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２。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３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闆，加以迫害？於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４：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於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５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６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謚為「文忠」一般。於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只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７——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麼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８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裡，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麼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９，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十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麼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麼孟子孔子了。現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不完）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夜記」這東西，是我於一九二七年起，想將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為一集的，那年就發表了兩篇⑾。到得上海，有感於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題為《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⑿，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黨之類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⒀，我也就借此偷懶，不再寫下去，現在連稿子也不見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個書店⒁去做雜誌的編輯，來托我做點隨隨便便，看起來不大頭痛的文章。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記」，立了這樣的題目。大意是想說，中國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鈔整篇，而須東拉西扯，補綴得看不出縫，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還是等於沒有做，而批評者則謂之好文章或好人。社會上的一切，什麼也沒有進步的病根就在此。當夜沒有做完，睡覺去了。第二天柔石來訪，將寫下來的給他看，他皺皺眉頭，以為說得太嚕囌一點，且怕過佔了篇幅。於是我就約他另譯一篇短文，將這放下了。
現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經一年有餘了，偶然從亂紙裡檢出這稿子來，真不勝其悲痛。我想將全文補完，而終於做不到，剛要下筆，又立刻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所謂「人琴俱亡」⒂者，大約也就是這模樣的罷。現在只將這半篇附錄在這裡，以作柔石的記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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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２常燕生參看本卷第58頁注６。他是《長夜》的經常撰稿人，在該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發表的《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後》中說：「魯迅及其追隨者，都是思想已經落後的人。」又說：「魯迅及其追隨者在此後十年之中自然還應該有他相當的位置。」《長夜》，文藝半月刊，國家主義派分子左舜生等主辦，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創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３指常燕生的《挽狂飆》一文。參看《三閒集·吊與賀》。
４陳源的批評法參看本卷第113頁注８。５「汲汲乎殆哉」語出《孟子·萬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６五色旗參看本卷第58頁注４。
７劉大傑的文章題為《吶喊與彷徨與野草》，刊於《長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說：「魯迅的發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創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變換變換生活，以後恐怕再難有較大的作品罷。我誠懇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開書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國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幾頁空白的地方。」劉大傑（1904∼1977），湖南嶽陽人，文學史家。當時是《長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８《馬氏文通》清代馬建忠著，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有系統的研究漢語語法的書。《文章作法》，夏丐尊、劉薰宇合編，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９「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語見《孟子·梁惠王》，「獨夫」原作「一夫」。
十「中庸」語見《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據宋代朱熹註：「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⑾指收入《三閒集》中的《怎麼寫》和《在鐘樓上》二文。
⑿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十六世紀天主教傳入日本後，迅速傳佈全國。當時統治日本的江戶幕府（1603∼1867）害怕教徒聯合反抗，於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並用酷刑殺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島原的天主教徒起義，幕府曾調動十餘萬軍隊進行鎮壓，殺萬餘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時代的中央軍事獨裁政權。
⒀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創造社主辦的《文化批判》、《創造月刊》上連續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除掉」魯迅的「除掉」！》、《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等文，將魯迅作為「人道主義者」進行了錯誤的批評。
⒁指上海明日書店。這裡所說的雜誌，後來沒有出版。
⒂「人琴俱亡」晉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獻之（字子敬）的故事，見《世說新語·傷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