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遣送方式，那就是簡單地用一葉扁舟載著犯人從「群島」的某一島嶼直接擺渡到另一島嶼。這叫做專門遞解。這是一種最無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只有為數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這樣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這樣的機會，遇到過三次。
專門遞解是根據高級官員的指令實行的。請不要把它和專用通知單混為一談，那也是由上頭的什麼人簽署的。專用犯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和解犯大隊一起行動，雖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幾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覺得非同尋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據專用通知單從北方被遣送到伏爾加河下游去參加完成一項農業任務。在路上他經歷了我在前面描述過的全部擁擠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離隊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個叫作贊則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帶下了車。一個不帶任何武器、態度平和的看守員單獨到車站來接他。看守員懶洋洋地說：「好吧。今晚你住在我這裡。天亮以前你可以到處走走，明天我帶你去勞改營。」於是安斯就去到處走走了。諸位可懂得，對於一個刑期十年、多少次與生活告別過、今天上午還蹲在「澤克車廂」裡，而明天又要進勞改營的人，「到處走走」是什麼意思？他馬上隨便走路，隨便觀看，看著幾隻雞在車站的小花園裡啄食，看看幾個農婦正收拾著沒有向旅客賣掉的牛油和甜瓜準備回家。他朝側面走出三、四、五步，沒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為真地用手指觸觸一棵刺槐樹的葉子，幾乎哭出聲來。
而專門遞解則從頭到尾都是這樣的奇妙經歷。這一次你和解犯大隊根本不沾邊，不用把雙手放到背後，不用脫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連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員待你態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稱。作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圖逃跑，我們和平常一樣是要開槍的。我們的手槍裡裝了子彈，就在口袋裡掖著。然而我們一路要隨便些，舉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懇請諸位注意，在這一點上也和任何時候一樣，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勞改營生活從那一天起完全變了一個樣子，當時我正淒淒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隊列裡，我的手指頭痙攣著（它們由於成天緊捏工具變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員把我拉到一邊，帶著意外的尊敬對我說：「你知道嗎，根據內務部長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發了。營區裡的雜役們圍上了我。有的說：「要給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說：「要釋放。」但是他們對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這一次免不了要經過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這一關。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釋放這兩種可能性之間搖擺。我乾脆忘了，半年以前，勞改營裡來過一個傢伙，他分發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記卡片要我們填寫（戰後他們在較近的勞改營裡開始搞過這項登記工作，但是看來好像沒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欄是「專長」。犯人們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紛紛填寫古拉格裡最吃香的專業：「理髮師」、「裁縫」、「倉庫管理員」、「麵包匠」之類。我皺了皺眉頭就填上了「核物理學家」幾個字。我一輩子從來沒有當過核物理學家，關於這方面我只是戰前在大學裡聽到過一點，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參數的名稱，於是就這麼寫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彈是頂頂急需的東西。但是我自己對於那張卡片並沒有放在心上，乾脆忘了。
在勞改營裡隱隱約約地能聽到一種模糊的、不確切的、沒有得到任何人證實的傳聞；在這個群島的某些地方存在著一些極微小的「天堂島」。誰也沒有見過。誰也沒有去過。在那裡呆過的人們都保持沉默，閉口不談。據說在那些小島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雞蛋；據說那裡一切都是乾乾淨淨，永遠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腦力勞動，而且都是絕對機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過這樣一類天堂島並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們的俗話中把這類天堂島稱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來全是托它們的福。留在勞改營裡我這條命無論如何也拖不到刑滿。我今天能寫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謝它們，雖然在這部書裡我並沒有考慮給它們什麼篇幅（已經寫了一部關於它們的長篇小說）。我在這類島嶼之間轉移，從第一個到第二個，從第二個到第三個，都是通過專門遞解；兩名看守和我。
如果死者的幽靈有時候在我們之間飄過，能夠看到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看透我們心裡的瑣碎念頭，而我們卻看不到它們，也猜不到它們的無形體的存在，那麼，專門遞解就恰像這種情形。
