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偉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裡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the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裡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裡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佈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內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著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監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淞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著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干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十一年，他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瞭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勵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只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裡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因為柏格森杜裡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為科學修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為人類求真理，充滿著熱心為多數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著「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長文裡，敘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我現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興趣。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裡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他在*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他開篇就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膽的說：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他又說：
只要有少數里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他說：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著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擔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說：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數里的少數，優秀裡的優秀」起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十五六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並且風靡了全國。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裡，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在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將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讚的話。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台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財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式基礎；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的基礎之上。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在君的為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虯起的德國威廉皇帝式的鬍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不喜歡的人，總是斜著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對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只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裡挑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可惜這把扇子丟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適，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閒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
他對於青年學生，也是這樣的熱心；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讚不絕口。*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在君，他第一句話就說：「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會！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才，今年得地質獎學金的！」他那時臉上的高興快樂是使我很感動的。後來趙亞會先生在雲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許多次，到處為他出力徵募撫恤金。他自己擔任亞會的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假帶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責他補功課；他南遷後，把他也帶到南京轉學，使他可以時常督教他。
在君是個科學家，但他很有文學天才；他寫古文白話文都是很好的。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許多學英國文學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愛讀英法文學書；凡是羅素，威爾士，J.M.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購讀。他早年喜歡寫中國律詩，近年聽了我的勸告，他不僅作律詩人，有時還作絕句小詩，也都清麗可喜。朱經農先生的紀念文裡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紀游詩》四首，其中至少有兩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罵竹子的五言詩，被林語堂先生登在《宇宙風》上，是大家知道的。*二十年，他在秦皇島避暑，有一天去游北戴河，做了兩首懷我的詩，其中一首云：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後來我去秦皇島住了十天，臨別時在君用元微之送白樂天的詩韻做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連別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生，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
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這三首詩都可以表現他待朋友的情誼之厚。今年他死後，我重翻我的舊日記，重讀這幾首詩，真有不堪回憶之感，我也用無微之的原韻，寫了這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余哀欲絕難！
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虯怒須。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是永遠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的心裡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