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虹的大姑中國名字叫汪如珍，50年代的北大高才生。那是一個清澈的時代，新生活剛剛開始，人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雖然去哪兒不知道，但都確信我們走在大路上。就像當時流行的蘇聯歌曲唱的那樣：誰要是能夠為勝利而奮斗，就讓他同我們一起來歌唱；誰要尋找，就能得到。
我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快0歲了。但她神采奕奕，充滿活力。尤其是走起路來，真正是健步如飛，我們都跟不上。從她現在的模樣，不難想象當年是如何的艷絕驚人。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語，由於在歐洲呆久了，讓中國人感到有點傻。她十分關愛同胞，到處扶危濟困，在布拉格華人社會大名鼎鼎，頗有一柱擎天的氣勢。她不止一次地對我回憶起50年代，雖然物是人非，但眷戀依然。那時，她和幾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樣，穿布拉吉和列寧裝，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積極要求進步，因此，她也是共青團員。但是，由於校裡校外來找她的男同學特別多，而且她似乎跟誰都情意綿綿，也經常要在團員大會上深刻檢討自己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
就在這時，她的白馬王子出現了。
白馬王子名叫瓦哈洛，為了便於中國人稱呼，他起了個諧音的中國名字“吳和”。他是中蘇蜜月時期從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派來的留學生之一，專修古代漢語。據說吳和的家族在捷克歷史上就以研究語言而著稱，薪火相傳到這一代。
吳和將近兩米的個頭兒，濃眉大眼高鼻梁，英俊得一塌糊塗。用當今的時尚語來形容，那真是既“帥呆了”又“酷斃了”。
我沒有問汪如珍她是如何與吳和相識的。也許是在周末的舞會上，也許是在黃昏的未名湖畔——這都不重要。以汪如珍的艷絕驚人和吳和的英俊高大，兩人都在各自的第一時間發現了對方，迅速墮入愛河，很快便開始談婚論嫁。
彼時不同於此時，中國姑娘嫁老外的少極了，真如鳳毛麟角一般稀罕。哪兒像如今，各色老外不論窮富黑白老少，只要有意，來中國轉一圈兒就能挎個美人兒歸。而且，就像一位音樂家說的那樣，50年代的流行歌曲都要比如今的流行歌曲高不止一個檔次。同樣，彼時的嫁老外也比此時的嫁老外高不止一個檔次。彼時嫁老外只有一條：愛情。此時的嫁老外有許多許多條——洋房、汽車、財產、國籍……
只少一條：愛情。
而且汪如珍並沒有覺得是嫁老外——夫君姓吳名和，說一口地道的漢語，唐詩宋詞張口就來。除了眼睛和頭發的顏色以外，簡直比中國人還中國人呢。
她也不覺得遠渡重洋是去異國他鄉——不，只是轉移了陣地而已。斗爭的目標、革命的任務都沒有變。每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開始曲都在吼著光未然先生那氣壯山河的歌——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類解放的新時代。看舊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帝國主義反動派妖魔鬼怪，怎禁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別看它紙老虎張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滅把它消滅！山連著山，海連著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聯合起來！聯合起來！
汪如珍先和吳和聯合起來。
她隨同夫君乘國際列車來到了風光旖旎的布拉格，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國籍，隨夫姓更名為瓦哈洛娃，在捷克著名的查理大學教授中文。領一份既不菲薄也不豐厚的薪水，過著平凡寧靜的日子。
很快到來的中蘇交惡雖然致使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嚴重分裂，卻絲毫沒有影響這對異國夫妻的安定生活──愛情遠比政治堅強。他們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瓦哈洛娃兢兢業業地教書授課，夫君則一本接一本地翻譯《詩經》《史記》。
生活並不很寬裕，但安靜祥和，波瀾不驚。
我為瓦哈洛娃慶幸，慶幸她在50年代中期便離開了祖國。她因此而幸運地躲過了隨即便紛至沓來的一場又一場殘酷的政治運動——反右派、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至人間浩劫──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以她復雜的社會關系，以她浪漫的生活方式，以她的言談舉止特立獨行以及美貌，任何一次政治運動都不會放過她。有一次我們閒聊，我對她說，如果你在國內，你至少會擁有以下幾頂帽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修正主義分子”以及“破鞋”。
