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關於古拉格群島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寫到了、讀到了和懂得了，但關於我國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們是否知道這個幾十年來肚子裡裝著群島的國家是什麼樣子？
我身體裡曾有一個男人拳頭大小的腫瘤。它把我的肚子撐高、變形，妨礙我吃飯和睡覺，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它（儘管它還不到我體積的百分之零點五，而群島卻佔全國面積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處倒不在於它壓迫附近的內臟並使它們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個身體。
我們的國家也是如此，群島的毒素逐漸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曉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這些毒素排除。
我們能不能、敢不敢拒我們過去的（其實和今天也離得不遠的）生活環境裡的全部卑污描寫出來？如果不透徹地揭示這種卑污，寫出來的東西必定是謊言。據此我認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國根本就沒有文學。因為沒有全部的真實就不是文學。今天，人們正採用時髦的手法——暗示、插話、補白、影射——揭示著這種卑污，但結果又得到謊言。
這雖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我們不妨試試簡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徵列舉在下面。這些特徵都是因為與群島為鄰而形成的，或者是與它的格調一致的。
1．永恆的恐懼。讀者已經注意到，群島人員大擴充的年份並不止於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進行著，正如沒有一分鐘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樣，沒有一分鐘不在抓人。有時候它逼近某人身邊，有時候又離他較遠。有時候人以自己沒什麼危險的想法欺騙自己，有時候他主動去充當劊子手從而減輕了危險。但是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成年公民，從集體農莊莊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永遠知道，一句話不謹慎，一個行動不謹慎，都會使他落進無底深淵，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島上每個雜役腳底下都有一個一般勞動的深淵（和陰曹地府）一樣，我國每個居民腳底下都是群島的深淵（和陰曹地府）。看表面，我們的國家似乎比它的群島大得多，但是整個國家連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懸在群島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懼——並不一概是對逮捕的恐懼。還有一些中間階段：清洗、審查、填表（常規的表格和特別的表格）、解雇、吊銷戶口、驅逐或者流放聲登記表設計得如此周密詳細、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發覺自己是有「碴兒」的，無時無刻不在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編造了一個假自傳，以後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塗。但危險依然可能突然降臨。卡德鎮的弗拉索夫的兒子伊戈爾一直填寫他父親已故。他用這辦法考進了軍事學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內交出他父親的死亡證明材料。瞧你怎麼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種恐懼使人們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微渺和毫無權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聽說她的愛人（未登過記的丈夫）在奧廖爾被捕入獄。她趕到那裡去。監獄門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馬車。車上坐著穿樺皮鞋和大棉襖的農村婦女，手裡拎著監獄當局不肯轉交的牢飯。阿尼奇科娃把頭伸向陰森的監獄大牆上挖開的小窗戶。「你來幹什麼？」裡面的人嚴厲地問。聽她講了原委，裡面的人對她說：「莫斯科來的同志，我勸你今天就離開這兒，因為夜晚就會有人來找你！」這類事外國人是聽不懂的：契卡人員為什麼不就事論事地回答問題，反而給了這麼一個人家並沒有徵求的忠告？他有什麼權力要求一個自由的公民立即離開本地？究竟是什麼人會來找她？？為什麼事？——但是哪一個蘇聯公民能假裝說他不懂這個意思或者說這不像真事？聽了這句勸告以後，你反正不敢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留下來！
曼德爾施塔姆說得很好，她指出我們的生活被監獄滲透得這樣深，以至於像「抓」、「關」、「蹲」、「放」這一些多意的單詞即使沒有上下文我們也只會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無憂無慮的感覺與我國公民向來是無線的！
2.依附性。如果改換居住地點、離開變得對自己危險的地方以便擺脫恐懼和使自己鬆一口氣都很容易做到的話，人們的行為可能會比較大膽，甚至可能敢於冒點風險。但是在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們一直被下面這些規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個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離職。還有，人人都被戶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點。還有，你也被住房掛著，這房子既不能賣，也不能交換，也不能租賃。由於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進行抗議，那就是一種發瘋的大膽妄為。
