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托夏壽田轉給袁的一篇大作《君憲救國論》，袁讀後曾擊節讚賞，歎為真是曠代逸才！這篇《君憲救國論》就文字來說的確是一篇好文章，只是立論不正而已。原文太長，特摘錄如下：
「客有問於虎公曰：民國成立，迄今四年，賴大總統之力，削平內亂，捍御外侮，國以安寧，民以蘇息，自茲以往，整理內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國或可以謀富謀強，與列強並立於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張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於亡國而已矣！客曰：何以故？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實，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國自此無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謂欲為立憲國無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於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託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於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政府採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事之發達，道固無逾於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後，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苟安，為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租界之計。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聯，已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於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憲政治，然俯視當前，則洩洩沓沓，誰與贊襄？後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矣。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大總統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元首非賢，則並維持現狀而不能，且並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終歸於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故曰：欲為立憲國無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乎？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於共和；申言之，則富強無望，由於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於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謂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虎公曰：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憲之方法，以謀富強，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漢武，唐太之儔是也。然而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中國數千年中，豈無聖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復貧，一強不可復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歐洲各國立國之久，雖不及我中國，然亦皆千年或數百年，前此並未聞西方有許多強國者何也？其時彼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日本與我鄰者千年，前此亦未聞如許之強盛者何也？其時彼亦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憲政體之發明，歐洲列國行之，而列國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國所猝遇而輒敗者，皆富強之國也，又皆立憲之國也，豈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憲而欲其國之富與強，固不可得，既立憲而欲其國之不富不強，亦不可得也。此言雖奇，理實至常。蓋國家所最痛且最危險者，莫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有憲政一立，則人存政舉，人亡而政亦舉，有前進，無後退，有由貧而富，由富而愈富，斷無由富而反貧者也；有由弱而強，由強而愈強，斷無由強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於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畢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籐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由此言之，憲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於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故人莫不羨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此非大言而實至理也。雖然，富強甚易，立憲甚難，謀國者難莫難於立憲之初，易莫易於立憲之後。初立憲時，官吏狃於故習，士民憚於更張，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擱之於軌道之外，欲其移轉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機輪一轉，瞬息千里矣。我國人無慮富強之難也，惟慮立憲之難已耳。立憲之後，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者此也。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於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於何時？後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於致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於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於一』，彼所謂一者，列國並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餘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後，始言致治，然後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主之後，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為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苟安。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主以後，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先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妥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又無他術。在上者為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為歸。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面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君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於民，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確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於國家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於君主之利害，既詳言之矣，至言立憲，則應研究之問題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國，國中未嘗不行憲政，而弊端百出，為後世詬病者，其故何歟？虎公曰：前清立憲之權，操於清室，然清室之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以召革命之實禍而已。前清光緒季年，皇室危機已著，排滿革命之言，充滿全國，及立憲黨崛起，發揮主義，實際進行，適大總統方掌軍機，知清室自救之方，無過於立憲者，即以此為其最大方針，隱然為全國立憲黨之魁，挾毅力以實行，雖僅有造端，而海內思望郅治。最初立憲黨之勢力，遠不及革命黨，及立憲有望，人心遂復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黨之勢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憲，則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斷其必無；蓋立憲則皇族政治無自發生故也，乃天禍中國，大總統之計劃未行，而朝局以變，漳濱歸隱之後，立憲黨失主持之中堅，而與憲政極端反對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極之對付；一面與皇族以實柄，為積極之進行，二者皆所以創造革命也。