她不懂為什麼要稱為“帽子”，我解釋說這是你離開祖國後漢語裡的許多新詞匯之一，也可以當“榮譽稱號”講。你若連這個詞兒都不懂，那你就更無法理解後來的“火燒”和“油炸”了。
她感慨地說漢語發展得真快。
我驕傲地說當然。
我細細地為她講解這些“榮譽稱號”的含義，她認真地聽。待我講解完最後一個“榮譽稱號”後，她竟開懷大笑，然後說：“可惜我不在國內。”
好像當個“破鞋”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
她問我：“假如我在國內，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呢？”
我說：“如果你有頑強的生命力，如果你徹底拋棄了人格和自尊，就是說你不要臉了，你有可能活下來。這時，有兩種生活方式在等著你。
“一種是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一點一點地把你心底的良知泯滅，因為你見過了太多太多朋友之間、同志之間甚至夫妻之間的出賣、陷害、誣告和落井下石。你會覺得人與人的關系實際上還不如狼與狼的關系。你會變得敏感、警覺、冷酷和殘忍。你有可能向上級揭發平素與你交往密切的一位同事漫不經心的一句反動言論，也有可能用一個小本子把全辦公室的人的言談話語都記下來，包括時間、地點和證人。因為你同樣見過太多太多這樣的人被稱為‘好同志’‘好黨員’‘好干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你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當然也沒有人信賴你。你在孤獨和寂寞中度過一生。”
“太恐怖了！”她說。“不是還有第二種生活方式嗎？說說看。”
“第二種生活方式是專門為老實人設計的，你是老實人嗎？”
她想了想，“應該是。”
“那好。在經過千百次的批判斗爭之後，由於你是個老實人，你在靈魂深處便爆發了革命。這樣，你就從內心認識到了你的問題的嚴重性。比如你愛吃細糧不愛吃粗糧──你懂得什麼是細糧什麼是粗糧嗎？我知道你也不懂。革命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漢語。細糧就是大米白面，粗糧就是玉米面、高粱面、紅薯面以及其它一些姑且可以稱做面的東西。過去你認為是小事，不就嘴有點饞嘛？現在你明白了，細糧是資產階級的食物，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的誘餌。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經驗，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你要做修正主義分子，好，吃細糧吧，這是蛻化變質的第一步。而你要革命，就必須吃粗糧。只有永遠吃粗糧，才會成為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你以前認為大糞是臭的，只要有掏糞車駛過你就捂著鼻子跑。現在你明白了，說大糞臭是資產階級在混淆是非、在顛倒黑白、在指鹿為馬、在睜著眼睛說胡話。只有無產階級才能認識真理，因為真理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認為大糞真香呵！現在每當有掏糞車駛過你就跟著跑，一邊跑一邊張大嘴拼命呼吸，恨不能把一車大糞所產生的芳香之氣全部吸到你的肺裡。
“你的皮膚又白又嫩，吹彈得破。過去你以為這是美，一到夏天就盡量把胳膊露出來、把脖子露出來、把小腿露出來，招搖過市。現在你明白了，皮膚白嫩不但不是美，而且是丑。女工人、女農民、女干部、女軍人有這樣的皮膚嗎？沒有，根本沒有！你從此不再抹兩毛錢一盒的萬紫千紅牌雪花膏，冬天你不戴口罩，夏天你不用遮陽傘，你從心裡希望皮膚快點粗糙起來——那該多美呀！
“你的**十分脫離群眾，也不合國情——過大過挺。可你以前竟以此來傲視群倫，以為這才是女性美。現在你明白了，**不屬於工人階級！只有那些窮奢極欲的資本家才會去欣賞女人的**；也只有甘願充當資本家玩物的女人才會有一對又高又挺的**。再看銀幕上、舞台上那些引領著一代風騷的女烈士、女英雄、女模范——江姐、趙一曼、方海珍、江水英，她們創造了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業績，胸前不也只是兩粒扁平疣嗎？於是你用繃帶一層一層的把胸脯裹緊，雖然憋的連呼吸都困難，但你心裡是快樂的。
“你會背誦毛澤東詩詞，經常抑揚頓挫的高吟‘不須放屁’！你會背誦毛主席語錄，‘閒時吃稀，忙時吃干，平時半干半稀’。你經常去農村‘三同’，‘三同’你更不懂了——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惹了一身虱子——一種養在人身上的可愛小生物，老一代革命家稱它為‘光榮蟲’。你認真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你做了這樣多的努力，但黨組織和革命群眾認為你還差得很遠。為了徹底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你索性把自己嫁給了一個五大三粗的工人或者是一個終身沒有洗過澡的貧農做老婆。聞著他們身上豐富的汗臭，你會幸福地認為自己又朝著共產主義邁進了一步。