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在流逝……
它不像勞改犯開玩笑說的繞口令：“冬—夏，冬—夏”那麼急促。秋綿綿，冬漫漫，春姍，只有夏是短的。在群島上，夏天是短促的。
哪怕是一個年頭，那也是夠長的了。哪怕是一個年頭，也給你留下了多少思考的時間啊！在一年當中，不論是泥濘滿地的蒙蒙細雨，或是凜冽狂暴的風雪，或是風停雪雯後的砭骨的嚴寒，你都要三百三十次地在出工的隊列中擠撞。你要干滿三百三十天討厭的、與己無關的不動腦子的工作。三百三十個黃昏，你渾身又濕又冷地瑟縮在下工集合點，等著押解隊的士兵們從各個老遠的了望塔走到一起來。列隊出工，列隊下工。低著頭喝掉七百三十缽菜湯）七百三十份稀粥。在你的“小車廂”上醒來，睡去。不會有收音機或書籍轉移你的注意。不過，沒有也罷了，這倒是該感激上帝的。
這僅僅是一年。而這樣的年頭要度過十個之多。這樣的年頭要度過二十五個之多……
還有因營養不良症而躺進醫院的時候。這也是供你思考問題的好時機。
思考吧！從你的苦難中做出結論吧。
在這沒有盡頭的時間裡，犯人們的大腦和靈魂總不能一直是不活動的吧？！從遠處看，從群體上看，他們活像一堆蠕動的虱子，但是他們畢竟還是萬物之靈，對吧？他們的內心不是也曾在某個時候引入過微弱的上帝的火種嗎？現在它變得怎樣了？
多少世紀認為：判給罪犯刑期是為了要他在這個“期”內反省自己的罪行，痛苦、悔恨、逐漸改過自新。
但是良心的譴責與古拉格群島無緣！一百名土著當中五名是盜竊犯，他們不但不覺得自己的罪行應當受責難，反而認為是豪邁行為。他們幻想著將來把這類業績實現得更巧妙更無恥。他01沒有什麼可以悔恨的。再有五個是曾經大把撈過錢的，但不是拿私人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大把撈錢只能拿國家的，而國家自己也在那裡一點不心疼地、毫無意義地大把揮霍著人民的錢財。所以這一類型的人物有什麼可以悔恨的？莫非是後悔如果多撈些，大家分分贓，可以逍遙法外嗎？另外八十五個土著什麼罪也沒犯過。悔恨什麼？悔恨不該想那些想過的事？（不過有的人的確被灌輸和愚弄到這種程度，他真的悔恨自己變成了壞人……我們回想一下那個認為自己和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妮相比問心有愧的尼娜-佩列古德的絕望心情吧。）不該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當俘虜？不該在德軍占領時期沒有餓死而去找了工作？（不過是非界限搞得這樣混亂，以至於確有人痛心疾首地認為：當時我死了也比去掙這塊面包好。）不該在白白為集體農莊干活的時候從地裡拿回東西來喂孩子吃？或者不該為同樣的從工廠裡把東西拿出來？
不，你不但沒有什麼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無暇的良心像一絨山間的湖水在你的眼裡泛出淨潔的光輝。（你的被苦難淨化了的眼睛能准確無誤地看出別人眼中的任何一點渾濁。比方你就能准確無誤地分辨出誰是眼線。“契卡格勃”不知道我們具有這種善於辨別真偽的慧眼——這是我們用來對付它的“秘密武器”。國家安全機關在這方面總是我們的手下敗將。）
我們和陽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庫博維奇的苦役犯之間的主要區別來自我們這種幾乎全體一致的無罪感。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萬劫不復的社會叛逆，我們卻肯定地知道，當局可以像抓我們一樣，把任何一個自由人扒拉進來；鐵絲網不過是一條名義上的分界線。他們那時的大多數人無條件地意識到個人有罪，而我們今天意識到的卻是千百萬人的災難。
可是，不能在災難中滅亡。要從災難中求生。
勞改營內自殺事件令人驚異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於此呢？不錯，確是稀少的，雖然凡蹲過勞改營的大約都會記得個把次自殺事件。但是記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殺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熱心家們可能會誇我兩句：我在奉行樂觀主義路線了。）自殘肢體事件也遠遠多於自殺！——但是這也屬於熱愛生活的行為。這是很簡單的計算：犧牲局部以挽救整體。我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勞改營中的自殺率，按千人統計，低於獄外。當然，我沒法進行核實。
