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克車廂」使人受罪，「烏鴉車」裡苦不堪言，遞解站也是個折磨人的地方。頂好還是躲過這幾關，乘紅色悶罐車廂直達勞改營吧。
在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樣，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達列車道送罪犯去勞改營可以減輕市內鐵路線、汽車運輸和遞解站人員的負擔，這對國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這個道理並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編組紅色列車（用運牲畜的紅色車皮）運輸隊和駁船運輸隊，在既無軌道又無水道的地區組織步行的囚犯大隊（不許可犯人使用馬匹和駱駝）。
每當什麼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麼地方的遞解站擠得難以招架的時候，便顯示出紅色列車的極大優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這個辦法遣送過幾百萬農民。用同樣的辦法把列寧格勒遷出了列寧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馬殖民也是靠這個辦法實現的：我們祖國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紅色列車開往蘇維埃港、瓦尼諾港。每個省府也發出這種列車，不過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爾加河畔的日爾曼族共和國遷到哈薩克斯坦，後來對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製。一九四五年這種列車從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接回俄羅斯的浪子和浪女們，或者把自行回歸的人們從西部邊界上運回來。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條的犯人們集中到特別勞改營也是用這種交通工具。
「澤克車廂」的運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車時刻表，紅色列車則遵照古拉格的神氣的將軍簽署的神氣的指令運行。「澤克車廂」不能停在一片曠野裡，它的終點總得有一個站房，有一個儘管很不像樣的小鎮，有一個有房頂的羈押室。但是紅色列車卻可以開進哪怕是真空裡面，它在哪裡停下，在它旁邊立刻就會從草原或森林的海洋裡升出群島的一座新的島嶼。
並不是隨便一節紅色車廂都可以馬上用來運犯人——首先要對它進行整備。整備的意思並不是如讀者可能想像的：把它打掃一下，清除裝人以前用於貨運時剩下的煤屑和石灰，——這類事情不是每次必須做的。整備的含義也不是把車皮的縫隙填塞好，安上爐子。（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至羅普恰之間的線路剛一建成就立即投入運輸犯人的工作，那時它還沒有併入全國的鐵路網。在這條線上使用的是既沒有安爐子又沒有支舖位的車皮。大冬天犯人們躺在結冰積雪的車廂底板上，而且還吃不到熱食，因為列車跑完這一段的時間從來不超過一晝夜。有誰哪怕在想像中能夠躺在那裡熬過這十八—一二十個小時而且還能活下來！）整備工作指的是以下這些事：要檢查底板、壁板、頂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裝好牢靠的鐵柵欄；要在底板上打一個下水口，四周用鐵皮和密釘特別加固；整個列車要均勻地、按必要的密度分佈一些平台（上面設置帶機關鎗的押解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臨時加造；要裝置登上車廂頂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設置探照燈的地點並保證電源的暢通；要製造長柄木槌；要加掛一節指揮部用的客車，如果沒有，則準備幾節設備齊全並能取暖的宿營車供警衛隊長、行動特派員、押解隊員乘用；要設置給押解隊和給犯人做飯的廚房。待一切準備停當，便可以沿著列車首尾走一趟，用粉筆在車皮上歪歪斜斜地寫上「專用設備」或者什麼「易腐品」之類的字樣。（葉-金茲布爾格的《第七節車廂》對紅色列車的押解有很生動的描寫，這裡不再贅述。）
列車準備工作結束之後，現在面臨的任務是把囚犯裝進車廂，這是一場複雜的戰鬥行動。進行這件事必須達到兩個重要的目標：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車，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車必須瞞過當地居民，因為一趟列車一次要裝進一千來人（至少掛了二十五節車皮），這不同於「澤克車廂」裡運的那一小股，那一點人當眾押送也是不礙事的。當然盡人皆知每日每時都在抓人，但是不應當讓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來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奧廖爾，沒有一家沒有人被抓，奧廖爾監獄門前的廣場上停滿了農村來的大車，旁邊站著哭哭啼啼的農村婦女，活像蘇裡柯夫的《射手刑場》的畫面。（啊，什麼時候還會有人給我們畫一幅呢！不用指望了：這已經不時髦，很不時髦……）當時當地這類事情是沒有法於掩蓋的。但是何必在我們蘇維埃人眼前顯示出一天就抓來一列車之多呢（當年的奧廖爾被抓的人一天就能湊足一列車），況且更不應該計青年們看到這些——青年是我們的未來。所以這事只能夜間干——每天晚上從監獄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隊伍步行去車站（「烏鴉車」正用於新的逮捕），這樣連續幾個月。誠然，女人們是警覺的，女人們有法子打聽出來，她們深更半夜從全城偷偷地溜到車站，緊盯著停在待避線上的列車，她們沿著列車奔跑，在枕木和軌道上磕磕絆絆，她們朝一節車廂裡喊：某人在這裡嗎？……某某和某某在這裡嗎？……
接著又跑向另一節車皮，然後又有另一些人跑到這節車廂來問：有某某人嗎？忽然從貼了封條的車廂裡傳來了回話：「我！我在這兒！」或者：「快去找！他在別的車廂！」或者：「大嫂子們，勞你們的駕，我老婆就住在車站附近，請你們跑一趟告訴她！」