3．隱秘性和互不信任。這兩種習性取代了我國舊時的（二十年代還沒有消失殆盡的）開誠相見與慇勤好客。這兩種習性是每個家庭、每個個人的天然保護傘。特別是因為誰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離開本地，因為每件細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聽。蘇聯人的隱秘習性並不是多餘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儘管外國人有時會覺得是超人的。前沙皇軍官K·Y全仗著結婚時沒有把自己的歷史告訴妻子才保住了性命，連一次也沒有被抓過。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時她沒有和丈夫住在一個城市這個條件，向她自己的父親和姐妹隱瞞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們說出去。她寧願對他們以及所有的人說（並且長期裝成）是她丈夫拋棄了她！這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才說破的一個家庭秘密。而哪一個城市居民的家庭沒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學生B·H的中學女同學的父親被捕。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人都趕緊躲得遠遠的，這被認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沒有躲開，他公開對這女孩子表示同情並盡力幫助她。這姑娘被他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驚呆了，她拒絕了B·H的幫助和關心，她撒謊說她不相信她父親的誠實，說她父親一定是一輩子向全家隱瞞著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魯曉夫時代才談開：這女孩子當時斷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專門搜羅不滿分子的某個反蘇組織的成員。）
這種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萬人坑挖得越來越深。誰一開口大膽而公開地說點什麼——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遠：「這準是故意挑動！」這樣一來，任何一聲衝口而出的真誠的抗議都注定會遭到孤立和疏遠的對待。
4．普遍的閉塞。我們互相隱瞞，互不相信，從而自己促成絕對的封閉性、絕對的情報虛假性在我們當中生根。這是以往發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萬人的逮捕以及對這些逮捕的群眾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彼此間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從別人嘴裡什麼也打聽不出來，只好完全聽從報紙和官方演說家們的擺佈。他們每天都要塞給我們一點什麼刺激情緒的東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處發生的火車翻車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類。可是我們應當知道的事，例如我們的樓道裡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卻沒處去打聽清楚。
如果你對周圍的生活一無所知，你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公民？只有當你自己掉進陷阱之後才會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發達到了使人無法理解的程度。幾十萬名行動人員在他們公開的辦公室裡，在機關大樓的普通房間裡，在供秘密接頭用的民宅裡，不惜紙張和他們無用的時間，孜孜不倦地收買眼線，召他們來匯報。眼線的數量遠遠超過收集情報的需要。連明知沒用的、不適合的、肯定不會同意干的——如死於勞改營的浸禮會長老尼基金之妻這樣的女教徒———他們也要去收買，照樣叫她站在他們面前受好幾小時的審問。一時把她抓進監獄，一時通知廠子裡派她干最吃虧的活兒。收買面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親自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裡、每一個辦公室裡、每一所住宅裡都有一名眼線或者使所有人都擔心身旁有眼線。
我可以提出一個自己的粗淺的估計。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個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過當情報員的建議。也可能超過這個比率。最近期間，我曾在幾批前囚犯以及在幾批從未坐過監牢的人們當中進行過抽查：我問他們之中有誰、在什麼時候、怎麼樣被收買過？結果發現同我圍在一張桌子邊的人全都接到過這樣的建議。
曼德爾施塔姆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這個目的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
隱秘性向全體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觸鬚。它潛入到同事之間，老朋友之間，同學之間，士兵之間，鄰居之間，正在成長的少年之間——甚至潛入到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室裡的送牢飯的妻子們之間。
6．背叛成為生存方式。由於多年不斷地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屬擔驚受怕，人們開始向恐懼納貢稱臣了。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最輕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壞事，但是：對在你身旁遭滅頂之災的人視而不見，不予幫助，扭開臉，縮成一團。你的鄰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聲不吭，裝做連看也沒有看見的樣子（你決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體大會上宣佈了昨天消失的那個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你雖然跟他在同一張辦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現在卻必須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時候還得用譴責性的發言！）表明你與他的罪行是多麼水火不相容。（為了你心愛的家庭，為了你親近的人們，你必須做出這個犧牲！你有什麼權利不考慮他們！）但是被抓走的人還留下了妻子、母親、孩子。或許至少該給他們一點幫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險：這可是敵人的妻子、敵人的母親、敵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還得上好幾年學呢）啊！
