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的天空晴朗無雲，香格里拉的院外長廊中，一個中年男子穿著熱帶風情的運動衫、褐色的寬鬆褲，腳趿涼鞋，跪在一個差不多人頭大的毛茸茸的椰子邊，一隻手握著一根白色的圍欄木樁。這是個非常英俊的男人，長著黑黑的頭髮、高高的前額，戴著金絲邊兒眼鏡。他好像正在主持一個奇怪的宗教儀式，那木樁則像是刺擊的長矛，不斷地要扎破椰子。過了一會兒，我果然聽到了一聲碎裂的響聲，是木樁裂開了，椰子卻完好無損。
「都看到了吧，」萊昂納多-凱勒教授的臉上現出一絲勝利的微笑。他把鼻子上的眼鏡向上推了推，「我保證突起的骨頭比椰子殼更硬。」
「是什麼鈍器可能導致哈利先生耳後的四處傷呢？」我問，「如果那個老淘金者哈利打盹時，有人偷偷溜進來用鎬刨了他四下，那會怎麼樣呢？」
凱勒搖頭表示否定，說：「如果那樣，他那倒霉的頭骨便會被擊碎。」他手中拿著椰子，挨著厄爾-加登在鍛鐵桌子旁坐下，看著大象噴水池及周圍的繁花競艷的熱帶花園，鳥兒輕快地唱著歌，一股潮濕的微風輕輕吹過。
我是在黑鬍子酒吧裡遇到加登的，在那兒，我整個早晨都同幾個目擊證人談話。他們是克拉剋夫人、愛斯麗夫人以及弗來迪的美國朋友，他們都對遇害者深表同情。這幾位證人都堅持說曾於七月九日被帶到西苑審問，同時，他們對於德-瑪瑞尼所說的曾於上午十一點半被麥爾岑帶上樓的說法加以肯定，這與警察所掌握的下午三點的證據相矛盾。
不管怎麼說，這樣很好，我現在所需做的就是同林道普上校談一談此事，如果林道普確認弗來迪所說的時間，我們就不僅要懷疑那中國屏風上的指紋，還要懷疑貝克及麥爾岑他們倆。
我只獨享了片刻寧靜，身著西式襯衫，打著領帶的加登就邁著自信的步伐走向我。他被三名漂亮健美的女秘書圍著，就像一名矮胖的狙擊手。他在維多利亞皇家賓館的一個套房中向三個秘書口述日常創作內容、播音稿及正著手寫作的小說章節。現在是他們休息用午餐的時間。
「女孩兒們，這位就是我常向你們提起的廉價偵探。」他善意地開著玩笑，「黑勒，你還在躲我嗎？你不知道一個好的夏洛克需要一個華生嗎？」
「你認為自己扮演的是哪一個角色？」
他在喉嚨裡咕嚕著笑了起來。我邀請他們同我共進午餐——我已品嚐了酒吧的獨特風味——威爾士酒。
「謝謝你，孩子。」加登說著，挨著我坐下，那三位頭髮鬈曲、笑聲動聽的女孩也坐下了，卻一句話也不說，就像幾個安靜的修女。
吃過一點兒東西，閒聊了幾句，最後加登說：「好吧，黑勒——讓我這樣一個老傢伙休息一下吧。」他大概只比我大七歲。他又接著說：「就像二手車銷售員所說，你可以信任我……你不想讓我寫到文章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我都會遵命的。」
「好吧，」我說，把吃光的食物盤子推到一邊，對他說：「你是否願意進行說謊測試？」
他瞪眼咧嘴笑了，表情就像一個小孩躲在窗簾後向外偷看。
現在，加登擺脫了他的女秘書，與我在香格里拉共度了一個下午，一起聽凱勒教授對案件的分析。凱勒的研究確有獨到之處。
儘管年輕，可凱勒發明了測謊器，那是在一種能測量疑犯血壓變化的德國儀器基礎上所做的改進。凱勒的儀器對疑犯受審時的呼吸頻率、脈博、皮膚電傳導性等也進行了監測，更提高了測謊的準確性。
「你們知道乳突炎是什麼病嗎？」凱勒問我們。
我和加登坐在鍛鐵桌子旁，桌子上擺著幾瓶酒、那個裂開的木樁、椰子以及一些案發現場的照片，照片呈扇形排開，就像一把撲克牌。
凱勒——這位西北法學院畢業的芝加哥犯罪偵察組組長，可以和我的老朋友文略特相媲美，稱得上是這個國家中經驗最豐富的測謊師；也是一名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權威。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對象是四處傷口，檢察當局聲稱是為一鈍器所致。