斯克裡普尼科娃記得，一九三一年在麥德維熱戈爾斯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在女廁所裡上吊死了，時間偏偏是在宣布釋放他的那一天！也許是由於對當時獄外社會的厭惡？（兩年以前他的妻子拋棄了他，但他那時候卻沒有自縊。）還有，設計師沃羅諾夫在布列波洛姆勞改營本部的俱樂部裡上吊自殺。——服第二次刑期的共產黨員，黨務干部阿拉莫維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機械廠的閣樓上自縊身死。——被逼到完全絕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輩子對我們的殘忍性沒有做過准備的一群立陶宛人，戰爭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對面地走向持槍的士兵，以期被他們開槍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爾市的偵查監室裡，一個被偵訊嚇傻了的小青年已經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紐克解了下來。——在卡盧加關卡，一個躺在衛生所住院處的前拉脫維亞軍官偷偷沿著還沒有完工、無人居住的大樓的樓梯爬上去。一個犯人身份的女護士發現了他，連忙追趕。她在六樓涼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殺者甩掉袍子，穿著內衣急速地跨進了虛空——在陽光明媚的夏日的卡盧加大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們的注視下，像白色閃電似地劃過天空。——德國女共產黨員艾米聽到丈夫的死訊後，從工棚裡不穿外衣走到嚴寒的露天，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爾特種監獄裡的英國人凱利以高超的技術，在監室開著門、看守站在門洞裡的情況下，割斷了自己的靜脈管。（他使用的工具是從洗臉地上剝落的一塊瓷釉。凱利把它藏在一只鞋裡，鞋子放在床邊。凱利把被角從床上拖下來蓋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斷了手上的靜脈。）
我再說一遍，還有許多人能說出類似的事件，但對於幾千萬服過刑的人來說，總數畢竟是不多的。即使從這些例子裡也可以看出，自殺事件中外國人和我國西部地區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島對他們的打擊比對我們沉重，所以他們要尋短見。再就是忠誠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腦子裡一定是整個混亂了，不停地嗡嗡響。他們怎麼受得了？（通過為蘇聯情報機關服務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的波蘭貴族佐霞-扎列斯卡在偵訊期間三次自殺：自縊——被人解下來；割靜脈——被人阻止；跳上七樓的窗台——正打瞌睡的偵查員及時抓住了她的連衣裙。三次把她救下來，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槍斃。）
對自殺一般地該怎樣正確地解釋？安斯-伯恩斯坦堅持說，自殺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殺需要極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繃帶擰成繩子，卷起雙腿，想把自己縊死。但是每當眼睛裡出現了綠色的圓圈，耳朵裡鳴響的時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腳放到地上。最後一次試驗，繩子斷了——他感到慶幸，因為自己還活著。
我不爭辯。也許即使絕望到了頂點，要自殺也還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長的時間內，我恐怕根本不會對這件事談什麼看法。我一向確信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產生自殺的念頭。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過幾個愁雲密布的月份，當時我覺得我終生的事業全完了，特別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話。我現在清楚地記得這種對生活的厭惡，這種時而泛起的“死比活著容易”的感覺。據我看，在這種狀態下繼續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堅強的意志。但或許不同的人處在不同的頂點有不同的感覺。因此自來就存在兩種意見。
這是一個很壯觀的遐想：成百萬的無事受害者忽然開始集體地自殺，從而給政府造成雙重的苦惱：他們既借此證明了自己的無辜，又奪走了它的不花錢的勞力。也許政府的心腸忽然會軟下來？也許會開始憐惜自己的子民？……只怕未必。斯大林恐怕不會因此罷手，他只會從自由人中再弄進兩千萬來。