這類有損於我們現時代榮譽的場面之所以能發生，是上車的組織工作不完善所致。當局從錯誤中汲取了教訓，於是從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亂叫的狼狗組成了一個警戒圈，遠遠地把列車包圍起來。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遞解站（這地方現在連囚犯們也不記得了）還是紅色普列斯尼亞遞解站，把犯人裝上紅色列車只准許在夜間進行，這是法律規定的。
然而，儘管白日的光輝對於押解隊是多餘的，可是他們卻使用夜間的小太陽——探照燈。這東西用起來方便，因為它們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點——坐在地上的驚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們在那裡聽候命令：「下一批的五個人——起立！目標——車廂，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們東張西望，免得他們心裡打主意，要使他們覺得像被一群狗追趕著，只顧往前跑，千萬別摔倒）；探照燈射向他們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們攀登的車廂踏板。探照燈的陰森淒慘的光束不單是為了照明：它是恐嚇囚犯的重要的戲劇性手段。此外還有對落後者的厲聲恫嚇與槍托的猛擊；還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時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講過的奧勒爾的車站廣場上就曾如此，一千個人像現代的朝聖者一樣紛紛跪倒在地上。）；還有本身毫無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懾作用的向車廂的跑步前進；還有警犬的嗥叫；還有對準犯人的槍口（早年是步槍，後來是自動步槍）；這一切都屬於這種手段。主要目的是壓垮和摧毀囚犯的意志，使他們不能產生逃跑的念頭，使他們長久地不能領悟自己新的有利條件：他們從石砌的監獄裡轉入了薄木板製成的車廂。
但是為了能在一夜之間把成千人麻利地裝進車廂，監獄當局必須頭天早晨就把犯人從監室裡提出來進行起解前的處理，押解隊要花一整天時間在監獄里長久而嚴格地進行接收，對接收來的犯人還要負責看押好幾小時，不過不是把他們放在監室裡，而是集中在大院裡，以免和留獄的犯人摻混。所以，夜間的登車對於因犯說來不過是一整天磨難的令人鬆一口氣的結束。
除了常規的點數、核對、剃頭、蒸衣和洗澡，起解準備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總搜查。搜查不由獄方主持，而由前來接收的押解隊負責。遵照紅色列車押解條例並出於押懈隊本身的戰鬥行動的考慮，搜查時要做到不給犯人留下任何有助於逃跑的物件：沒收一切帶尖的有刃的東西；為了防止犯人們灑迷押解人員的眼睛，必須沒收各種粉末狀的市西（諸如牙粉、砂糖、鹽粒、煙末、茶葉之類）；任何繩索，不管是粗繩、細繩、腰帶，要一律沒收，因為都可以利用於逃跑。（小皮帶當然也不例外！一個獨腿人系義肢的小皮帶也被剪掉了，這個殘廢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邊的人扶著往前跳。）其他東西，包括資重物品和提箱，按條例應一律送進專門的寄存車廂，到押解終點再歸還原主。
但是對於沃洛格達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隊，莫斯科定的條例的權威是疲軟而鬆弛的，而對於囚犯們，押解隊的權威可是具體而實在的，這一因素便決定了登車行動的第三個目的：為了維護正義，必須沒收人民之敵的一切值錢的東西，供給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脫光！」——這幾句條例中規定的押解口令體現了一種不容爭辯的根本權威。要知道，一個赤身露體的人心裡是發虛的，他不能驕傲地挺起胸膛和一個穿著衣服的人平等地談話。搜查開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條條的人們拿著自己的東西和脫下的衣服一個個地走過來，四面站著大批戒備森嚴的武裝士兵。氣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槍斃或者送進煤氣室燒死。人在這時候已經不再關心身外之物。押解隊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魯，沒有一個字是用普通人類的聲音說出來的，因為目的就在於嚇倒和壓垮。箱子全被抖空（把東西抖在地下），然後扔進一個大堆裡。囚犯們的煙盒、皮夾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憐的「貴重物品」全被挑揀出來，不標姓名，一概丟進旁邊的大木桶。（不用保險櫃，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這種做法對於赤身露體的人們不知為什麼具有特殊的壓力，使他們覺得反抗是無益的。）光著身子的人們只得趕緊從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後剩餘的破爛，塞進小包袱或者打進行李卷裡。氈靴嗎？可以寄存，扔在這一堆裡，在登記表上簽個名吧！（不是發給你收據，而是要你自己簽字證明你往這一堆裡扔了東西！）最後一輛裝運囚犯的卡車開出監獄大院的時候天已昏黑了，囚犯們看見，押解人員們一擁而上，從大堆裡搶光最好的皮箱，從大木箱裡挑揀最好的煙盒。接著是看守員們跑來揀點便宜，隨後是遞解站的雜役們。
這就是為了登上悶罐車在一天之內需要付出的代價！好了，現在總算鬆了一口氣，爬進來了，身子換上了扎人的鋪板。但是這裡哪有什麼鬆快，這算什麼取暖宿營車？！囚犯們又陷入了寒冷和飢餓、乾渴和恐懼、盜竊犯和押解隊的兩面夾攻。