帕爾欽斯基工程師被捕後，他的妻子尼娜在寫給克魯泡特金的信裡說：「我現在已經身無分文。誰也不肯幫忙，所有的人都避開，都害怕。我現在總算看到了朋友是怎麼回事。只有很少幾個例外。」
窩藏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幫助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與敵人保持友誼的人也是敵人。這家凶毛裡的電話變成了啞巴。他們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認識他們，不伸手，不點頭。更不用說邀請他們去做客。也沒人借錢給他們。生活在一座熱熱鬧鬧的大城市裡，他們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這個小鞋匠，正在鬍子下面竊笑呢？
謝爾蓋·瓦維洛夫院士在自己偉大的哥哥被鎮壓以後當上了科學院的奴才院長。（這也是那位鬍子詼諧家為戲弄他而想出來的點子，同時也是對人心的檢驗。）蘇維埃伯爵A·H·托爾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屬，而且連錢也不敢給他們。列昂尼德·列昂諾夫禁止他的妻子薩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薩巴什尼科夫的家屬。
被法西斯法庭開釋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蘇聯國土上以「企圖謀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並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時候，傳奇般的季米特洛夫，這位萊比錫法庭上的吼獅，竟置這兩個老朋友於不顧，沒有營救，甚至還出賣了他們。
被捕者家屬的處境是大家熟知的。卡盧加市的B·H·卡維尚回憶說：父親被捕後，所有的人見了我們就跑開，好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我不得不退學——因為同學們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長！新一代的劊子手在成長！）。媽媽被工作單位解雇了。我們只好靠乞討生活。
民警把一位領著幾個小孩子的母親帶到火車站以便把他們送去流放。他們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屬。經過候車室的時候，其中一個小男孩（八歲左右）忽然不見了。民警想盡辦法也沒有找到。於是就把這個缺了一個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來這孩子鑽進裹著紅布的支著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裡去了。他在裡面一直坐到危險過去。事後他走回家。家的門上貼了封條。他去找鄰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媽媽的朋友。不但沒有一家肯收留這個孩子，而且連一個晚上也不讓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兒院……當代的人們！同胞們！你們認出了自己的嘴臉嗎？
但上面這一切僅僅是背叛行為的最矮的一層台階——擺脫關係。此外還有多少層誘人的台階啊？曾有多少人沿著它一級級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維尚的母親的人們不是擺脫了關係嗎？不是為迫害他們也出了一份力嗎？那些聽從行動人員的電話把尼基金娜派去幹粗活以便逼迫她當眼線的人們呢？還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編輯們呢？
布柳赫爾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象徵：他曾像貓頭鷹一樣坐在法庭主席團裡審判過圖哈切夫斯基（不過後者也可能做出同樣的事）。圖哈切夫斯基被槍斃，布柳赫爾自己的腦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醫學教授維諾格拉多夫和捨列捨夫斯基也是一樣。我們記得他們在一九五二年怎樣成了惡毒譭謗的犧牲品，但是他們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對他們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樣惡毒的譭謗上簽過名。（偉大的君主在安排情節和擺佈人們的靈魂方面進行著反覆的演習。）
人們生活在背叛「場」裡——他們拿出最有力的論據為背叛辯解。一九三七年一對夫婦預料會雙雙被捕——因為妻子是從波蘭來的。他們倆人商定了個辦法：不等人家來抓，丈夫先去告發妻子！這樣一來，女的被抓，男的卻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眼裡「擺脫了干係」，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輝燦爛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羅沃利斯基臨去監獄之前囑咐自己唯一的愛女伊莎貝拉說：「我們把一生都貢獻給了蘇維埃政權——一你可不能讓別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團！」法院判決並沒有禁止多布羅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團要求他女兒不寫信。女兒遵照父親臨別囑咐的精神，脫離了和父親的關係。
當時有過多少這類的脫離關係的聲明啊！—一或是當眾宣佈，或是在報刊上聲明：「我，某某，決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脫離與變為蘇維埃人民敵人的父母的一切關係。」用這個東西可以買到一條命。
沒有在那時候生活過的人對這一點幾乎是沒法理解，沒法原諒的。在通常的人類社會裡，一個人可以一次也不掉進這種抉擇的鐵鉗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確信自己的行為端正，在他墳頭上致告別詞的人也確信這一點。一個人可以直到離開人世也不知道人會掉進怎樣的罪惡的深井。
大片的靈魂疥癬並不是頃刻間就佈滿了整個社會。整個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國許多人還保持著他們的靈魂和原先那個社會的觀念：扶危濟困，為受難者仗義執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維洛夫和邁斯特依然公開地為全蘇植物栽培科研所全體入獄者奔走營救。敗壞也得有一個最起碼的必要期限，在這個期限到來之前，偉大的機關還是對付不了人民的。這個期限的長短也決定於那些還沒有衰老的執拗分子的年齡。對於俄國，這個過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捲了波羅的海各國，他們的敗壞過程總共才開始了五六年；時間太短，所以那裡受當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過有一個附帶的因素加強了波羅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會迫害是以民族壓迫的形式出現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抗總是比較堅定的。）