「要治療乳突炎，醫生必須用一把鑿子擊穿骨質疏鬆之處，」凱勒告訴我們，「甚至包括乳突附近一些有可能感染斷裂的較硬的骨頭。可那需要極高的技術，而且不可能所鑿的每個洞都大小相同。」
「那麼像哈利頭上的那幾個洞是什麼所致呢？」
他又向上推了一下眼鏡，「一個小口徑手槍，最大不超過三八型，但很有可能不是三八型的，更像三二型。」
「那幾個洞是槍傷嗎？」加登問。
「有人用噴霧槍在屍體上做了手腳，」我說，「以致掩蓋了證據。」
「好讓我們無法從這些照片中得出正確的判斷，」凱勒說著，又展開一些照片，「即便如此，無煙火藥也不會留下灰跡。至於這些三角形傷口，是由於子彈在近距離範圍內射出造成的。」
我敲著照片上哈利先生頭部的四個洞說：「這些是槍傷？」
「毫無疑問。」凱勒斷然地說。
巴哈馬強烈的太陽光及深思冥想使加登的雙眼瞇了起來，說：「或許這個老傢伙是在正當防衛？」
「很可能。」我說，「我會把這一切都告訴黑格斯的。」
「還是別提這個了，」加登悶悶地說，「如果那樣，當局就會有借口對這個案子置之不理。」
「你覺得怎麼辦好？」凱勒問道。
加登聳聳肩，「讓他們說服你的委託人別去威脅死人，如果他們被判有罪，你就把這個證據隱藏起來，以便日後再審。」
凱勒笑著點點頭，「那是佩裡-梅森的絕招。好吧，我同意你的說法，一味反駁他們荒唐的謊言——四個洞都在頭骨最硬處，距離一英吋，屬刀傷——這樣做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你可以趁這個機會仔細研究一下那個指紋證據。」我說，「你怎麼看？」
凱勒擠出了一個笑容，「我想貝克上尉這個指紋專家一定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警，還沒搜遍整個房間就找到了指紋。那三個警察把那個中國屏風抬進大廳時，上面的痕跡還未被抹掉呢！誰知道貝克一天後檢查時，上面多了那麼多黑爪子印。」
「不用考慮牆上那些帶血的手印了，」我說，「因為它們太小了，不會是德-瑪瑞尼的——這不能擾亂整宗案件。」
凱勒搖搖頭，「讓人難以置信，貝克找到了一些帶血的手印，卻想趁血跡變干前擦掉它。」他看了看加登，說，「你這位新聞記者意識到了嗎？這兩個邁阿密天才沒有化驗血型來證實那血是否是屬於歐克斯的？」
加登不解地搖頭低語，「該死的畫蛇添足。」
「不，」我說，「是該死的存心設計。」
加登疑惑地看著我。
「想一想，」凱勒說，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貝克作為指紋專家被召來，但他攜帶的只是一個輕便的小手提箱——他沒帶指紋照相機。」
拍指紋需要特殊的照相機，需要一個可以隨著灰印表面移動的透鏡，可以緊貼著指紋拍攝。
「沒有指紋照相機？」加登說，「當地沒有人有這種照相機嗎？」
「沒有。」我說。「當然，他可以從皇家海軍那兒借到……」
「但他沒有。」凱勒預感不妙，「他只印出灰跡，拿起來將之挫平……」
「該死的傢伙。」加登罵道，怒目圓睜。
凱勒聳聳肩，「在有些情況下，用薄而易粘的膠帶也能取樣拍照——但貝克身邊沒有膠帶。」
「什麼？」加登說。
「他用的是橡膠，」我解釋說，「那的確能從原始表面取出印跡樣本。」
但在取樣的過程中卻會對原型產生破壞。
「不管怎樣，無論貝克說指紋來自何處，都不重要。」凱勒說著，順手拿起放大指紋照片。
「指紋不是從屏風上取下來的，我可以按著一摞《聖經》發誓。」
「一本《聖經》就夠了。」我說。
「你怎麼這樣肯定？」加登問他。
凱勒站起來，「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他把我們帶到舞廳，上週末，公爵夫婦曾在這兒跳過華爾茲，一個六折的奶白色中式屏風立在哪裡。
「但是，那不是……」加登說，「它不是被烤焦的……」
「我查到歐克斯夫人購買屏風的那家商店，」我說，「也買了一塊，圖案雖不一樣，但其它地方完全相同。」