如果阿罐車廂裡有盜竊犯（在紅色列車裡面當然也不會單獨把他們隔開的），他們便會佔據著靠窗孔的上層鋪的傳統的好位置。這是夏天。我們可以猜出冬天他們在什麼位置。當然是靠著爐子，緊緊圍成一圈。當過小偷的米納耶夫回憶，一九四九年的嚴冬，從沃羅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幾晝夜），他們那一節「取暖宿營車」統共領到三提桶煤塊！這時候盜竊犯們不單是佔據了爐邊的位置，不單搶光「福來兒」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連他們的包腳布也不嫌棄，把這東西從他們的鞋裡抖出來，纏到自己的賊腳上。「今天該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飯問題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車廂的口糧全由盜竊犯負責領取，他們留下最好的或者他們需要的。洛希林回憶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爾的三天三夜的遞解。因為只有短短的三晝夜，不值得在列車裡面煮熱食，所以只發給乾糧。盜竊犯們把全部夾心糖給自己留下，麵包和鮮魚允許別人均分；這表明他們當時肚裡不餓。當供給熱食的時候，盜竊犯近水樓台，菜湯是由他們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為期三周的遞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盜竊犯們在途中也不嫌棄普普通通的小搶小劫：他們發現一個愛沙尼亞人鑲著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鉤子把金牙敲下來。
犯人們認為紅色列車的最大優點是供給熱食。在一個荒僻的車站上（仍是為了不讓老百姓看見）把列車停下，把菜湯和稀粥送到各個車廂。但是發放的時候總要搞一些歪門邪道。他們可能（例如上面說的那趟由基什涅夫發出的列車）把菜湯倒在領煤用的提桶裡。要洗也沒有水呀！因為列車裡飲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湯還缺。就請你一邊喝湯，一邊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們給一節車廂送來了菜湯和稀粥，卻不給夠缽子，四十個人只給二十五個，同時又命令：「快吃！快吃！我們還要往別的車廂送，不是你們一節！」請問怎麼喝法？怎麼分法！按缽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憑眼力掌握，手緊一些，免得發過頭。（先喝的人叫喚：「你攪和攪和呀！」後來的人不吭聲：就讓它底下稠一點吧！）頭一撥喝著，第二撥等著。快點喝吧！肚子餓得發慌，桶裡的粥也要涼了。外頭已經在催促：「喂，完了嗎？快了嗎？」然後才輪到給第二撥舀粥。必須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發完以後，還需要估量出每個人還能添多少，這一次至少可以把兩份合舀在一個缽子裡分給全體了。從頭到尾這四十個人簡直不是吃飯，而是眼睛盯著分粥，心裡受罪。
不給取暖，不管束盜竊犯，水不給喝夠，飯不給吃飽——再加上連覺也不讓睡。白天押解員能看清楚整個列車和車後面的線路，知道有沒有人跳車，有沒有人臥軌。到了夜間，警惕性害得他們不得安生。夜間每到一站他們就用長柄木槌（全古拉格標準）咚咚地敲打每一塊車板：可別被那些傢伙鋸斷了吧？在某些車站上，車門猛然大開，電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燈的光束，直射進來：「檢查！」這意思是要你們立即跳起來，站好，準備聽喝——全體朝左跑還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員躥進車廂（另一些手持自動步槍的在車門外面排列成半圓形），他們指示：向左！這意思是：左邊的人原地不動，右邊的人必須立即像跳蚤一樣一個從一個頭上蹦到那邊去，見縫插針，能站在哪兒就站在哪兒。誰的腿腳不靈便，誰在那發呆，——腰間、背上就要吃水相，這是給他握精神。同時，押解員的皮靴已經在亂踩你的叫花子窩鋪，亂扔你的破衣爛裳。到處用燈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沒有鋸縫。沒有！這時候押解人員就叫你們一個個從左邊走到右邊，他們站在車廂當中點數：「一！二！三！……」本來只要簡單地數一數，簡單地用手指頭點一點也就夠了。可是那麼辦不嚇人，所以還是用那個木相在你腰間、肩膀上、頭頂上或者隨便什麼地方「點」數才更直觀，更精確，更提神，更迅速。點完了，共計四十名。現在輪到在左邊亂扔、探照、敲打了。最後完事了，走了，車廂上鎖。你們可以睡到下次停車。（不能說押解隊是沒事自找麻煩——有本事的人確有從紅色列車裡逃跑的。例如，他們敲打車板的時候，有時就發現一塊已經有了鋸縫，或者某天清早髮菜湯的時候忽然發現：在一群鬍子拉碴的面孔中間有幾個剛刮過鬍子的人。押解隊端著自動步槍把車廂包圍起來：「把刀子交出來！」這都是那些盜竊犯和靠近他們的人的臭講究：他們「當膩了」大鬍子。現在只得把刮鬍刀交出去了。
紅色列車與其他長途直達列車不同的地方是，上了這種列車的人不知道還能不能下車。由列寧格勒監獄發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車在索裡卡姆卸車的時候，整個路基上擺滿了死屍，活著到達的只有少數。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兩個冬天，從被解放的領土（波羅的海沿岸，波蘭，德國）開來的囚犯列車抵達鐵路村（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時候，也和開到極北地帶所有主要樞紐站的時候一樣，都掛著一兩節裝死屍的車皮。這表示在途中他們認真地從活人車廂裡把死人檢出來，放進了死人車廂。實際上並不是經常這樣做。在蘇合別茲沃德那亞火車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這樣分清誰死誰活的：列車進站後，打開車廂的門，凡是爬不出來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這種列車是可怕的，致命的，因為押解隊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實在無力為二十五個爐子拉煤炭。可是大熱天乘這種車也不是那麼甜蜜：四個小窗孔兩個被封死，車廂頂棚曬得滾燙；至於飲水的問題，如果連一節「澤克車廂」的飲用水都供不上，卻硬要押解隊為一千口子去提水，豈不會把他們忙壞了？因此，囚犯們認為遞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車需要在路上走三個月（由列寧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麼就是連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夠用的。預定要長期運行的列車，對於途中押解隊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靈魂的精神關注都會有周密的安排：為這趟列車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動特派員，他乘坐一節單獨的車廂。這位行動特派員在監獄裡就對這次押解做好了準備，犯人不是隨隨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認可的名單安排進各個車廂。他批准每節車廂的室長，訓練和安插每節車廂的眼線。每次較長時間的停車，他總要找一個理由把這個人或那個人從車廂裡叫出來，詢問人們在裡面談些什麼。這類特派員要是在旅途終了仍然搞不出什麼現成的結果，是沒臉見人的。他保證在路上就會給什麼人立案偵查，你瞧著吧，一到目的地那個人又會被套上一個新的刑期。