你一頭扎進了自由的淵藪，在火車站候車室的人群裡推推擠擠。你心不在焉地瀏覽著那些肯定與你沒有一點關係的佈告。你坐在候車室的古舊的「沙發」上，聽著一些奇怪而無聊的對話：誰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誰家婆媳不和啦；單元樓裡的鄰居私自使用走廊裡的電源插座，上樓還不把靴底擦乾淨啦；誰和誰在工作單位裡過不去啦；哪兒有個好差事要什麼人去，他不想搬家——罈罈罐罐搬起來容易嗎？等等，等等。你聽著這一切，忽然一陣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慄：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間一切事物的份量，一切嗜好和情慾的份量！這是那些凡夫俗子們注定不能領會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體的你，才是真正地活著，實在地活著，而所有那些人只不過是誤認為自己是活著的。
還有—一在你和他們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淵！無論是向他們猛喝，無論是為他們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們的肩頭把他們搖醒，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畢竟只是鬼魂，只是無形的幽靈，而他們卻是物質的實體啊。
怎樣才能使他們醒悟？啟示嗎？顯靈嗎？托夢嗎？——兄弟們！人們！生命給予了你們是為了什麼？！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門砰然大開，有著偉大靈魂的人們被拖上刑場。就在此時此刻，就是現在啊，在我國條條鐵路線上，正有人在嚼嚥下鹹鯡魚之後用苦澀的舌尖舔著乾枯的嘴唇。他們夢想的是伸直一下雙腿的幸福，是解過手以後的輕鬆。奧羅圖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凍，而且僅僅化開表面的三尺，只有這時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屍骨。而你們，你們頭上有蔚藍的天空，有熾熱的紅日，你們有權支配自己的命運，可以去喝水，伸伸懶腰，隨意到哪裡去旅行而沒有人押解——什麼靴底沒有擦乾淨之類的瑣事還算得了什麼？還管它什麼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它的全部奧秘——你們要知道嗎？我可以馬上全部抖出來。不要追求那些虛幻的東西，什麼財產，什麼地位：賺來這些東西要耗費你們幾十年的精神，而沒收它們只需要一個夜晚。以平靜的超然物外的態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懼災禍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終歸是一樣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難滿盈。你們今天沒有挨凍，飢渴的利爪沒有撕扯你們的五臟，這也就夠了。你們的脊骨沒有被打斷，你們的兩條腿都還能行走，兩隻手臂還都能彎曲，兩隻眼睛都能看見，兩隻耳朵都能聽到，還有什麼人值得你們羨慕？何苦來？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純淨你的心靈，要把那些愛你們、好心待你們的人看得比什麼都貴重。不要傷害他們，不要辱罵他們，不要和他們任何一個在爭吵中分手：因為你畢竟無法知道，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後一個舉動，而你將會以這樣的形貌留在他們的記憶中！……
但是押解人員正撫摸著衣袋裡的手槍的黑色槍柄。我們三個人並排坐著，三個不喝酒的規規矩矩的哥兒們，三個文文靜靜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額頭，我合上眼睛，我又睜開眼睛——看見的仍是原來的夢境：一大片沒有押解隊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記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監室裡，明天又會回到監室。可是，幾個拿著小鉗子的檢票員出現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個同志拿著。」
車廂裡人很滿（嗯，當然是按自由人的標準說「很滿」——長椅下面，過道的地板上都還沒有坐人呢）。既然他們告訴我路上要放隨便點，那我就盡量隨便了；我看見隔排有一個靠窗口的空位於，就坐了過去。而這個分隔裡卻沒有押解人員坐的地方。他們只好留在原位上，從那兒像望情郎似地盯著我。在佩列波爾車站，我的小桌對面空出一個位子，可是一個臉龐粗大的青年人趕在我的押解員之前佔據了這個陣地。他穿著羊皮大氅，皮帽，提著一隻簡陋但結實的木箱，我一眼就認出箱子是勞改營的產品，madein群島」。
「唷！……」年輕人出了一口粗氣。光線雖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滿臉通紅，說明他上車的時候經歷過一番踢打。他拿出一個行軍壺：「同志，來點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員在隔排坐位上已經疲憊不堪了。規定了不許我喝含酒精的飲料，決不能喝的。可是——舉止要隨便。因而我就隨隨便便地說了一句：「行，來點。」（啤酒？？啤酒！！三年來我一小口也沒有喝過！明天在監室裡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輕人倒酒，我喝著，渾身因幸福而顫慄。已經黑了。車廂裡沒有電燈。這是戰後的經濟破壞時期。在車廂的隔門上掛著的一盞舊罩燈裡燃著一截蠟燭頭，一共四個分隔統共只有這一盞燈。我和這個年輕人差不多摸著黑像朋友似地聊著天。我的押解員不管怎麼伸長脖子，在車輪的隆隆聲中，我們的談話他們什麼也聽不見。我口袋裡裝著一張寫給家裡的明信片。我馬上就要向我的這位樸質的朋友說明我是什麼人，求他替我投進信箱。根據箱子判斷，這個人自己也是蹲過的。但是他趕在我前頭了：「你知道，我這個假好難請。兩年都不給假，真不是人幹的差事。」「什麼差事？」「你還不知道嗎，我是個阿斯莫傑，藍肩章，從來沒有見過嗎？」唉，見鬼，我怎麼沒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爾是伏爾加勞改營的中心，箱子是他強迫犯人白給他做的。這一切是怎樣滲透進我們的生活的？兩個分隔裡有了兩個阿斯莫傑都已經不夠了，還必須加進第三個。說不定什麼地方還隱藏著第四個？或許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許這個車廂裡還有跟我一樣的專門遞解的犯人？
我的年輕夥伴繼續在發牢騷，埋怨命不好。這時候我故意叫他摸不著頭腦地頂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無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們鬆快嗎？」他馬上蔫下來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聲：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見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軍裝——軍大衣、軍便服。他以為我不過是個當過兵的。可是現在鬼曉得我可能是幹什麼的？說不定是個行動人員？正在追捕逃犯？為什麼我恰好在這節車廂？而他卻當著我的面罵了勞改營……
