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們要我打住：你談的文不對題！你又拐到監獄上去了！要你談的是勞改營！
我好像也談到了勞改營？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給相反的意見留下空間。許多勞改營難友會反對我，會說這純屬無稽之談，他們從未見到過什麼靈魂魄“向上”，至於敗壞，則比比皆是。
沙拉莫夫的反對意見要比別人的更堅決，也更重要（因為這一切他全寫成了文字）：
“在勞改營的環境裡，人永遠不可能依然是人。這正是建立勞改營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愛情、友誼、妒忌、仁愛、善良、好名、誠實——隨著筋肉一起從我們身上消蝕了……我們沒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憤恨——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們終於懂得了真實和虛假是一對嫡親姊妹。”
“友誼不可能在貧困和災難中誕生。如果人們之間還產生著友誼——這說明環境還不那麼困難。如果貧困和災難使人們結合———這說明它們還沒有達到極端。如果痛苦還是可以與朋友們分擔的，那是因為它還不夠劇烈和深刻。”
這是沙拉莫夫同意做的唯一區分：人性的向上、深化、升華，在監獄中是可能的。但是：
“……勞改營是徹頭徹尾的反面學校。任何人從那裡也汲取不到一點有益的或有用的東西。犯人們在那裡學到的是諂媚、說謊、較小或較大的下流勾當……當他返回家裡的時候，他會看到自己在勞改營期間不僅沒有成長，他的趣味反而變得更加貧乏、粗劣。”
沙拉莫夫還把“多年間在別人的意志和別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認為是勞改營對人的壓迫和腐蝕的特征。但我在這個特征上面打了引號：第一是因為關於許多自由人也可以說同樣的話（除了在一些瑣碎事情上的活動余地，那是連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為對命運的一無所知和對命運施加影響的無能為力，在群島上著身上養成的被迫的聽天由命的性格勿寧說是使他變得高尚，使他免除了無謂的忙亂。
E-金茲布爾格也同意這樣區分：“監獄使人高尚，勞改營使人敗壞。”
對這些該怎麼樣反駁呢？
在監獄裡（不管是單身監禁或不是單身的），一個人獨自面對著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須把它吞下，習慣於它、消化它、被它消化。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級形式。它永遠能使每個人變得高尚。與歲月和四壁進行單槍匹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練，是一條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這些歲月你是與一個伙伴共度，你們決不會陷入一人必須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們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條通向沖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豐富的道路。
但是在勞改營裡，這條道路似乎並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塊分發給每一個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們去搶！推倒身邊的！從他們手裡奪！發給的面包數量，只夠平均每活下一個人，就必須有一個或兩個人餓死。面包掛在松樹上，去把樹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礦井裡，爬進去開采出來吧！你還顧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嗎？思考過去和未來嗎？思考人類和上帝嗎？你的頭腦被一些瑣碎的打算占領了。它們今天好像有天那麼大，到明天卻變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勞動——它是你的主要敵人。你憎恨周圍的人——他們是你生與死的競爭者。緊張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總擔心著別人在你背後什麼地方正瓜分著本來可能落在你手裡的那塊面包，別人在隔壁的什麼地方正從大鍋裡撈出那個本可能落在你缽子裡的土豆。
勞改營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從四面八方啄食著你的靈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靈魂。嫉妒甚至擴大到對刑期以及對釋放。一九四五年我們這些“五十八條”們看著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門（斯大林大赦的結果）。我們對他們懷著什麼感情？是為他們能回家而高興？不，是嫉妒！因為釋放他們而繼續關押我們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頭十年安安靜靜地坐牢——因為誰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許多人開始獲釋，他嫉妒，焦躁，苦惱：怎麼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這第二個十年多麼難受。（我沒有問過他，可是我估計，當那些人以“二進宮”的身份一個個地回來時，他一定安定下來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條”們大批獲釋，而普通犯卻留在營裡。這時他們的心情如何？是對連遭四十年迫害的屬於這一條的苦難深重的犯人們的遇赦感到合理嗎？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許多這種內容的信件）：那些“比我們刑事犯壞百倍的敵人”都被釋放了，而我們還要坐牢。這是為什麼？……
此外，你還永遠被恐懼抓在手裡：害怕連你目前賴以生存的這個可憐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這個還不算最苦的工作，栽進遞解隊伍，掉進強制隔離區。如果你比所有人都願弱，你要挨打。換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會打他。這還不是精神的敗壞麼？老勞改犯A-魯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壓力下的這種迅速的腐壞稱作“靈魂的疥癬”。
陷進這些邪惡的感情和緊張的瑣碎盤算之後，你還有什麼時間，還有什麼基礎使自己上升？
契訶夫早在我們的勞改營出現之前就在薩哈林島上觀察到勞且指出了這種精神的敗壞。他正確地寫道：囚犯們的邪惡產生於他們的不自由狀態、奴役、恐懼和經常的饑餓。這些邪惡是：愛說謊、狡黠、膽小、怯懦、背後說壞話、偷竊。經驗告訴苦役犯人，在生存競爭中欺騙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們這裡，這一切不是十倍於當時嗎？……現在不是該矢口否認以及為假想的什麼勞改營裡的“高尚化”辯護的時候，而是該描寫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敗壞的事例的時候。應該舉出一些例子，說明沒有人能夠抗拒得了傑茲卡茲甘派工員雅什卡一語道破的勞改營哲學：“你越害人，人們越尊重你。”應該告訴人們，不久前的前線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剛吸進一點盜賊的空氣，馬上賊性發作——搶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給自己改善生活：你們這些雛兒們死了也活該！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為他們確信只有這樣做才能在勞改營裡活下去。某個文學副教授變成了賊頭。通過丘爾佩涅夫的例子，應該對勞改營意識形態感染力之強大感到吃驚。丘爾佩涅夫在伐木場上堅持了七年的一般勞動，變成了一個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條腿骨折住過醫院，後來人家讓他當派工員。他並不需要這個職務，剩下的兩年半他當伐木工也保險過得去，因為長官對他是滿器重的。但是他怎麼抗拒得了這個誘惑？要知道勞改營的哲學是“人家給——你就拿！”於是丘爾佩涅夫便榮任了派工員，總共當了六個月，這是整個服刑期間最不平靜、最黑暗和顯提心吊膽的六個月。（在刑期早已成為過去的今天，當他談起高大的松林的時候，臉上現出質樸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驅趕下喪命的身高兩米的拉脫維亞人，一個到過世界各地的遠洋輪船長，心裡就像壓著一塊石頭——而且何止這一個？）
有意調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導致勞改犯人生出多麼可怕的“靈魂的疥癬”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個精神已經不正常（但照舊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謝瓦伊代沒有理會什麼警戒線而跑去“找媽媽”。她被捉住，綁到門房旁邊的柱子上。同時當眾宣布，“因發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營的下個星期日（慣用的伎倆）。所以各個作業班下工回來都朝被綁著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還動手接她：“因為你，畜牲，休息B沒有了！”莫伊謝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開始實行的民主而進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術語裡變成了“自我警衛”）使得多少人的靈魂敗壞了？要知道，把囚犯編入自我警衛隊是勞改營敗壞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懲辦。你從生活中被提溜了出來——但你是不是還不願意落到最低層？你是不是還想手裡拿著步槍高踞於什麼人之上？你是不是還想高踞於你的兄弟們之上？那麼給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開槍！我們還會稱你為同志呢。我們將發給你紅軍戰士的口糧。
於是他很得意。於是他像奴才一樣地捏緊搶托。於是他開槍射擊。於是他變得比正牌自由人警衛隊員更加嚴厲。（哪種解釋對？這個主意是出於對社會主動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類最低級的感情為依據的冰冷而輕蔑的計算？）
而且還不止一個自我警衛：還有自我監管，還有自我壓迫——三十年代連獨勞點的點長全是從犯人中指定的。還有運輸主任。還有生產主任。（不然怎麼辦？白波運河工地上十萬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員。）甚至行動特派員也從犯人中指定。“主動精神”已經發揚到頂點了：連偵訊都是自己對自己進行了！連眼線都是自己給自己安插了！
說得不錯。可是我不打算在這裡考察這些數不清的敗壞人心的事實。這些是盡人皆知的。過去描寫過，將來還會有人描寫。承認有過這類事就足夠了。這是總的趨向，這是規律。
把在嚴寒的氣候中會變涼的房子一座座地歷數一遍有什麼意思。指出那些在嚴寒的氣候裡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驚奇嗎？
沙拉莫夫說所有蹲過勞改營的人精神上都變得貧乏了。可是我只要回憶起或者遇見一個前勞改犯，便會發現一個真正的人物。
沙拉莫夫自己在別處也寫道：我畢竟不會去告別人的密！我畢竟不會去當作業班長逼迫別人勞動。
這是什麼原因呢，瓦爾拉姆-吉洪諾維奇句既然在勞改營裡誰也躲不開這個敗壞的斜坡，為什麼忽然你就不會去當眼線或者作業班長？不是說真實和虛假是一對嫡親姊妹嗎？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樹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塊石頭了——所以才沒有繼續往下滑？也許憤恨畢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個性和詩歌否定著你自己的觀點嗎？
真正的宗教徒們是怎樣在勞改營裡保全自己的（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他們）？在這本書裡，我們已經提到過他們在群島上的充滿自信的行進，好像舉著不可見的蠟燭舉行著宗教的游行。在機槍的射擊下，前面的倒下，後面的跟上去，又繼續行進了。二十世紀從未見過的堅貞！這裡絲毫沒有故作姿態的成份，沒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詞。就以杜霞V奇米爾大嬸為例吧。一個圓臉龐、性格安詳、－一不識字的老太婆。押解隊向她大聲吆喝：
“奇米爾！報條款！”
她和聲細氣地回答：
“老爺子，你干嗎要問我呀？那兒不是都寫著嗎，我可記不全。”（五十八條的各分條給她頭上安了一大把。）
“報期限！”
杜霞大嬸歎了一口氣，給了個文不對題的回答。她並不是為了給押解隊找別扭，她實心實意地仔細想著這個問題。期限？難道期限是該世人知道的？……
“什麼期限！什麼時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麼時候。”
“傻婆子，你這傻婆子！”押解隊當兵的笑了：“給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許還會添點。”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兩年半的刑。盡管她給哪裡也沒寫過請求，忽然下來了一紙公文：釋放！
對這樣的人怎麼能不羨慕？難道是環境對她們有利些？未必！誰都知道“尼姑們”全是和妓女、女賊們同關在懲戒獨勞點的。然而有哪個信教的敗壞了？他們八成會死掉，但沒有敗壞的，是嗎？
有些不堅強的人正是在勞改營裡皈依了宗教，從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滿而沒有敗壞，這又作何解釋？
還有許多分散在各處不被人注意的人，他們也經歷了注定的轉折而沒有選錯方向。還有一些人，他們終於注意到並不僅是他們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們旁邊還有遭遇更不好，更艱難的人。
還有那些不顧懲戒隔離區和再次判刑的威脅而拒絕充當眼線的人呢？
