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共同努力的愛情之路 正文 第十二節 華盛頓——美利堅精神路標
    美國歷史上,華盛頓及其夥伴們屬於為自己的母邦開創了諸多偉大先例和精神路標的人。每一國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精英齊瑰的魅人夜晚,尤其發生大的社會震盪和思想激變之時。北美獨立戰爭前後正是這樣一個經典性的輝煌時段:本傑明·富蘭克林、帕特裡克·亨利、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弗遜、約翰·亞當斯、托馬斯·潘恩,還有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常識》、《獨立宣言》、《論自由與必然》、《不自由,毋寧死》、《弗吉尼亞州宗教自由宣言》……這些紀念碑式的天才與著作,密度之高、才華之盛、能量之巨,皆可謂空前絕後。短短幾十年間,他們為這個沒有歷史的國家所積累的精神資源、所迅速創下的光榮與驕傲,比後續的幾代人加起來還要多。他們不遺餘力、傾盡全部的心血——以最乾淨最節約的手法,一下子為美利堅解決了那麼多難題,替未來省去了那麼多麻煩和隱患,實現了那麼多令當時歐洲難以企及的夢想——關於軍隊、國家和個人(元首)的關係,政教分離,軍政獨立;關於聯邦與共和、普選代議、三權制衡的憲法原理;關於現代大學教育……其建國水平所表現出的才智、膽魄、美德——遠遠超越了歷史所賦予那個時代的國家素質的「平均值」。

    世界經驗已反覆證明,最初創業者的一舉一動於該國的性質定位及命脈走向都是影響至深的。就像手術刀在體膚上劃出的第一道刃口,它涉關整項「事業」的功敗垂成。

    在這點上,北美人是幸運的。他們等來的是華盛頓而非拿破侖,是富蘭克林而非俾斯麥,是傑弗遜而非羅伯斯庇爾或戈培爾……彷彿一夜間抓到了一副世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撲克牌,這批不知從哪裡突然冒出來的優秀中年人,其額頭和眸子閃爍著同樣的光色和寓意——同樣的精神豪邁、心理健正,同樣的英勇與純潔,無論軍中還是議會,無論危急時刻還是成就之日,你都難覓小人的蹤跡。他們像晶瑩的蝌蚪,來自四面八方,又不約而同地朝著同一記光點、同一個目標掘進:獨立、平等、*、自由……

    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詩意了。那種不費周折就迅速達成的共識,那種彼此扶持從不欺誆的同道友誼,那種面對勝利後的權力果實坐懷不亂的從容與定力——真是一點不像後來的政客們:你看不出狗苟蠅營的蠢蠢欲動;聽不見密謀者的竊竊私語和磨刀霍霍;沒有異邦常見的宮闈政變與「鴻門宴」式的權力搏殺;更無所謂「狡兔滅,走狗烹」的祭壇血災……這群高智商的「大號兒童」,成熟而富於幻想,理性又熱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養,喜歡考試卻拒絕作弊,他們要通過構繪一幅叫「美利堅」的新地圖,來檢驗自己的能力、智識與品德。

    在這場浩艱的理想建國工程中,發生了幾件很令人感動且影響深遠的事。

    新生國家的政治雛型往往最早反映在「國父」們的信仰和人文理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慣例,開國元首應由鬥爭中最具負責精神、表現最英勇、貢獻最卓巨的人來擔司,因為,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這種象徵「統一」「穩定」的精神覆蓋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說,須尋一位「鎮」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鎮天下。

    其時美國,此人無疑即喬治·華盛頓了。這位叱吒馬背的將軍,該如何面對唾手可得的最高權力和民眾擁戴呢?歷史學者有個說法:華盛頓是打下了一場美國革命,而傑弗遜則思考了一場美國革命(後者乃《獨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決策的構思者之一)。按通常的遊戲規則,將軍和「參謀長」該很自然地一前一後登上御座就是了,要不乾脆玩點野的——像漢劉邦趙匡胤們那樣:由一個幹掉另一個(或一群)算了。諳悉歷史的人都清楚,勝利得手後最棘手最危險的事莫過於權力的重組與分配了,常表現出比「造反」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紛飛的驚險場面。從世界歷史的範圍來看,「造反」殘剩的激情此際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向著陰暗、貪婪、狹私的方向*,「共患難」又豈能「同富貴」?你不這樣想不等於別人不這樣想——不等於不疑心別人這樣想。「樹欲靜而風不止」,誰都清楚,值此烏雲壓城之際,誰掌控了軍隊即等於把國家抄進了自個袖筒,克倫威爾、拿破侖、袁世凱、博卡薩、蘇哈托、波爾布特……無不把軍隊視為「家產」。在其眼裡,邏輯很簡單:個人即政府——政府即軍政府——軍政府即國家。失掉了槍桿子即失掉了「*子」和最大的權力籌碼,猶如虎嘴裡被掏走了犬齒,大象被鋸掉了象牙——按「叢林法則」,那真是一天也活不成。