當從群島的角度評價一九三七年時，我們沒有給它戴上榮耀的王冠。但是談到那一年的獄外社會，我們不得不把這項銹蝕斑駁的背叛行為的王冠奉獻給它。可以承認正是這一年摧毀了我國獄外社會的靈魂並使它遭到普遍的敗壞。
但即使這樣，那一年也還不是我國社會的末日！（正如我們今天見到的，總的說本日從未到來過——俄羅斯的不絕如縷的生命的細絲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時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於死滅了。）反抗沒有外露，沒有給普遍墮落的時代塗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見的溫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動、跳動、跳動。
在這個可怕的時期，當珍貴的照片、珍貴的信件和日記在擔驚受怕的獨居中被燒燬的時候，當家庭櫃櫥裡的每一張發了黃的紙片都突然變成冒著死亡的火苗的羊齒草葉，自己爭先恐後地飛進爐膛的時候，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好幾千個夜晚不去燒掉，而是保存著被判刑的（如弗洛連斯基）或被公開批判的（如哲學家費多羅夫）人物的檔案！利季婭·楚科夫斯卡婭的中篇小說《索菲姐·彼得羅夫娜》在當時看起來一定是一樁多麼觸目驚心的地下反蘇活動的罪證啊！伊西多爾。格利金卻把它保存了下來。他在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感到死亡臨近的時候，掙扎著穿過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裡。
每一個和當局對抗的行動都要求具有和這個行動不成比例的勇氣。在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私存炸藥比在斯大林時代收養一個人民敵人留下的孤兒所擔的風險還小。然而有多少這樣的孩子被人收養，被人救活。（讓這些孩子們自己說出來吧！）暗地裡幫助受難者的家屬的事情也是有過的。當一個被捕者的妻子排在無希望的連等三天三夜的隊裡的時候，有人去把她換下來，讓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裡撲騰撲騰地跳著跑去警告別人，告訴他在他家裡沒下了埋伏，叫他千萬不要回家。也還有人給逃亡者提供了棲身所，儘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沒有合眼。
我們已經提到過那些有膽量對處決「工業黨」不投贊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無聞的同事辯護而走進了群島。子如其父：前面提到過的那個羅然斯基的兒子伊萬，因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辯護，也遭到了迫害。M·M·邁斯涅爾在列寧格勒兒童出版社的黨員大會上挺身而起為「兒童文學中的暗害分子們」辯護，馬上就被開除和逮捕。他這樣做的時候明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在一個軍郵檢查所（梁贊，一九四一）裡當檢查員的年輕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並不認識的前線士兵寫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別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進紙簍。他們把紙片對起來——於是這個姑娘就進了監獄。為一個遙遠的陌生人而犧牲了自己！（因為我在梁贊呆過，所以才知道這件事。沒人知道的同類事件還有多少？……）
現在把當時的逮捕說成是抽彩（愛倫堡語）倒是很便當的說法。不錯，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號碼是「圈定」的。當時確曾普遍地撒大網，確曾按任務數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們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說一個「不」字的人。結果這仍形成了靈魂的淘汰，而不是簡單的抽彩。勇敢分子們被置於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島，而一片唯唯諾諾的自由人的社會景象則沒有受到絲毫擾動。凡是較純潔、較優秀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呆不住；而這個社會失去了這些人就變得越來越腐爛。這些人的悄然離去完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卻意味著人民靈魂的死亡。
7．敗壞。在多年的恐懼和叛賣的環境裡活過來的人們只是在外表上、肉體上活下來了。而內裡的東西全都在發爛。
所以才會有成百萬人同意當眼線。如果說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內，在群島上服過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萬人（這是很謹慎的估計。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時期的人口數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戰爭期間群島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達到百分少一）。那麼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據什麼人的告發並且曾有什麼人提供了證明材料的！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使用墨汁的謀殺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們中間。其中有的人造成他們鄰人的被捕是由於恐懼——這僅僅是台階的第一級。另一些人是為謀取物質上的好處。還有一些人，當時是最年輕的，而現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們是懷著興奮鼓舞的心情進行叛賣的，是受思想意識的促使；有時候甚至是公開在叛賣；要知道，當時認為揭發敵人是對本階級的光榮貢獻！所有這些人今人都在我們中間，大多數活得很得意，我們還欣喜地把他們稱為「我們普通的蘇維埃人。」