你從總的方面怎麼解釋土壤學家格裡戈裡-伊萬諾維奇-格裡戈裡耶夫的情況呢？科學家，一九四一年志願參加了民兵。以後的情況大家都熟悉——在維亞茲馬城下被俘。被俘後的歲月是在德國集中營裡度過的。往後的情況不用說也明白——進了我們的。十年。我是在一個冬天在埃克巴斯圖茲從事一般勞動時跟他認識的。他的一雙安詳的大眼睛閃著耿直的光輝，是那種決不會繞彎子的耿直。這個人從來不會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勞改營裡的十年雖然只有兩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沒有向誰低聲下氣過。在整個服刑期間幾乎從未收到過家裡寄來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勞改營哲學的灌輸和勞改營敗壞人心的影響，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麥羅夫勞改營（安吉別斯），特派員死氣白賴地收買他當眼線。格裡戈裡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討厭跟你說話。想干的人多的是，何必釘著我。”“畜牲，你會趴在地上來找我們！”“我寧願隨便找棵樹上吊。”於是他被送進懲戒營。在那兒吃了半年苦頭。這還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諒的錯誤：上面把他派到勞改農場，要他（以土壤學家身份）當作業班長。他不干！反而賣勁地耪地和割草。還有更傻的事兒呢：在埃克巴斯圖茲的采石場上，他拒絕當統計員。唯一的原因是干上這個差事就必須為苦工們虛報產量，一旦被查出來，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長就要為這個受處分（會嗎？）。因此他就去鑿石頭了！他的駭人聽聞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誠實達到了這種程度：當他跟著菜班一起去加工馬鈴薯的時候，盡管所有的人都偷馬鈴薯，他卻不偷。把他安排進享受特權的機修車間作業班，在水泵站看儀表。但是僅僅因為他不肯給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漢特列維什洗襪子，就把這個位置丟了。（作業班裡的人勸他說：你管它呢，干什麼活不一樣？不，對他說來不是一樣的！）只是為了不做虧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選擇了最壞的和最苦的命運！而他真的沒有做過虧心事，我可以作證。不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對他的肉體產生了奇妙的影響（現在根本沒人相信，沒人懂得這種影響），已非盛年（靠近五十歲）的格裡戈裡-伊萬諾維奇的機體在勞改營裡變得越來越強壯：原來的風濕性關節炎完全消失了，一場傷寒痊愈之後他變得特別健康：冬天套著一個在頭部和兩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卻沒有感冒！
所以這樣說是否更正確：什麼樣的勞改營也不能敗壞具有一個堅強的內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種“人生來是為幸福”的可憐的思想意識，那種派工員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憐的思想意識。
進勞改營之前未受過任何道德觀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們在營裡必定敗壞。（這決不是理論上的推斷。我們光輝的五十年當中養成了成百萬這樣的人。）
在勞改營裡敗壞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經敗壞或已經為敗壞准備了條件的人。因為在外面人們也照樣在敗壞，有時候比勞改犯還夠勁。
下命令把莫伊謝瓦伊代綁到柱子上受人辱罵的那個押解隊軍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勞改犯更要敗壞嗎？
順便說一句：各個作業班的所有人員都向她吐了口水嗎？或許每個作業班裡只有一兩個人做了這種事？我估計八成會是這樣的。
塔季揚娜-法利克寫道：“對人們的觀察使我確信了一條：如果一個人原來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勞改營裡變成這樣的人。”
如果一個人在勞改營裡突然變得卑鄙，那也許並不是他在變化，只不過是他內在的卑鄙正在顯露出來，而以前沒有顯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這樣認為的：“在勞改營裡不是存在決定意識，相反，你到底是變成禽獸還是繼續做一個人．全依賴於你的意識和你對人性的堅定信念。”
這是一句斬釘截鐵的宣言……但並不是他一個人這樣想。美術家伊瓦捨失-穆薩托夫也熱烈地做著同樣的論證。
是的，勞改營中的敗壞是大批的現象。但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勞改營的恐怖，還因為我們蘇維埃人踏上群島的土地的時候精神上已經解除了武裝——早已為敗壞准備好了條件，在外面就已經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經常常豎著耳朵聽取老勞改犯介紹“在勞改營裡應該怎樣生活”的經驗。
但即使沒有勞改營，我們本來也必須知道應該怎樣生活（以及怎樣去死）才是。
也許，瓦爾拉姆-吉洪諾維奇，人和人之間在困苦和患難當中，甚至在達到極端的患難當中，一般還是可以產生友誼的！但不是在我們這些近幾十年培養出來的干枯而卑陋的人們之間？
假如真的非敗壞不可，那麼奧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奧斯貝格為什麼沒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拋棄快要凍僵的女難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來面對必定的死亡並救活了她？莫非這樣的患難還沒有達到極端？
如果真的非敗壞不可，那麼瓦西裡-梅福季耶維奇-亞科文科這樣的人是從哪兒來的？他服完了兩次徒刑，剛剛獲釋，以自由雇員身份在沃爾庫塔定居，剛能沒人押解地走動並開始經營自己第一個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爾庫塔開始把已釋放的犯人重新抓進去，重新判刑。發生了逮捕狂！自由雇員們人心惶惶。想的是怎麼樣才能保住自己，怎麼樣才能更不顯眼。但是，亞科文科在沃爾庫塔勞改營裡結交的朋友格羅津斯基重新被捕，偵訊期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沒有人到監獄去給他送吃的。於是亞科文科就膽大包天地去給他送牢飯。狗雜種你你們要抓，就把我也劃拉進去吧！
為什麼這一個就沒有敗壞呢？
所有的幸存者不是都能記得起在勞改營裡曾向他伸出過手並在最危急的時刻搭救過他的一兩個人嗎？
不錯，勞改營的設計和目標是要使人敗壞。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能揉爛每一個人。
正如自然界從不會發生只有氧化而沒有還原的過程一樣（甲物氧化，與此同時動物在還原），在勞改營（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裡也不是只有敗壞而沒有向上。兩者是並存的。
在本書的下面一部，我還想介紹一下，在另一些勞改營即特種營裡面自某時起逐漸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場”：敗壞過程在那裡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過程變得對於營裡的利己主義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還有改造呢？改造的情況究竟怎麼樣？（“改造”——這是屬於社會和國家的概念，與“向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國，不單是我們一國，司法系統夢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單純服刑而且要改過自新，也就是說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們，特別不要因觸犯同一律條再次受審。
不過我國當局從來沒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條”。我們已經援引過監獄學家們關於這一點的坦率言論。“五十八條”，他們是要通過勞動加以消滅的。我們活了下來，這已經是我們的自發行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個人？”
俄國農民改革後的立法裡也曾包含著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薩哈林島》整個是以這種理想為出發點的）。但是它順利地實現過嗎？
雅庫博維奇對這個問題想過很多，他寫道：苦役監獄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來沒有墮落的人，但是這種人無需這種制度也不會重新犯罪。對於已經敗壞了的人，這種制度只會使他更墮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虛偽，盡可能在身後不留下罪跡。
關於我們的勞改營能夠說什麼呢？監獄學（Gefangniskunde）理論家們一向認為，監禁不應把犯人導致完全的絕望，應當留給他希望和出路。而讀者已經看到我們的勞改營專門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絕望的地步。
契柯夫說得對：“內省——這才是改過自新所真正需要的東西。”但是我國勞改營的主辦者最害怕的正是內省。集體工棚、作業班、勞動集體的任務正是要驅散和打亂這種危險的自我反省。
在我們的勞改營裡能有什麼改造！只有毀壞：灌輸竊賊道德，灌輸勞改營的殘酷風習，使它成為生活的一般規則（用監獄學家的語言說，它是“犯罪發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學校）。
皮薩列夫在結束漫長的刑期時（一九六三年）寫道：“特別令人難過的是，你離開這兒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不可治愈的精神殘廢，你的健康也被營養不足和每時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毀壞了。人們在這裡徹頭徹尾地敗壞。假設這個人在進法院以前是溫文爾雅的，現在必定是桀驁不馴。如果一個人連續七年被叫做‘豬’，他最後必定像豬一樣哼哼……只有入獄的頭一年是對犯罪的懲罰；以後各年只會使他變得凶狠，只能使他漸漸適應環境而已。法律規定的漫長刑期和殘忍手段所懲罰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屬，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還沒有見過什麼，還沒有做出什麼，就要離開生活，而且除了終生日夜盼望你回來的媽媽仍像你幼年時那樣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沒人關心你，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進行過不少思考的亞歷山大-庫茲米奇-區一九六三年寫下的一段話：
“他們把我的死刑改判為二十年苦役，但是說老實話，我並不認為這是對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體驗過現在時興稱為‘錯誤’的那個東西——它們絲毫不亞於邁丹尼克和奧斯威辛”。你要人怎樣區分污穢與真理？殺人犯與教育者？法律與違法？劊子手與愛國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變成中校，這亂糟糟的一團，你要我這個蹲了十八年監牢剛出來的人怎麼弄清？……我羨慕你們這些頭腦靈活的有學問的人。你們用不著長久思索就能決定該怎麼行動，該怎麼適應，而我對這些，說實話，根本不感興趣。”
說得實在好呀！“我不感興趣”。難道能說懷著這種心情出獄的人是敗壞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國家的含意“被改造過來了”？當然不是。對於國家說來這個人簡直是毀了。
國家期望（？）的那種“改造”在勞改營裡永遠實現不了。勞改營的“畢業生”學到的只是虛偽——假裝改造好了。還學會冷言冷語地挖苦國家的號召，國家的法律，國家的諾言。
要是一個人沒有什麼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壓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禱告，或是發表了獨立的見解，或是當過戰俘，或是受老子的株連，或者不過是攤派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勞改營能給予他什麼？
薩哈林監獄督察官對契柯夫說：“如果一百個苦役犯人當中最後能出來十五至二十個正派人，應當感激的與其說是我們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說是俄國的法院，因為它們把這麼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來眼苦役。”
如果我們把無辜入獄者的數字提高到總數的百分之八十，這也可以當做是對群島的論斷。但同時也不要忘記，在我們的勞改營裡人們變壞的系數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談的不是為成百萬不合意的人准備的絞肉機，不是狠心地把本國人民拋進去的污水坑，而是認真的改造體制，那麼這裡就會發生一個最復雜的問題：怎麼可以按照一個統一的刑法典判給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罰呢？因為外表上平等的刑罰對於不同的人，即較有道德的和較敗壞的，較細膩的和較粗糙的，有教養的和沒有教養的，實際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罰（參見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的多處內容）。
英國思想界懂得了這個道理，他們現在正談論著（不知道實際做了多少），刑罰應當不僅與犯罪行為相適應，而且也要適應於每一個罪犯的個性。
例如，全面喪失外部自由對於一個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的人比對於一個不成熟的、主要在肉體方面活著的人容易忍受。後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強烈地促使他爭取出獄”（雅庫博維奇）。對於前者，連單身監禁也感到較輕松，特別是如果有書看。（啊，我們當中有的人多麼渴望以這樣監禁代替勞改營！身體受到拘束，但是它卻為理智和靈魂打開了多麼寬闊的境界！尼古拉-莫羅佐夫在入獄之前沒有顯示過什麼特別的素質，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獄以後也沒有顯示出什麼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時的冥想卻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結構、帶不同電荷的原子核與電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沒人給我們紙筆和書籍，自己僅有的一點也被他們沒收了去。）反之，後者對於單獨監禁也許連一年也受不了。他簡直會像蠟燭一樣熔化在裡面，他會奄奄待斃。他需要同伴，不論什麼人都行。而對於前者來說，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獨還難受。另一方面，勞改營（盡管飯給得很少）對於後者比對於前者要輕松得多。四百人一間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囂、胡鬧、打撲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這些噪聲之上，還有專以白癡為對象的廣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發出刺耳的尖叫。（我蹲過的幾個勞改營沒有安裝廣播喇叭，這算是對它們的處罰！——我們卻因此而得救！） 所以說強迫犯人從事過度的體力勞動、強迫犯人成天擠在侮辱人格的鬧哄哄的人堆裡的勞改營體制正是比監獄更有效的消滅知識階層的方式。被這個體制虐殺得最快、最徹底的正是知識階層。
即使關於古拉格群島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寫到了、讀到了和懂得了，但關於我國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們是否知道這個幾十年來肚子裡裝著群島的國家是什麼樣子？