罩燈裡的蠟燭頭漸漸消溶，但是仍然亮著。在第三個行李架上有個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講述著戰爭中的故事——真正的戰爭，書裡不寫的戰爭。他當過工兵，他講的都是實打實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實仍然能夠傳進一些人的耳朵，實在叫人高興。
我本來也能講一些事情……我甚至產生了講的願望……不，已經沒有這個願望了。我參加戰爭的四個年頭像是被母牛的舌頭舔掉了。我已經不相信這一切是真正發生過的，不想去回憶它。在此地的兩年，在「群島」上的兩年，使我對前線的道路、戰友的情誼淡漠了，對一切都淡漠了。這也許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間統共才度過了幾個鐘頭，我就有這樣的感覺：我的嘴不會說話了；我在他們中間十分無聊；我在這裡束手束腳；我要自由地說話！我要重返家園！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島！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車員總會來擦車廂；她會拿去投在信箱裡，如果她真的是一個人……
我們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進廣場。我的看守又是兩個初次進京的，不認識莫斯科的路。我替他們決定乘「6」路有軌電車。廣場中間的電車站擠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時間。一個看守員上車找司機，給他看看內務部的工作證。我們一路上神氣地站在司機台旁邊，像是莫斯科市蘇維埃代表，票也不打。一個老頭要從前門上車，人家不許可：你又不是殘廢人，從後門上車吧！
我們在諾沃斯洛波達廣場下車。雖然我這是第四次進布蒂爾卡監獄，它的內部平面圖我毫不費力就能畫出來，但從外面看到它，這還是頭一次。哦，好森嚴好高大的兩個街區長的圍牆！莫斯科市民見到它的鐵門張開大口的時候心都發涼。可是我卻毫無遺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後，像回家似地穿過拱頂的門洞，含著微笑走進了監獄的前院。我認出了那座主樓的熟悉的雕花木門。現在他們將要我面向牆壁立正（瞧，已經這樣站著了），將要問：「姓什麼？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這一套我早已不當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際流浪者」！他們捆住了我的身體，但我的靈魂卻不受他們管束。
我知道，他們對我的身體進行過幾小時的不可免除的處理程序（關隔離間、搜身、發收據、填寫入獄登記卡、蒸衣和洗澡）之後，將會把我帶進一個監室，它必定是一個雙拱頂的房間，當中有一個拱門（所有的監室都是這個結構），有兩個大窗，一個長櫥桌。我將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聰明、有趣、友善的人們，他們會告訴我他們知道的事，我也會講給他們我知道的事。黑夜到來的時候我們甚至會不大願意馬上睡覺。
而吃飯的缽子上將壓印著「市監」兩個字（防止起解時被犯人帶走）。「市監療養院」——我們上次就曾拿這幾個字逗笑。這個療養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腦滿腸肥的官老爺們不大知道的。他們腆著大肚皮專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著規定路線做長途步行，做下蹲動作，連續出一個月的汗才能甩掉兩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監療養院」近在身旁，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根本不用做什麼體操，在這裡只消一周時間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這是屢試不爽的。這是絕無例外的。
世界是狹小的，簡直十分狹小，這是監獄生活使人確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誠然，「古拉格群島」分佈的面積雖是與蘇聯的國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確是遠遠少於蘇聯人口。群島居民的確切數字當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時居住在勞改營裡的人數從來沒有超出過一千二百萬（一些人陸續地入土，「機器」不停頓地把新的人劃拉進來），其中政治犯不超過百分之五十。六百萬？——這已經是一個小國家，瑞典或希臘。在那一類國家裡，人們很多都是互相認識的。因此毫不奇怪，當你走進任何一座遞解站的任何一個監室，聽一聽，談一談，就一定會發現與同室難友有共同的熟人。（這不算什麼：有一個單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過蘇漢諾夫卡監獄，挨過留明的毆打，住過醫院，在這以後被關進了盧賓卡的監室。他進門以後，說出了自己的姓名。靈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對他說：「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兒？」R君迴避地說：「您認錯人了吧。」「一點沒錯。您就是那個美國人亞歷山大-多爾甘，資產階級報刊造謠說您被綁架了，塔斯社辟過謠。我當時在外頭，在報上看到過。」）
我喜歡監室裡進來新人（不是新入獄的，這種人進來的時候必然是垂頭喪氣和侷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資格的犯人）的那一時刻。我自己也喜歡走進一間新的監室（不過，上帝開思，可別讓我再進去了）——一無憂無慮的微笑，大模大樣的姿態：「嘿，哥兒們好嗎？」把小行囊往板鋪上一甩：「喂，布蒂爾卡最近一年有啥新聞？」
開始互相介紹。有一個小伙子姓蘇沃洛夫，是五十八條的。初看這個人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緊打聽，千萬別放過：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遞解站曾經有一個叫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過一個監室……
「慢點，他就是那個北極飛行員嗎？」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過……」
「……泰梅爾灣裡的一個島。可是他本人卻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裡。請您告訴我，是已經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嗎？」
「不錯。您怎麼知道的？」