靈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發展，它恰恰損害著靈魂中掌管報答恩情的那個部位。費多爾·佩列古德對米沙·伊萬諾夫有衣食之恩；伊萬諾夫沒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鐵路車輛修理廠並且教會他手藝。他沒地方住，佩列古德讓他搬進自己家，待他如親人。到頭來這個米哈伊爾·德米特裡耶維奇·伊萬諾夫向內務人民委員部打了個報告，說費多爾·佩列古德在家裡的飯桌上吹捧德國技術。（費多爾·佩列古德這個人可不簡單。他是機修工、馬達工、無線電工、電工、修表反、鏡片工、鑄造工、模型工、細木工，有二十來種專業。在勞改營裡他開設了一間精密機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條腿以後自己給自己做了一條義肢。）佩列古德被捕，連他的十四歲的女兒也一道被抓。這全是伊萬諾夫幹的好事！他出庭作證的時候臉上發黑。這說明正在腐爛的靈魂有時候也會透露到臉上來的。但很快他就離開了工廠，開始公開地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後來因為缺乏辦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隊。
在道德敗壞的社會裡以怨報德是司空見慣、普遍流動的習性，幾乎沒人覺得奇怪。育種學家B·C·馬爾金被捕以後，農藝學家A·A·索洛維約夫穩穩當當地把他培育出來的小麥品種「泰加49」竊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毀（全體主要研究人員被捕），它的領導人謝爾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後，謝爾巴茨基的學生卡利亞諾夫去看望老師的遺孀，說服師母把死者的藏書和手槁全部交給他——「否則不會有好結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來是個間諜中心』。他把老師的著作弄到手以後，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其中一部分（還包括沃斯特裡科夫的一篇文章），從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許多學術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鮮血和白骨之上的。學生的忘恩負義像一條花斑的帶子貫穿於我國三四十年代的科學和技術，這有一個可以理解的原因：當時的科學技術正從真正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手裡轉入乳臭未乾、貪得無厭的新提拔的工農幹部手裡。
所有這些奪來的論文和偷來的發明現在—一追究和列舉是辦不到的了。可是佔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來的東西呢？這種野蠻風習在戰爭時期不是成了普遍現象嗎：如果誰遭了大難，或是房子被炸、被燒，或是疏散到後方，倖免於難的鄰居，普通的蘇維埃人，都要在這個時刻竭力從受害者身上撈點好處。
敗壞的形式多種多樣，不是我們在這一章裡能介紹得完的。我們的社會生活總括起來說，就是賣友求榮者受提拔，庸碌無能之輩得勝利，優秀而正直的人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國範圍內，誰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無理取鬧者打倒、搞垮、趕走的一樁事實？我肯定這樣的事例是不可能發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從下朝上流一樣。要知道高尚的人不會去找國家安全部門，而卑鄙的人則隨時可以利用這個機關。國家安全部門既然對待尼古拉·瓦維洛夫這樣的人都沒有講客氣，還會對什麼人講客氣？所以怎麼會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賤者對高資者的輕而易舉的勝利在人群擁擠的首都裡翻滾著惡臭污濁的黑浪。但是它在遙遠的北方，在誠實的北極風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膾炙人口的神話一般的北極考察站裡——那本應是傑克·倫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們在一起抽像征和平的煙斗的地方——也照樣散發著臭氣。多馬什內島（北地島）上的北極站裡一共有三個人：非黨員站長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巴比奇，他是一個享有榮譽地位的老北極探險家；幹粗活的工人葉廖明，他是唯一黨員，也是該站的黨支書（！）；共青團員（也是團小組長！）氣象員戈裡亞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長，以便取而代之。戈裡亞琴科偷翻站長的私人物品，偷竊文件，進行恐嚇。按照傑克·倫敦的解決辦法，就該是兩個男人一齊動手把這個混蛋塞到冰層下面了事。但不是這樣——而是向北海航道總局帕帕寧發了一封電報，提出有必要調換一名工作人員。黨支書葉廖明在這封電報上簽了字，但馬上就向共青團員表示了懺悔並且和他聯名給帕帕寧發了一封內容相反的黨團組織系統的電報。帕帕寧的決定是：鑒於集體已經發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陸。派出破冰船「薩得闊」號去接他們。共青團員分秒必爭地在「薩得闊」號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當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薩得闊」號破冰船……交給德國人，——說的就是他們現在乘坐的這條船！……），靠岸以後，把他直接送進了羈押室。（如果我們想像船政委是一個正直而有頭腦的人，他把巴比奇找來，聽取另一方的陳述，結果會如何？但是，這就等於在一個可能的敵人面前暴露揭發材料的秘密！這麼一來戈裡亞琴科就可能通過帕帕寧把船政委也弄進監獄。系統的功能是天衣無縫的！）
當然，在不是從小就在少先隊和共青團支部裡教育出來的個別人身上，靈魂還是完好無損的。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火車站上，一個健壯的兵士看到一列運囚犯的火車，忽然跑去買了幾包紙煙，跟押解隊說好話，請他們轉交給囚犯。（在本書其他地方我們也描寫了一些類似的場面。）但這個士兵八成不是執勤的，而是回家探親的，本單位的團小組長不在身邊。在部隊裡他可不敢這樣放肆，不然沒他的好果子吃。說不定在這種情況下當地的軍事糾察機關也會把他叫去盤問。
8．說假話成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懼懾服了也罷，被私慾和嫉妒侵蝕了也罷，人們反正不會這麼快地就變蠢了。他們的靈魂渾濁了，但理智還相當清晰。他們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個前額低扁的人的腦袋瓜子裡去了。當他們在廣播、電影、報紙上聽到、看到、讀到自己時，也沒法相信自己那種愚昧呆癡的形象。倒沒什麼人強迫他們直言不諱地做出回答，但也決不會允許他們保持沉默！他們必須表態。那麼，除了說假話還能說什麼？他們必須發了瘋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沒有人要求他們真心。