    此時的華盛頓心裡想什麼?他在思考眼下這支軍隊和政府的關係。

    1776年,《獨立宣言》一誕生,大陸會議就把軍權正式授予了華盛頓。可當時這個僅僅概念上的國家並無一兵一卒,華盛頓臨危受命,歷盡艱險,從無到有締造了一支屬於新大陸的子弟兵。8年浴血,終將殖民者趕下了大海,使「美國」真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理概念。現在,建國者們遇到了一道最棘手的難題:這些戰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將士該怎樣安置?何去何從……正義的召喚使他們將身上的布衣競相換成了軍服,可勝利後的美國當務之急是和平建設而非鬥爭搏殺,並不需要維持如此龐大的武備……怎麼辦?如何使軍隊*為一種真正有益於國家的和平與穩定——而不沾帶內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歐洲及亞洲的例子早已證明:由殘酷鬥爭啟動並急速旋轉起來的龐大激情,如果戰後得不到合理的「中止」,得不到妥善的轉移與稀釋,那將是極可怕的——隨時都有被野心家、獨裁者或宗派集團挾持之危險。如何確定軍隊性質和在國家中的職能,這是能否避免惡性政治與*悲劇的最大環節。

    於其時的美國而言,真正實施這個理念並不輕鬆,中間有著很長的崎嶇要走。在此問題上,有一個人的態度舉足輕重:尊敬的喬治·華盛頓。這位披堅執銳的美利堅軍隊之父,與軍方關係最膠固最磁實,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摯。按一般理解,雙方的利益維繫無疑也最緊密,算得上「唇齒」「皮毛」的共棲關係。國會靜靜地期待著他的抉擇,代表們焦灼的目光也一齊投向將軍……在這樣一個重大歷史時刻,華盛頓顯得異常平靜,他說:他們該回家了!

    這樣說的時候,將軍一點也沒猶豫。但其內心卻漲滿了刀割般的痛苦和疚愧,要知道,這支剛剛挽救了國家的隊伍,尚未得到任何應有的榮譽和犒勞,而此時的美國財政一片空白,連軍餉都發不出,更不用說安置費退休金了。尤其傷殘病員,亦將得不到任何撫恤……如今,卻要讓他們回家——多麼殘酷和難以啟齒的主意啊。

    華盛頓做到了。他能夠做的,就是以個人在八年浴血中積攢起來的全部威望和信譽,去申請大家的一份諒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邁下檢閱台,走向排列整齊的方陣,他要為自己的國家去實現最後一個軍事目標:解散軍隊!他的目光仔細掠過一排排熟悉的臉,掠過那些隨己衝鋒陷陣的纍纍傷痕之軀,替之整整衣領,撣撣塵土,終於艱難地說:「國家希望你們能回家去……國家沒有惡意,但國家沒有錢……你們曾是英勇的戰士,從今開始,你們要學做一名好公民……你們將永遠是國家的榜樣……」將軍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懇求了。寂靜中,士兵們垂下頭,默默流淚。當他們最後一次,以軍人的姿勢齊唰唰向後轉的時候,華盛頓再也忍不住了,他熱淚盈眶,趕上去緊緊擁抱部下……沒有這些人,就沒有「美國」的誕生,但為了新生的「美國」,他們必須無言地離去。

    一個理念就這樣安靜地兌現了。從構思到決定,從頒布到履行,自始至終,沒有吵鬧,沒有喧嘩,更沒有什麼動亂和內訌。正直的第一代美國大兵們,就這樣循著他們尊敬的統帥所指定的「行軍路線」,兩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惟一帶走的,是將軍的祝福。