凱勒用一隻手摸著屏風，研究著它表面的紋理，另一隻手裡拿著指紋照片。
「我從這個該死的東西的每個角落都取了樣本，每次我都能碰到帶木質螺紋背景的印跡。」
我點點頭，「假使那放大的指紋是從屏風上取下來的，背景上的圓圈不應是那個樣子。」
「花紋不相符。」凱勒邊說邊輕輕拍著那個中國屏風，就像愛撫一個嬰兒。
「那是完全不同於此的物體表面。」．
「他們的指紋是偽造的？」加登問道。
「不，」我回答說，「那只是個替代品。」
作家抱著雙臂站立著，就像一個農場主在注視他的農場，「怎麼會是這樣？」
我從凱勒手中拿過指紋照片，「那是弗來迪的右手指紋，是他們從別處扒下來的絕好樣本，昨天我同弗來迪談及此事
在弗來迪的小牢房裡，當我問及他是否在調查時被掌握了什麼證據時，他聳肩表示沒有。
「噢，我為麥爾岑倒過一杯水，」德-瑪瑞尼說，「從一個玻璃罐裡倒的。」
「他要你替他倒的水嗎？」
「是的。」德-瑪瑞尼說，不情願地點點頭，而後皺眉深思。「很有趣，在我倒完水後，那個高個子貝克正遠遠地站著注視著我，他問：『一切正常嗎？』麥爾岑回應：『沒什麼，一切都很好。』」
而一天後，凱勒指出指紋背景中的圓圈可能是壓平的水珠……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加登目瞪口呆地問道，「你的委託人被警方騙了，也被溫莎公爵的私人偵探騙了。」
我聳聳肩，「這對我來說不是新聞，大約一周前，我在他們威脅目擊證人時抓住過他們。」
加登被搞糊塗了，轉向凱勒，問道：「教授，你為德-瑪瑞尼做過測謊實驗嗎？」
凱勒看著我，毫無表情地一笑，搖搖頭。
「法庭不允許這樣做，」我說，「即使我們的目的是考察證據，法律也不允許我們在任何目擊者身上使用。」
凱勒露齒一笑，「我多想抓住克裡斯蒂的罪證呀！」
「你在浪費自己的才智。」加登幾近悲觀地說。
我把手放在作家肩上，「凱勒還有很多花樣，你已見識到了，他對殘留的睡衣碎屑進行過燃燒實驗，證實了我們的結論，兇手在現場逗留了大約一個小時。」
「可我做實驗時卻損壞了一件昂貴的傢俱，」凱勒懊惱地說，「我不懂為什麼迪安娜女士沒有將我攆走，我給你們看看最近的新發現……」
他走到桌邊，就是這張桌子，不久前還擺放著炸蟹、魚子醬。現在，白色的桌布上卻散佈著一些奇怪但又很眼熟的燒焦的小洞，桌子上放著殺蟲用的噴霧槍，一個瓶蓋沒有擰緊、裝著透明液體的玻璃罐，還有一盒做飯用的火柴，有幾根已燃盡，丟在一邊。
「我找到了你一直在尋找的東西。」凱勒有些沾沾自喜地說。
「你指什麼？」我問。
「這個噴霧槍同在哈利先生房間裡找到的一樣。」
「分毫不差。」我說。
「黑格斯說噴霧槍裡裝著一半的『滅蠅靈』，就是女傭留下的那瓶。」加登說。
凱勒微笑著拿起噴霧槍，將下面的殺蟲劑管擰開，把它放在桌上，然後他做了一個祝酒的姿勢舉起玻璃罐。
「內特，你的預感對，」他說，「可燃物噴射到地板上，不用說哈利先生，什麼都會燃燒……可燃物正如你所料的那樣，並不是汽油，而是酒精。」
「是的。」我說，「汽油燃燒會把天花板燒得一塌糊塗。」
「而且還會留下一股很刺鼻的氣味。」加登補充說。
「在熱帶地區，酒精有許多用途，」凱勒不經意地說，擰開玻璃罐安到噴霧槍上，「除了不能飲用外，替自己或朋友塗擦傷處，做燈油，在船上做飯，或者刷油漆……你可以在任何簡陋的民居找到裝酒精的瓶瓶罐罐。內特，點一根火柴，扔到桌子那邊。」
他將噴霧槍一端用手指按住，我手裡拿著已點燃的火柴放到酒精中。酒精燃燒起來，火苗呈淡藍色。
「看著。」凱勒說著，像孩子一樣格格笑起來。
他越用力抽，火苗就越大，燃燒的時間也越長。
「你想讓火苗到哪兒火苗就到哪兒，」他說，「只要你不停地抽壓。」
他停下來時，酒精燃燒後的小顆粒掉了下來，落到桌子上，將桌子燒出了一些圓形小洞，火苗著了一會兒就熄滅了。
「見鬼！」我說。
「看看你的噴霧槍吧。」凱勒說著，把噴霧槍放在桌子上。
我瞥了一眼，噴霧槍的頂端有點兒變黑。我取出一塊手絹將它擦乾淨，現在，誰也看不出，它剛才噴過火了。
