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虹的到來我自認對我們的生活沒有什麼重大改變，無非是吃了幾次安眠藥而已。而且她的噩夢也愈來愈少了，我們慢慢也可以不用服藥就一覺睡到大天亮。
我把這歸功於我們的友善以及由友善造成的歡樂祥和的生活氛圍。
我不否認我也喜歡有一個年輕的異性生活在我們中間。她來的第二天早晨我走進客廳，見我那些從來都是亂扔著的衣服如今被整齊地掛在衣櫃裡，一堆從使館討要來的舊報紙，幾本從國內帶來的中文書都歸置得齊齊整整，永不擦拭的傢俱如今都放著光，甚至連空氣裡都有一絲淡淡的香味兒。
有女人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我們不需要肌膚相親，那太奢侈了；我們不需要含情脈脈地相互注視，那太幼稚了；我們甚至也從來不講那些隱晦的笑話，那太下流了。只要有她在身旁，我們便樂觀開朗、談笑風生、言語詼諧、機智幽默。汪虹不知道是她開發了我們的智能，還以為我們原本就是既高尚又聰明的男人，於是便常常和我們一起開懷大笑。
「和你們在一起的這幾天，是我一生中笑得最多的時候。」
她鄭重地說。
但是，汪虹的到來極大地改變了余陽的生理——心理是否改變我不好妄斷。首先，余陽變得更勤快、更周到、更細緻小心，這都不是壞事。可他由於天天要同汪虹進行大量的、題目廣泛的談話而頻繁使用溫柔得如同美聲唱法的氣嗓子，對於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又無處可逃的我來說，不啻是一種災難。
我讀過辯證法，懂得福禍相倚的道理：沒有死就沒有生；沒有苦難就沒有幸福；沒有溫柔的氣嗓子就沒有豐滿的汪虹。
既然如此，那就來吧！
馬光發要回國了，走之前來向我們辭行。他聽著余陽在那邊廂呢呢喃喃嘀嘀咕咕地和汪虹說話，便問：
「還有誰？」
我說：「沒有誰呀？」
他又問：「這是誰在說話？」
我說：「是余陽呀，怎麼了？」
他詫異地問：「他怎麼變成這種聲音了？」
我苦笑：「我已經聽慣了。」
馬光發是個粗人，他看了我一會兒，臉上逐漸堆滿了壞笑，低聲說：「是不是你小子想獨佔花魁，夜裡把余陽給閹了？」
我強忍住笑，「滾你的蛋吧，是他自個兒把自個兒給閹了。」
其實，汪虹也非常願意和余陽聊天。
很自然，哪個女性不喜歡一個男人對自己的熨貼、呵護和關愛呢？尤其是向余陽請教有關英語語法的一些問題時，他旁徵博引、循循善誘、舉一反三、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常令汪虹喜不自禁——這個地方真來對了！不僅有不用花錢的房子，不用花錢的三餐，而且還有不用花錢的TXl，不用花錢的英語老師！
她當然要喜不自禁了。
欣喜之餘還有些後怕——為她當初的孟浪後怕。那天她之所以沒有去陳妍家，以至讓余陽輸了個一塌糊塗，是因為在地鐵裡碰到了她在布拉格的小情人。當年她在布拉格與小情人相識相愛，卻又在回國途中莫斯科——北京的國際列車上認識了大情人，同樣又是一番難捨難分。小情人小她三歲，大情人大她十歲。大情人在羅馬尼亞做貿易，三番五次來信來電話邀她去布加勒斯特共同發展。她委實難以決斷——既捨不下小情人的單純可愛，又無法割斷對大情人那種成熟男人的迷戀。最終，她還是在小情人的哭聲中登上了開往布加勒斯特的國際列車。半年後，當她滿身瘡痍一無所有地回到布拉格時，小情人已不知去向。
她萬念俱灰，下決心把自己嫁掉，於是便去了荷比盧德法，然而毫無斬獲。正在她流離失所，提著大包小包準備去兩個素昧平生的男人那裡投宿的時候，卻與音訊皆無的小情人在地鐵裡不期而遇。
能不讓她悲喜交集？
小情人告訴她，自她狠心走了以後，他視布拉格為傷心地，只身前往捷克南部一個美麗小城，在那裡開了一個專賣中國紡織品的小商店。
「你能跟我去嗎？」小情人怯怯地問。
汪虹熱淚盈眶，當即決定前往。
在小城，兩人過了三天昏天黑地的愛情生活。汪虹覺得美極了，所有的煩惱都被她忘得光光的。
但小情人並沒有忘。
第四天，他們因為一件小事發生爭執。小情人生氣了，借題發揮，把汪虹拋下他去布加勒斯特這段永遠的把柄端了出來，痛罵之後讓她立即滾蛋。
於是才有了我們在大馬屁股底下接她的一段事。
她明白，她和小情人的愛情是不會有結果的，因為大家面對的都是嚴峻的生存壓力。如果為了一段明知不會有結果的浪漫而與我們失之交臂，後果也許會是災難性的。
當然，這些都是汪虹在以後的日子裡告訴我的。當時，我們之間的話並不多——哪個女性會喜歡和一個不修邊幅、粗聲大氣、經常惡言惡語的刻薄男人說話？
看著汪虹和余陽一個切菜，一個剝蔥，一個刷鍋，一個洗碗，樂樂呵呵，親親熱熱的樣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詩來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爺不愛！
幾天過去了，她對我們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這裡的「我們」主要應該是我，對余陽，她已經足夠瞭解了。多年以後，我們回憶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說：「和余陽在一起真好。」