    不愧為世界裁軍史上的奇跡。惟華盛頓們才做得到,才想得出,才行得通。

    華盛頓也要離開了。他決意和自己的士兵一樣,開始「學做一個好公民」。

    他先把軍中行裝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鄉蒙梵儂莊園,然後去找好友傑弗遜,他們要商量一件大事:戰爭既已結束,將軍理應將戰時授予自己的權力歸還國家。在華盛頓們看來,此乃再正常不過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緩,應盡快履行。

    這種主動棄權的事本不奇怪,尤其於華盛頓就更不足怪了。連軍隊都可以遣散,拱讓軍權又算得了什麼。奇怪的是,這「緊要」關頭竟無人趕來擋駕,竟無臣子們的聯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為重,萬不可棄民而去」云云。美國畢竟遼闊,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此類擅長「*之美」的好事者和「忠臣良將」自然也有過,只惜華盛頓死活不吃這一套。近來翻閱一套書,「世界散文隨筆精品文庫」,美國卷的題目是《我有一個夢想》。驀然發現其中竟藏有華盛頓本人書簡一封:「致尼古拉上校書——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起因一位保守的老紳士尼古拉上校。獨立戰爭激酣之際,他曾暗地裡上書華盛頓,對之從頭到腳捧頌一番,再小心翼翼獻上一記「金點子」:望取消共和恢復帝制,由將軍本人擔任新君……

    這個於「*」業已構成威脅的信號,一個腐朽透頂的餿主意——堪稱「精神犯罪」。但此劣跡卻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在熱衷威權的主子們眼裡,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狹義來講,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誠;廣義上看,亦可謂一項「*調查」收穫,讓主人觸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誰知,這拎從後門塞進來的厚禮竟使華盛頓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學生「賄賂」的老師,他感到自責、痛苦,陷入揪心的捫問:我何以使人惡生這樣的念頭?我究竟曾做錯了什麼,以至給人落下如此印象?在這封「尼古拉上校大鑒」的信中,他憂心忡忡疾問:「您所說的軍隊裡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視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暫守秘密,若再有妄論,定予揭發。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解至此,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您之建議,誰也沒我這樣感到厭惡……若您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仍以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謬念,勿再任其流傳,有厚望焉。」

    顯然,華盛頓把這位從「後門」爬進來的尼古拉當成了一頂「屎盆子」,厭其臭、恨其穢、怒其不爭,捂鼻踹腳,又從「後門」給踢了出去。有這樣一段插曲在先,我們即不難理解將軍後來的種種表現了。同時也極大地震懾了其它欲效顰的「小尼古拉們」。

    此時距獨立戰爭勝利尚有兩年。

    在今天的美利堅國會大廈裡,有一幅巨製油畫,講述的正是二百年前華盛頓正式向國會歸還軍權的情景——

    一間臨時租借的禮堂裡(當時國會尚無正式辦公地點),歷史功臣和國會議員們濟濟一堂,屏息以待那個重要歷史時刻的到來。會場氣氛肅穆莊嚴,大家已提前被那將要發生的一幕感動了:他們知道,再過幾分鐘,自己竟要接受「國父」卸職儀式上的「鞠躬」禮——而作為受眾的他們,只須讓手指輕觸一下帽簷即可。這可真有點讓人受不了,但必須如此,因為此非感情生活的普通禮節,而是作為一種理念象徵——從此它將規定一種嶄新的國家意志和政治秩序:將軍只是武裝力量的代表,而議員卻是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無論如何,軍隊都只能向「國家」表示尊敬和服從。

    華盛頓出場了。寂靜中,其高大身軀徐徐降落之幅度遠超出了眾人想像,代表們無不隱隱動容,誰都明白,這是將軍正竭盡全力——用身體語言——對這個新誕生的國家理念作出最徹底最清晰的闡釋。感動之餘,有人竟忘了去觸帽簷……將軍發言極簡:「現在,我已完成了戰爭所賦予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由久……謹在此交出委任並辭去所有的公職。」他從前的一名下屬,現任國會議長答道:「您在這塊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您將帶著全體同胞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並沒隨您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永遠激勵子孫後代!」