你認真學習‘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到處宣講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你興奮地站在50萬人的隊伍裡歡迎阿爾巴尼亞戰友的到來，高呼‘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你為‘九大’確立林彪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歡呼雀躍，說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了。你為‘十大’宣布林彪為頭號壞蛋和賣國賊歡呼雀躍，說幸虧老人家明察秋毫粉碎了帝修反的罪惡陰謀。你為宣布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並永遠開除出黨歡呼雀躍，說排除了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你為宣布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決定歡呼雀躍，說劉少奇為中國革命立下了豐功偉績。你老了，蜷縮在蝸居。你不願上街，滿街的小女人不再滿足於露脖子、露胳膊、露小腿，她們肆無忌憚地露著背、露著臍、露著大腿。到處是美容院，為你美白皮膚、為你漂紅乳暈、為你緊縮**甚至為你再造**膜。你不想讀報，離經叛道的文章滿版皆是，而角落和中縫又全部是廣告，宣布可以五分鍾隆胸和一針治愈性病。你不敢看電視，冷不防就會有一個嬌媚的女子抱著一個美男出現在煽情電視劇的縫隙裡，坦蕩地說‘匯仁腎寶他好我也好’。你心跳有時快有時慢，血壓有時高有時低，你形容枯槁，你滿眼茫然。”
“這是個沒有思想的傻瓜，我不同，我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呢？”她問。
“你原來要有思想的生活，早說呀！我給你舉兩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做例子。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的叫遇羅克，北京人；女的叫張志新，東北人。張志新可真漂亮，東方美人。他們愛讀書愛思考，結果……”
我講述了這兩位思想家的悲慘結局。
她忍受不了這種恐怖，急忙說：“這三種生活方式我都不要，你們也不能強加給我，因為我出國了，甚至入了捷克籍。我也不叫汪如珍，我是瓦哈洛娃。”
我一笑，“你害怕了？”
如果沒有98年蘇軍侵捷、扼殺布拉格之春這件事的話，瓦哈洛娃的一生可以說是無可挑剔的。
古羅馬喜劇作家泰倫底烏斯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無不具有。”馬克思極為喜歡這句話，回答女兒的提問時，把它列入自己最喜愛的格言之列。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馬克思這段著名的答女兒問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這句話指出，不管人達到怎樣高的理性發展階段，不管他是怎樣傑出的人，他仍然是人，始終是人，因而必定帶著人所固有的一切弱點。
當蘇軍的坦克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而隆隆開進布拉格的時侯，當廣大的學生、工人、市民自發地聚集在各個交通要道堵截軍車的時候，當捷共第一書記、改革派領袖杜布切克及其戰友被戴上手銬押往蘇聯的時候，當大批知識分子逃離捷克的時候，當青年學生“楊”在瓦茨拉夫廣場用自焚來表示最強烈的抗議的時候，吳和權衡再三，選擇了在政治上和新的捷共中央保持一致。
他當然受到了重用。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20年後，捷共成為東歐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理性的、非暴力的“天鵝絨革命”改變了一切。
吳和雖然沒有受到嚴厲的追究，但他失去了原來的職位——他和瓦哈洛娃都成了靠領退休金過活的老人。
汪虹來了，我們的集裝箱也接二連三地到了。那時瓦哈洛娃為我們另找了一處房子，三室一廳，離市中心很近，在布拉格三區。汪虹借助瓦哈洛娃的關系，找來了很多客戶，那一陣子真是購銷兩旺，我們成天喜洋洋的。日子過得緊張、無序，但快樂。我們三個人各忙一攤兒，有時連早飯也顧不上吃便出門奔波。每逢這時我就買一大串香蕉扔在車裡，餓了就剝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來了，余陽在廚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進行英語會話，我躺在客廳沙發裡養神兒。經常有這樣的情況：飯剛吃了一半兒，甚至剛剛端上桌，電話來了，客戶要貨，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對我們來說是最輕松的時候，吃罷飯，喝過茶，如果有興致的話就開車出去玩兒——去酒吧喝酒，去夜總會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諾試試運氣，寫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來得早，他們倆都不在。有些無聊，便去汪虹屋裡想找本書看。隨手翻開一本捷克語教材——她正在努力學捷語——見裡面夾著一張寫著中文的紙，原來是汪虹的姐夫寫給她的便條。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國了，把賬跟你清一下。