我身體裡曾有一個男人拳頭大小的腫瘤。它把我的肚子撐高、變形，妨礙我吃飯和睡覺，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它（盡管它還不到我體積的百分之零點五，而群島卻占全國面積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處倒不在於它壓迫附近的內髒並使它們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個身體。
我們的國家也是如此，群島的毒素逐漸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曉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這些毒素排除。
我們能不能、敢不敢拒我們過去的（其實和今天也離得不遠的）生活環境裡的全部卑污描寫出來？如果不透徹地揭示這種卑污，寫出來的東西必定是謊言。據此我認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國根本就沒有文學。因為沒有全部的真實就不是文學。今天，人們正采用時髦的手法——暗示、插話、補白、影射——揭示著這種卑污，但結果又得到謊言。
這雖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我們不妨試試簡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列舉在下面。這些特征都是因為與群島為鄰而形成的，或者是與它的格調一致的。
1．永恆的恐懼。讀者已經注意到，群島人員大擴充的年份並不止於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進行著，正如沒有一分鍾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樣，沒有一分鍾不在抓人。有時候它逼近某人身邊，有時候又離他較遠。有時候人以自己沒什麼危險的想法欺騙自己，有時候他主動去充當劊子手從而減輕了危險。但是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成年公民，從集體農莊莊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永遠知道，一句話不謹慎，一個行動不謹慎，都會使他落進無底深淵，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島上每個雜役腳底下都有一個一般勞動的深淵（和陰曹地府）一樣，我國每個居民腳底下都是群島的深淵（和陰曹地府）。看表面，我們的國家似乎比它的群島大得多，但是整個國家連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懸在群島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懼——並不一概是對逮捕的恐懼。還有一些中間階段：清洗、審查、填表（常規的表格和特別的表格）、解雇、吊銷戶口、驅逐或者流放聲登記表設計得如此周密詳細、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發覺自己是有“碴兒”的，無時無刻不在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編造了一個假自傳，以後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塗。但危險依然可能突然降臨。卡德鎮的弗拉索夫的兒子伊戈爾一直填寫他父親已故。他用這辦法考進了軍事學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內交出他父親的死亡證明材料。瞧你怎麼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種恐懼使人們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微渺和毫無權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聽說她的愛人（未登過記的丈夫）在奧廖爾被捕入獄。她趕到那裡去。監獄門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馬車。車上坐著穿樺皮鞋和大棉襖的農村婦女，手裡拎著監獄當局不肯轉交的牢飯。阿尼奇科娃把頭伸向陰森的監獄大牆上挖開的小窗戶。“你來干什麼？”裡面的人嚴厲地問。聽她講了原委，裡面的人對她說：“莫斯科來的同志，我勸你今天就離開這兒，因為夜晚就會有人來找你！”這類事外國人是聽不懂的：契卡人員為什麼不就事論事地回答問題，反而給了這麼一個人家並沒有征求的忠告？他有什麼權力要求一個自由的公民立即離開本地？究竟是什麼人會來找她？？為什麼事？——但是哪一個蘇聯公民能假裝說他不懂這個意思或者說這不像真事？聽了這句勸告以後，你反正不敢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留下來！
曼德爾施塔姆說得很好，她指出我們的生活被監獄滲透得這樣深，以至於像“抓”、“關”、“蹲”、“放”這一些多意的單詞即使沒有上下文我們也只會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無憂無慮的感覺與我國公民向來是無線的！
2.依附性。如果改換居住地點、離開變得對自己危險的地方以便擺脫恐懼和使自己松一口氣都很容易做到的話，人們的行為可能會比較大膽，甚至可能敢於冒點風險。但是在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們一直被下面這些規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個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離職。還有，人人都被戶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點。還有，你也被住房掛著，這房子既不能賣，也不能交換，也不能租賃。由於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進行抗議，那就是一種發瘋的大膽妄為。
3．隱秘性和互不信任。這兩種習性取代了我國舊時的（二十年代還沒有消失殆盡的）開誠相見與殷勤好客。這兩種習性是每個家庭、每個個人的天然保護傘。特別是因為誰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離開本地，因為每件細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聽。蘇聯人的隱秘習性並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外國人有時會覺得是超人的。前沙皇軍官K-Y全仗著結婚時沒有把自己的歷史告訴妻子才保住了性命，連一次也沒有被抓過。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時她沒有和丈夫住在一個城市這個條件，向她自己的父親和姐妹隱瞞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們說出去。她寧願對他們以及所有的人說（並且長期裝成）是她丈夫拋棄了她！這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才說破的一個家庭秘密。而哪一個城市居民的家庭沒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學生B-H的中學女同學的父親被捕。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人都趕緊躲得遠遠的，這被認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沒有躲開，他公開對這女孩子表示同情並盡力幫助她。這姑娘被他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驚呆了，她拒絕了B-H的幫助和關心，她撒謊說她不相信她父親的誠實，說她父親一定是一輩子向全家隱瞞著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魯曉夫時代才談開：這女孩子當時斷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專門搜羅不滿分子的某個反蘇組織的成員。）
這種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萬人坑挖得越來越深。誰一開口大膽而公開地說點什麼——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遠：“這准是故意挑動！”這樣一來，任何一聲沖口而出的真誠的抗議都注定會遭到孤立和疏遠的對待。
4．普遍的閉塞。我們互相隱瞞，互不相信，從而自己促成絕對的封閉性、絕對的情報虛假性在我們當中生根。這是以往發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萬人的逮捕以及對這些逮捕的群眾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彼此間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從別人嘴裡什麼也打聽不出來，只好完全聽從報紙和官方演說家們的擺布。他們每天都要塞給我們一點什麼刺激情緒的東西，如像五千公裡之外的某處發生的火車翻車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類。可是我們應當知道的事，例如我們的樓道裡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卻沒處去打聽清楚。
如果你對周圍的生活一無所知，你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公民？只有當你自己掉進陷阱之後才會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發達到了使人無法理解的程度。幾十萬名行動人員在他們公開的辦公室裡，在機關大樓的普通房間裡，在供秘密接頭用的民宅裡，不惜紙張和他們無用的時間，孜孜不倦地收買眼線，召他們來匯報。眼線的數量遠遠超過收集情報的需要。連明知沒用的、不適合的、肯定不會同意干的——如死於勞改營的浸禮會長老尼基金之妻這樣的女教徒———他們也要去收買，照樣叫她站在他們面前受好幾小時的審問。一時把她抓進監獄，一時通知廠子裡派她干最吃虧的活兒。收買面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親自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裡、每一個辦公室裡、每一所住宅裡都有一名眼線或者使所有人都擔心身旁有眼線。
我可以提出一個自己的粗淺的估計。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個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過當情報員的建議。也可能超過這個比率。最近期間，我曾在幾批前囚犯以及在幾批從未坐過監牢的人們當中進行過抽查：我問他們之中有誰、在什麼時候、怎麼樣被收買過？結果發現同我圍在一張桌子邊的人全都接到過這樣的建議。
曼德爾施塔姆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系這個目的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
隱秘性向全體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觸須。它潛入到同事之間，老朋友之間，同學之間，士兵之間，鄰居之間，正在成長的少年之間——甚至潛入到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室裡的送牢飯的妻子們之間。
6．背叛成為生存方式。由於多年不斷地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屬擔驚受怕，人們開始向恐懼納貢稱臣了。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最輕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壞事，但是：對在你身旁遭滅頂之災的人視而不見，不予幫助，扭開臉，縮成一團。你的鄰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聲不吭，裝做連看也沒有看見的樣子（你決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體大會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個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你雖然跟他在同一張辦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現在卻必須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時候還得用譴責性的發言！）表明你與他的罪行是多麼水火不相容。（為了你心愛的家庭，為了你親近的人們，你必須做出這個犧牲！你有什麼權利不考慮他們！）但是被抓走的人還留下了妻子、母親、孩子。或許至少該給他們一點幫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險：這可是敵人的妻子、敵人的母親、敵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還得上好幾年學呢）啊！
帕爾欽斯基工程師被捕後，他的妻子尼娜在寫給克魯泡特金的信裡說：“我現在已經身無分文。誰也不肯幫忙，所有的人都避開，都害怕。我現在總算看到了朋友是怎麼回事。只有很少幾個例外。”
窩藏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幫助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與敵人保持友誼的人也是敵人。這家凶毛裡的電話變成了啞巴。他們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認識他們，不伸手，不點頭。更不用說邀請他們去做客。也沒人借錢給他們。生活在一座熱熱鬧鬧的大城市裡，他們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這個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竊笑呢？
謝爾蓋-瓦維洛夫院士在自己偉大的哥哥被鎮壓以後當上了科學院的奴才院長。（這也是那位胡子詼諧家為戲弄他而想出來的點子，同時也是對人心的檢驗。）蘇維埃伯爵A-H-托爾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屬，而且連錢也不敢給他們。列昂尼德-列昂諾夫禁止他的妻子薩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薩巴什尼科夫的家屬。
被法西斯法庭開釋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蘇聯國土上以“企圖謀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並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時候，傳奇般的季米特洛夫，這位萊比錫法庭上的吼獅，竟置這兩個老朋友於不顧，沒有營救，甚至還出賣了他們。
被捕者家屬的處境是大家熟知的。卡盧加市的B-H-卡維尚回憶說：父親被捕後，所有的人見了我們就跑開，好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我不得不退學——因為同學們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長！新一代的劊子手在成長！）。媽媽被工作單位解雇了。我們只好靠乞討生活。