皇族怙權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為，無一不與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效也，人民請廢皇族內閣，無效也。立憲黨政策不行，失信用於全國，於是革命黨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當時識者早已知之，立憲黨由盛而衰，革命黨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國響應，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咨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黨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閣，頒布《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終清之世，並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之可言，僅設資政院咨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異命之為革命之機關。西儒有言：『假立憲，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憲欺民，焉得而不顛仆？大總統當時奏對，即言『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頑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謂前清之亡，亡於立憲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於立憲黨，立憲黨不任受也。故謂皇族不願立憲，致釀革命之禍，則可耳；謂立憲不便皇族，致釀革命之禍，則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謂清室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召革命之實禍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則然矣，民國元、二年中有《約法》、有內閣，有議會，似亦實行憲政，然國會之力萬能，政府動皆違法，叫囂紛擾，舉國騷然，此種憲政，設令長存，國家亦豈有不亡之理？今子猶談憲政，國人已覺聞此名詞而生戒懼，是亦不可以已乎？虎公曰：民國立憲之機，操於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予於民國元、二年中，每遇革命黨人，與之論政，亦多謂非用專制不能統一者，是明知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乃所議《約法》，輒與相反，是明知之而故違之也，果何故歟？且即以初次《約法》而論，其施行於南京政府時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參議院將移北方，乃臨時加入內閣等制，及種種限制政府條文。及至後來，國會即據此以束縛政府之一切行動，又何故歟？豈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極高之憲政乎？非也，不過欲以此削減政府之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彼等革命之預備耳。合前後而觀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謂此為彼等立憲之宗旨，其知者謂此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並未欲立憲，則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憲誣之，並以此誣憲政，不亦冤乎！若雲裡面雖為革命手法，表面仍為立憲宗旨，究竟不能不謂為立憲，且不能不謂立憲之足以釀亂；不知此又非立憲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設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權，定成此種《約法》；又何能以一國《約法》，全由民黨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約法》以預備革命，為競爭大總統之地乎？議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葉之憲政，是不知本之論也。予嘗謂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可，由此以談，尚何憲法、約法之足言乎？議初次《約法》者，亦非不知此義，不過知之而故為之耳。故予謂民黨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與清室之立憲正同，所異者清室為他人預備革自己之命，民黨自己預備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則子所謂立憲，不與前清，民國同乎？虎公曰：然！予以為他日之君主立憲，有二要義焉：一日正當，所以矯民國之弊也；二曰誠實，所以矯前清之弊也。……
客曰：正當則國安，誠實則民信，前清與民國之弊皆可掃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憲，中國之福也，予雖愚蒙，敢不從教。於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這時汪鳳瀛有一封《致籌安會和楊度的論國體書》，這封信曾傳誦一時，茲摘錄如下。其中有七不可，引經據典，原文過長，故刪去。
「讀報載，我公發起籌安會，宣言以鑒於歐美共和國之易致擾亂，又念中國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體，斷不適用於中國，因發起斯會，期與國中賢達，共籌所以長治久安之策，並進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國，是否適用於今時，是否有利而無害。宏謀遠慮，卓越恆情，令人欽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勢論之，斷不可於國體再事更張，以動搖國脈，其理至顯，敢為執事縷晰陳之：自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足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條款，悉數-除，不得稍留牴觸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之虛名，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夫謂共和之不宜於中國者，以政體言也，今之新《約法》，總統有廣漠無垠之統治權，雖世界各國君主立憲之政體，罕與倫比，譚歐化者豈無矯枉過正之嫌？顧自此制實行後，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進行較利，財政漸歸統一，各省皆極其服從，循而行之，苟無特別外患，中國猶可維持於不敝。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並無非難，何必君主？如慮總統之權過重，欲更設內閣以對國會，使元首不負責任乎？則有法國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則今之汲汲然主張君主立憲，而以共和為危險者，特一繼承問題而已。顧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為十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為終身總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用堯薦舜、舜薦禹之成例，由今大總統薦賢自代，自必妙選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則傾軋無所施，發表臨時，則運動所不及，國會選舉，只限此三人，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法良意美，舉凡共和國元首更迭頻繁，選舉紛擾之弊，已一掃而空，尚何危險之足雲？若猶慮此三數人之易啟競爭，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競爭與否，乃道德之關係，非法制之關係，苟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閒之？竊恐家族之競爭，為禍尤甚於選舉。然而公等皆甚愛今大總統者也，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今在總統於受任之初，即以遵約宣誓，且屢次宣言決不使帝制復活，其言至誠剴切，亦既播諸文告，傳諸報章，為天下所共見共聞矣。往者勞乃宣盛倡復辟之說，天下嘩然，群起而辟之，以是為謀叛民國之大罪也。今大總統復嚴申禁令，後再有議及帝制者罪無赦！誠以今大總統為民國元首，愛人民委託，信誓旦旦，為民國永遠保存此國體，禮也義也。至貴會宣言，但研究國體之何宜，不討論主名之何屬，蓋本意在求繼承之際，匕鬯不驚，而不知學說之禍人，有時竟甚於洪水！前清末葉，妄人盛倡種族革命之說，竟至風靡天下。迨辛亥武昌發難，並無何等成算，何等實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則種族之見，革命之說，中於人心者深也。及民國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亂者，猶屢仆屢起，蹈死不悔，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說之陷人於死者，不可更僕數矣。今國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之下，忽倡君主立憲之異議，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為皇帝之表示，綱常之舊說已淪。天澤之正名未定，使斯議漸漬於人心，不獨宗社黨徒，幸心復熾，將不逞之徒，人人鹹存一有天命，任自為之見，試問草澤奸究，保無有妄稱符命，惑眾滋亂者乎？專閫將帥，保無有沉吟觀望，待時而動者乎？召亂速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