但是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人們幾十萬幾百萬地死去，他們似乎已經被逼到了頂點的頂點，可是不知為什麼偏沒有自殺的I被注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饑餓的熬煎、過度的勞動的人們並不以自殺結束生命！
經過認真的思考，我認為這個論據是比較有力的：自殺者永遠是破產者，永遠是走投無路的人，是輸掉了生活又沒有勇氣繼續斗爭的人。而如果這幾百萬孤立無援的可憐的牛馬終於不肯自殺——這說明他們心裡還存在著某種不可戰勝的情感，某種強大的思想。
這就是普遍認為自己是正義的那種感覺。這就是和在韃靼枷鎖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難的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沒有什麼可以悔恨——那麼，囚犯一直在想些什麼？“貧窮和監牢給人以智慧”。給是會給的。只是它將把他指百倒哪裡去？
不僅我一人，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感覺。我們最初的監獄的天空——是翻滾的烏雲，是火山噴發的黑色煙柱。這是龐培的天空，是最後審判目的天空，因為被捕的不是別的什麼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們最後的監獄的天空是無限的高，無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藍更清淡的顏色。
我們（宗教徒除外）第一個動作全都是；揪自己的頭發——可是它已經被剃光了！……我們是怎麼搞的呀！我們怎麼沒有看出告密者？我們怎麼沒有看出我們的敵人？（我們多麼恨他們！我們將來怎樣報這個仇？）多麼疏忽大意！多麼盲目！犯了多少錯誤！怎樣撲救呢？快點補救吧！要寫出來……要說出來……要通知別人……
但是什麼也用不著做。什麼也救不了我們。到時候我們就會按第二O六條規定的手續簽字，到時候我們就會聽取革命法庭的當面宣判或者特別庭的缺席判決。
遞解階段開始了。這時我們開始喜歡回憶我們的過去：我們過去的生活多麼美好！（即使實際上並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機會！曾有多少沒有揉捏過的花朵！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補回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話……哦，我將會多麼不同地、多麼聰明地生活！未來的重獲自由的那一天嗎？它像初升的太陽一樣燦爛！
結論是：要活到那一天！活著出去！不惜任何代價！
“不惜任何代價！”——這僅僅是一句普通的套話，一句習慣的說法。
可是這幾個字眼被它的全部含義填塞得鼓脹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價活著出去。
能起這個誓的人，能在它的終紅色的火團前面不眨眼的人——對於他來說，自己的不幸既遮蓋了共同的不幸，也遮蓋了整個世界。
這是勞改營生活道路的大分岔。從這一點起，道路分成左右兩條。一條向上，一條向下。往右走——你將喪失生命，往左走——你將喪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個活人的自然掙扎。誰不想活下去？誰沒有權利活下去？鼓足我們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細胞發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們的胸腔導入巨大的電荷，用電子雲包圍我們的心髒使它不能停止跳動。三十名憔懷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頂風冒雪沿著北極圈內的冰路被帶到五公裡外去洗澡。小澡房實在沒有什麼好處可說。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門直接開向嚴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時，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為總不能沒人押著放他們自己回去呀！但是不僅沒人得肺炎，連感冒的都沒有。（有一個從五十歲服刑到六十歲的老頭，這樣洗了十年。他獲釋後回到家裡，又暖和又有人照顧，一個月就一命嗚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單純“活下去”並不等於不惜任何代價。“任何代價”指的是：以別人為代價。