民警把一位領著幾個小孩子的母親帶到火車站以便把他們送去流放。他們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屬。經過候車室的時候，其中一個小男孩（八歲左右）忽然不見了。民警想盡辦法也沒有找到。於是就把這個缺了一個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來這孩子鑽進裹著紅布的支著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裡去了。他在裡面一直坐到危險過去。事後他走回家。家的門上貼了封條。他去找鄰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媽媽的朋友。不但沒有一家肯收留這個孩子，而且連一個晚上也不讓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兒院……當代的人們！同胞們！你們認出了自己的嘴臉嗎？
但上面這一切僅僅是背叛行為的最矮的一層台階——擺脫關系。此外還有多少層誘人的台階啊？曾有多少人沿著它一級級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維尚的母親的人們不是擺脫了關系嗎？不是為迫害他們也出了一份力嗎？那些聽從行動人員的電話把尼基金娜派去干粗活以便逼迫她當眼線的人們呢？還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編輯們呢？
布柳赫爾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象征：他曾像貓頭鷹一樣坐在法庭主席團裡審判過圖哈切夫斯基（不過後者也可能做出同樣的事）。圖哈切夫斯基被槍斃，布柳赫爾自己的腦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醫學教授維諾格拉多夫和捨列捨夫斯基也是一樣。我們記得他們在一九五二年怎樣成了惡毒毀謗的犧牲品，但是他們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對他們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樣惡毒的毀謗上簽過名。（偉大的君主在安排情節和擺布人們的靈魂方面進行著反復的演習。）
人們生活在背叛“場”裡——他們拿出最有力的論據為背叛辯解。一九三七年一對夫婦預料會雙雙被捕——因為妻子是從波蘭來的。他們倆人商定了個辦法：不等人家來抓，丈夫先去告發妻子！這樣一來，女的被抓，男的卻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眼裡“擺脫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輝燦爛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羅沃利斯基臨去監獄之前囑咐自己唯一的愛女伊莎貝拉說：“我們把一生都貢獻給了蘇維埃政權——一你可不能讓別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團！”法院判決並沒有禁止多布羅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團要求他女兒不寫信。女兒遵照父親臨別囑咐的精神，脫離了和父親的關系。
當時有過多少這類的脫離關系的聲明啊！—一或是當眾宣布，或是在報刊上聲明：“我，某某，決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脫離與變為蘇維埃人民敵人的父母的一切關系。”用這個東西可以買到一條命。
沒有在那時候生活過的人對這一點幾乎是沒法理解，沒法原諒的。在通常的人類社會裡，一個人可以一次也不掉進這種抉擇的鐵鉗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確信自己的行為端正，在他墳頭上致告別詞的人也確信這一點。一個人可以直到離開人世也不知道人會掉進怎樣的罪惡的深井。
大片的靈魂疥癬並不是頃刻間就布滿了整個社會。整個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國許多人還保持著他們的靈魂和原先那個社會的觀念：扶危濟困，為受難者仗義執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維洛夫和邁斯特依然公開地為全蘇植物栽培科研所全體入獄者奔走營救。敗壞也得有一個最起碼的必要期限，在這個期限到來之前，偉大的機關還是對付不了人民的。這個期限的長短也決定於那些還沒有衰老的執拗分子的年齡。對於俄國，這個過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羅的海各國，他們的敗壞過程總共才開始了五六年；時間太短，所以那裡受當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過有一個附帶的因素加強了波羅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會迫害是以民族壓迫的形式出現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抗總是比較堅定的。）
當從群島的角度評價一九三七年時，我們沒有給它戴上榮耀的王冠。但是談到那一年的獄外社會，我們不得不把這項銹蝕斑駁的背叛行為的王冠奉獻給它。可以承認正是這一年摧毀了我國獄外社會的靈魂並使它遭到普遍的敗壞。
但即使這樣，那一年也還不是我國社會的末日！（正如我們今天見到的，總的說本日從未到來過——俄羅斯的不絕如縷的生命的細絲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時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於死滅了。）反抗沒有外露，沒有給普遍墮落的時代塗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見的溫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動、跳動、跳動。
在這個可怕的時期，當珍貴的照片、珍貴的信件和日記在擔驚受怕的獨居中被燒毀的時候，當家庭櫃櫥裡的每一張發了黃的紙片都突然變成冒著死亡的火苗的羊齒草葉，自己爭先恐後地飛進爐膛的時候，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好幾千個夜晚不去燒掉，而是保存著被判刑的（如弗洛連斯基）或被公開批判的（如哲學家費多羅夫）人物的檔案！利季婭-楚科夫斯卡婭的中篇小說《索菲姐-彼得羅夫娜》在當時看起來一定是一樁多麼觸目驚心的地下反蘇活動的罪證啊！伊西多爾。格利金卻把它保存了下來。他在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感到死亡臨近的時候，掙扎著穿過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裡。
每一個和當局對抗的行動都要求具有和這個行動不成比例的勇氣。在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私存炸藥比在斯大林時代收養一個人民敵人留下的孤兒所擔的風險還小。然而有多少這樣的孩子被人收養，被人救活。（讓這些孩子們自己說出來吧！）暗地裡幫助受難者的家屬的事情也是有過的。當一個被捕者的妻子排在無希望的連等三天三夜的隊裡的時候，有人去把她換下來，讓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裡撲騰撲騰地跳著跑去警告別人，告訴他在他家裡沒下了埋伏，叫他千萬不要回家。也還有人給逃亡者提供了棲身所，盡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沒有合眼。
我們已經提到過那些有膽量對處決“工業黨”不投贊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無聞的同事辯護而走進了群島。子如其父：前面提到過的那個羅然斯基的兒子伊萬，因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辯護，也遭到了迫害。M-M-邁斯涅爾在列寧格勒兒童出版社的黨員大會上挺身而起為“兒童文學中的暗害分子們”辯護，馬上就被開除和逮捕。他這樣做的時候明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在一個軍郵檢查所（梁贊，一九四一）裡當檢查員的年輕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並不認識的前線士兵寫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別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進紙簍。他們把紙片對起來——於是這個姑娘就進了監獄。為一個遙遠的陌生人而犧牲了自己！（因為我在梁贊呆過，所以才知道這件事。沒人知道的同類事件還有多少？……）
現在把當時的逮捕說成是抽彩（愛倫堡語）倒是很便當的說法。不錯，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號碼是“圈定”的。當時確曾普遍地撒大網，確曾按任務數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們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說一個“不”字的人。結果這仍形成了靈魂的淘汰，而不是簡單的抽彩。勇敢分子們被置於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島，而一片唯唯諾諾的自由人的社會景象則沒有受到絲毫擾動。凡是較純潔、較優秀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呆不住；而這個社會失去了這些人就變得越來越腐爛。這些人的悄然離去完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卻意味著人民靈魂的死亡。
7．敗壞。在多年的恐懼和叛賣的環境裡活過來的人們只是在外表上、肉體上活下來了。而內裡的東西全都在發爛。
所以才會有成百萬人同意當眼線。如果說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內，在群島上服過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萬人（這是很謹慎的估計。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時期的人口數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戰爭期間群島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達到百分少一）。那麼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據什麼人的告發並且曾有什麼人提供了證明材料的！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使用墨汁的謀殺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們中間。其中有的人造成他們鄰人的被捕是由於恐懼——這僅僅是台階的第一級。另一些人是為謀取物質上的好處。還有一些人，當時是最年輕的，而現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們是懷著興奮鼓舞的心情進行叛賣的，是受思想意識的促使；有時候甚至是公開在叛賣；要知道，當時認為揭發敵人是對本階級的光榮貢獻！所有這些人今人都在我們中間，大多數活得很得意，我們還欣喜地把他們稱為“我們普通的蘇維埃人。”
靈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發展，它恰恰損害著靈魂中掌管報答恩情的那個部位。費多爾-佩列古德對米沙-伊萬諾夫有衣食之恩；伊萬諾夫沒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鐵路車輛修理廠並且教會他手藝。他沒地方住，佩列古德讓他搬進自己家，待他如親人。到頭來這個米哈伊爾-德米特裡耶維奇-伊萬諾夫向內務人民委員部打了個報告，說費多爾-佩列古德在家裡的飯桌上吹捧德國技術。（費多爾-佩列古德這個人可不簡單。他是機修工、馬達工、無線電工、電工、修表反、鏡片工、鑄造工、模型工、細木工，有二十來種專業。在勞改營裡他開設了一間精密機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條腿以後自己給自己做了一條義肢。）佩列古德被捕，連他的十四歲的女兒也一道被抓。這全是伊萬諾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證的時候臉上發黑。這說明正在腐爛的靈魂有時候也會透露到臉上來的。但很快他就離開了工廠，開始公開地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後來因為缺乏辦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隊。
在道德敗壞的社會裡以怨報德是司空見慣、普遍流動的習性，幾乎沒人覺得奇怪。育種學家B-C-馬爾金被捕以後，農藝學家A-A-索洛維約夫穩穩當當地把他培育出來的小麥品種“泰加49”竊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毀（全體主要研究人員被捕），它的領導人謝爾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後，謝爾巴茨基的學生卡利亞諾夫去看望老師的遺孀，說服師母把死者的藏書和手槁全部交給他——“否則不會有好結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來是個間諜中心’。他把老師的著作弄到手以後，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其中一部分（還包括沃斯特裡科夫的一篇文章），從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許多學術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鮮血和白骨之上的。學生的忘恩負義像一條花斑的帶子貫穿於我國三四十年代的科學和技術，這有一個可以理解的原因：當時的科學技術正從真正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手裡轉入乳臭未干、貪得無厭的新提拔的工農干部手裡。
所有這些奪來的論文和偷來的發明現在—一追究和列舉是辦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來的東西呢？這種野蠻風習在戰爭時期不是成了普遍現象嗎：如果誰遭了大難，或是房子被炸、被燒，或是疏散到後方，幸免於難的鄰居，普通的蘇維埃人，都要在這個時刻竭力從受害者身上撈點好處。