算了，讓這種可惡的紅色牲畜列車，連同它的直通、直達也都見它的鬼去吧！經歷過這種遞解的人反正永遠是忘不了的。還是快點到達勞改營吧！快點到達吧！
人是希望與急躁的動物。好像勞改營的行動人員會比較有人性，好像那兒的眼線們將不會這樣昧良心，（實際正好相反！）好像我們到達那裡以後，他們不會用同樣的恫嚇和同樣的警犬強迫我們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現在吹進了你們的紅色車廂的大雪，在車外的地面上不會積得更厚一些。好像我們現在一下車就等於到達了目的地，而不會再把我們裝上露天的平台車沿窄軌鐵路繼續往前拉。（可是使用沒有遮攔的平台車怎麼運送犯人呢？怎麼看守呢？——這確是押解隊的一項難題。問題是這樣解決的：命令我們擠成一團躺倒，用一整塊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將金」號巡洋艦上被槍決以前的水手們一樣。為了苫上這塊帆布，還應該對他們說聲謝謝呢！）奧列涅夫和他的夥伴們在北方的十月間坐在露天的平台車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經裝上了車，可是火車頭沒有調來。先是下了一場雨，後來上了凍，犯人們的破衣爛衫全結了冰）。小型列車開動起來猛烈顛簸，平台車的槽幫子常會裂縫和折斷，一次震盪就能把什麼人甩到車輪子下面去。那麼煩請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發車，在北極的嚴寒中乘露天平台車沿窄軌鐵路行駛一百公里，在這種情況下盜竊犯坐在什麼位置？答案是：在每一節平台車的正中，以便讓他們四周的牲畜們捂暖他們，也護著他們免得掉到火車底下去。答對了。還有一個問題：在這條窄軌鐵路的終點，犯人們將會見到什麼（一九三九年）？那兒會有房子嗎？不，沒有一間。地屋？有，可是已經擠滿了．那不是給他們住的。這麼說，他們首先得給自己挖地屋嗎？不、因為在北極的冬天怎麼能挖呢？他們不是去幹這個，而是被帶去開採金礦。「可是他們在哪兒住呢？」「什麼？——住？……哦，對了，住……住……——住帳篷嘛」
但是不會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軌火車吧？不，當然不。有乘大火車直接抵達的：葉爾佐沃車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裡車廂門打開了。沿著列車的全長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們從車裡下來，站在雪地裡。點數，站隊，又點數。氣溫是零下三十二度。這批犯人是從頓巴斯來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著短腰皮靴、便鞋，還有穿涼鞋的。誰想在火堆旁邊取暖，押解隊馬上把他趕開：篝火不是為這個預備的，而是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頭就凍木了，雪填進單薄的鞋子裡連化也不化。沒有一絲寬容，只聽見口令聲：「站隊！看齊！誰離開隊列左右一步，我們不打招呼就開槍……齊步走！」繫在鐵鏈上的警犬被它們心愛的口令和這個興奮的時刻激動得陣叫起來。穿著羊皮大衣的押解隊員們開步走了，穿著夏季衣服的注定滅亡的人們也沿著積雪很深的完全沒有踩出來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個地方。前方看不到一點燈火。北極光在閃耀。這是我們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後一次見到北極光……雲杉在酷寒中發出乾裂聲。沒有鞋穿的人們用凍僵的腳掌和小腿測量著積雪的深度，把積雪踩實。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軍攻佔華沙！……我軍切斷東普魯士！」）到達伯朝拉的情形為例。荒涼的雪原，把人們從車廂裡轟出來，叫他們坐在雪地裡，排成六路橫隊。接著就沒完沒了地點起數來。一次數錯了，再數一次。然後叫犯人們站起來，押著他們在沒有人跡的雪原裡步行六公里。這批犯人也是從南方來的（摩爾達維亞），所有的人腳上穿的都是單皮鞋。狼狗緊跟在他們後面，用前爪推著最後一排人的脊背，向他們的後腦勺子吹送著狗的氣息。（走在這一排的是兩位神甫——銀髮蒼蒼的年邁的費多爾-福羅利亞神父和攙扶著他的年輕的維克托-施波瓦裡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術如何？不，警犬顯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們是多麼想咬上一口啊；
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勞改營的入營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裡脫掉衣服，光著身子跑過大院，在另一座房屋裡洗澡。但是眼下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經受過了。現在總算到達了！天黑了下來。忽然聽說：營裡沒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於是洗完了澡以後又把解犯叫出來排隊、點數，四周佈置了警犬——一切再來一遍，拖著自己的東西，還是原來那六公里，他們踩著積雪重返自己的列車，只不過這一次是摸黑。他們走後的幾小時內，車廂的門一直大開著，原來那點可憐的熱氣早已跑得一乾二淨。而且抵達目的地以前車上的煤炭都燒光了，現在到哪兒去找？他們挨了一夜凍，早晨發給他們干石斑魚去嚼（誰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後又沿著原路帶去勞改營。