我們要承認事實：在這個勞改營的大岔道上，在這個靈魂的分離站上，向右拐的並不是大多數。很可惜——不是大多數。但幸而也不只是個別人。選擇了這條道的為數並不少。但是他們不宣揚自己，要仔細觀察才能知道。他們面臨過幾十次的選擇，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就拿阿爾諾德-蘇濟來說，進勞改營已是五十來歲的人了，他從來不是宗教信徒，但從來是一個莊重正派的人，從來未改變過生活方式。進了勞改營也不准備過另一種生活。他是“西部地區的人”，這說明他加倍地不適應環境，隨時隨地要吃虧上當，陷入困境。干一般勞動的是他，蹲懲戒隔離區的是他。但是他仍繼續活下去，仍作為和剛進勞改營時一模一樣的人繼續活下去。我一開始就知道他，我……後來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證。誠然，有三個重要的減輕痛苦的條件一直伴隨著他的勞改生涯：他被承認為殘廢人；有幾年期間他收到外面寄來的包裹；靠音樂才能通過業余演出得到少量口糧補貼。但這三個條件只能說明他為什麼能活下來。沒有這些條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會改變。（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許正是因為沒有改變？）
而塔拉什凱維奇，一個非常純樸直率的人，回憶說：“為一份口糧，為一口馬合煙甘心搖尾乞憐的大有人在。我是個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干淨，是白的我永遠不說是黑的……”
監獄能使人徹底蛻變，許多世紀以來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維奧-佩利科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坐了八年牢以後，他由一個狂熱的燒炭黨人變成了一個溫馴的天主教徒。在我國，人們總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還有皮薩列夫呢？從彼得保羅要塞出來以後他的革命性還剩下什麼？這對於革命好不好，可以爭論。但這些改變總是使得靈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寫道：“缺乏氧氣，靈魂也會枯萎。”不對！完會不這麼簡單！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爾巴托夫將軍，從年輕時就打仗，在軍隊裡步步高升，當時哪有時間思考。進了監獄，這下可好了——種種事情都在記憶中浮上來了：忽而想起他曾懷疑過一個無辜的人搞間諜活動；忽而想起他曾錯誤地下令槍斃一個沒有一點罪過的波蘭人嚴（大概只有這時候才記得起來！恢復名譽以後怕就不大想這類事了吧？）關於囚徒的這一類的內心變化已經寫出了夠多的東西，這已經被提高到監獄學理論的水平。例如盧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監獄通報》上寫道：“黑暗使人變得對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為狀態在他身上激發起對生活、走動、工作的渴望；寂靜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圍的環境、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並且促使他想一想未來。”
列夫-季霍米羅夫持有相反的意見，也應一提。他著文（《紅色檔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頁）寫道：民意黨人“沒有了檢驗自己觀點的地方。這是監獄最可怕的一面，我憑自身體驗知道這一點。四年的監獄對於我的發展是完全是一種損失。爾後的四年自由給了我觀察自己、人們、生活規律的成千種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許這是因為蹲監獄的都是和他同一類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著早點獲得自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很難集中思想和發展成長了。
我國未坐過牢的啟蒙作家們對囚徒只是抱著旁觀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親身坐過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極力鼓吹懲罰！這是值得深思的。
