬的百貨店裡，滿目瘡痍。幾個星期以來，小組的人坐在一起商談，新成立的公司到底應該搞什麼才能賺到錢繼續運行下去？那個時候只有黑市比較興旺，也只有在那裡才能搞到某些元件。原有的幾家主要的電子公司開始重新起步，根本沒有興趣把零件賣給競爭者。井深的打算是想製造一些新的東西，但是首先公司必須建立起一個財政基礎。初期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千奇百怪，例如，有一個組員說，因為東京市中區的大部分已被燒燬，並被夷為平地，所以公司應該去租一塊空地，辦一個小型高爾夫球場。他們推論，人們需要娛樂。當時的電影院總是爆滿，每個人都需要解脫。還有一個人建議，食品業肯定賺錢，也許做甜豆餅是個好辦法。
實際上每個人都為吃飯而操心，所以小組最後決定先搞一個簡單的電飯煲。儘管他們做了不少的樣品，但是一直未能使之更加完美。這種電飯煲是一個簡單的木桶，在底部安上螺旋狀的電極。它借助浸濕的大米的電導形成完整電路，對大米進行加熱。他們的想法是大米煮熟之後就會變干，電導下降，電路自動切斷，主人就可以坐下來吃飯了。但是這種理想的結果並沒能實現。井深和其他的人只好自己來吃這種不是煮糊就是夾生的飯。最後他們放棄了這個項目。他們甚至還想過利用同樣電導原理的麵包烤箱，用濕麵團接通木箱兩邊的金屬電極。但是這種烤箱並沒有真地做出來過。最後各位請出了他們的妻子來幫助生產電熱毯，把電熱絲縫到布裡邊。電熱毯在街市上賣得很俏，總算給公司職員家裡換回了一些急需的現錢。
但是井深搬回東京並不是要進入娛樂或者食品行業，也不是要賣手工製造的電熱毯。他有一個更加深遠的想法。由於戰時對短波收音機嚴加禁止，所以引起了人們對收聽短波節目的強烈興趣。現在這已不再違法，也許這種興趣可以得到滿足了。井深有了一個計劃。因為戰爭時期收音機對於收聽空襲警報和其它消息非常重要，人們對收音機倍加愛惜，但是他們只能收聽中波波段的一般調幅廣播。井深設計了一種短波轉換器，它只需要一個真空管，再加上簡單的電路，裝在一個木盒子裡。這種裝置可以簡單地接到任何一個標準的收音機上，而不需要對原有的收音機加以改造就可以收到短波了。員工們必須到黑市上到處求索才能搞到真空管，有些還非常昂貴，但是這個產品十分走俏，它給東京通信研究所的人們帶來了信心。
前田在日本最大的報社《朝日新聞》中有一個朋友，他叫嘉治隆一，負責撰寫「藍鉛筆」專欄。朝日新聞當時由於缺乏新聞紙，只辦了兩版。但是1945年10月6日的文章卻給了新成立的公司很大的促進：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您家裡如果有一台收音機的話，現在只需要簡單地改裝一下就可以收短波節目了。文部大臣前田多門的乘龍快婿井深先生原來在早稻田大學理工系任教，他最近在日本橋的白木屋商店三樓開辦了東京通信研究所。出於非商業的動機，井深先生打算通過對普通收音機加以改造或者加裝附加裝置來推廣對短波節目的接收。只要您有一台高級的超外差收音機，稍加改進就可以享受短波節目的樂趣了。如果再加上一個小小的附加裝置，還可以收到更高頻率的短波節目呢。
文章後面還預言說，佔領軍當局最終會允許開辦私人廣播，考慮到很多新的電台相繼開播後引起的相互糾纏，對現有收音機的改造就更有意義。文章還建議「使用附加裝置後收聽範圍大為擴大，還可以收到這些新開播的電台。」談到井深其人時，作者這樣寫道：「以前經營軍工廠，現在他想把自己熟悉的技術投入民用。井深先生又成了一名城裡的學者。他表示願意接收任何咨詢，包括如何修理普通收音機。」
嘉治對有些事情搞錯了，井深並沒有搞過軍工業，而且他也不想修理舊收音機。當然如果他的生意不賺錢，那也就別無選擇。井深實在是需要錢給他的僱員開工資。非常幸運在是我於10月6日在該報的名古屋版上讀到了這條新聞，我為老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很高興。我立即給他寫信，告訴他我想在東京與他見面，並為他的新事業竭盡全力給與幫助。他馬上給我回信，邀請我去看他和他的新公司，同時也告訴我，公司非常吃緊，他不得不從自己的口袋裡掏錢來支付工資，目前正在想方設法地籌措資金。
我到東京去接受了教書的工作。東京城西一帶在轟炸中遭到的毀壞比市中區少一些，我在城西的一個朋友家中安頓下來後就連忙趕到日本橋去看井深君。井深的新公司總部在一個破亂不堪的百貨店裡，看上去令人傷心。但是井深的臉上卻熱情洋溢，在沒人知道自己命運的這種時候，他和他的僱員們為有工作可干而感到高興。
因為我知道井深難以支付工資，所以我提出一個想法，我可以一邊教書一邊在他的公司裡幹活。這樣井深就不必付給我太多的錢，我還可以從教書中得到一份工資，雙方都可以過得去。井深和我長時間地交談，商量如何開辦我們自己的公司，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後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46年3月我們最後決定，一旦完成全部細節後，我們就來辦這件事。就這樣，我一邊在大學裡當老師，領取政府的工資，一邊在井深這裡當研究員，計劃成立我們自己的公司。我們兩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們自己的公司之前還有一個微妙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那就是我對我們家所承擔的義務。1946年4月，當時前田先生已經退休，不再擔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還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車趕到小鈴谷村去，他們準備懇求我父親允許我加盟，對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們知道把一個準備繼承家業的長子要過來意味著什麼，所以他們覺得應該當面向我父親表示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