如果我們讀到高教工作人員致斯大林同志的這樣一封信：
「我們將不斷提高革命警惕性，協助由忠實的列寧
主義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
若天領導的我國光榮的偵察機構從我國高等學校以及全
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團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敗類清
除乾淨」——
我們總不至於把千人大會的全體參加者都當成白癡，而只會認為這是一些對於明天自己被抓也會乖乖服從的道德墮落的說謊者。
不斷地說假話，和背叛行為一樣，變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動一下舌頭都可能被人聽去，每一個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觀察。因此每一句話如果木必須是直接的謊言，也必須不與共同的謊言相牴觸。存在著一套現成的句子、一套現成的標籤、一套現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講話，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書，不論是學術的、政論的、批評的或者是所謂「文藝」的——不使用這些主要的套話是通不過的。在最最科學性的文字裡也必須找個地方對某某人的假冒的權威和假冒的發明權吹捧兩句，把說了真話的某某人臭罵兩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不夾進些這一類的謊言也不能出版。還用說那些吵吵嚷嚷的群眾大會嗎？還用說那些利用午休時間召開的狗屁不值的集會嗎？在這些集會上必須舉手反對你自己的意見；對於你不痛快的事假裝興高采烈（認購新的公債啦，降低計件工資額啦，為建立一個什麼名目的坦克縱隊捐款啦，承擔星期天義務勞動，或者派孩子們去支援集體農莊莊員啦），以及對於八桿子夠不著的地方發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憤慨（在西印度群島或者巴拉圭發生的什麼摸不著看不見的暴行）。
騰諾在監獄裡害臊地回憶起，他被捕前的兩個禮拜還向水兵們做過一次《斯大林憲法——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報告。自然一句真心話也沒有。）
沒有一個打出過一頁稿紙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走上過講壇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在麥克風前面站過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
如果到此為止也還罷了。要知道下面還有呢：和上級的任何一次談話，在幹部科的任何一次談話，一般地和另一個蘇聯人的任何一次談話都要求你說假話——有時候是瞪眼瞎說，有時候是瞻前顧後，有時候是點頭認可。如果你的白癡交談者當面對你說，我們撤退到伏爾加河是為了誘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國人把科羅拉多甲蟲丟到我們頭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搖頭代替點頭會給你招來往群島搬家的橫禍（我們回憶一下丘爾佩涅夫的被抓，本書第一部，第七章）。
但這還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長大！如果他們已經長得夠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應當在他們面前公開說出你心裡想的話；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們學習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他們會臉不紅心不跳地去建立這個功勳。而如果你的孩子們還小，就需要決定怎樣教育他們最合適：是一開頭就拿謊言當做真理端給他們（為了使他們將來比較容易生活），並且今後永遠在他們面前說假話呢，還是冒著他們可能說漏嘴的風險，可能捐出去的風險，對他們說真話。因此一開始就得向他們講清楚，真話是會帶來殺身之禍的，一出家門就要說假話，只能說假話，就像爸爸和媽媽一樣。
這樣的選擇使得你恐怕連孩子也不想要了。
謊言是生活得以長期穩定的基礎；A·k——一個年輕、聰明、懂世故的女人，從首都來到某個省城的學院教文學。她的檔案裡沒有任何問題，並且拿著一張嶄新的副博士證書。她看到她講主課的班級裡只有一個黨員女學生，於是斷定這裡的情報員一定會是她。（班級裡必須得有個人送情報，這一點A·K是拿得準的。）她決定和這個黨員女學生假裝親近。（順便說一句，從群島的策略角度看來這純粹是失算。相反地，應當老給她打二分，那樣一來，這人的任何小報告都會被看成是挾嫌報復。）她們倆又是經常在學院以外會面，又是交換照片。（女學生把A·K的照片放在黨證夾子裡）在假期她們兩人親熱地通信。A·K講每一堂課都盡力順應自己的黨員學生的可能的評價。這種令人羞辱的裝模作樣的四年過去了。女學生畢了業，對於A·k說來，這個人已經無足輕重了。這個女學生來看她，A·K毫不加掩飾地對她冷淡。女學生生了氣，要求退回照片和信，並且大聲說（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報員）：「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決不會像您現在這樣死賴在這個可憐的學院不想走！您的課講得像什麼樣子！——全是陳詞濫調！」
的確！A·K為了適應一個情報員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內容貧乏、色彩暗淡、稜角磨平，把她本來有能力講得很精彩的這門課程完全毀了。
像某個詩人很機智地說過的；我們過去搞的不是個人迷信，而是兩面派的迷信。
當然這也要區別不同的等級：有被迫的、自衛性的謊言，也有作家們最擅長的那種忘乎所以的、熱情洋溢的謊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動的心情於一九三七（！）寫出的以下名句一類的謊言。她寫道，社會主義時代竟把刑事偵訊也改變了面貌：據偵查員們介紹，今天的被偵查人都是自願地同他們合作，主動地把關於自己和別人一切該講的事都講出來。
謊言使我們遠離了正常的社會，使我們失去衡量事物的基準，在灰茫茫的濃霧中看不到一根路標。忽然，你從書中的腳注裡發現，雅庫博維奇的《在被遺棄者的世界裡》一書，是在作者剛服完苦役正準備去流放地的時候出版的（雖然是用了一個假名字）。好了，拿來比比，拿來和我們比比！我那本遲到的、怯生生的小說剛剛奇跡般地溜過了關，人家馬上就把攔路桿堅決地放了下來，門扇和門閂全緊緊地插牢了。而現在不僅當前發生的事情不許寫，連三十年，五十年以前發生的事情也在禁寫之列。我們有生之年還能讀到這些嗎？我們注定要泡在謊言和欺騙的污水裡進墳墓了。