好極了。這位和我素不相識的馬霍特金的傳記又增添了新的一節。我從未見過他，也許永遠不會見到他，但是旺盛的記憶力把我所知的關於他的一切都積累起來了：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個島嶼卻沒有法子易名，因為已經寫在各國出版的地圖上了（這可不是古拉格的島嶼）。他被送到波爾申諾的航空天堂島。他在那裡無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員，就他一個飛行員，那裡又不讓他飛行。這個天堂島分成兩攤，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羅格的那一攤。和外界的聯繫似乎完全掐斷了。當我在雷賓斯克的那一攤裡的時候，曾聽說這個小伙子要求到極北地區去飛行。現在我知道已經獲准了。這種新聞對我並沒有什麼用，但我全記下來了。十天以後在布蒂爾卡的一間小浴室裡（為了不佔用大洗澡間，布蒂爾卡裡面專設了一些非常可愛的有水龍頭和木盆的小單間）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認識，但問出他在布蒂爾卡住了半年醫院，現在要去雷賓斯克的天堂島。三天以後——在雷賓斯克，關在那只隔斷了與外界一切聯繫的匣子裡的人們將會知道馬霍特金現在到了社金卡，也將知道我現在被送到了什麼地方。留心、記憶、相遇——這就是囚犯的無線電報。
這一個戴著玳瑁眼鏡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誰？他在監室裡漫步，一邊用好聽的男中音哼著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煩惱憂傷,通向墳墓的道路入此漫長……」
「查拉普金，謝爾蓋-羅曼諾維奇。」
「噢，慢點，我很熟悉您。生物學家？拒絕回國者？從柏林來？」
「您怎麼知道的？」
「那有什麼，世界是狹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經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經是一間怎樣的監室啊！那也許是我整個監獄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間監室了。那是在七月。他們奉了那個神秘的「內務部長指令」把我從勞改營送進了布蒂爾卡。我們午飯後就到達了，可是監獄裡忙得不可開交，交接手續辦了十一個小時，直到半夜三點才把在隔離室裡餓得半死的我帶進了七十五號監室。兩個拱形屋頂下安著兩盞強光燈泡，把監室照得通明。監室裡人挨人地睡著，憋悶使他們不得安生：罩著「籠口」的窗戶透不進七月的灼熱的氣流。徹夜不眠的蒼蠅嗡嗡地叫著，停在睡覺的人們身上，引起他們的抽動。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擋刺目的光亮。便桶散發著強烈的臭味，在這樣的高溫下，分解的過程進行得特別迅速。監定原定容納二十五人，現在填塞得還不算過分，總共才八十來個人。兩邊的板鋪上躺滿了，兩排板鋪中間的過道又搭上板子當作加鋪。板鋪底下東伸出一雙腳，西伸出一雙腳。傳統的布蒂爾卡櫥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還剩下一小塊空地，於是我就在那兒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須從我身上跨過。
從牢門的送飯口傳來一聲「起床！」的命令，全體立時動彈起來：拆掉臨時搭的鋪板，把櫥桌推回窗口。犯人們走過來對我進行訪問：是新入獄的還是勞改營來的？原來，這個監室裡匯合了兩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勞改營的新決犯的常規的水流，另一股是從勞改營來的回流，這些人是各類的專家——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設計工程師，他們正陸續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條件優越的科研單位（這下我放心了，部長不是要給我套上新的刑期）。一個人向我走過來，他年紀還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鷹鉤狀。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號監室科技協會主席。本會每天早飯後在左邊窗口附近聚會。您能給我們做一次學術報告嗎？題目能定下來嗎？」
我遭到一次突然襲擊，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著我的下擺拖髒了的軍大衣，戴著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裝）。我的手指頭從起床到現在還沒有伸直過，而且滿手都是擦傷。我能做什麼學術報告？我正好記起來，不久前在勞改營裡有一本美國國防部關於第一顆原子彈的官方報告，在我手裡停留過兩個晚上。這本書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監室裡大概還沒有人見到吧？多餘的問題，當然沒有！這樣，命運就和我開了個惡毒的玩笑，強迫我按照在古拉格裡填寫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學的田野上瞎闖一番。
吃完口糧以後，由十人組成的科技協會聚集在左邊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個報告，並且被接納為全員。有一些內容我忘記了，有一些內容我自己也沒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雖然已經坐了一年牢，對於原子彈一無所知，但是他卻能夠時時補充我的報告中遺漏的部分。一個空香煙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裡拿著一截非法的鉛筆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把這些從我手裡拿過去，他又畫示意圖，又做插話，談得這樣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製小組裡的一名物理學家。
他的確在歐洲第一台迴旋加速器上工作過，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蠅。他是一個生物學家，是當代最大的遺傳學家之一。當他已經坐在牢裡的時候，熱布拉斯因為不知道（或許明明知道）這件事，曾有勇氣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寫出過這樣的話：「俄國的生物學不能為李森科負責，俄國的生物學—一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爛生物學的時候，熱布拉斯為這句話吃過苦頭）。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冊子《什麼是生命？》裡兩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儘管他那時候早就進了監獄。
現在他就在我們面前，他對各門學科的淵博知識令人眼花繚亂。他的視野的廣闊是晚輩的學者們不可企及的（也許是因為囊括知識的可能性發生了變化？）。儘管目前他被偵查階段的飢餓拖垮了身體，以至於他從事這一類練習已經很感到吃力了。從母親一方他出身於居住在列薩河畔的一家沒落的卡盧加省貴族，從父親一方是斯傑潘-拉辛的旁支後裔。哥薩克的強勁在他身上表現得特別顯著——粗大的骨骼，穩健的氣度，對偵查員的堅韌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現在另一點上，那就是飢餓給他帶來的痛苦要比帶給我們的強烈百倍。