敗壞的形式多種多樣，不是我們在這一章裡能介紹得完的。我們的社會生活總括起來說，就是賣友求榮者受提拔，庸碌無能之輩得勝利，優秀而正直的人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國范圍內，誰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無理取鬧者打倒、搞垮、趕走的一樁事實？我肯定這樣的事例是不可能發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從下朝上流一樣。要知道高尚的人不會去找國家安全部門，而卑鄙的人則隨時可以利用這個機關。國家安全部門既然對待尼古拉-瓦維洛夫這樣的人都沒有講客氣，還會對什麼人講客氣？所以怎麼會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賤者對高資者的輕而易舉的勝利在人群擁擠的首都裡翻滾著惡臭污濁的黑浪。但是它在遙遠的北方，在誠實的北極風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膾炙人口的神話一般的北極考察站裡——那本應是傑克-倫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們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煙斗的地方——也照樣散發著臭氣。多馬什內島（北地島）上的北極站裡一共有三個人：非黨員站長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巴比奇，他是一個享有榮譽地位的老北極探險家；干粗活的工人葉廖明，他是唯一黨員，也是該站的黨支書（！）；共青團員（也是團小組長！）氣象員戈裡亞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長，以便取而代之。戈裡亞琴科偷翻站長的私人物品，偷竊文件，進行恐嚇。按照傑克-倫敦的解決辦法，就該是兩個男人一齊動手把這個混蛋塞到冰層下面了事。但不是這樣——而是向北海航道總局帕帕寧發了一封電報，提出有必要調換一名工作人員。黨支書葉廖明在這封電報上簽了字，但馬上就向共青團員表示了懺悔並且和他聯名給帕帕寧發了一封內容相反的黨團組織系統的電報。帕帕寧的決定是：鑒於集體已經發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陸。派出破冰船“薩得闊”號去接他們。共青團員分秒必爭地在“薩得闊”號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當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薩得闊”號破冰船……交給德國人，——說的就是他們現在乘坐的這條船！……），靠岸以後，把他直接送進了羈押室。（如果我們想象船政委是一個正直而有頭腦的人，他把巴比奇找來，聽取另一方的陳述，結果會如何？但是，這就等於在一個可能的敵人面前暴露揭發材料的秘密！這麼一來戈裡亞琴科就可能通過帕帕寧把船政委也弄進監獄。系統的功能是天衣無縫的！）
當然，在不是從小就在少先隊和共青團支部裡教育出來的個別人身上，靈魂還是完好無損的。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火車站上，一個健壯的兵士看到一列運囚犯的火車，忽然跑去買了幾包紙煙，跟押解隊說好話，請他們轉交給囚犯。（在本書其他地方我們也描寫了一些類似的場面。）但這個士兵八成不是執勤的，而是回家探親的，本單位的團小組長不在身邊。在部隊裡他可不敢這樣放肆，不然沒他的好果子吃。說不定在這種情況下當地的軍事糾察機關也會把他叫去盤問。
8．說假話成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懼懾服了也罷，被私欲和嫉妒侵蝕了也罷，人們反正不會這麼快地就變蠢了。他們的靈魂渾濁了，但理智還相當清晰。他們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個前額低扁的人的腦袋瓜子裡去了。當他們在廣播、電影、報紙上聽到、看到、讀到自己時，也沒法相信自己那種愚昧呆癡的形象。倒沒什麼人強迫他們直言不諱地做出回答，但也決不會允許他們保持沉默！他們必須表態。那麼，除了說假話還能說什麼？他們必須發了瘋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沒有人要求他們真心。
如果我們讀到高教工作人員致斯大林同志的這樣一封信：
“我們將不斷提高革命警惕性，協助由忠實的列寧
主義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
若天領導的我國光榮的偵察機構從我國高等學校以及全
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團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敗類清
除干淨”——
我們總不至於把千人大會的全體參加者都當成白癡，而只會認為這是一些對於明天自己被抓也會乖乖服從的道德墮落的說謊者。
不斷地說假話，和背叛行為一樣，變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動一下舌頭都可能被人聽去，每一個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觀察。因此每一句話如果木必須是直接的謊言，也必須不與共同的謊言相抵觸。存在著一套現成的句子、一套現成的標簽、一套現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講話，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書，不論是學術的、政論的、批評的或者是所謂“文藝”的——不使用這些主要的套話是通不過的。在最最科學性的文字裡也必須找個地方對某某人的假冒的權威和假冒的發明權吹捧兩句，把說了真話的某某人臭罵兩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不夾進些這一類的謊言也不能出版。還用說那些吵吵嚷嚷的群眾大會嗎？還用說那些利用午休時間召開的狗屁不值的集會嗎？在這些集會上必須舉手反對你自己的意見；對於你不痛快的事假裝興高采烈（認購新的公債啦，降低計件工資額啦，為建立一個什麼名目的坦克縱隊捐款啦，承擔星期天義務勞動，或者派孩子們去支援集體農莊莊員啦），以及對於八桿子夠不著的地方發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憤慨（在西印度群島或者巴拉圭發生的什麼摸不著看不見的暴行）。
騰諾在監獄裡害臊地回憶起，他被捕前的兩個禮拜還向水兵們做過一次《斯大林憲法——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報告。自然一句真心話也沒有。）
沒有一個打出過一頁稿紙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走上過講壇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在麥克風前面站過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
如果到此為止也還罷了。要知道下面還有呢：和上級的任何一次談話，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談話，一般地和另一個蘇聯人的任何一次談話都要求你說假話——有時候是瞪眼瞎說，有時候是瞻前顧後，有時候是點頭認可。如果你的白癡交談者當面對你說，我們撤退到伏爾加河是為了誘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國人把科羅拉多甲蟲丟到我們頭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搖頭代替點頭會給你招來往群島搬家的橫禍（我們回憶一下丘爾佩涅夫的被抓，本書第一部，第七章）。
但這還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長大！如果他們已經長得夠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應當在他們面前公開說出你心裡想的話；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們學習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他們會臉不紅心不跳地去建立這個功勳。而如果你的孩子們還小，就需要決定怎樣教育他們最合適：是一開頭就拿謊言當做真理端給他們（為了使他們將來比較容易生活），並且今後永遠在他們面前說假話呢，還是冒著他們可能說漏嘴的風險，可能捐出去的風險，對他們說真話。因此一開始就得向他們講清楚，真話是會帶來殺身之禍的，一出家門就要說假話，只能說假話，就像爸爸和媽媽一樣。
這樣的選擇使得你恐怕連孩子也不想要了。
謊言是生活得以長期穩定的基礎；A-k——一個年輕、聰明、懂世故的女人，從首都來到某個省城的學院教文學。她的檔案裡沒有任何問題，並且拿著一張嶄新的副博士證書。她看到她講主課的班級裡只有一個黨員女學生，於是斷定這裡的情報員一定會是她。（班級裡必須得有個人送情報，這一點A-K是拿得准的。）她決定和這個黨員女學生假裝親近。（順便說一句，從群島的策略角度看來這純粹是失算。相反地，應當老給她打二分，那樣一來，這人的任何小報告都會被看成是挾嫌報復。）她們倆又是經常在學院以外會面，又是交換照片。（女學生把A-K的照片放在黨證夾子裡）在假期她們兩人親熱地通信。A-K講每一堂課都盡力順應自己的黨員學生的可能的評價。這種令人羞辱的裝模作樣的四年過去了。女學生畢了業，對於A-k說來，這個人已經無足輕重了。這個女學生來看她，A-K毫不加掩飾地對她冷淡。女學生生了氣，要求退回照片和信，並且大聲說（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報員）：“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決不會象您現在這樣死賴在這個可憐的學院不想走！您的課講得像什麼樣子！——全是陳詞濫調！”
的確！A-K為了適應一個情報員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內容貧乏、色彩暗淡、稜角磨平，把她本來有能力講得很精彩的這門課程完全毀了。
像某個詩人很機智地說過的；我們過去搞的不是個人迷信，而是兩面派的迷信。
當然這也要區別不同的等級：有被迫的、自衛性的謊言，也有作家們最擅長的那種忘乎所以的、熱情洋溢的謊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動的心情於一九三七（！）寫出的以下名句一類的謊言。她寫道，社會主義時代竟把刑事偵訊也改變了面貌：據偵查員們介紹，今天的被偵查人都是自願地同他們合作，主動地把關於自己和別人一切該講的事都講出來。
謊言使我們遠離了正常的社會，使我們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濃霧中看不到一根路標。忽然，你從書中的腳注裡發現，雅庫博維奇的《在被遺棄者的世界裡》一書，是在作者剛服完苦役正准備去流放地的時候出版的（雖然是用了一個假名字）。好了，拿來比比，拿來和我們比比！我那本遲到的、怯生生的小說剛剛奇跡般地溜過了關，人家馬上就把攔路桿堅決地放了下來，門扇和門閂全緊緊地插牢了。而現在不僅當前發生的事情不許寫，連三十年，五十年以前發生的事情也在禁寫之列。我們有生之年還能讀到這些嗎？我們注定要泡在謊言和欺騙的污水裡進墳墓了。
進一步說，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機會，還有一個我們這些自由的人們想不想知道的問題。奧克斯曼一九四八年從勞改營回來，以後沒有再被抓進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沒有拋棄他，經常幫他的忙，但是唯獨不願意聽他回憶勞改營！因為知道了那個——他們以後怎麼繼續活下去？
戰爭結束以後有一首歌很流行：《這兒聽不到城市的喧囂》。沒有一個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這首歌得不到熱烈的掌聲。“思想感情管理總局”開頭沒有猜出其中的奧秘。既然是俄羅斯的、民間的，可以讓電台廣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後來他們恍然大悟——趕緊劃X。因為歌詞講的是一個在劫難逃的囚徒，講的是一對被拆散的情人。懺悔的需要終歸還潛藏在人們心裡，它微微地蠕動著。說夠了假話的人們至少在聽這一首歌的時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幾下巴掌。
9．殘忍。在上述的種種品性當中，哪裡還有慈善心腸的立足之地？當你推開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時候怎麼可能繼續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鮮血，以後只會變得越加殘忍。對殘忍（“階級的殘忍”）又是歌頌，又是培養，弄得你確實不知道好與壞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裡。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憐憫遭嘲笑，仁慈遭嘲笑——這時候你用鐵鏈也掛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們了。
一個未署姓名的婦女寫信給我（來信地址是阿爾巴特大街十五號），向我提出關於“某些蘇維埃人”特有的“殘忍性的根源”問題。為什麼處在他們支配之下的人越無法自衛，他們表現出的殘忍性越大？她舉出一個例子，也許遠遠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轉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車裡雅賓斯克火車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簷下。氣溫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簷下的積雪被緊緊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裡坐著一個穿棉襖的女人，隔窗站著一個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壯的民警。他倆互相調情挑逗，談得入神。水泥地上躺著幾個穿著泥土色的單布衣裳、裹著市片的人。用“破舊”兩個字形容他們身上的布片都嫌過分美化。這是幾個小青年，他們身體虛弱、浮腫，嘴唇上長著膿泡。其中一個看起來正在發燒，他把赤裸的胸膛貼在雪上，發出呻吟。講述這件事的這位婦女走過去，問他們是什麼人。原來他們一個是勞改期滿釋放的，另一個是因病釋放的。但是釋放證明寫得不對，所以現在站上不給他們回家的車票。他們已經沒有力氣返回勞改營——腹瀉把他們耗空了。這位婦女掰給他們每人一小塊面包。在這當口民警忽然中斷了他的愉快的交談，用威脅的口氣對她說：“這是怎麼回事，大嬸，認出親戚來了？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好。沒你幫忙他們也會死。”她一想——他們真格兒地會把我也抓進去的（想得對！為什麼不會呢？）。只好走開了。
這一切——她心裡怎麼想的，她怎麼走開的——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多麼典型啊。還有那個狠心的民警，那個狠心的穿棉襖的女人，那個不給他們車票的售票員，那個不肯送他們進市內醫院的女護土，那個在勞改營裡給他們開證明的昏頭昏腦的自由雇員。
嚴峻而險惡的歲月來臨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會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時代那樣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兒”。要叫，大約只會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馬加丹的小學生們朝押解過路的女犯隊伍扔石頭（蘇羅夫采娃回憶）。
我國從前或別國現在有沒有這麼多使人厭惡和寒心的住宅裡的和家庭裡的糾紛？這種事情每一個讀者都能說出一大堆，我們僅略舉