這還是一個幸運的事例！因為好歹還有一個勞改營。今天不接收，明天會接收。而紅色列車按照其本性說來一般是開往真空地帶的。遞解終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勞改營開創之時。因之列車可以在北極光的照耀下徑直停在泰加森林當中，在雲杉樹幹上釘一塊小牌牌：「第一獨勞點」（獨立勞動點）。在這種地方，犯人們在一周之內要靠嚼風乾鯔魚、和著雪吞嚥麵粉維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兩星期前開辦的勞改營，那已經會滿舒服了；已經可以煮熱食了。雖然沒有缽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個人一份，盛在洗澡盆裡。六個人站成一圈（桌椅都還沒有），其中兩個人用左手提著澡盆的把手，挨著號用右手從盆裡抓飯吃。這是重複前面說過的嗎？不，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爾，是據洛希林的介紹。不是我在重複，是古拉格在重複。……再接著，他們就會派來一些老勞改犯給新犯人當作業班長。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會他們如何生活、找竅門和欺騙。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為偉大時代的鐘聲在轟鳴，時不等人。我們這裡不是沙皇時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庫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島的經濟日漸繁盛。新的鐵路支線到處伸延，許多地點不久以前還只通水路，現在已經可以用火車運輸了。但是有一些群島的老土著還活著，他們能夠告訴你，當年在伊日瑪河上是如何乘著真正的古俄羅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裝一百人，犯人們自己划槳；他們還能夠告訴你，他們是怎樣乘著平底小漁船沿著烏赫塔河、烏薩河、伯朝拉河抵達自己的勞改營。當時連去沃爾庫塔也是用駁船押運的：先用大船過到阿茲瓦窩姆，那兒設了一個沃爾庫塔勞改營的中轉站。從那兒出發，比方說到咫尺之遙的烏斯特烏薩，需要乘淺水駁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個駁船拱得顫動起來，押解隊准許犯人們二個一個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裡。水路遞解也不是直達的，一會兒要換船，一會兒要把船拖過一段陸峽，一會兒要下船步行。
在這些地區也曾經有過自己的遞解站——那是用樹棍搭的窩棚或者是帳篷（烏斯特烏薩、波莫茲金諾、謝裡亞尤爾）。那裡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規章，當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懲治犯人的辦法。但是描寫這一類異國情調顯然並非我們的任務，所以我們也就不著手去做了。
北德維納河、鄂畢河與葉尼塞河知道用駁船運輸囚犯開始於什麼時候——那是在消滅富農時期。這幾條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駁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傢伙，只有依靠它們才能完成把如此龐大的灰色群體從有生的俄羅斯拋到無生的權北地區的任務。人們被傾倒進像個大木槽似的駁船艙裡，人摞人地躺在裡面，像裝在提籃裡的一堆大蝦一樣微微動彈著。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巖上一樣。有時候就這樣不遮不蓋地駁運這一堆東西，有時候蒙上一塊大帆布——也許是為了不想看見他們，也許是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絕對不是為了給他們遮雨。這樣的駁船押運已經不是遞解，而簡直是分期處決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給伙食的。把他們丟棄到凍土地帶之後，就根本不給吃的了，他們被留在那裡與大自然一起自生自滅。
北德維納河（以及維切格達河）上的駁船遞解直到一九四0年還沒有停止。奧列涅夫就經歷過這樣的遞解。囚犯們在船艙裡人貼人地站著，——而這並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裡，傳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這更嚴重一點的問題，那只好在自己褲襠裡解決了。
沿葉尼塞河的駁船遞解變成了固定航班，幾十年沒有中斷過。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亞春天，等待裝運的囚犯們在那裡面一連打一兩晝夜的哆嗦。葉尼塞河上運囚犯的駁船有固定的結構，船艙裡是沒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層。只有安裝著梯子的艙口能透進一點折射的光線。押解隊員住在甲板上的小屋裡。哨兵警戒著艙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離水逃走。他們永遠不下船艙，不管裡面發出怎樣的呻吟和呼救的哀號。從來不讓囚犯們上來放風。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遞解途中沒有向艙裡的人們提供過任何醫療幫助（可以猜想，以上兩個時期之間的年代也是一樣）。囚犯們分兩排躺在每層的艙板上，一排頭朝船舷，一排頭朝他們的腳。要上便桶只能從人身上跨過。便桶並不是經常允許及時倒掉（應當想像一下怎樣提著滿滿的糞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糞便溢到外面，在艙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層去，那裡可也是躺滿了人呀！開飯的時候，幫廚的（是從犯人中間抽的）把盛在木桶裡的菜場分送到各層。在那永遠黑暗的艙房裡（現在也許裝了電燈），在一盞「蝙蝠牌」煤油燈的光亮下給犯人們發放。到杜金卡去的這樣的一趟遞解有時要走一個月。（現在當然只用一個星期就夠了。）由於擱淺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礙，拖長了路途的時間，攜帶的糧食不夠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索性一連幾天不開伙。（「積欠」的這幾天的口糧，以後當然是不會補發的。）