他的經歷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創立了「大腦研究所」的德國科學家福格特請求給他兩名有才能的大學畢業生隨他回國長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這樣被派出去完成一項沒有時間限制的任務。雖然他們在那裡沒有得到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指導，然而在科學專業方面卻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國的命令的時候，他們認為按照慣性的原理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既不能放棄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邏輯的延續，也不能丟開自己的儀器和學生們。他們不能回國大概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在國內他們必須公開地往自己在德國的十五年工作的頭上潑屎潑尿。只有這樣做才能取得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們就變成了拒絕回國者，雖然依舊是愛國者。
一九四五年蘇軍進駐布赫（柏林的東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滿心歡喜地迎接了他們並且獻上了一座完好無損的研究所：看來一切問題都再理想不過地解決了，今後一定可以永遠不必和研究所分別。來了幾位蘇方代表，在所裡打了個轉，說了聲：「哼……哼，全部東西都裝箱，我們要運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嚇了一跳：「一切試驗品都會死光！光設備就花了好多年才裝置起來的。」「哼……」長官們表示驚訝。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隨即被抓起來送往莫斯科。他們很天真。他們以為沒有他們，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麼，寧願它不工作，也要黨的總路線的勝利！在大盧賓卡，輕而易舉地就向被捕者們證明了他們背叛了祖國（嗯？），各判了十年。現在這位七十五號監室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堅信自己沒有做過任何錯事，因而總是精神抖擻。
在布蒂爾卡的監室裡面，支板鋪用的拱形的金屬架子非常非常之矮：連監獄當局也沒有考慮過鋪底下還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軍大衣扔給你的鄰居，讓他替你在鋪底下鋪好，然後你才能勝朝下在過道裡趴下，一點點爬進去。過道裡人來人往，板鋪下的地面也許一個月能打掃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廁所以後洗一次手，而且沒有肥皂。因此決不能說，你感覺自己的軀體是一個「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這塊鋪下的瀝青地面上，在這個不斷從鋪板上往我們眼睛裡落下塵土和碎屑的狗洞裡，我絕對地、無條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鳩魯說得對：在經歷過多樣的不滿足以後，多樣的缺乏會被感覺為一種滿足。經歷過好像已經永遠熬不到頭的勞改營、十小時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後，哦，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著、睡覺，而且照樣領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麵包和兩頓熱食（用配合飼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話——「布監療養院」。
睡覺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臥著，用自己的背脊當被窩，只管睡你的吧！在睡夢中你不消耗體力，不焦心，而刑期卻一點點地過去，過去！當我們的生命像火炬一樣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時候，我們詛咒無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時的必要性。而當我們被剝奪了一切，被剝奪了希望以後，——祝福你呀，十四小時的睡眠！
但是他們把我在那個監室裡一連關了兩個月，我把前後兩年的覺都睡足了。在這期間我從板鋪下面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邊，不過這次已經上升到板鋪上面。上了鋪以後又挪動到靠拱門的地方。我已經睡得很少，我正痛飲著生活的甘露，盡情地享受著。早晨是科技協會，然後下棋、讀書（那是在犯人當中旅行的書，八十個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隊）。接下去是二十分鐘的放風——大調和弦！即使冒著傾盆大雨我們也不放棄放風。而更主要的是人們，人們，人們！尼古拉-安德列耶維奇-謝妙諾夫，第聶伯水電站的創造者之一。他在俘虜營中的好友——費多爾-費多羅維奇-卡爾波夫工程師。機智、尖刻的物理學家維克多-卡甘。音樂院作曲系學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爾。像林間湖淚那樣深沉的維亞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獵手。從歐洲來的東正教傳教士葉甫蓋尼-伊萬諾維奇-基甫尼奇。他並不局限於神學，他大罵馬克思主義，宣稱在歐洲早已沒有什麼人認真看待這個學說了。這時候我出來為它辯護，因為我畢竟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還會滿懷信心地用語錄給他以怎樣的痛擊啊，還會對他進行一場怎樣的毀滅性的嘲諷啊！但是這頭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內心留下了印記，——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沒有留意——積累了那麼多的事件、見聞和認識，以至於我已經說不出這樣的話：這是沒有韻事！這是資產階級造謠！現在我只能承認，是的，是有這些事。這麼一來，我的全部論據的鏈條立即鬆軟下來，人家不費吹灰之力就打得我無法招架。
被俘人員仍是源源而來，源源而來，源源而來。兩個年頭了，這段來自歐洲的水流從來沒有間斷過。又是那些俄國僑民——從歐洲來的，從滿洲來的。人們到俄僑當中去打聽熟人的消息，先問：你們是從哪個國家回來的？再問：某某人您知道嗎？他們當然會知道的（雅謝維奇上校被處決的事我就是從他們那裡打聽到的）。