羅斯托夫市多洛馬諾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樓裡住著一個叫維拉-克拉蘇茨卡婭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後死在獄中的。她的鄰居安娜-斯托利貝格知道這件事——整整十八年，從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為抓著這個把柄而洋洋得意，經常用威脅的話折磨克拉蘇茨卡婭；在廚房裡和走廊上碰到她就會用絲絲的聲音對她說：“我說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說一個字，‘黑烏鴉’就會來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蘇茨卡婭才決定給檢察長寫了一封控告信。從此斯托利貝格不說了。但她們仍繼續合住一個單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謝苗諾夫一九五0年被捕後，他妻子當年冬天就把眼他們住在一起的婆婆瑪麗亞-伊裡尼奇娜-謝苗諾娃趕出了家門：“滾吧，老妖婆！你的兒子是人民的敵人！”（六年以後丈夫從勞改營回來。她和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娜佳一起半夜裡把只穿著內褲的丈夫趕到大街上。娜佳在這件事上特別積極，因為她需要給自己的丈夫騰出空間。她把長褲朝她爸爸的臉上摔過去，嘴裡喊著：“滾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羅斯拉夫爾去投靠她的無子女的女兒。女兒、女婿很快就對老太婆感到厭煩了。女婿瓦西裡-費多羅維奇-梅捷爾金，消防隊員，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裡用兩個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臉，夾得緊緊地讓她扭不了頭，以朝她臉上吐唾沫取樂，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時竭力吐到她眼裡和嘴裡。當他火氣更大的時候，便把生殖器掏出來朝老太婆臉上符，還說：“給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對從勞改營回來的兄弟解釋說：“瓦復喝醉了。叫我拿這喝醉酒的人有什麼辦法？”後來為了申請分配一套新單元（“需要帶洗澡間的。我們沒地方給老媽媽洗澡！總不能讓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裡去洗吧！”）對老太婆的態度才開始過得去。“以有老人為理由”得到一套單元以後，他們用大櫥小櫃把各個房間塞得滿滿的，把媽媽趕進立櫃和牆壁之間的三十五公分寬的夾縫裡，要她老躺在裡頭，不許探頭探腦。謝苗諾夫這時住在兒子家裡。他沒問過兒子，就冒險把老媽媽接進家來。孫子進屋，奶奶朝他跪下，說：“沃沃奇卡！你不會把我趕出去吧？”孫子做了一個難者的表情說：“好吧，我結婚以前你可以在這兒住。”孫女娜佳—一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況也可以順便在這裡談談。她在這期間念完了雅羅斯拉夫爾師范學院歷史語文學系，入了黨，當了科斯特羅馬省涅雅市區報編輯。她還是個詩人，一九六一年當她還在柳比姆市的時候曾用詩歌形式給自己的行為做了辯護：
既然要斗，就當真地斗！
是你親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說八道，
我才不聽那一套！
在生活中邁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靜的算盤。
但是黨組織要求她把和父親的關系“正常化”，於是她就忽然開始給父親寫信。喜出望外的父親回了她一封諒解一切的信，她馬上拿去給黨組織著。他們看了以後，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個勾。從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兩個大節日給他去一封賀節信。
這場悲劇涉及了七個人。這就是我國獄外社會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較有教養的家庭裡是不會把僅穿著內衣的無辜受害的親屬趕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們會以他為恥，他們會對他的充滿怨氣的“錯誤”世界觀感到麻煩。
還可以列舉下去。還可以指出存在著：
10．奴隸心理。上面提到的那個巴比奇在寫給檢察長的申訴書裡是這樣說的：“我理解，在戰爭期間，我們的政權機關負擔著比審查個人案件更為重要的任務。”
還有許多別的。
但是這裡我們也要承認：如果斯大林時代的這一切不是自發產生的，如果這全是他親自為我們一條一條地設計出來的——他可真算得了是個天才。
在這個惡臭陰濕的世界裡，只有劊子手和最無恥的背叛者春風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別無其他的勇氣，青年們的皮膚曬成古銅色而靈魂卻在發霉，一只灰綠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來揪住什麼人的衣領，把他塞進一只匣子。在這樣的世界上，成百萬被群島奪去了丈夫、兒子或父親的婦女們在迷們和盲目中徘徊。她們比誰都更加驚恐不安。她們害怕閃亮的人名牌、辦公室的房門、電話鈴、敲門聲。她們害怕郵遞員、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誰認為她們妨礙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們趕出住宅、工作單位和城市。
有時候她們輕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剝奪通信權”的判決詞上，以為十年過去，他就會來信。她們在監獄門外排隊。她們跑到一百多公裡以外的什麼地方，因為聽說那裡接受寄往監獄的郵包。有時候是她們自己死在她們獄中的親人之前。有時候是她們根據退回來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醫院死亡”的條子知道了親人的死期。有時候像奧利加-恰夫恰瓦澤那樣千裡迢迢奔赴西伯利亞給丈夫的墳頭上帶去一杯家鄉的黃土——只不過已經沒人能指給她，究竟在哪一個土包下埋著她的丈夫和另外三個人的遺骸。有時候像澤爾馬-茹古爾那樣，給伏羅希洛夫之類的人寫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們忘了伏羅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體死亡之前死掉了。
這些女人身邊有年幼的孩子，每個孩子長到一定時期都絕對需要爸爸回來，過了這個關鍵時期就會遲了。可是爸爸總不回來。
用學生練習本上撕下的一張斜格紙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紅色和藍色鉛筆交替著寫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鉛筆放下來休息，然後又拿另一頭寫。稜稜角角的幼稚的帶間隔的字跡，有時候一個字被寫成了兩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應該怎樣寫我很快就要
上學了過了第一個冬天你就快回來吧不然
我們可不好啦我們沒有爸爸媽媽說你一會兒
出差一會兒有病你干嘛不從醫院跑出來這兒的
奧列什卡從醫院只穿襯衫就跑出來啦媽媽會給
你做新褲子我把皮帶送給你反正同伴們都怕
我只有奧列什卡我從來不打他也說實話他也是
窮人還有一次我害病發燒想跟媽媽一塊死可
是她不願意我也不願意唉手累麻了不寫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歲半
我已經學會寫信封媽媽還沒下班我已經把
信放進郵箱啦
馬諾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鮮明而激動的講話中”向莫斯科作家們介紹了在希臘監牢中受苦的同志們的情況。
“我明白，我所講的使你們的心都發顫了。但我這樣做是有意識的。我希望你們的心為那些在監牢裡受苦的人們感到痛楚……請你們為爭取希臘愛國者的釋放而大聲疾呼吧。”
這些飽經世故的老狐狸們當然是大聲疾呼起來！要知道在希臘有二十來個囚犯在受苦受難吶！也許是馬諾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吁之可恥，也許是因為在希臘沒有這句諺語：
“家有傷心事，何必為人愁”。
在我國各地都能看到這樣的雕塑：一個石膏衛兵牽著一條掙著撲向前方去咬什麼人的警犬。在塔什干，這樣的塑像至少還是立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學校大門口的，可是在梁贊市它卻成了全城的標志：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進城的話，它是你能見到的唯一的紀念像。
而我們見到它也不會厭惡地打一個冷戰。對於這種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們習慣了，覺得它是很自然的。 它要咬的是我們。
我把本書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運都分成了許多片斷，使他們的故事服從於本書的計劃——勾劃出群島的輪廓。我避開寫傳記的方式；它可能太單調，照那樣沒完沒了地寫下去，會把研究的責任從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讀者的肩上。
但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有權利在這裡完整地寫出幾個囚犯的命運。
1．安娜-彼得羅夫娜-斯克裡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獨生女，生於一八九六年。正如黨史已經告訴我們的，在萬惡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學的道路對她都是封閉的，她注定要過半饑半飽的奴隸生活。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時間卻是在革命以後。在革命前她還是進了邁科普市文科中學。
安娜長成了一個大個兒的姑娘，頭也長得特別大。中學的一個女同學給她畫了一張全是用圓圈構成的肖像：她的腦袋（從各方面看）是圓的，她有一個圓額頭和一雙永遠帶著困惑的表情的圓眼睛。耳垂好像是長進面頰裡去的小圓球。肩膀也是滾圓的。整個人好像個大圓球。
安娜過早地開始思索。上三年級的時候就請求老師允許她在中學圖書館借閱杜勃羅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老師生氣地說：“你讀這個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圖書館去借。”她十三歲時“解脫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歲時鑽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課堂上對神甫進行激烈的駁斥，使全班同學都拍手稱快。不過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堅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這種思想：寧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並沒有人干涉她領取應得的金質獎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學的好時機！）她來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學校的哲學心理學系。作為金質獎章獲得者，在十月政變以前，她可以領到國家杜馬的助學金。這個系專為文科中學培養邏輯學和心理學教員。整個一九一八年，她一邊靠私人教課掙錢，一邊學習心理分析。她顯然是一個無神論者，但她以整個的心靈感覺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靜止地，
萬物的活的祭壇的煙靄冉冉升起。
這時她已經傾心於佐爾丹諾-布魯諾和丘特切夫的詩意的哲學，甚至一度自認為是東方天主教徒。她貪婪地改換著信仰，也許比改換服飾更勤（她沒有什麼服飾，況且她根本不在意這些）。她還曾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認為起義和內戰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讓雙手沾染鮮血，但不能沾染污穢！”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棄學業（那個學校本身還存在著嗎？），歷盡艱險回到父母身邊，因為那裡比較吃得飽。她來到邁科普，這裡已經成立了一個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國民教育學院。安娜竟然做了該院的邏輯學、哲學和心理學代理教授。她在學生當中很得人心。
這時期白軍在近科普已經面臨本日。一位四十五歲的將軍企圖說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將軍，不要裝樣子了。趁著還沒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裡，一個中學歷史教員在教員們自己的聚會上舉杯提議“為偉大的紅軍”干杯。安娜拒絕干杯，她說：“我決不干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傾觀點的朋友們眼睛瞪得圓圓的。“這是因為……盡管有永恆的星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處決。”她預言。
她有這樣的感覺，所有的優秀人物正在這次戰爭中滅亡，只有隨波逐流者能夠幸存。她已經預感到她的偉大時刻正在來臨，但是還不知道……它將是怎樣的事件。
幾天以後紅軍開進了近科普市。又過了幾天，召開了一次全市知識分子大會。第五軍特別處處長洛謝夫上台講話。用一種（離罵街不遠的）橫掃一切的口氣痛斥“腐爛的知識分子”：“怎麼？你們是腳踩兩只船嗎？等著我來請你們？為什麼你們自己不來？”越說火氣越大，他把左輪手槍從搶套裡抽出來，一邊搖晃著它一邊叫喊著：“你們的整個文化都是腐爛的！我們要徹底摧毀它，建立新的！你們當中誰敢擋道，我們就把他消滅！”說完向會場上問：“誰要發言？”
大廳像墳墓一樣沉默著。沒有一下掌聲，沒有一只手舉起。（大廳沉默著——這是因為嚇呆了。但是恐嚇還沒有經過排練，所以人們還不知道這時是必須鼓掌的。）
洛謝夫一定沒有估計到有人敢出來發言。但是安娜站起來了：“我發言！”“你？好吧，爬上來，爬上來！”於是她穿過大廳登上舞台。一個身材高大、圓臉、面頰甚至還透著排紅的二十五歲的女子，慷慨的俄羅斯大自然的產兒（她領的面包口糧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親有一個不壞的菜園子入栗色的粗辮子能夠拖到膝蓋。但她是個代理教授，不能像這樣打扮，所以把它盤在頭頂上，好像是多了一個頭。她聲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們聽到了您的愚昧無知的講話。你們召集我們到這裡來，但是沒有通知是來埋葬偉大的俄羅斯文化。我們原以為會看到一個文化傳播者，而看到的卻是掘墓者。您今天與其講這些話，還不如簡單地把我們罵∼頓！我們應當理解您是代表蘇維埃政權說話的嗎？”
“不錯。”已經慌了手腳的洛謝夫還是很驕傲地肯定。
“如果蘇維埃政權將用您這樣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說完了，大廳裡響起了轟鳴的掌聲。（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還不覺得害怕。）大會到此結束，洛謝夫找不到詞兒了。人們向安娜走過來，在人叢中握她的手，低聲說：“您這下可完了。他們馬上會來抓您。可是謝謝您，謝謝您！我們為您感到驕傲，但是您……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麼事啊？”