說到這裡，機靈的讀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補充一點：盜竊犯在貨艙裡佔據著最上面的一層，靠近艙口的地方——換句話就是靠近空氣和光線的地方。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發麵包的特權。如果這一趟旅程條件特別困難，他們會毫不客氣地摔掉神聖的枴杖（換句話說就是奪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糧）。賊骨頭們在漫長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時間。賭博用的紙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賭注的本錢卻是靠搜查「福來兒」搞來的。他們選定艙內某一地段，對躺在那兒的人實行逐個搜身。搜來的東西在一段時間之內是在他們中間根據牌局的輸贏反覆倒手的。最後全都會「浮」到頂上去，脫手給押解隊。對了，讀者現在什麼全能猜到：盜竊犯和押解隊是掛著鉤的。押解隊或者把贓物留給自己，或者在碼頭上賣掉，然後給盜竊犯們帶來吃的作為報酬。
有反抗嗎？有，但是很少見，流傳下來一個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與上面所講的情況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駁船（是一艘海船）裡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駛往薩哈林島的途中，七名手無寸鐵的年輕的「五十八條」犯人對盜竊犯（這是一批「母狗」）進行了反抗，對方總共有八十來個人（其中照例會有人帶著刀子）。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門」遞解站裡面，這批「母狗」就曾對犯人們實行過一次搜身。他們搜得非常徹底，一點不比獄卒們幹得差勁。他們熟知一切的隱藏辦法。但是不管怎麼搜，要發現一切公辦不到的。他們明白這個，所以在船艙裡面假意宣佈：「有錢的可以買馬合煙！」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縫在棉坎肩裡的三個盧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鴰的死屍！你不交稅啦？」說完就跳過去奪。可是陸軍准尉帕維爾（姓氏沒有傳下來）一把推開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頭分成「兩股叉」去戳帕維爾的眼睛，帕維爾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個「母狗」擁了過來。前陸軍大尉施帕科夫；謝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烏諾夫，沃洛甲-特列久興（這兩個人也是前陸軍准尉）；還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維爾身邊。結果如何？僅僅是互相獻了幾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賊骨頭們祖傳的真正的怯懦（他們總是用虛張聲勢的果敢和滿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來）現了本相，還是因為附近有哨兵（事情發生在艙口下面）妨礙了他們。他們現在需要保存實力，因為他們此行負有一項更加重要的社會使命——從正經盜賊手裡奪取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遞解站（就是契訶夫曾經描寫過的那一個）以及薩哈林建設工程（奪取的目的當然木是為了建設）。總之是他們退卻了，僅僅限於虛聲恫嚇，說：「要把你們變成一堆垃圾！」（架沒有打起來，誰也沒有把這幾個小伙子變成「垃圾」。這幫「母狗」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遞解站遇到了麻煩：那地方已經被正經盜賊們牢牢地掌握在手裡了。）
開往科雷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駁船很相似，只是規模大一些。不管多麼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號破冰船開路的「珠爾瑪」、「庫魯」、「漢瓦工程」、「第聶伯工程」等幾艘舊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遠征隊勾當中，今天竟有幾個人還活著。這幾艘輪船的寒冷骯髒的貸艙也是分作三層，但是在每層上面又用樹村搭成了雙層的統鋪。並不是到處一片漆黑，有的地方點了幾盞油燈。允許犯人們以隔艙為單位上甲板放風。每條船裝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個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領的口糧在路上就發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糧定量由六百克減少到四百克。還供給成魚，至於飲用水……。是的，是的，沒有什麼可幸災樂禍的，在水的問題上我們的確存在著暫時的困難。與內河遞解比較起來，這兒還增加了風暴和暈船。精疲力竭的人們嘔吐不已，已經沒有力氣從嘔吐物中站起來，整個艙板覆蓋了一層令人作嘔的穢物。