，你去荷比盧德法時留下的20件砂洗襯衣我已經賣掉，是220克郎一件賣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潤2400克郎。按我們事先的約定，我拿走200克郎。
2，電話費單已到，共2870克郎。電話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們按55%對45%這樣的比例分攤，你應該交郎。扣除你的應得利潤200克郎，你仍欠我9。5克郎。
3，房東來收房租，三個月共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個半月，按分攤原則，我應交納3750克郎，替你交了250克郎。
4，你共欠我郎，請你按今天的牌價27：付給我美元，我要給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體，我們都非常惦記你。
姐夫
993年0月23日
我想起當初汪虹聽到我說不收房錢飯錢時的驚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處，余陽的氣嗓子漸漸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賤兮兮的呀。我們的話題愈來愈豐富——對於我來說，每一個在海外闖蕩的中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傳奇，我極其渴望知道他們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邊，我斷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兒的故事。她並不愛多說話，除非你循循善誘，挑起有意思的話頭兒。
在這方面我是強項。
我一點一點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學的教授，母親是一家大廠的高級工程師。她上邊兒只有一個姐姐，大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一家四口兒，倒也其樂融融。
汪虹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先分配到衛生局工作，抄抄寫寫。後來又調到一個區級法院，在民事庭做書記員。
“用‘諸事不順’來形容我在國內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她對我說。
先說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個辦公室，這位女同事和庭長關系有點曖昧，庭長有事沒事總往這屋裡跑，倆人眉來眼去，打情罵俏，也不避諱汪虹。汪虹這人死性得很，屬於那種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彎兒的人。她看著煩，沒少頂撞她。結果是庭長整天給她臉子看，她還不知道為什麼呢。
有一天，她剛從財務科領工資回來，正要點，走廊裡有人喊她。她隨手把工資往抽屜裡一放，出去了。
五分鍾後回來，錢沒了。
辦公室裡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認定是這女人偷了她的錢，大吵大鬧，讓她把錢交出來。
女同事本來就不是善茬兒，哭喊著給庭長打了電話。
庭長氣沖沖地來了，責問汪虹有什麼證據說她偷了錢？
汪虹說：“辦公室就倆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鍾，又沒有人來過，你也沒來過，不是她是誰？”
庭長一拍桌子：“胡說八道！這能算證據嗎？我還說你根本就沒往抽屜裡放過錢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說八道！你為什麼這樣護著她？為什麼？你說！”
來看熱鬧的人都捂著嘴笑，一位女審判員眼尖，看見那女人的坤包兒拉鏈兒上卡著一截兒工資條兒，便大聲說：“喲，你的工資條兒卡在拉鏈兒上了。”
實際是給汪虹提個醒兒。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奪過坤包兒，拉開拉鏈兒。
正是汪虹的工資，一分不少。
從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過去的個人生活。在衛生局工作時，她愛上了一個小伙子，那個小伙子也愛她。她懷孕了，小伙子卻要結婚了——有人給他介紹了局長的女兒。
那年她23歲。
她痛不欲生，但也無可奈何，在母親和姐姐的陪同下去醫院做了人工流產。
衛生局不能呆了——局長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禮，又正趕上公、檢、法擴編，調進了法院。
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從哪兒把汪虹這件丟人事兒給打聽出來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講，一時間鬧得烏煙瘴氣。
好在她還有個從未謀面的大姑。
她給大姑寫了一封信。