無限神往之狀溢於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車要為她開車門，吃飯要為她布菜，所有的活兒都替她做——包括熨褲子。
能不「真好」嗎？
我笑話余陽，余陽一撇嘴，說你懂什麼呀？這叫「真他媽（Getlemg紳士）。」
慢慢地，她也跟我話多起來。她認為我雖然長得凶神惡煞，其實並不可怕；雖然言語刻薄，心地還算好；雖然不像余陽那樣「真他媽」，但是挺仗義。
重要的是：我是老闆。
一天夜裡，已經點多了，一位先生打來電話說要找汪虹。電話就在我床頭，我便躺在被窩裡喊她。
她來了，穿著睡衣，說聲謝謝，便拿起了電話。
談話不夠愉快。
大致可以聽出是對方在向她索債，她不停地解釋，對方仍然不依不饒。最後她煩了，也因為我在旁邊，有點窘。說：「我這不剛從荷蘭回來嘛，這樣吧，我手裡還有些荷蘭盾，明天換了美元一準兒給你。別煩了好不好？這麼晚了，不要打擾人家睡覺。」
扔下了電話。
卻不走，怔怔地站著。
我問：「出什麼事兒啦？」
她搖搖頭。
「欠誰的錢？這麼逼債。」
她遲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便問：「欠他多少錢，我來幫你還吧？」
她吃驚地看著我，慌忙說：「不用不用，謝了，Goodeveig（晚安）。」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著個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領著個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來了。她介紹說這是她姐夫。原來，她把昨天夜裡逼債那主兒給領來了。
那爺們兒一口天津話，嘛嘛的，聽著特煩。
我們吃過飯了，余陽便問汪虹吃了嗎？汪虹那時已經跟余陽熟到一點客氣都不用講的程度了，說沒吃，跑了一下午，要餓死了。
余陽問：「蛋炒飯行嗎？放點國內帶來的臘腸，再弄一個搾菜肉絲湯。」
汪虹說：「好的好的，拜託你快一點。」
余陽說：「快得很，你先給姐夫沏一杯茶——我床頭有鐵觀音。」說罷，紮起圍裙便丁丁當當弄了起來。
余陽平素小氣得很，帶了點四川臘腸，我們都很少吃。那罐兒鐵觀音更是當寶貝似的供在床頭，我從來沒喝過——我也沒見他喝過。這回倒好，全拿出來孝敬姐夫了。
那爺們兒連吃了三大碗，打著臘腸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開，原來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還有獼猴桃。
「來，余陽田力，吃水果。」她說。
余陽興致勃勃地挑了個獼猴桃，一邊剝皮兒一邊問：「發財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剎那，陰雲又佈滿了臉。「到哪兒發財去？我們要分別了——我大姑給我找了個工作，去給一個北京老闆打工，明兒一早就得去。」
「給多少錢呀？」余陽問。
「一千美元一個月，包吃包住。」汪虹說。
「行呀！」余陽兩眼放光，「工資不低呀。」
「我不願意去。」她幽幽地說。
第二天一早，我們開車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區，一座挺大的HOUSE，還有一個挺大的花園。
我在門口停下車，對汪虹說：「有事兒就打電話。」
汪虹說：「那沒事兒呢？」
我笑了，「沒事兒當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見。」她伸出手來。
余陽已經下了車，慇勤地幫她拎著東西，倆人一塊兒走了進去。
回去的路上，余陽一句話也不說了。
汪虹打過幾個電話來，沒事兒，都是閒聊。說她一點也不忙，就是平時接接電話，客戶來了做做翻譯什麼的。
我說那不挺好嗎？
她說好什麼？一點不快樂。
半個月後的一天夜裡，她又打來電話，是余陽接的。兩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頓，英語也用上了，然後余陽說汪虹要找我說話。我接過話筒，汪虹直截了當說想到我這裡工作，工資多少都沒關係。我說為什麼？你那兒多輕鬆。她說老闆太差了，一點文化也沒有，不帶髒字兒不說話，吃喝嫖賭都佔全了，一發脾氣就罵人。
我問余陽怎麼辦？
不用說什麼事兒——他明白著呢。
余陽歎口氣，「那老闆也實實在在是個混蛋，汪虹怎麼能在那兒呆呀？受氣還不受死？你是老闆，你決定吧。」
我想了想，對汪虹說：「來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來，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關係。有這樣一個人物相助，我們在捷克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說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