旅途中還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隊要通過拉彼魯茲海峽」，和日本列島距離很近。這時候輪船瞭望塔上面的機關鎗消失了，押解隊換上了便服，艙口緊閉，禁止上甲板。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發時就早有遠見地在船舶文書上註明了船內裝載的……不，上帝保佑，決不是犯人，而是應募去開發科雷馬的工人。許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隊周圍轉來轉去，一點沒有產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爾瑪」號上發生了這麼一件事：盜竊犯們跑出貨艙潛入了財物保管室，搶光了東西，放了一把火。這時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爾瑪」號濃煙滾滾，日本人要來救援，但是船長拒絕了他們。他甚至沒有下令打開艙口！離開日本較遠以後，被煙嗆死者的屍體全扔進了大海，燒焦了的半腐爛食品後來移交給勞改營充當犯人的口糧。）
自那以後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國際公海上運輸的似乎已經不再是犯人，而是蘇聯公民。但是有多少這樣的事例：蘇聯人遇到海難的時候，拒絕外國救援，原因仍是這種冒充為民族自豪感的封閉性。寧願讓鯊魚把我們吞進肚裡，也不能接受你們的援助之手！封閉性——這是我國的毒瘤。
船隊在馬加丹港外被封凍在水裡。「克拉辛」號也無能為力（還遠遠不到航行的季節，但是他們急於往那裡輸送勞力）。五月二日。犯人們被卸到離海岸還有一段距離的冰上。當年馬加丹的悲慘景象展示在來客們的眼前；死氣沉沉的山崗，沒有喬木，也沒有灌木，更沒有鳥類。只有稀稀拉拉的幾間小木房和一座遠北建設工程局的兩層樓房。然而他們卻受到遠建局樂隊的歡迎。因為當局這時候還在繼續表演著「改造」的鬧劇，換句話說是做出副樣子，好像他們不是運來一堆為盛產黃金的科雷馬鋪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將來還要回到創造性生活中去的暫時受隔離的蘇維埃公民。樂隊演奏著進行曲和圓舞曲。一群受盡折磨、半死不活的人們排成灰色的長隊在冰上蹣跚行進。他們拖著從莫斯科帶來的東西（這一支龐大的政治犯隊伍在路上幾乎還沒有遇到盜竊犯），背著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風濕病患者和失去雙腿的殘廢（對沒有雙腿的人也同樣判刑）。
但是，我發覺我又要重複；寫下去將是乏味的，讀下去也將是乏味的，因為讀者預先就已經知道了一切：現在將會用卡車把他們裝運到幾百公里之外，然後還要押著他們步行幾十公里。到達目的地以後他們將開闢一些新的勞改點，而且到達後一分鐘之內就必須出工。吃的將是魚和麵粉，是和著雪一起吞嚥下去的。睡的將是帳篷。
是的，不錯。但是頭幾天他們暫時被安置在馬加丹，住的也確是北極帳篷。在這裡他們還要受到一次體檢，也就是要他們脫光衣服，根據每人臀部的狀況確定他是否適宜於勞動（檢查的結果一定是全體都合格）。當然還要把他們帶進洗澡房，命令他們把皮面大衣、羅曼諾夫羊皮大衣、毛線衣、高級毛料西服、氈斗篷。長筒皮靴、長筒氈靴留在洗澡房的脫衣室（要知道這一批來的人不是土裡土氣的鄉巴佬，而是黨的上層人物—一報紙編輯、托拉斯和工廠的經理、省委負責幹部、政治經濟學教授等等。所有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對於高檔商品已經很懂行了）。「那由誰來看管呢？」新來的客人們疑惑地問。「快去吧，誰希罕你們的東西？」澡堂服務員顯出受侮辱的樣子，「進去，放心洗去吧！」於是他們就進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卻是另一個門。出門的時候每人在那裡領到一條黑布褲子和一件軍便服上衣、一件沒有衣兜的勞改營棉背心、一雙豬皮鞋。（哦，這可不是一件小事！這是與你原先的生活的訣別——也就是和你的頭銜、職位、尊榮的訣別！）「我們的東西呢？」他們哀號了。「你們的東西——留在家裡了！」一個首長模樣的人朝他們大聲呵叱。「勞改營裡什麼東西也不屬於你們。我們勞改營裡是共產主義！帶隊的，開步走！」
既然是共產主義，那麼他們有什麼可以反對的？他們不是把生命都獻給了這個事業了嗎？
還有幾種遞解方式——坐大車或者乾脆步行。諸位記得《復活》裡在一個陽光明媚的白天一隊犯人從監獄被押著走向火車站的情形嗎？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們已經一整年沒有放過風，已經木會走路了，不會呼吸了，不會看光亮了；一年以後，把他們帶出屋子，列隊，驅趕他們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來個。這件事情可沒有人去寫成一部偉大的小說，連一章也沒有人寫：住在墳地裡，顧不上為每一個死人哭喪。
徒步遞解——這是火車遞解、「澤克車廂」、紅色列車的老祖宗。這種方式現在越來越少見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機動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從被圍困的列寧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讓他們徒步通過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後裝上紅色列車（讓女犯和德軍俘虜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國的男犯從女犯身邊趕開，免得他們搶奪女犯的麵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車上）。三十年代，從科特拉斯遞解站每天發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烏斯特維姆（約三百公里），有時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這種方式遞解。這種徒步遞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隊帶著一兩隻狗，他們用槍托於驅趕掉隊的人。誠然，犯人的東西、鍋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隊尾的大車拉著。在這一點上，這支解犯隊伍和上一世紀古典的流刑圖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滅的富農的缺門少窗的殘破農舍。科特拉斯遞解站的會計室發給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論上的旅途時間計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諸事順利，從來不多計算一天（這是我國會計制度的普遍原則）。