進一步說，即使有人提供瞭解真相的機會，還有一個我們這些自由的人們想不想知道的問題。奧克斯曼一九四八年從勞改營回來，以後沒有再被抓進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沒有拋棄他，經常幫他的忙，但是唯獨不願意聽他回憶勞改營！因為知道了那個——他們以後怎麼繼續活下去？
戰爭結束以後有一首歌很流行：《這兒聽不到城市的喧囂》。沒有一個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這首歌得不到熱烈的掌聲。「思想感情管理總局」開頭沒有猜出其中的奧秘。既然是俄羅斯的、民間的，可以讓電台廣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後來他們恍然大悟——趕緊劃X。因為歌詞講的是一個在劫難逃的囚徒，講的是一對被拆散的情人。懺悔的需要終歸還潛藏在人們心裡，它微微地蠕動著。說夠了假話的人們至少在聽這一首歌的時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幾下巴掌。
9．殘忍。在上述的種種品性當中，哪裡還有慈善心腸的立足之地？當你推開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時候怎麼可能繼續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鮮血，以後只會變得越加殘忍。對殘忍（「階級的殘忍」）又是歌頌，又是培養，弄得你確實不知道好與壞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裡。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憐憫遭嘲笑，仁慈遭嘲笑——這時候你用鐵鏈也掛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們了。
一個未署姓名的婦女寫信給我（來信地址是阿爾巴特大街十五號），向我提出關於「某些蘇維埃人」特有的「殘忍性的根源」問題。為什麼處在他們支配之下的人越無法自衛，他們表現出的殘忍性越大？她舉出一個例子，也許遠遠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轉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車裡雅賓斯克火車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簷下。氣溫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簷下的積雪被緊緊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裡坐著一個穿棉襖的女人，隔窗站著一個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壯的民警。他倆互相調情挑逗，談得入神。水泥地上躺著幾個穿著泥土色的單布衣裳、裹著市片的人。用「破舊」兩個字形容他們身上的布片都嫌過分美化。這是幾個小青年，他們身體虛弱、浮腫，嘴唇上長著膿泡。其中一個看起來正在發燒，他把赤裸的胸膛貼在雪上，發出呻吟。講述這件事的這位婦女走過去，問他們是什麼人。原來他們一個是勞改期滿釋放的，另一個是因病釋放的。但是釋放證明寫得不對，所以現在站上不給他們回家的車票。他們已經沒有力氣返回勞改營——腹瀉把他們耗空了。這位婦女掰給他們每人一小塊麵包。在這當口民警忽然中斷了他的愉快的交談，用威脅的口氣對她說：「這是怎麼回事，大嬸，認出親戚來了？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好。沒你幫忙他們也會死。」她一想——他們真格兒地會把我也抓進去的（想得對！為什麼不會呢？）。只好走開了。
這一切——她心裡怎麼想的，她怎麼走開的——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多麼典型啊。還有那個狠心的民警，那個狠心的穿棉襖的女人，那個不給他們車票的售票員，那個不肯送他們進市內醫院的女護土，那個在勞改營裡給他們開證明的昏頭昏腦的自由僱員。
嚴峻而險惡的歲月來臨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會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時代那樣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兒」。要叫，大約只會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馬加丹的小學生們朝押解過路的女犯隊伍扔石頭（蘇羅夫采娃回憶）。
我國從前或別國現在有沒有這麼多使人厭惡和寒心的住宅裡的和家庭裡的糾紛？這種事情每一個讀者都能說出一大堆，我們僅略舉
羅斯托夫市多洛馬諾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樓裡住著一個叫維拉·克拉蘇茨卡婭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後死在獄中的。她的鄰居安娜·斯托利貝格知道這件事——整整十八年，從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為抓著這個把柄而洋洋得意，經常用威脅的話折磨克拉蘇茨卡婭；在廚房裡和走廊上碰到她就會用絲絲的聲音對她說：「我說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說一個字，『黑烏鴉』就會來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蘇茨卡婭才決定給檢察長寫了一封控告信。從此斯托利貝格不說了。但她們仍繼續合住一個單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謝苗諾夫一九五0年被捕後，他妻子當年冬天就把眼他們住在一起的婆婆瑪麗亞·伊裡尼奇娜·謝苗諾娃趕出了家門：「滾吧，老妖婆！你的兒子是人民的敵人！」（六年以後丈夫從勞改營回來。她和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娜佳一起半夜裡把只穿著內褲的丈夫趕到大街上。娜佳在這件事上特別積極，因為她需要給自己的丈夫騰出空間。她把長褲朝她爸爸的臉上摔過去，嘴裡喊著：「滾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羅斯拉夫爾去投靠她的無子女的女兒。女兒、女婿很快就對老太婆感到厭煩了。女婿瓦西裡·費多羅維奇·梅捷爾金，消防隊員，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裡用兩個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臉，夾得緊緊地讓她扭不了頭，以朝她臉上吐唾沫取樂，一直到把口水吐乾，同時竭力吐到她眼裡和嘴裡。當他火氣更大的時候，便把生殖器掏出來朝老太婆臉上符，還說：「給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對從勞改營回來的兄弟解釋說：「瓦復喝醉了。叫我拿這喝醉酒的人有什麼辦法？」後來為了申請分配一套新單元（「需要帶洗澡間的。我們沒地方給老媽媽洗澡！總不能讓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裡去洗吧！」）對老太婆的態度才開始過得去。「以有老人為理由」得到一套單元以後，他們用大櫥小櫃把各個房間塞得滿滿的，把媽媽趕進立櫃和牆壁之間的三十五公分寬的夾縫裡，要她老躺在裡頭，不許探頭探腦。謝苗諾夫這時住在兒子家裡。他沒問過兒子，就冒險把老媽媽接進家來。孫子進屋，奶奶朝他跪下，說：「沃沃奇卡！你不會把我趕出去吧？」孫子做了一個難者的表情說：「好吧，我結婚以前你可以在這兒住。」孫女娜佳—一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況也可以順便在這裡談談。她在這期間念完了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歷史語文學系，入了黨，當了科斯特羅馬省涅雅市區報編輯。她還是個詩人，一九六一年當她還在柳比姆市的時候曾用詩歌形式給自己的行為做了辯護：
