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給我一大堆膠卷。回大學之前我把膠卷裝進了我的背包。以後的幾個月裡，當別人都在度過艱難時光的時候，我卻住在當學生時家裡為我租的公寓中，從淺田教授那裡得到寶貴的指導，每週只需要為我的研究發出一份報告。這是一個機會，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進行我喜歡的、有創意的工作，當然我還可以繼續從淺田教授那裡學到新知識。
四十年後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當年光學實驗室員工的聚會，我在發言中坦白了我當時離去的動機。我說，當時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於我的自私，給實驗室別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向他道歉。大家都鼓掌，我原來的上司站起來，說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說，就在我帶著膠卷和自由離去的那一天，他向他的上司打了報告，那人是一名海軍上將，「將軍聞訊大怒！他狠狠地訓斥了我，並聲稱這樣的事還沒有前例。」訓斥持續了兩個小時，我的上司臨走時接受了一項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帶回來。第二天早晨他去將軍那裡，告知他準備去把我帶回來，將軍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讓他把這件事拋到腦後算了。就這樣，我被允許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來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煩，現在我覺得我應該加倍地賠禮道歉。在這樣的懷舊氣氛中，結果大家開懷大笑。
我從大學畢業以後，自動地成為一名職業海軍軍官，這表示我必須通過實際的海軍訓練，於是我乘船去了濱松的海軍陸戰隊基地，離名古屋不遠。我在那裡接受了四個月的軍官教化和訓練課程。訓練真難，但對我的身體是值得的。
在那個年代，只有像我一樣的理科學生才能暫時免於徵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學學經濟，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徵入海軍，受訓駕駛雙引擎轟炸機。正當我畢業後來到濱松基地時，他去了海軍的豐橋航空基地，離我不遠。他每天訓練時都從我們的軍營上空飛過。他很幸運，被分配到雙引擎夜間轟炸機部隊，這種飛機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而在他畢業之前戰爭就結束了。他的一些同學被分配駕駛戰鬥機，訓練時間短得多，有些人成為執行自殺任務的「神風」飛行員，當然，他們再也回不來了。
我的另一個弟弟正明當時還在中學讀書，軍方鼓勵年青人當志願兵，他們全班同學都報名參軍。日本當時充滿了戰爭狂熱，如果一個年青人不願意當志願兵，那他就會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學決定參加海軍時，他才十四、五歲。我的父母大為震驚，不願意讓他去，但他還是堅持要去。他離開家時，我記得母親流下了傷心的眼淚。我送他上火車，我也哭了。他參加了海軍飛行訓練，幸運的是他還在訓練初期階段時戰爭就結束了。三兄弟經常同時在海軍的飛機上飛行。我們試圖製造一種熱跟蹤武器，為了進行試驗，我經常帶著試驗儀器乘坐夜間飛機，我的同事教我開飛機，當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時間裡，三兄弟同時在空中飛行，母親對我們在戰爭中活下來已不抱希望。幸運的是我們三兄弟居然做到了這一點，而且還沒有受傷。
對美國的戰爭是一個悲劇，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驚，儘管宣傳媒體全都指責西方國家聯合攻擊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時，我還是個孩子，當然不懂那時發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歲時，我們每週都要接受兩個小時的軍事訓練。我們一直受到這樣的教育，蘇聯是潛在的敵人，有可能與蘇聯作戰。我們受的教育中說共產主義是危險的，日本人進入滿洲是為了確保邊境，建立一個保護日本、防止共產主義的緩衝區。
頭腦發熱的極端主義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壯軍官當時在日本國內外製造了幾起嚴重事件，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對前景都非常擔心。1932年，一批極端分子與四十二名少壯軍官攻擊了所謂的「華族」，殺了大藏大臣井上順之助和三井集團的財閥、男爵段田隈。過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們暗殺了總理大臣犬養毅，砸了掌璽大臣的家和一些大集團公司的辦公室。他們還搶了日本銀行和三菱銀行。
這些事件警告了我們這個階層的人們。雖然暴亂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義，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裡這些事件卻像是共產主義陰謀的一部分。1936年發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夥軍人佔領了首相官邸和戰事指揮所，暗殺了首相齋籐，他曾擔任掌璽大臣、負責軍事教育的將軍和大藏大臣等要職。他們打傷了宮內廳長官，所以引起天皇對他們龍顏大怒。最後動用軍隊實施鎮壓，槍斃了十五名軍官和其他一些幫兇。
雖然這次暴亂失敗了，但是很明顯，上層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這次打擊的威脅。國家的經濟狀況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雖然是被導入歧途，但他們也是想喚起人們的同情。在日本有這樣一種傳統，人們同情那些敢於反對強大勢力的人，即使他們的理想和熱情是錯誤的。日本的很多民間英雄都是一些為了達到不可能達到的目的而獻身的人。從三十年代起軍方就加強了對政界的控制，法西斯分子開始主宰國策。在這種氣氛中人們很難出來說話。甚至在議會中也很少有人敢於反對軍國主義者，如果有人出面說過一次反對意見，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機會了。軍國主義者佔了上風。
不管什麼時候父親與他的朋友聚會，他們都會談到時局的危險。他們是商人，他們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開明得多，但他們也無可奈何，在公眾場合只有保持沉默。
學校裡的年青人只知道相信當局的話，那時的新聞是有傾向的。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聽說了攻擊中國城市的傳聞，還有在南京發生的事，我相信父親聽到的比他說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關心這類事情。我知道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正在惡化，但我絕對沒有想到戰爭。
我自己做了一個與收音機相連的鬧鐘，把它設定在每天早晨六點叫醒我。我清楚地記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國還是12月7日，我的鬧鐘自動地打開收音機，我聽到廣播說日本空軍攻擊了珍珠港。我大吃一驚。房間裡的每一個人都被這條消息驚呆了，我記得當時認為這樣做是很危險的。我從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術高人一籌，例如，那時只有在美國才能買到金屬真空管，而在日本我們沒有任何同類產品。我自己就買過美國無線電公司的真空管做過試驗。由於通過電影和汽車、留聲機等產品，還有我叔叔瞭解到美國的技術，所以我認為大錯已經鑄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的幾個星期，報紙上一直在刊登日本軍隊節節勝利的大好消息，我們打沉了兩艘以前認為是不可戰勝的英國主力戰艦，威爾士王子號與雷普爾斯號；日本軍隊還佔領了菲律賓和香港，這一切都發生在12月份；我開始想，我們的實力比我認為的更加強大。戰爭一旦開始，廣大公眾，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為戰爭共同努力之外沒有其它變通的辦法。報紙上連篇累牘登載著美國對我們施加壓力的新聞，諸如歧視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們撤離中國和滿洲，而滿洲正是反對共產主義的緩衝地帶。到處都可聽到這樣的叫囂，赤禍對日本是危險的威脅，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保護我們，使之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