如果選中發生耽擱，食物就勻開吃，只供給不放鹽的黑麥麵糊糊，有時候索性就停伙。在這一點上，他們背離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奧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駁船以後，被押送著徒步穿過泰加森林（從克尼亞日-波戈斯特到齊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給飯吃。喝的是沼澤裡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開來了。許多人體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們的衣裳。在伊回馬河裡，犯人們用褲子撈魚，生著就吃進肚裡。（最後走到了一塊林間空地，當局向他們宣佈：你們就在這裡動手修建科特拉斯-沃爾庫塔鐵路吧！）
我國歐洲部分極北地區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採取這個辦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劃定的線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樂的紅色列車開來，運來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經常和大量採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遞解的技術。一批犯人從克尼亞日-波戈斯特出發，沿著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維斯良納。一個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動了。怎麼辦？請合理地考慮一下，怎麼辦？你是不會讓整個隊伍停下來的。你也不會為每一個倒下的和掉隊的人留下一名帶槍的兵——帶槍的兵很少，犯人很多。這說明應該怎麼辦呢？……一個帶槍的兵留下來和這個人稍呆一會兒，隨後他一個人匆匆地趕上隊伍。
從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遞解班次保持了很長時間。那一段路總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須一天之內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體很虛弱。可以預料到，一定會有許多人倒在路上，掉隊，他們會帶著瀕死者的無所求和無所謂的表情——哪怕你如他們開槍，他們也不能再挪動一步。他們已經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沒完沒了地劈頭蓋腦地打下來的不知疲勞的棍棒呢？棍棒他們是會害怕的，他們會繼續走下去！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方法，保證有效。因而在解犯縱隊五十米之外不僅有一圈自動槍手的散兵線，而且裡面還有一圈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後者是要挨打的（實際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的人們居然走起來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跡般地走到目的地。他們不知道這叫做「棍棒考驗」，不管你怎麼打仍是躺著不動的人，將由跟在後面的大車收容起來。這是一條組織工作的經驗。（可能有人提問；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全用大車拉呢？……可是到哪兒去找足夠的大車？馬匹從哪兒來？我國畢竟已經普及拖拉機了。況且如今燕麥是什麼價錢？……）上面說的這種遞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遞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當時我還是小孩，但是記得很清楚：士兵們押著犯人的隊伍大大方方地走過頓河羅斯托夫市的街道。順便說說，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開槍！」在當時的說法稍有不同，原因在於軍事裝備的差異：要知道，當時的押解隊往往只有馬刀。所以當時是這樣命令的：「凡擅自離開隊列一步者，押解隊即可開槍或刀劈！」多麼鏗鏘有力：「開槍、刀劈！」馬上就產生一把戰刀從背後劈下你的腦袋的感覺。
不錯，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還押著一批從外伏爾加地區抓來的大鬍子老頭兒們徒步經過下諾夫戈羅德城。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腳下穿著樺皮鞋，包著腳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羅斯……」突然間，三輛小汽車正好橫穿他們前面的馬路，汽車上坐著全俄中執委主席加裡寧。解犯隊伍停下。加裡寧坐在車裡開過去，他對這些人沒有產生興趣。
讀者，請閉上眼睛。聽見了嗎？車聲隆隆……。這是「澤克車廂」在鐵軌上行駛。這是紅色列車在運行。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一刻稍停。聽見了嗎？水聲激盪……這是囚犯駁船在破浪前進。耳邊又傳來「烏鴉車」馬達的吼叫聲。每時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監獄、塞進囚車、輾轉遞解。這一片嘈雜聲又是來自哪裡？它來自遞解站過於擁擠的牢房。而這哭號聲呢？它是被搶劫者、被姦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訴。
我們考察了各種遣送方法。我們發現它們一種比一種更壞。我們環視了遞解站，但是沒有找到一個好的。甚至人們最後一個希望——下一步會好一些，在勞改營裡將會好一些——也是一個騙人的希望啊！
在勞改營裡將會……更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