契卡人員已經在她家等著。“教員同志！你過得真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張床，沒什麼可搜查的。我們還沒抓過你這樣的。你爸爸是工人，你這麼窮，怎麼站到資產階級那邊去了？”契卡機關還沒有建立好，他們把安娜帶進特別處辦公室的一個房間，那裡已經關著一個白軍上校比爾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審和處決的見證人。她事後告訴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帶進一間屋裡去審訊。這是洛謝夫睡覺兼辦公的屋子。她進門時，他正坐在攤開被子的床鋪上，穿著馬褲，內衣的扣子沒有扣，在胸前搔癢。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帶回去！”洛謝夫反唇相譏說：“好，我馬上去洗得干干淨淨，帶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兒皮手套！”
她在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中等待著死刑判決，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斯克裡普尼科娃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這是她一生中最光輝的一個星期。如果能理解這句話的確切意義，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她說的這句話。當你摒棄了對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將自己堅定不移地奉獻給一樁大事，這種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便會作為對你的報償而在你的心靈中降臨。（好生惡死的念頭則會破壞這個大歡喜的狀態。）
她還不知道全市的知識界正為她的開釋進行請願。（在二十年代末這恐怕已經無濟於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沒有人再敢做這種事了。）洛謝夫在審訊她的時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針：
“我拿下過多少城市，沒遇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瘋子。城市還在戒嚴狀態，大權都在我手裡，可是你罵我是——俄羅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們倆人都發了火……你把什麼‘土匪’、‘流氓’之類的話收回去吧。”
“不。我現在對您還是這樣看。”
“從早到晚不斷有人來為你求情。看在蘇維埃政權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讓你出去……”
他們讓她出去了。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她的講話是無害的，而是因為她是工人的女兒。如果是醫生的女兒，他們是不會饒過的。
斯克裡普尼科娃的獄中歷程就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進克拉斯諾達爾的契卡，在裡面關了八個月——“因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識”。在那個監獄裡流行著傷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擁擠。面包口糧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還是用雜合面做的。她眼看著身旁一個女犯手裡抱著的孩子活活餓死了。從而安娜發誓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永遠不生孩子，永遠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誘惑。
她堅守了這項誓言，她一輩子沒有成家，而她的命運，她的拒不妥協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監獄的機會。
後來似乎開始了平靜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裡普尼科娃申請到國立莫斯科大學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寫調查表時她寫道：“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接談人出於一片好心勸告她：“您犯傻了嗎？哪能這麼填？您就寫上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您心裡愛想什麼就想什麼。”“但是我不願意欺騙蘇維埃政權。我根本沒讀過馬克思……”“那更得這麼寫了。”“不。等我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如果我能接受這個主義的話，我再這樣寫。”於是她先去殘疾兒童學校當老師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個好朋友的丈夫，社會革命黨人，拒捕潛逃。為了逼他投案，國家政治保衛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當人質。（在新經濟政策的高峰時期仍在抓人質？）她走進盧賓卡的監房時仍是那麼一個圓臉龐、大個頭、辮子拖到膝蓋的女子。（她就是在這裡聽到偵查員的勸說：“這種俄國知識分子派頭已經過時了！……只照應你自己吧！’勾這一次她被關了一個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為參加了一個後來被當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搗毀的由教員、工人組成的音樂團體，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維茨和白波運河上服完刑的。
從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長一段時間，當局沒有碰她。不過看起來她自己也活得比較謹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後她一再被工作單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論文（《杜勃羅留波夫的心理學觀念》）退還給她，理由是她於一九二七年有過五十八條的前科！在她的這個困難時期（她三年多沒有工作了）……從中央來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國家安全部特派員利索夫（瞧，洛謝夫又來了！他還活著？連字母也沒有改變幾個啊！僅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樣公開地昂著頭，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樣低頭亂竄）建議她跟他們合作，代價是給她安排工作，允許她進行論文答辯。她驕傲地拒絕了。於是很便當地給她炮制了一個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說過：
——我們對戰爭沒有做好准備（難道我們做好了准備嗎？）；
——德國陳兵我國邊境，而我們還給他們運糧（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進了特種營——先是莫爾多維亞的杜勃羅夫拉格，後來是克麥羅沃省蘇斯洛沃車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對著一堵穿不透的牆。這時她拿定了主意要給一個地方寫申訴書，那不是別處，而是……聯合國！！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她發出了三份。這並不是純粹在耍什麼手法——完全不是！她當真地是通過在內心中與聯合國交談來排遣她永遠翻騰激蕩的靈魂。在這人吃人的數十年中，她真的沒有看到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光明。在這些上訴書裡她痛斥蘇聯國內的殘暴專橫，請求聯合國向蘇聯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審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處決，因為她不能在這種恐怖狀態下繼續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寫著蘇聯政府某領導人“親收”，而裡面夾著“請轉交聯合國”的條子。
在杜勒羅夫拉格，她被一幫狂怒的長官們叫了去：
“你怎麼膽敢給聯合國寫信？”
斯克裡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樣站在那裡，挺直、高大、莊嚴：
“無論刑法、刑事訴訟法還是憲法都沒有禁止這件事。而你們竟然私拆寄給政府領導人個人的信件，怕是不應該吧！”
一九五六年一個最高蘇維埃的“清理”委員會在他們這個勞改營裡進行工作。委員會的唯一任務就是盡多盡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個很簡單的手續，只要求犯人說幾句認錯的話，低著頭在那兒站一會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裡普尼科娃不是這種人！和普遍的正義相比，她本人的釋放算得了什麼！她怎麼能接受寬恕，如果她本來就無罪？她向委員會宣布：
“不要高興得過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遲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時代您本人是什麼樣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員們火冒三丈，吼叫起來，說她侮辱委員會成員就是侮辱最高蘇維埃，說這事不能便宜了她，說她還得從早到晚她在勞改營裡蹲下去。
為了堅持對正義的不可實現的信念，她果然在勞改營裡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時繼續給聯合國寫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機關寫了八十封申訴書）。由於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爾政治犯監獄去了一年。那地方有這麼一條規定：當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寫給任何方面的申訴。半年期間她從這裡向不同機關發出了十八封申訴書。其中十二封是給聯合國的。
她終於達到了目的！——不是處決，而是重新偵查！對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兩案重新進行偵查。她對偵查員說：“您看怎麼樣？在蘇聯官僚制度的牆上打開洞口、強迫耳聾的忒瞇斯聽到一點聲音，唯一的辦法是向聯合國上訴。”
偵查員有時急得跳起來，捶著胸口說：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這樣稱呼個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對人民做交代嗎？就拿我來說，為什麼要我做交代？那時候我們能推行什麼別的政策嗎？況且我當時對斯大林是無限信仰的，我一點情況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裡普尼科娃繼續窮追猛打：
“不對，不對，這是講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負責！你要誰來為成百萬的無辜者的死亡負責呢？為民族的精華，為黨的精華的犧牲負責呢？已經死掉的斯大林嗎？已經斃掉的貝利亞嗎？而你們卻繼續在政治上飛黃騰達嗎？”
（而她的血壓這時候已經升到危險點，她一閉上眼睛便覺得天旋地轉，一片火紅。）
本來還會繼續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這種事已經是太不像話了。
以後的歲月裡（她今天還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為仍在獄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後期在勞改營裡結識的熟人們奔走接濟。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釋放，另一些人的名譽得到了恢復。她還承擔了為本市居民進行辯護的義務。她的筆桿子和寫著“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當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對她有所遷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裡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調和精神——俄國的歷史恐怕就會是另一個樣子了。
2．斯捷潘-瓦西裡耶維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於伏爾加地區，造紙廠工人的兒子。一九二一年大饑荒中成為孤兒。這孩子生性並不活躍，然而十七歲已經入了共青團，十八歲進了農村青年學校，二十一歲畢業。在這期間他們曾被派去幫助進行糧食征購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參加消滅富農運動。可是他沒有留在村裡建設集體農莊，而是在村蘇維埃“打了證明”，拿著它上了莫斯科。費了好大的勁才在建築工地上找到一個……壯工的工作。（那正是失業時期，當時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別多。）一年後應征入伍，在部隊被吸收入黨，後來轉為正式黨員。一九三二年就已經復員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當壯工，想學點技術，所以請求區委介紹他去廠裡當學徒工。但是看來他這個黨員還是不大行，因為連這點要求都被人家拒絕了。人家要他去當民警。
可是在這當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這樣決定，這個傳記大概也用不著寫。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輕輕的干壯工，沒有一技之長，在姑娘們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兒學專長去？他只好到“口徑”工廠”去干活，還是當壯工。在廠裡一次黨員大會上他傻乎乎地為支部顯然決定要清洗的一個工人說了些辯護的話。那個工人照樣按原定計劃被清洗了，而洛希林從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來的黨費在集體宿捨裡被盜，他用自己那九十三盧布的工資賠不起。結果是開除黨籍，還威脅說要送法院（難道遺失黨費也能按刑法典處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經退了坡，有一天他連工也沒去上。他們以曠工為理由把他開除了。背著這樣的問題，他長久找不到工作。一個偵查員把他叫去盤問過一陣，過後也丟開不管了。等著受審吧——可又總不開庭。忽然下來了一份缺席裁決：強制勞動六個月，工資扣發百分之二十五，通過市勞改局執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輔車站小吃部去（我們自己生活中會發生的什麼事我們能說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鍾的餓，會怎麼樣呢？如果他到別的小吃部去吃東西呢？……）。也許他臉上帶著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東張西望？他本人並不知道。迎面走來二個穿內務人民委員部制服的年輕婦女。（這是該你們女人家干的差事嗎？）她問：“您在找什麼？您到哪兒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個房門：“到那屋裡去！”洛希林當然是服從了她的指揮（你向一個英國人說這句話試試！）。這裡是特別科辦公室。一個干部坐在辦公桌後面。那女的說：“這個人是我在車站巡邏時拘留的。”說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輩子再也沒見過她。（我們也永遠不會知道她！……）那個干部不讓他坐下就開始訊問。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證件，把他送進拘留室。那裡已經有兩個男人。據洛希林自己講，他“這次沒有征得許可（！）就在他們旁邊的一張空椅子上坐下了。”三個人呆坐了好長時間。來了幾個民警把他們帶到羈押室。一個民警叫他們把身上的錢交給他，因為據他說在羈押室裡“反正要被人奪走的”（民警和盜賊之間有多麼驚人的共同點！）。洛希林扯謊說他身上沒有錢。他們在他身上一搜，錢就永遠被沒收了。馬合煙倒是還了給他。他帶著兩盒馬合煙走進了自己頭一間牢房，把煙往桌上一擺。當然屋裡的人們都沒有煙抽了。