    據史記載,當時幾乎所有的眼睛都流下了熱淚。

    個人、權力、軍隊、政府、國家……這些在政治金字塔周圍始終縈纏不清的魍魎蛛網,就這樣被華盛頓們一系列大膽而優美的新思維槓桿給予了澄清和命位。它們的性質與職能,被一一定格在嚴厲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將軍朝向議員們的「深躬」是為了讓後人永遠牢記一條常識:一切權力來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純潔性在於它只能用來保衛國家和公民幸福;軍隊從來就不是個人或集團財產,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只能獻身國防而不可用於內政;領袖本人須首先是合格公民,須隨時聽從國家召喚,其權力亦將隨著階段任務的完成而及時終止……

    這是第一代美國人為後世貢獻的最傑出的理念之一。猶如慈愛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種下的一粒「痘」,正是憑借這份深情的「疫苗」,此後的美國政治才在肌體上靈巧地避開了「軍事獨裁」的凶險,最大限度保證了社會的穩定、自由與和平。

    華盛頓鞠躬的油畫懸掛了二百年,「國家絕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理念,在美國公眾心裡也扎根了二百年。兩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的政治秩序一直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大的集團動亂和惡性鬥爭——與華盛頓們最初對軍隊的定位有關。1974年6月,頗有作為的尼克松總統因「水門事件」倒了運,當最高法院的傳票下達時,白宮幕僚長黑格曾冒失地提議:能否調第82空降師來「保衛」白宮?猶太人國務卿基辛格輕輕一句話即令這位武夫羞愧難當,他說:「坐在刺刀團團圍住的白宮裡,是做不成美利堅總統的。」

    那幅畫不是白掛的,它不是一道裝飾,而是一節生動的課堂,一盞紅燈閃爍的警告牌和顯示屏。它鐫銘著第一代美國創業者以嚴厲目光刻下的紀律。尼克松難道會自以為比華盛頓更偉大、更享有軍中威望嗎?誰敢把喬治當年交出的權力再劫回來?保衛白宮和保衛每一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遠輪不到軍隊。美國憲法明文規定:任何個人、集團都不得對軍隊發號施令,動用軍事力量干預國內事務是非法的。軍隊只能是「國防軍」,而不會淪為「黨衛軍」「御林軍」「錦衣衛」之類。尼克松最終向這一理念耷下了高傲的頭顱。他宣佈辭職的剎那,腦海裡會不會驀然閃出華盛頓那意味深長的微笑……

    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停滯的權力也絕對停滯一個社會的進步。權力者愛護這個國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適當的時候交出權力。憑這種清潔的信仰和人文美德,華盛頓和夥伴們終於齊力將「美利堅」——這艘剛下水的世紀旗艦推出了殖民港灣,並小心繞過淺灘和暗礁,引向燃燒著颶風與海嘯的深水,引向自由、乾淨與遼闊……

    儀式一結束,華盛頓真的就回家了。像一個凱旋的大兵,兩手空空,輕鬆地吹著口哨,沿波托瑪克河,回到闊別多年的農莊。那兒有一幢兩層簡樓、家人和幾條可愛的狗等著他。(五年後,當美利堅急需一位總統的通知正式下達,他的休養計劃被迫中止。但連任兩屆後,他堅決辭去了最高權力職務,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了!他當然明白,假如自個樂意,即使再「耽擱」幾年,是決不會有人喊「下課」的。但那樣一來,即等於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即等於不尊重國家和人民對自己的尊重……離職不久,他在故鄉的簡房裡平靜地去世。)

    平民——將軍——平民——總統——平民。華盛頓寫完了一個人平凡而偉大的生涯故事。八年軍旅,置生死度外;八年總統,值國家最艱困之時,實在沒什麼「榮福」可享……每一次都是臨危受命,挽狂瀾於既倒;每一次都是聽從國家召喚,履踐一個公民的純潔義務。那提議用「華盛頓」來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人類歷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時間真相和道義檢驗的卻鳳毛鱗角。有的憑權勢或時運,固可煊赫當朝,但「驗明正身」後很快就暗淡無光,甚至被棄汰如糞。而「華盛頓」不,作為生命個體,他的清白、誠實及所有偉岸特徵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終點。可謂善始善終,以一貫之。作為一個響亮的精神名詞,其理想內涵不會因光陰的淘洗而褪色變質,相反,卻歷久彌新,來自後世的敬重與感激亦隨著歷史經驗和世界參照的積累而愈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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