諺語也說：“自由毀壞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盧切涅茨基所寫的是“監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監獄的懲罰。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樣的不自由？
是勞改營嗎？
這就會引起你的思索。
和監獄比起來，我國的勞改營當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們使群島膨脹起來，所關心的當然不是我們的靈魂。但不管怎麼說，難道真的沒有希望在勞改營裡站定腳跟嗎？
更進一步說：難道在勞改營裡真的沒有可能使靈魂變得更高尚嗎？
一九四六年在薩馬爾卡勞改營，一群知識分子瀕臨於死亡的邊緣；饑餓、寒冷、力不勝任的勞動把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連睡覺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沒有能讓他們睡覺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還沒有建好。他們去偷竊了嗎？去當眼線了嗎？哭訴自己被毀掉的生活嗎？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時間已不是以周計而是以天計，但請看他們是怎樣坐在牆邊度過自己最後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們舉行“講習會”。他們抓緊時間交流知識，互相取長補短。互相講最後一課。薩維裡神父講“論無恥辱的死亡”，一位神學家談教父遺書研究，一個合並宗教派教徒談教義和教規方面的問題，一個動力工程師講求來的動力學原理，一個經濟學家（列寧格勒人）講創立蘇維埃經濟學原則的努力怎樣由於缺乏新的思想而歸於失敗。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則向他們介紹微觀物理學原理。講習會的參加者一次比一次減少——缺席者已經進了停屍房……
當軀體已經因死亡的臨近而變得僵硬的時候還能對這一切感興趣的人才是知識分子！
對不起，你們熱愛生活嗎？說的是你們！說的是那些每日叫著、唱著、跳著“我愛你，生活！啊，我愛你，生活！”的人們！你們愛嗎？請你們也愛這個吧！請你們也愛勞改營的生活吧！它——也是生活！
在那裡沒有了與命運的斗爭，
在那裡你的靈魂將獲得新生……（？）
你什麼也沒有懂。你到了那裡，會化成一攤爛泥！
我們選定的道路一個盤旋接一個盤旋。是通向山巔？是通向雲端？讓我們沿著它走去，讓我們在它上面跌跌絆絆。
重獲自由的那一天？經過了這麼多年，它還能帶給我們什麼？我們自己將變得面目全非，我們的親人們也已經變化。一度是我們家園的那個地方將使我們覺得比異鄉還要異鄉。
關於自由的想法從某一時間起甚至變成了強加於你的想法。牽強的想法。生疏的想法。
“重獲自由”的那一天！好像在這個國度裡存在著自由！又好像有可能使一個沒有先在精神上自我解放的人獲得自由！
石塊在我們腳下崩塌。向下墜落，成為過去。這是過去的廢墟。
而我們將要向上。
監獄是思考的好地方，勞改營也不壞。主要是因為沒有集會。十年之內你擺脫了任何集會！這豈不等於呼吸山間的空氣？勞改營干部公開聲稱對你的勞動和身體有所有權，直到耗干你的精力以至於死，但是他們決不侵犯你的思想體系。他們從不試圖用螺絲釘擰進你的大腦，把它固定起來。（除了修築白波運河和伏爾加運河的那個不幸的時期以外。）這就造成了遠遠超過沿水平線奔跑的雙腿所感到的那種自由。
沒有人動員你申請入黨。沒有人強迫你向各種自願團體繳納會費。沒有像特別法庭上官方指定的辯護律師一樣作為你的“保護人”的工會。也沒有生產會議。不會選你擔任什麼職務，不會任命你當什麼代表，而更主要的是不會強迫你當鼓動員。什麼所宣傳講話啦，人家一牽線你就得喊叫：“我們要求！……我們決不允許！……”啦，排著隊去選舉站自由而秘密地對唯一的候選人投票啦，諸如此類，一概全免。你不必提出社會主義競賽保證書，不必做自我批評，不必為壁報寫稿，不必回答州報記者的訪問。
頭腦的自由——這難道不是群島生活的優越性嗎？
還有一種自由：你不可能被奪去家庭和財產——你已經被奪去了。沒有的東西，上帝也奪不走。這是最基本的自由。
監禁是思考的好時機。最微不足道的事由會推動你做長時間的和鄭重的思考。三年當中勞改營裡放了一次電影，可以說是百年不遇的盛事。影片是最廉價的“體育”喜劇片，叫做《拳斗大王》。無聊。但是銀幕上不厭其煩地向觀眾灌輸著一條訓誡：
“重要的是結果，而結果是你們輸了。”
銀幕上在笑。觀眾席裡也在笑。當你瞇著眼睛走進陽光照耀的勞改營大院的時候，你必定是仍在琢磨這句話。夜晚躺在板鋪上，你也會繼續琢磨它。星期一早晨上工時也在想。以後還有用不完的時間去琢磨它。在別處你哪能動這個腦子？你的頭腦裡慢慢明白了一個道理：