還有那個德國老頭兒——正是我在東普魯士（兩百年以前？）曾強迫他給我拎箱子的那個魁梧的德國人，不過他現在已經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麼狹小！……天曉得我和他怎麼會又遇到一起！老頭子向我微笑，他也認出了我，而且好像還為我們的相遇而高興。他原諒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來絕對活不了那麼久。另外還有一個德國人，一個細長條的年輕人。這個人從來不答話，也許因為他一個俄國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個德國人：盜竊犯扒光了他的德國衣物，給他換了一身褪了色的蘇聯軍便服。他原是一個有名的德軍王牌駕駛員。他的第一次戰役是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的戰爭，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蘭，第四次——英倫上空，第五次——塞浦路斯，第六次——蘇聯。既然是王牌駕駛員，那就不會不從空中掃射婦女兒童——戰爭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籠口」「。當然，我們這個監室裡也攤上了一名思想純正的分子（如檢察長克列托夫之流）：「把你們這些反革命畜牲抓進來，完全正確！歷史將碾碎你們的骨頭，拿你們去當肥料！」「狗雜種，你也要去當肥料！」人們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會重新審查，我是錯判的！」整個監室咆哮、沸騰起來。一個白髮蒼蒼的俄語教師在板鋪上站立起來，赤著腳，向前伸直了手臂，好像新降臨的耶穌基督：「我的孩子們，和解吧！我的孩子們！」人們向他叫喊：「你的孩子們在布良斯克森林裡！我們不是誰的孩子！我們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過晚飯，上過傍晚那一次廁所以後，夜幕在窗外的「籠口」上降臨，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燈泡燃亮了，白晝使囚犯們分裂，而黑夜使他們靠攏。每天傍晚從來不發生爭論，而是舉行報告會或者音樂會。這又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大放異彩的時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談論意大利、丹麥、挪威、瑞典。俄僑們介紹巴爾幹國家，介紹法國。有人作關於科布席埃的報告，有人講解蜜蜂的習性，有人談果戈理。這也正是煙友們大過煙隱的時光！監室裡煙幕沉沉，像濃霧一樣飄動，由於裝了「籠口」，從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烏拉和我同年，圓臉龐，藍眼珠，動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邊，朗誦自己在獄中創作的詩，他的嗓音由於激動而變了調。他的詩作的標題是：《我的第一次牢飯》、《致妻》、《致子》。當你身在獄中努力通過聽覺領會獄中詩的含意的時候，你是不會去注意作者的節調、重律是否有差錯，每行的結尾是押半諧音還是全韻腳。這些詩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淚，監室裡在哭泣。
從那個監室開始，我也產生了寫獄中詩的願望。而當時我朗誦了葉賽寧的詩篇，在戰前他的詩差不多是被禁止的。年輕的布勒諾夫，一個被俘人員，原先好像是一個沒有畢業的大學生，以虔敬的目光凝視著一個個的朗誦者，臉上泛著光輝。他不是專家，不是從勞改營來的，而是往勞改營去的。就憑他的純真和性格的耿直，十之八九是要死在那兒。像他這樣的人在那種地方是活不長的。對於他和另一些人說來，七十五號監室的這些傍晚是那個美好世界在他們生命的列車暫時閘住了一下的、致命的滑坡中的突然展示。那個世界存在著並將繼續存在，但是他們的狠心的命運卻沒有讓他們在其中生活過短短的一年，哪怕是青年時代的短短的一年。
送飯口的木擋板落下了，露出了監頭的獸臉。他大聲呵叱；「睡覺！」不，甚至在戰前，當我同時在兩所高等學校學習，靠業餘教課謀生，並且有著旺盛的創作慾望的時代，我好像也未曾經歷過如此充實，如此繁忙，如此充分利用了的日子，像在這一年夏天的七十五號監室。
「對不起，」我對查拉普金說：「我後來從德馬裡，就是那個為『反蘇宣傳』得了五分（當然不是學校成績表上的）的十六歲的男孩子那裡……」
「怎麼，您也認識他？他跟我們一批遞解到卡拉干達……」
「……聽說讓您當了醫院的化驗員，可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卻一直被派去幹一般勞動……」
「結果他身體完全垮了。從車廂裡拍下來運進布蒂爾卡的時候已經半死不活了。現在躺在醫院，第四特別處發給他奶油，甚至還給葡萄酒。但是他還能不能起來，很難說。」
「第四特別處找你們去過嗎？」
「找過。他們問我們，經過卡拉干達的六個月之後，我們是不是認識到把研究所在我們祖國境內建起來還是可能的。」
「於是你們就熱烈地贊同了？」
「還用說！我們現在畢竟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再說，全部設備都已經被硬拆下來，裝了箱，他們自己運來了。」
「看，內務部多麼忠誠於科學事業啊！我懇切請求您再唱幾句舒伯特！」
查拉普金又輕輕地唱起來，憂鬱地凝望著窗口（黑色的「籠口」和窗戶的明亮的上沿清晰地反映在他的眼鏡片上）。
托爾斯泰的願望實現了：囚犯們不再被強迫去參加有害的宗教儀式。監獄教堂關閉了。誠然，教堂的建築物還保留著，但是它們已經成功地適應了擴大監獄容量的需要。這樣一來，在布蒂爾卡的教堂裡便可以多容納下兩千名犯人，以每批的周轉時間為兩周計算，全年共可多通過五萬人。
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進布蒂爾卡。我熟悉地穿過四面由監獄樓房圍繞著的院子，急急忙忙地向指定的監室走去，甚至超過看守員一肩的距離（急著回家吃燕麥的馬也是這樣趕路的，用不著皮鞭和緩繩的催促）。有時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築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寵口」跟監獄主樓的不一樣，不是用工業方法製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鋼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爛的板條釘成的，它們標誌著這座建築物的次等地位。這地方是專為新判犯人準備的所謂布蒂爾卡的內部遞解站。
記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裡邁出了我一生中的一個重大的步驟：特別庭判決以後，他們把我們帶進了教堂（正是時候！能禱告一下也不錯）。我們被領上二樓（三樓也被分隔成監室），從八角形的前庭把我們分別塞進不同的監室。我進了東南監室。
