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主義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們強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個學校的校長在背誦《教育敕令》時發生了一點錯誤，就要自殺贖罪。警察和特警四處巡視，只要他們懷疑一個人有一點不忠誠、不順從或者不恭敬，就將其逮捕。當電車經過東京皇居周圍的時候，售票員必須及時通告，每個乘客都要行鞠躬禮。學校的學生要對寫有天皇聖訓的隨身攜帶的神龕鞠躬。這些都是軍方用來控制國家的辦法，像我和我的父母這樣的人也只有順從。對這些做法懷有不滿之心的人其實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來卻很難，也很危險。反抗者被送進特殊的「教化營」中，如果再頑固不化，就會被迫去幹最卑賤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產主義者都被管制起來並關進監獄。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結束後，我得到了中尉軍銜，並奉命返回橫須賀的光學部。根據一個簡短的命令，我被調去幫助監督一個特殊小組，它已經疏散到了鄉下，在那裡研製熱引導武器和夜視瞄準器。我們的基地設在鐮倉南邊的逗子，那是一個小鎮，正對著相模灣。我們的組長是一名大佐，組員中有一些高級軍官，加上兩三名像我自己一樣的中尉和幾名少尉。一位年長的中尉當值勤軍官，相當於總務長，那就是我。如果在艦上，我應該是甲板值勤軍官。我必須處理生活中的所有瑣事，包括為小組提供食品，儘管我擔負著這樣的工作，但是身處鄉間的環境，還是令人心曠神怡。我們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裝飾，還附有一個庭院花園。電影廠常把這裡作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灘上面的懸崖腳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館裡開了一個房間，那個旅館已被海軍租用，作為軍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著海灘從旅館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時美國的B-29轟炸機幾乎每天都要攜帶燃燒彈和高爆炸彈轟炸東京、川崎和橫濱，回來的路上正好從我們那裡經過，但是海灘上有時卻像度假勝地一樣的安寧，看上去有些不協調。
雖然我還年青，但在家裡我已經受過大量的管理訓練，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組人的生活。小組的食品短缺，我們不得不想辦法來進行補充。我手下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少尉，他與逗子的一個魚店老闆交上了朋友，這個老闆經常到海灘上來。作為海軍，我們配給了一點米酒，米酒當時是很緊缺的，於是我們用米酒換取新鮮的魚。但這還是不能滿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個主意。我利用軍郵給家裡發了一封信，讓他們寄一桶醬油和一桶豆醬來，上面註明「供海軍使用」。當時盛田公司正在為陸軍生產脫水豆醬，日本人生產這種東西並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醬湯就行了，公司還為海軍生產一些酒精製品。這樣的貨物看起來沒有什麼奇怪的。這是我做的一件違反規定的事，雖然我明知違反了規定，但是當時我們只有想些辦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為自己辯護。豆醬和醬油運到後，我們把它藏到地下室裡。只要一有魚，我們就用這寶貴的貯藏品交換。用這種辦法，使得小組的人都吃得飽一點，在困難的環境中得到快樂。
我隸屬於一個特別項目組，這個小組由陸軍、海軍和非軍方的研究者組成，工作是開發熱搜尋裝置。為了這個需要大膽而又賦有創造性思維的任務，我們集中智慧迎接挑戰。我們組裡的一位非軍方代表是一個出色的電子工程師，當時他自己開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對我的人生起巨大影響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歲，但是他卻與我結下了忘年交，成為同事，合作者，以及後來創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為這個研製小組的一名成員對於我來說是令人興奮的。雖然我年青氣盛，但是我卻習慣與長者為伍。我們聚會在一起，搞一個超前時代的項目。小組的成員在一起的時間不短，大家彼此非常瞭解，但是對熱搜尋裝置的研究卻沒有什麼進展。美國的響尾蛇導彈就是我們當時想要製造的那種裝置，它直到戰後才問世。那時我只不過是才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但是在開聯席會議時我會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陸軍軍官，他們會在桌子對面傾身問道：「對於這一點海軍是什麼意見？」對這樣的問題我必須盡可能嚴肅地回答：「嗯，先生們，海軍的看法是．．．．．．」在這種時刻我會由衷地感謝父親的訓練。
井深先生對小組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原來在自己的日本測定器公司裡設計出一種大功率放大器，它通過檢測地磁場的擾動可以探測到水下三十米處的潛水艇。這種裝置懸掛在飛機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測到非常微弱的信號並把它的頻率從1至2Hz變到易於察覺的600Hz。我聽說在對這種儀器進行全面試驗時，曾在台灣附近偵察到26艘潛水艇，但是在實戰中為時已晚，當這種儀器準備好了的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飛機來配置這種儀器了。日本喪失了制空權，美國軍隊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們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島嶼，每天的轟炸摧毀了我們的飛機工廠。
隨著的時間的推移，對東京和川崎、橫濱所有的工業、軍事區域的空襲日益頻繁，我們的軍港在三浦半島上，這些被炸區域就在我們的北邊。不管什麼時候發生空襲，我們周圍都會響起警報，雖然我們從來沒有挨過炸，但卻還是要受到驚嚇。在我看來，我們的房子正好在懸崖下面，很難被炸彈炸到，另外，誰會來炸我們呢？我們並不是行動的軍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這不是從軍事上考慮，而是從邏輯上來考慮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於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過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想法。
我把話說得盡量簡單一些：「根據海軍條例，無論什麼時候響起警報時我們都應該起來，穿上軍服，消防泵人員到位。但是我們的位置看起來不可能遭到轟炸，所以以後即使響起警報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歡這個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們說，「如果有炸彈落到這裡我們也無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們都樂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斷。為了向他們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館，非常戲劇性地把儀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樓。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勇敢的行動。我覺得美國人沒有任何理由轟炸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地方。最後，我們在那裡再也沒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與其每次警報都起來，第二天又由於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憊，還不如蒙頭睡大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