這不是一句玩笑。這是具有感染力的思想。它早已灌輸給J我們的祖國，現在仍反復再三地向它傳布著。物質結果第一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到這個程度，以至如像圖哈切夫斯基、雅戈達或季諾維也夫之類人物被宣布為與敵人勾結的叛徒的時候，老百姓的反應全是吃驚地哎喲一聲並且眾口一詞地表示納悶：“他還想要什麼呢？”
既然他有吃有喝，西服有二十套，有兩座別墅，汽車、飛機、名聲——他還想要什麼？！我們的千百萬活得太累的同胞們不能想象，除了物質上的好處，還有什麼東西能夠成為人（我在這裡並不專指這三個人）的推動力。
“重要的是結果”的口號竟被所有人吸收和接受到了這個程度。
它是從哪兒傳給我們的？
這是從哪裡傳給我們的？退回三百年，——在古老信徒派的俄羅斯難道能有這樣的事嗎？
這是從彼得時期傳下來的，是來自我國旗幟的光耀和所謂“我們祖國的榮譽”。我們壓迫我們的鄰居，我們不斷擴張，於是在我們國內就形成著一條個固定的觀念：重要的是結果。
稍後是來自我們的傑米多夫們、卡巴尼哈們和齊布金們。他們是一些只管自己爬上去而不管他們的皮靴踩掉了誰的耳朵的人。從而在曾是虔誠而質樸的人民當中，“重要的是結果”的觀念確立得更加牢固。
再往後是來自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最主要的是來自那個最新的、永不會犯錯誤的、對一切都不寬容的學說。它的全部內容就是一句話——重要的是結果！重要的是結成一個戰斗的黨！奪取政權！保住政權！排除所有敵人！在鋼鐵上取勝！發射火箭！
盡管為了這個工業和這些火箭必須以生活方式、家庭的完整。國民精神的健康和我國田野、森林與河流的靈魂做犧牲，那也在所不惜。管他娘！重要的是結果！！
但這是謊言！我們在這個國家裡彎著腰從事了多年的全蘇苦役。我們一年一個螺旋地沿著認識生活的道路緩慢地向上登攀，從這個高度我們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結果！不是結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麼——而是怎樣做的。不是達到了什麼目的，而是花了什麼代價。
對於我們囚犯也是一樣——如果重要的是結果，那麼“不惜任何代價活下去”就會是一條真理了。這意思就是：去當眼線，去出賣同伴以換取舒適的位置甚而可能獲得提前釋放。從永不會犯錯誤的學說的觀點看來，這顯然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因為他這樣做，結果對我們有利，而重要的是結果嘛。
贏得好結果當然是叫人高興的事，沒有人會反對。可是不能以喪失人的形象為代價呀。
如果重要的是結果——你就必須把全部精力和心計花費在逃避一般勞動上。必須卑躬屈節，巴結討好，做出卑鄙齷齪的事情以求保住雜役的地位。並且靠這個——保住性命。
如果重要的是實質——那麼，現在就到了應該安干一般勞動、安於破衣爛衫、安於磨破手皮、安於較少和較壞的面包的時候，也許還到了應該安於……死亡的時候。但是只要活著，就要驕傲地把你酸痛的脊梁挺直。只有當你不再害怕威脅、不再追求獎賞以後，你在主人們的獵頭鷹眼裡才會變成最危險的人物。因為他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治住你呢？
你開始覺得，一邊抬著一筐垃圾（抬石頭則另當別論！）一邊跟你的勞動伙伴談論電影對文學的影響，很有樂趣。你開始覺得，在用空的灰漿槽上坐下來，挨著自己砌好的牆抽口煙，很有樂趣。如果工長路過，瞄一眼你的砌縫，瞧一瞧基准線說：
“是你砌的？挺齊整嘛。”
這堵牆對你有屁用，你也不相信它能使人民的幸福的未來早到一天，但是你這可憐的衣衫襤縷的奴隸這時在你親手創造的產品旁邊也不由得暗自粲然一笑。
無政府主義者的女兒加利婭-維涅季克托娃在衛生科當護土。但她看出，這裡不是給人治病的地方，而是個人的安樂窩。她倔強地自己跑去干一般勞動，拿起了大錘、鐵鍬。她說這使她在精神上得救了。
好人吃面包干也能健康，壞人吃大魚大肉也不頂事。
（話倒說得在理，但是如果連面包干也沒有呢？……）
只要你一旦放棄了“不惜任何代價活下去”的目標，走上安祥和純樸的人們所走的道路，不自由的生活就會開始令人驚奇地改變你原來的性格。朝著你完全沒有意想到的方向改變它。
你可能覺得，在這個地方，人的心中越來越增強的應當是凶惡的感情、腹背受敵者的惶亂、無對象的仇恨、激動、神經質，可是連你自己都沒有覺察到，不自由的生活怎樣隨著時間的不知不覺的流逝在你心中培育出完全相反的感情的萌芽。
你曾是生硬而急躁，你經常是匆匆忙忙，你的時間經常不夠。現在把它綽綽有余地交給了你。你被它填得飽飽的，前前後後，要多少月有多少月，要多少年有多少年。你的血管裡充溢著起鎮定作用的甘露——耐心。
你在向上……
你以往對誰都不原諒，你無情地譴責，又無節制地頌揚。現在諒解一切的溫和態度成了你的不絕對化的見解的基礎。你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軟弱的，也就能理解別人的軟弱。你又能驚服於別人的力量，又有向他借鑒的願望。