99年月，她收到了大姑寄來的邀請書。她欣喜若狂，幾年存下的郁悶污濁之氣一朝盡吐。
在當時的中國，出國發展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那時辦護照光有邀請書不行，還必須有單位證明。她去法院開證明，全院立刻轟動了。與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來向她表示祝賀——連庭長也來了。
她成了院裡的焦點人物。
99年0月日，國慶節，她告別送行的朋友，懷揣800美金，帶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登上了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
從此天涯孤旅！
那時蘇聯雖然還在，但已經危在旦夕。一個多月以前，蘇聯的部分共產黨人為了挽救蘇聯及其社會主義理念，出於對戈爾巴喬夫的嚴重不滿，發動了著名的8。9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成立了緊急狀態委員會並宣布接管國家政權。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葉利欽登高一呼，軍民響應。不過三天，政變失敗，戈爾巴喬夫重回克裡姆林宮。此君受了黨內同志一驚，余悸猶存，立刻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繼而葉利欽又宣布俄共為非法組織，明令取締。此時的蘇聯政局正是一片混亂，父母都為汪虹擔心，勸她推遲行期，看看再說。但她執意不肯。年輕和勇氣使她無所畏懼，她以為前程必定似錦，卻未料只有荊棘叢生；她以為從此坦途通天，卻未料崎嶇坎坷，跋涉艱難——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她的包廂裡還有三位旅伴：一位藍姓北京姑娘，是要從莫斯科轉道匈牙利的。她的男朋友在那邊做生意，要她去助一臂之力。另兩位是先生，一高一矮，高個兒姓李，矮個兒姓盧，供職於北京一家外貿公司，此番去莫斯科洽談貿易。旅途寂寞，大家自然比平時親切幾分。車到二連浩特，彼此已經熟悉得如同朋友一般。
二連浩特是列車在中國境內的最後一站，距北京有一夜的車程。這是一個邊陲小鎮，屬於內蒙古自治區。不僅全體旅客要在此查驗護照簽證，列車也要在此換車輪。汪虹長這麼大還是頭一回聽說火車還要換轱轆，新鮮得很。李先生見多識廣，便給她講起原委：
在9世紀40年代，有一位美國鐵路工程師到俄羅斯來訪問。他建議沙皇政府修鐵路時采用寬軌，並列舉了一大堆寬軌的好處，預言全世界很快都會采用寬軌。還舉了一個例子——人在喝醉酒時是並住腿站得穩還是叉開腿站得穩？
俄羅斯盛產醉鬼，這個例子有極強的說服力。
在以後的年代裡，俄國人不止一次地希望當初沒有輕信這位美國工程師的話。
全世界都使用窄軌，只有俄國和蒙古——它實際上的附屬國，鐵路也是由俄國人修建的——使用寬軌。
汪虹把這個故事記到了本子上。
換轱轆需要兩個小時，大家都下車到站台上散步。進入十月的內蒙古已經頗有點涼意了，汪虹穿著毛衣猶不覺暖，又披了一件風衣，先在站台上的售貨亭裡買了一張印有國門照片的明信片，坐在候車大廳的長椅上，以膝為桌，匆匆寫了幾行字——
爸爸、媽媽、姐姐：
我已到達邊境小鎮二連浩特，現在列車正在換轱轆——沒聽說過吧？過一會兒就要走出國門了，就是明信片上這個大門洞。
那邊就是蒙古。
在國內總給家裡添亂，總讓你們操心，好在這回出國了，新生活已經在我面前展開，我會成功的。
汪虹
99年0月2日
她看了一遍，把明信片扔進了郵筒。
列車再次開動，緩緩地駛出了國門。可是才開了十分八分，又停下了。看看外面，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老李告訴她，這裡叫扎門烏德，是蒙古的一個小鎮。蒙古的海關和邊防檢查站都設在這裡。
果然，列車剛剛停穩，蒙古海關和邊檢人員便上了車。禮貌還說得過去，用蹩腳的英語問聲好，然後就查驗護照。可你把護照遞給他，他並不看，眼珠子光盯著你的行李。當時這趟車上也有不少中國人帶貨——當然比不上隨即到來的國際大販運——又窮又貪的蒙古海關和邊檢人員已經開始嘗到了甜頭。但汪虹這個包廂沒人帶貨，邊檢人員看看沒油水可撈，便開口了，對汪虹說：
“大大！”
汪虹不明白什麼意思，還以為護照有問題呢。還是外貿人員見多識廣，盧先生說：“孫子問你要泡泡糖呢！”
汪虹笑了，用英語說：“我沒有口香糖。”
“香煙。”
他見沒有口香糖，又用標准的中文說出了“香煙”。怕汪虹聽不懂，還把兩根指頭放在唇邊，做吸煙狀。
汪虹煩了，她無法想象一個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人竟無恥到這種地步，剛想發作，盧先生遞過來一包萬寶路，那邊檢接過裝進口袋，豎起大拇指，又是一句中文：
“好朋友。”
拿著護照下車了。
汪虹說：“怎麼都成叫花子了？”
大家就苦笑。
三分鍾不到，那小子又上來了，發還蓋好入境章的護照，倒麻利。又朝送他煙的盧先生笑笑，用大拇指比劃打火的動作——這小子還想要個打火機！
盧先生沒轍兒，從衣袋裡摸出個打火機遞給他。
他接了打火機笑瞇瞇地剛想走，汪虹把他叫住了，用英語對他說：“你們當年真不該離開中國，中國什麼都有。”
他聳聳肩，用英語回答：“這不是我的責任。”
走了。
與汪虹不久就會碰到的俄羅斯、羅馬尼亞海關邊檢人員相比，這小子簡直就是個道德君子。
列車很快啟動，隨即加速，遼闊的蒙古高原撲面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