這是一間寬敞的四方形監室，當時裡面關了二百人。也跟別處一樣，板鋪（那裡是單層的）上面、板鋪下面、以及乾脆在過道裡、花磚地上，都睡著人。不僅窗戶外邊的「寵口」是次等的，這裡的一切待遇都好像不是為布蒂爾卡的親生兒子，而是為它的晚子規定的。對這一堆蠕動的生物，既不給書籍，也不給棋類；鋁制的飯缽和殘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飯以後都要收走，因為擔心在起解時的忙亂中被犯人帶走。連盛水的缸子也捨不得發給這些晚子們一隻，而是要他們喝完菜湯以後洗洗缽子，再用它去喝渾濁的茶水。在監室裡沒有自己的盤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還是不幸？）收到家裡送來的牢飯的犯人們（不管手頭如何拮据，在長途發配前的最後幾天，親屬們總要盡力送來一些食品）。親屬本人沒有受過監獄教育，在監獄的接待室裡也從來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這樣錯過了和汽車修理工麥德維捷夫深談的機會。一開始和他談話，我就想起來「米哈伊爾皇帝」提起過這個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讀到《告俄國人民書》而沒有向當局告發的幾個人之一。麥德維捷夫得到了一個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丟人的刑期——總共才三年！這不是按五十八條判的，如果按這一條，判五年都算是幼兒園的期限。很明顯，他們畢竟是把皇帝當瘋子看待的，對其餘有關人犯一概從階級觀點出發加以寬宥了。但是我剛剛要探詢麥德維捷夫對此事的見解，他就被通知「帶東西」離開了。根據一些跡象，可以設想他是被帶出去釋放的。這件事證實了關於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傳聞。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傳到我們耳朵裡來的。那是一次沒有對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後就連板鋪底下也沒有變得寬敞半分。
我的鄰人——一個老「保衛同盟」隊員被解走了（這些「保衛同盟」隊員在保守的奧地利憋得難受，跑到我們這個世界無產者的祖國來，每人被貼上了一張「十元券」終於在群島的各個島嶼上找到了自己的歸宿）。一個皮膚黝黑的人向我靠過來，他的頭髮烏黑紅亮，有一雙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對黑櫻桃，然而寬厚扁平的鼻子把整個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畫。我和他並排躺了一晝夜，並未說話，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個話茬兒：「您看我是個什麼人？」他的俄語講得很流利正確，但是帶著異鄉口音。我拿不準：他身上好像有點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亞美尼亞的特徵。他微微一笑說：「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魯吉亞人。我用過雅沙這個名字。人們經常拿我尋開心。我是負責收工會會費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確是個滑稽的角色：小矬個兒，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氣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緊張，他臉上的輪廓頓時變得銳利起來。他的雙眉緊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戰刀，向我劈來。
「我是羅馬尼亞總參謀部的諜報官！魯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庫！」
他講述了戰時他在我國後方進行「工作」的經過。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覺得活龍活現。
在我們這部卷帳浩繁的囚徒編年史裡面，你再也遇不到一個真正的間諜。在我十一年的監禁、勞改和流放生活中，這一類的相逢只有這唯一的一次，別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國大量發行的廉價宣傳讀物卻成天價愚弄青年，要他們相信「機關」抓的全都是這一號的人物。
只要好生觀察一下教堂建築裡的這一間牢房，就足以看清，當局現在捕抓的頭號對象就是青年。戰爭臨近結束，只要選定了什麼人，全可以大手大腳地抓起來：已經用不著他們去當兵了。據說，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盧賓卡（莫斯科省內務機關）審理過一起「民主黨」的案子。根據傳聞，這個黨是由五十來個少年組成的，有黨章、黨證。其中年紀最大的是一個莫斯科中學的十年級學生，擔任「總書記」。戰爭最後一年，一些大學生也偶爾出現在莫斯科的監獄裡。我在各處都遇到一些。當時我自己似乎還不算老，但是他們——更年輕。
這是怎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發生的？我們——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齡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當中，在後方成長起來了另外一代人。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大學走廊的鑲木地板上高視闊步，自認是全國、全世界最年輕最聰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蒼白神態傲岸的少年踩著監室的花磚地向我們迎面走來。這時候我們愕然地發現，最年輕最聰明的已經不是我們——而是他們！但是我對此毫無怨尤，這時候我已經滿心喜悅地願意為他們讓路。他們要和一切人爭論、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麼熟悉。我懂得他們的自豪感，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了這個高貴的命運，並且絲毫也不後悔。每當我看到監獄的光環在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臉蛋的周圍搖曳的時候，總是感到不寒而慄。
在那以前的一個月，在布蒂爾卡監獄的另一間半病房性質的監室裡，當我剛一跨進它的過道，還沒有找到空位的時候，一個膚色淡黃、有著猶太人的柔和臉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來。儘管是夏天，他仍然裹著一件有彈洞的破舊士兵大衣，看來他冷得難受。他的神氣預示著一場舌戰，甚至可以說是在祈求著一場舌戰。他叫鮑裡斯-加麥羅夫。他開始向我提問題；談話的內容一方面牽涉到各自的經歷，另一方面牽涉到政治。不記得為什麼我提起了我國報紙上發表的剛去世的羅斯福總統的一段祈禱詞並且給了它一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評語：
「嗯，這當然是虛偽的。」
年輕人的淡黃色的眉毛忽然抖動了一下，蒼白的嘴唇圓了起來，身體好像挺得更直了。他問我：
「為什麼？為什麼您認為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真誠地信奉上帝？」
他所說的僅僅是這些！但是你瞧這是從哪一個方向發起的攻擊？這難道是從一個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裡聽到的話嗎？我本來可以給他一個很堅定的回答，但是監獄已經動搖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們每人內心的深處，都有一種最純淨的感覺，它存在於我們的諸種信念之外。這種感覺此時向我指明：我剛才說的並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從外面加諸於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駁他，只是反問：