腳下的石塊沙沙作響，我們在向上……
自制力的裝甲一年年把你的心髒和全身皮膚裹緊。你不急於提問，不急於回答，你的舌頭喪失了做細微顫動的彈性能力，你的眼睛不再為好消息而進出歡樂的火花，也不再困痛苦而黯然無光。
因為你還需要核實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還需要弄清什麼是歡樂，什麼是痛苦。
尋得了什麼，不要高興；喪失了什麼，不要哭泣！現在這成了你的生活守則。
你的原來干枯的靈魂由於苦難而變得滋潤。你即使還不會按照基督教義去愛你的鄰人，但你正在學會愛你的親人。
愛牢獄生活中圍在你身邊的精神上的親人。我們當中多少人會承認：正是在牢獄中我們才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真正的友誼！
也愛你以前生活中曾圍在你身邊的血統上的親人。他們曾那麼愛你，而你卻對他們作威作福……
反省你以前的全部生活！回想你做過的一切壞事，可恥的事，想想現在能不能糾正？——這就是你的思想的必然收獲和永無止境的方向。
不錯，你被投人監牢是無妄之災，你面對國家和法律是無過可悔的。
但是面對自己的良心呢？面對個別的人呢？……手術後，我躺在勞改營醫院的外科病房裡。我一動也不能動，我覺得熱，又怕冷，然而我的神智並沒有模糊。我感激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科恩菲爾德大夫，他坐在我床邊，對我說了整整一個傍晚的話。電燈關掉了，免得刺激我的眼睛。病房裡就只有他和我，沒有別人。
他以熱烈的口吻長時間地向我講述著他由猶太教改奉基督教的故事。他的改變信仰是由和他同牢房的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像普拉東-卡拉塔耶夫似的性情和善的小老頭促成的。我驚異於他的新人教者的忠誠、他的言詞的熾烈。
我們彼此並不熟悉，他也並不負責治我的病。他只不過是在這裡找不到人談心。他性情溫和，彬彬有禮。我在他身上沒有看出任何劣點，對他的事也一無所知。然而我對一件事存有戒心，科恩菲爾德已經兩個月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地點，不出醫院的工棚，避免在營區裡行走。
這表示他害怕被人宰掉。我們勞改營裡最近很流行這種作法——拿刀子捅眼線。這很有效果。但是誰能保證挨刀子的單單是眼線？有一個犯人被殺顯然是因為有人報卑鄙的私仇。因此科恩菲爾德把自己囚禁在醫院絲毫不能證明他是一個眼線。
已經很晚了。全醫院的人都睡了。科思菲爾德這樣結束自己的話：
“您知道，一般地說，我確信人世生活中降臨到我們頭上的任何懲罰都不是平白無故的。表面上，它的降臨可能與我們真正犯下的那個罪過無關。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細地檢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們總會找出使我們今天遭受打擊的我們所犯下的罪。”
我看不到他的面孔。從窗戶透進來的只是營區微弱燈光的返照和走廊裡的電燈射在房門上的黃色光斑。但是他的聲音中發出的如此神秘的見解使我不寒而栗。
這是鮑裡斯-科恩菲爾德最後的言語。他無聲息地通過靜夜的走廊走進鄰近的一間病房，在那裡睡下。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已經再找不到可以說一句話的人。我自己也入睡了。
早晨，我被走廊上的奔跑和沉重腳步聲驚醒：衛生員抬著科恩菲爾德去手術室。他在睡夢中被人用灰泥匠的小錘在顱骨上砸了八錘（我們這裡通常利用剛打起床鈴、工棚門打開了但人們還沒有起床的時機殺人）。他死在手術台上，根本沒有醒過來。
科恩菲爾德留在人間最後的話竟成俄語。這些話是對我說的，從而像遺產一樣留給了我。這樣的遺產並非抖抖肩膀就甩得掉的。
但是此時我自己也成長到了產生類似的思想的水平。
我本來傾向於賦予他的話以生活的普遍規律的意義。可是這樣做便會陷入一個難題。這樣做你就得承認那些遭到比監禁更殘酷的懲罰——被槍斃、被燒死的都該是超級的惡一（而實際上……遭到最凶狠的懲辦的正是一些無辜的人。）關於我們的那些明擺著的折磨者又該怎麼說？為什麼命運不懲罰他們？為什麼他們至今還在享福？
（對此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世生活的意義並不像我們習慣認為的那樣在於享福，而在於……靈魂的升華。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的折磨者受到了最可怕不過的刑罰：他們正在變成豬，他們脫離人類而向下墜落。從這個觀點來看，今日承受刑罰的，正是有升華的希望者。）
但是科恩菲爾德最後的話中確有一些扣人心弦的東西，對於我自己說來，我是完全接受的。許多人也會接受它們，作為對自己的箴言。