既然要鬥，就當真地鬥！
是你親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說八道，
我才不聽那一套！
在生活中邁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靜的算盤。
但是黨組織要求她把和父親的關係「正常化」，於是她就忽然開始給父親寫信。喜出望外的父親回了她一封諒解一切的信，她馬上拿去給黨組織著。他們看了以後，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個勾。從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兩個大節日給他去一封賀節信。
這場悲劇涉及了七個人。這就是我國獄外社會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較有教養的家庭裡是不會把僅穿著內衣的無辜受害的親屬趕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們會以他為恥，他們會對他的充滿怨氣的「錯誤」世界觀感到麻煩。
還可以列舉下去。還可以指出存在著：
10．奴隸心理。上面提到的那個巴比奇在寫給檢察長的申訴書裡是這樣說的：「我理解，在戰爭期間，我們的政權機關負擔著比審查個人案件更為重要的任務。」
還有許多別的。
但是這裡我們也要承認：如果斯大林時代的這一切不是自發產生的，如果這全是他親自為我們一條一條地設計出來的——他可真算得了是個天才。
在這個惡臭陰濕的世界裡，只有劊子手和最無恥的背叛者春風得意，而剩餘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別無其他的勇氣，青年們的皮膚曬成古銅色而靈魂卻在發霉，一隻灰綠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來揪住什麼人的衣領，把他塞進一隻匣子。在這樣的世界上，成百萬被群島奪去了丈夫、兒子或父親的婦女們在迷們和盲目中徘徊。她們比誰都更加驚恐不安。她們害怕閃亮的人名牌、辦公室的房門、電話鈴、敲門聲。她們害怕郵遞員、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誰認為她們妨礙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們趕出住宅、工作單位和城市。
有時候她們輕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剝奪通信權」的判決詞上，以為十年過去，他就會來信。她們在監獄門外排隊。她們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麼地方，因為聽說那裡接受寄往監獄的郵包。有時候是她們自己死在她們獄中的親人之前。有時候是她們根據退回來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醫院死亡」的條子知道了親人的死期。有時候像奧利加·恰夫恰瓦澤那樣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亞給丈夫的墳頭上帶去一杯家鄉的黃土——只不過已經沒人能指給她，究竟在哪一個土包下埋著她的丈夫和另外三個人的遺骸。有時候像澤爾馬·茹古爾那樣，給伏羅希洛夫之類的人寫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們忘了伏羅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體死亡之前死掉了。
這些女人身邊有年幼的孩子，每個孩子長到一定時期都絕對需要爸爸回來，過了這個關鍵時期就會遲了。可是爸爸總不回來。
用學生練習本上撕下的一張斜格紙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紅色和藍色鉛筆交替著寫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鉛筆放下來休息，然後又拿另一頭寫。稜稜角角的幼稚的帶間隔的字跡，有時候一個字被寫成了兩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應該怎樣寫我很快就要
上學了過了第一個冬天你就快回來吧不然
我們可不好啦我們沒有爸爸媽媽說你一會兒
出差一會兒有病你幹嘛不從醫院跑出來這兒的
奧列什卡從醫院只穿襯衫就跑出來啦媽媽會給
你做新褲子我把皮帶送給你反正同伴們都怕
我只有奧列什卡我從來不打他也說實話他也是
窮人還有一次我害病發燒想跟媽媽一塊死可
是她不願意我也不願意唉手累麻了不寫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歲半
我已經學會寫信封媽媽還沒下班我已經把
信放進郵箱啦
馬諾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鮮明而激動的講話中」向莫斯科作家們介紹了在希臘監牢中受苦的同志們的情況。
「我明白，我所講的使你們的心都發顫了。但我這樣做是有意識的。我希望你們的心為那些在監牢裡受苦的人們感到痛楚……請你們為爭取希臘愛國者的釋放而大聲疾呼吧。」
這些飽經世故的老狐狸們當然是大聲疾呼起來！要知道在希臘有二十來個囚犯在受苦受難吶！也許是馬諾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籲之可恥，也許是因為在希臘沒有這句諺語：
「家有傷心事，何必為人愁」。
在我國各地都能看到這樣的雕塑：一個石膏衛兵牽著一條掙著撲向前方去咬什麼人的警犬。在塔什干，這樣的塑像至少還是立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學校大門口的，可是在梁贊市它卻成了全城的標誌：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進城的話，它是你能見到的唯一的紀念像。
而我們見到它也不會厭惡地打一個冷戰。對於這種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們習慣了，覺得它是很自然的。
它要咬的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