「您信奉上帝嗎？」
「當然，」他從容地回答。
當然？當然……是啊，是啊。共青團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卻只有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別看他這麼年輕，鮑裡斯-加麥羅夫不僅曾是反坦克部隊的中士，用士兵們稱為「永別祖國」的四五反坦克炮打過仗，而且肺部還受過傷，至今也沒有治癒。他的結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麥羅夫因傷致殘，脫離了軍隊，考進莫斯科大學生物系。這樣一來，在他身上就有兩股線交織在一起：一股來自士兵生活，另一股來自戰爭末期決非愚昧、決非僵死的大學生生活。對未來進行著思考和議論的同學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儘管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機關」的老練的眼睛便從他們當中選定了三個人，把他們揪了進來。加麥羅夫的父親一九三七年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處決，現在他的兒子也正往這條道上闖。在受偵查的時候，他曾帶表情地向偵查員朗讀了自己的幾首詩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記住，現在也沒有辦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這裡引用。）
短短的幾個月間，三個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匯了：還是在布蒂爾卡的一間牢房裡我就遇見了維亞切斯拉夫-杜布羅沃利斯基。後來在布蒂爾卡教堂監室裡，他們當中最年長的一個——格奧爾基-英加爾也跟我湊堆了。儘管年紀還輕，他已經是作家協會預備會員。他筆頭很明快，慣用奇突的對比手法。如果政治上聽話，有轟動效應而又空虛的文學道路是會在他面前展開的。
他寫的一部關於德彪西的長篇小說已經接近脫稿。但是這些早期的成就並沒有使他軟化，在他的老師尤里-蒂尼亞諾夫的葬禮上，他挺身而出，公開說蒂尼亞諾夫曾受到迫害，為此便給自己贏得了八年的刑期。
現在加麥羅夫也與我們會合了。在等待解往紅色普列斯尼亞的那些日子裡，我曾處在他們共同觀點的對立面的地位。這個衝突是我頗難招架的。當日我恪守的那種世界觀，在找到現成的標籤以前，對於任何新的事實都是不能認識的，對於任何新的見解都是無力評價的。這些標籤或是「小資產階級的惶遽不定的兩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識階層的好鬥的虛無主義」等等。不記得英加爾和加麥羅夫可曾在我面前攻擊過馬克思，可是記得他們攻擊過列夫-托爾斯泰——而且竟是從哪些方面發起的攻擊！——托爾斯泰否定教會？可是他沒有考慮到教會的神秘的和組織的作用！他摒棄聖經的教義？可是現代科學與聖經的內容並不矛盾，甚至與它關於創世的開宗明義也並無矛盾。他摒棄國家？但是沒有國家將會是一片混亂！他主張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在一個人的身上？但這將是把個人的才能毫無意義地拉平！而且，最後我們從斯大林的專橫恣肆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來，個別的歷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爾斯泰對於這種想法卻妄加譏笑。
這些男孩們把自己的詩作念給我聽，也要求聽我的，而當時我還兩手空空。他們朗誦最多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對他推崇備至。我讀過《生活，我的姊妹》，並不喜歡，認為它距離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實在太遠。但是他們讓我初次聽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它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它對於我們是這麼適合：
對祖國的熱愛，
我孕育了三十個年頭。
對於你們的寬大，
我不期待……加麥羅夫和英加爾的心境就是這麼明朗：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寬宵！坐牢並不使我們苦惱，反而使我們感到驕傲！（雖然誰能真正不苦惱呢？英加爾的年輕的妻子在他被捕幾個月之後就宣佈和他脫離關係，拋棄了他。加麥羅夫因為一向從事革命探索，連個女朋友也還沒有。）偉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這監室的四壁中萌動？牢房不自由，但獄外世界豈非更不自由？遭苦難受欺瞞的我國人民不是正同我們一道躺在板鋪底下和過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國一同奮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顧我走過的道路，
今日我絕無怨尤。
因觸犯政治條律而坐牢的青年決不會是一個國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遠遠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廣大青年群眾面臨的前景，還剛剛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對甜蜜生活的迷戀。在這以後，或許會從舒適的小山谷裡重新爬起，開始——二十年以後？——向著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這幾名年輕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屬於未來的淡漠的深淵，生氣勃勃地向刀斧手們昂然奉上自己的頭顱。
在布蒂爾卡的教堂監室裡，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斷了和外界的聯繫，和一切都疏遠了的莫斯科大學生編了一首歌曲，在黃昏之前用他們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著：
一日三次為菜湯而奔波，
黃昏時光在歌聲中消磨。
用獄中私藏的針和線，
為上路快把行囊縫做。
我們已不再為自己傷神：
字已簽——早登程！
遼遠的西伯利亞勞改營，
他日歸來有誰人？
我的天啊，我們當真是未曾留意到這一切嗎？當我們在橋頭陣地上的泥濘中跋涉，在炮彈坑裡痙攣抽搐，從灌木叢中伸出炮兵潛望鏡的時候——在大後方又成長出另一類青年，他們出發了。他們是朝著那個方向出發了嗎？……是朝著那個我們沒有膽量前去的地方出發了嗎？——我們受到的是與他們不同的教育啊。
我們這一代人將返回家園——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掛著叮噹作響的勳章，向人們講述自己的戰鬥事跡。而我們這些弟弟們將僅僅會向我們做個鬼臉說：哎呀，瞧你們這些傻瓜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