在我被監禁的第七年，我對自己的一生做了足夠的回顧和檢驗。我終於懂得了我為什麼會得到了這一切：監獄以及補充監獄之不足的——惡性腫瘤。如果連這樣的懲罰都被認為是不夠的，我也決不會抱怨。
懲罰嗎？但是——誰給的？
你們想想吧——誰給的？
我在科恩菲爾德走向死亡之前停留過的那間手術後特別病房裡躺了很久，而且一直是一個人。在失眠的夜晚我懷著驚異的心情思索著我的一生和我一生的轉折。按照我在勞改營中的慣用辦法，我把自己的思想編成押韻的短句以便於記憶。現在最正確的是把一個題在被一場暴動的余波所震撼著的勞改營的醫院裡的病人的心聲，照原樣抄錄在下面：
究竟在什麼時候——我
將善的種子丟棄得不剩一顆？
畢竟我的少年時代
在你神殿的贊歌中度過。
書中的奧理光輝閃灼，
把我高傲的大腦穿射。
世界的秘密已為我掌握，
人世的命運像蠟似地任我捏塑。
血在沸騰——血波的拍擊
在前方閃耀著異彩。
沒有轟響，一片死寂，
信仰大廈在我胸中崩壞。
通過有與無之間的山顛，
跌倒，抓緊絕壁的邊緣。
回顧往昔的生活，
心頭發出感激的震顫。
既非明智屯不是期望，
照亮了它每一個曲折。
那是神意的寧靜的光華，
但它事後才讓我悟徹。
如今以賜還我的王杯，
自起生命之水，
宇宙的主啊！我又重新信仰！
我雖曾將你背棄，你卻與我同在。
回顧往昔，我看到在我全部有意識的生活中，我既未能理解我自己，也未能理解我的追求。明明是禍，我卻長久地認為是福。一向的努力從來是南轅而北轍。但正如海水的來潮把無經驗的洗浴者推倒並拋上海岸一樣，災禍的打擊也使我渾身痛楚地跌回堅實的地面。只是因為這樣我才得以走上了我一直想走的那條道路。
命運只許我用壓彎的、幾乎要折斷的脊背從獄中年代裡馱出一條這樣的經驗；人是怎樣變成惡人和怎樣變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覺得自己是不會有過失的，因而我殘忍。當大權在握時我曾是一名劊子手和壓迫者。在我窮凶極惡的時候我確信我在做好事，我有頭頭是道的理由。只有當我躺在牢獄裡霉爛的麥秸上的時候心裡才感覺到善的第一次蠕動。我逐漸發現善與惡的界線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擺動；-連被惡占據了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鏟除的惡的角落。
自那以後我終於懂得了世間一切宗教的真諦：它們是與存在於（每一個）人內心的惡作斗爭的。世界上的惡不可能除盡，但每個人心中的惡卻可以束縛。
自那以後我終於懂了歷史上一切革命之虛妄：它們只消滅各自時代的惡的體現者（而在匆忙擾亂中也不加分辨地消滅著善的體現者）——至於被更加擴大了的惡的本身，它們卻當做遺產繼承下來。
紐倫堡審判應當歸入二十世紀的榮耀：它殺的是惡的思想，而對感染上這個思想的人劫殺得很有限。（當然這不是斯大林的功勞，照他的意思恐怕應當少講點道理，多砍點人頭？）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類還沒有炸爛了自己和窒息了自己，或許這個趨向終能取得勝利？
而如果它不能取勝的話，那麼整個人類歷史都將是空虛的原地踏步，沒有絲毫的意義！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現在正朝哪裡運動？為什麼要運動？用棍棒打敵人——這是穴居野人也會做的事。
“認識你自己！”對自身的罪過、失算和錯誤進行觸及痛處的思索最能促進我們諒解一切的覺悟。在這樣的思索中繞過了幾個艱難的、需要走許多年的圈子之後，每當別人對我說起我國大官們的冷酷、我國劊子手們的殘忍，我總回想帶著大尉肩章的我，回想我的炮兵連在戰火紛飛的東普魯士土地上的進軍。於是我說：
“難道我們——比他們好嗎？”
當別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遠見、四分五裂和張是失措的時候，我也總是提醒：
“我們在沒有經歷過群島以前，難道比他們堅定些嗎？思想上強硬些嗎？”
因此當我回顧自己被監禁的年代時，有時會說出一句令周圍的人吃驚的話：
——祝福你，監獄！
列夫-托爾斯泰曾夢想被投入監獄，他是對的。這位巨人從某一時刻起開始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監獄，正像干旱需要一場暴雨！
所有描寫監獄，但本人沒有在那裡蹲過的作家都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對囚犯表同情和詛咒監獄。我……在那裡蹲過足夠長的時間，我在那裡培育過自己的靈魂，我卻要毫不猶豫地說：
——祝福你，監獄！感謝你進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從墳墓中傳來了對我的回答：你說這話倒是不錯，因為你是從那裡活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