「厄爾，」我說，「在你的專欄中不要提及此事……」
他點點頭，繼而舉起一個手指以示警戒，說：「別把此事張揚出去……」
凱勒看著我點點頭，我們應該把這告訴黑格斯。加登是對的，當局對謀殺案中的細節誤差越多，黑格斯就越容易提出上訴。另一方面，糾正審問中的細節錯誤對德-瑪瑞尼毫無幫助
「先生，我得走了。」我說，「凱勒，迪和南希從天堂海灘回來時，告訴她們我大約七點半回來。厄爾，你想和我散散步嗎？」
「我想留下來同凱勒先生閒談一會兒，黑勒，你呢？」
我說：「我需要在六點鐘政府機關下班前拜訪一下林道普上校，跟他探討一下你們所懷疑的指紋問題；我們還需要林道普證實是在上午十一點半，而不是在下午三點半看到弗來迪被問訊。」
我到了林道普的辦公室門口，在二樓的走廊裡看見了一位當地畫家，正戴著帽子，穿著連褲工作服，在林道普上校辦公室門上的玻璃上潤色「赫伯特-潘波頓少校」這個名字。
「打擾一下，」我說，「這裡不是林道普上校的辦公室嗎？」
「不再是了，先生。」他說，「他搬走了。」
「什麼？」
那個人聳聳肩，繼續專注於他的作品。
我在希爾斯上尉的辦公室門口停了下來，他也不在辦公室。我向上尉的秘書詢問起林道普的去向，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
「林道普上校已調到特立尼達了。」那個秘書說，他是一個瘦小的白人，留著撮小黑鬍子，神態高傲、目空一切。
「嘴立尼達？什麼時候？」
「大概這個星期之初。」
「噢，要多長時間呢？」
「從現在直到永遠，」他暗帶諷刺地答道，「據我所知。」
幾分鐘後，我順著長長的石板路走到喬治大街一頭，石階上的政府大樓就像一大塊粉白相間的婚禮蛋糕，石階一半處，佇立著哥倫布的雕像，他一手按劍，一手叉腰，目視著前方。
台階頂端，穿過一個水泥平台，一個穿白制服的黑人哨兵站在前門拱道，盤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同殖民部長事先約好了，矇混過關。
我推開印有精美的「E」字母以及漂亮的紋飾鑲邊的玻璃門，走到了一大堆皮箱、口袋中間。
貼著大理石花紋壁紙、掛著淺色窗簾（毫無疑問是伯爵夫人的品味）的高棚門廳處，傳來了腳步聲，那個我謊稱與之有約的殖民部長萊斯裡向我大步走來。他的一條腿有些瘸，曾有人告訴我說這是一戰中受的傷。
「黑勒，你是怎麼過門崗的？」萊斯裡雙眉緊鎖大聲質問道。
「他問我萊斯裡是誰，我說我和他很熟。」
對一個四十五、六歲的職業兵來說，這個玩笑毫無意義，那件白色的制服是他身上唯一生動、純潔的地方。
「如果你仍抱著幻想想見到公爵，」萊斯裡說，「那麼你不僅是在浪費你的時間，也在浪費我的。」
「這事我一會兒和你談。現在，告訴我，林道普上校到底怎麼了？」
「什麼事也沒發生，他被調開一段時間。這是政府的命令。」
「但他在審判德-瑪瑞尼時會回來，對嗎？」
「我不能確定——戰時交通是那麼糟糕，而林道普又剛剛擔任特立尼達警局專員。」
我輕蔑地一笑，「這真有趣兒——在審判即將開始時，一位重要的目擊證人卻突然從這個小島搬到月亮上去了。」
萊斯裡的下頦同他的腿一樣僵硬，「林道普上校確是一名目擊證人，他已對此案件所知曉的事做了筆錄，他的接替者潘波頓少校可以代他出庭。」
我並不認識潘波頓，他的名字還在林道普上校的門上字跡未乾。如果他參加調查，再努力、正直也只是知之皮毛而已。
「誰要走？」我用大姆指指著一堆行李，問道。
他的嘴角擠出一絲笑容：「不是你，是公爵同其夫人。」「什麼？別告訴我他們也要遷到特立尼達。」
「他們要去美國旅行。」
我墓地想起，公爵夫人在香格里拉的舞會上曾明確表示，紐約是她青睞的休憩之所。我茫然地問：「那麼公爵不會參加德-瑪瑞尼的審判了？」
「是的。」萊斯裡說，「他為什麼要去？」
他把我送到了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