從羈押室裡只被帶到偵查員那裡一次。那人問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這一行的。（這本是多好的得救機會！應當說：是，我是干這一行的，這是頭一次被抓。為這種事情頂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驕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偵查員也沒有給他扣別的罪名。偵查到此就算結束，也沒有開庭審判。
他在羈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裡把他們全體轉押到彼得羅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偵查局。這地方可是又擠又悶，水洩不通。竊賊們是這兒的主干，他們奪走囚犯們的東西拿去賭錢。在這裡洛希林第一次被“他們奇怪的大膽，他們堅持據有的某種不可理解的優越地位”嚇得目瞪口呆。某一個晚上，他們被一車車地運往斯列堅卡大街上的遞解監獄（建立紅色普列斯尼亞監獄之前就在這兒）。這裡的牢房更擠。坐在地上和睡板鋪的人們要倒班。被盜竊犯們剝得衣不遮體的人，民警發給穿的——樹皮鞋和民警的舊制服。
和洛希林同來的以及其他的人當中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起訴也沒有被傳到法庭上去過，可是和已決犯一樣地押來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遞解到佩列鮑爾。在那裡填寫入營登記表的時候他才獲悉自己的條文是CB3——“社會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還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為什麼成了“社會有害分子”？如果我過去是做買賣的，那還說得過去……）
伏爾加拉格。伐木場。一天十小時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兩個節日，沒有一天公休。（戰爭爆發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斷了一條腿。做手術，住院四個月，拄雙拐三個月。然後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這樣服完的。戰爭開始了，但他畢竟不算是“五十八條”，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獲釋。洛希林獲釋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裝備卡片上記了帳的。他苦苦哀求雜役們把這件可惡的外套注銷——不行！人家不肯發這個慈悲！他們從他的“釋放費”扣除了外套的價值——實際多算了一倍的錢，而這件破爛的棉寶衣的官價本來就貴得嚇人！這樣，在一個寒冷的秋日，讓他穿著一件勞改犯的單布衣出了營門，幾乎沒有一點路費，沒有面包，甚至沒有一條成鮮魚。門崗在出口處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順風。
他在釋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樣，遭到洗劫……
在登記分配科科長辦公室裡開離營證明的時候，洛希林反著個兒讀出了他的檔案裡寫的內容。那裡面寫的是：“在車站巡邏時拘留的……”
他回到本鄉本土的蘇爾斯克市。區兵役局因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這樣卻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國防人民委員會第336號命令對所有能從事體力勞動的兵役適齡男性公民實行動員。洛希林被編入烏裡揚諾夫斯克市衛戍部隊營房。
管理部的勞動支隊。這是個什麼性質的支隊以及受到怎樣的看待僅從以下一點就可以判斷出來：這個支隊裡有很多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征召入伍但由於不可靠而沒有派到前線去的西部烏克蘭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於又落進了群島的一個變種，一個按軍隊編制的沒有看守的勞改營。它的任務同樣是在搾干這些人最後一把力氣後加以消滅。
十小時的工作日。營房裡是沒有任何臥具的雙層板鋪。（他們出工以後營房好像是沒人住的。）不論勞動還是平時，都是穿著從家裡被抓來時穿的那一套衣服，內衣也是自己的。既沒有洗澡房也不發換洗的內衣。他們的工資很低，面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兩頓，每頓一湯一菜）的價錢都要從工資裡扣。連發給他們穿的楚瓦什樺樹皮鞋都要算錢。
支隊管理員和隊長是從隊員中指派的，但是他們沒有任何實權。一切由修建辦公室主任M-熱爾托夫說了算。他是一個想怎麼干就能怎麼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說一句話，有的隊員就一兩天領不到面包和午飯。（“哪兒來的這種規矩？”洛希林奇怪地問，“連勞改營裡也不像這樣。”）同時，正在養傷的身體還衰弱的前線士兵也陸陸續續被派到這個支隊裡來。給支隊配備了一名女醫生。她有權開病假條，但是熱爾托夫不許她寫。她怕他，她哭，也沒有向隊員們瞞著自己的眼淚。（這就是自由！這就是我國的自由！）大家全長了虱子，板鋪上爬滿了臭蟲。
但這畢竟還不是勞改營！他們是可以提意見的。他們果真提了。給省報寫信，給省委寫信。哪兒也沒有回音。唯一的反應來自市衛生局：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消毒，讓每個人好好地洗了一個澡，給每人發了一套內衣和若干臥具——但全要從工資裡扣錢（！）。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隊裡勞動的第三年的開端，他自己的鞋襪全穿爛了，因此沒有上工。馬上以曠工為理由給他判了罪——在本支隊內服勞改刑三個月，工資扣發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濕地上，穿著樹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沒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連缺席判決的那一次也算上，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這次審判是在營房的所謂“紅角”裡進行的，判決是監禁三個月。
但是……並沒有關監牢！因為讓洛希林白吃飯對國家不利！因為任何一種監禁也沒有比這種勞動更難受的了！
這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這以前洛希林沒有給衛戍部隊營房管理處寫過一封告狀信，說熱爾托夫答應給每人發一雙鞋可是至今不發（由他一個人寫，是因為嚴厲禁止集體告狀。搞這種和社會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集體告狀，弄不好會撈到一個“五十八條”），事情本來也就這麼過去了。
由於加上了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來！”這個平時不聲不響的勞動干將三年以來領到的唯一東西就是一條勞動圍裙。洛希林把它解下來，輕輕地放在地板上。營管處叫來的地段民警就在一邊等著。他把洛希林帶到派出所，當晚就送進了監獄，但是監獄值班員發現公文裡有毛病，拒絕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帶回派出所。半路經過他們勞動支隊的營房，民警說：“去，回去歇著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兒去。等我一兩天來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傳奇般的師團已經逼近易北河，對柏林形成了包圍。國家天天放禮炮，把天空染成紅、綠、金黃的顏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關進烏裡揚斯克省立監獄。這個監獄牢房的擁擠程度不亞於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湯是用飼料蕪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點的，連皮帶泥一起下鍋。他在監室裡度過了五月九日（勝利日以後的好幾天他們還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正像他在鐵窗後面迎來了戰爭爆發一樣，他同樣是在那裡送走了它。
勝利日之後，所謂的法令犯（既因曠工、遲到、有時因在生產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獄的）一律被送進了勞改營。他們在這裡從事挖土、建築以及裝卸駁船等項工作。伙食很壞。營是新建的。別說醫生，連個護士也沒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經炎，照樣被趕出去上工。他已經奄奄一息，兩腿浮腫，長期發燒，但還是要他去勞動。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頒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沒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釋放的榮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個月的勞改期滿，當時就被放了出來。
“不管怎麼樣，”洛希林說，“在靈魂深處我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當我死的時候，請把我當做一名共產黨員。”
他可能是在開玩笑，但也可能是當真的。
我手頭沒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來的想法結束這一章——展示幾個俄國人的生活與群島的法則之間發生的驚心動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個安全而從容的時機以便對此書進行再次校訂，把遺漏的生活經歷補充進去。
我想，如果能在這裡加進一段關於保羅-弗洛連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監獄和勞改營受到的摧殘及其死亡的事略，會是很合適的。這個人也許是被群島永遠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們都說他是一個二十世紀少有的精通多種學科的學問家。他在學校裡是學數學的，青年時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動並因而當了神甫。他青年時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確立》只是到了今天才獲得應有的評價。在數學（很久以後在西方得到了證明的拓樸定理）、藝術學（論俄羅斯聖像，論廟堂戲劇）、哲學和宗教學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檔案基本上保存下來了，但還沒有公布，我接觸不到。）革命以後他是電力工程學院的教授（他講課時穿著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維納“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能解算課題的機械”的論文，和控制論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後就被捕了。他的獄中經歷我僅知道一些片斷，很沒有把握地寫在下面：西伯利亞的流放（在流放地繼續寫作並用化名發表在科學院西伯利亞考察隊論文集裡）；索洛維茨。這個勞改營撤銷後，他被遣送到極北地區，據某些消息來源說是遣送到了科雷馬。在科雷馬他仍在研究當地的植物和礦物（這是在他論丁字鎬的勞動之余）。他在勞改營中去世的地點和時間都不清楚，據傳說是在戰時被處決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圖茲坐過牢的葉夫列莫夫縣的瓦連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這裡談一談。但是我的關於他的記憶實在有限，而他的經歷確是值得細說的。一九二九年，當他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時，他殺死了本村蘇維埃主席後逃亡在外。從此他只能靠偷竊生存和藏身。他曾被關押過數次，全是因為扒竊。一九四一年他被釋放了。德軍把他運到德國。他跟他們合作了嗎？沒有，他逃跑了兩次，結果落入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被盟軍從那裡解放出來。他留在西方了？沒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實姓（“祖國寬恕了你們！祖國召喚你們！”）回到了自己的村莊，娶了老婆並且在集體農莊勞動。一九四六年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條把他關進了監獄。他是一九五五年獲釋的。如果把這個傳記詳細展開來寫，它可能向我們說明最近數十年俄國人的命運中的許多問題。此外，科莫夫還是一個典型的勞改營作業班長，是一個“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勞改營裡他也敢在全體點名時沖著長官喊：“為什麼我們營裡實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後，如果在這一章裡加進某個在人品和觀點的忠貞方面出類拔萃的社會黨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內隨著每次“大牌陣”的重擺而遭到的磨難，也會是很適當的。
也許把某個窮凶極惡的內務部分子如加拉寧和扎維尼亞金之流或某個不那麼有名的人物的傳記放在這裡也是非常得體的。
但這一切顯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來完成了。當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這部書的寫作時，我不指望今後再有機會回到群島的主題上了。
不過就這些也已經夠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經有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