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在一張大桌上鋪開我們祖國的大幅地圖。請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鐵路樞紐，所有鐵路線與河道、河道與土路聯結處的轉運站打上粗大的黑點。這像是什麼呀？莫不是整張地圖都落滿了傳播病菌的蒼蠅？告訴你吧，你們得到了一張宏偉的「群島港口分佈圖」。
誠然，這不是亞歷山大-格林招引我們去的迷人的港口，那裡人們在小酒館裡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兒們獻慇勤。這裡也沒有溫暖的藍色海洋（這裡洗澡水規定一人一公升。為了方便，四個人的四公升合倒進一個盆裡，請一塊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羅曼蒂克——骯髒、臭蟲、粗話、胡鬧、語言混雜、鬥毆——這裡是綽綽有餘的。
沒有經歷過三五個遞解站的犯人是少見的；很多人能記起十來個，而古拉格之子們能夠毫不費力地數出半百。只不過它們在人們的記憶中混成了一團，因為它們彼此雷同：毫無知識的押解隊；昏頭昏腦的根據案情的點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嚴寒中的長久的等待；更長久的脫光衣服的搜身；不講衛生的推頭；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氣熏天的廁所；散發霉味的走廊；永遠擁擠憋悶並且幾乎永遠黑暗潮濕的監室；地上或板鋪上貼在你兩邊的人肉的暖氣；木板釘成的枕頭的稜脊；夾生的、幾乎是流質的麵包；好像用青貯飼料煮成的菜湯。
如果誰有準確的記性，能夠分別回想得起每一個地方，那麼這個人就不必在國內旅行了，因為根據遞解站他已經熟悉了全國的地理。新西伯利亞城？知道，去過。棚屋很結實，是用粗原木搭的。伊爾庫茨克？那兒的窗戶是分幾次用磚頭砌嚴了的，還能看出沙皇時代的老樣子。每次砌的磚都不連接，中間留下了細縫。沃洛格達？對了，是一座有塔樓的古老建築。廁所是上下間。樓板朽了，樓上廁所往下漏水。烏斯滿嗎？那還用說！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滿了，是圓拱屋頂的古式結構。監室裡頭填的可實在啦：每當犯人起解的時候，隊伍能拉半個市區長，你簡直想像不出是怎麼裝在裡面的。
最好不要對這樣一個行家說你們知道還有一些城市是沒有遞解站的，不要去惹惱他。他會向你確切地證明，這樣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說得對。薩裡斯克？解犯在那裡是關在暫羈室，和受偵查人關在一起。每個區中心都是這樣辦。這跟遞解站有什麼不同？在索裡-伊列茨克嗎？有遞解站！在雷賓斯克？設在修道院的第二監獄是幹什麼的？哦，那裡可安靜啦。院子是石板鋪的，空蕩蕩的，古老的石板長滿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頭的，挺乾淨。赤塔嗎？第一監獄。在納烏施基？那兒不是監獄，是個遞解勞改營，都一樣。在托爾日卡？也設在修道院裡。
你要明白，親愛的先生，沒有遞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處都有法院在開庭。怎麼樣把犯人送到勞改營去？坐飛機嗎？
當然，遞解站並不盡然相同。但是要說哪個好點，哪個壞點——那是爭不出結果的。三四個犯人湊在一堆，每人必定誇獎他「自己的」那一個。
「雖說伊萬諾沃遞解站算不上什麼有名的。可是你去問問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個冬天在那兒蹲過的人。獄裡不失火——可是非但凍不著，而且上層鋪的人連衣裳也穿不住。為了不憋死，窗戶上的玻璃全給打掉了。二十一號監室定員是二十人，實際關了三百萬十三！板鋪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塊板子睡人。破窗戶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氣。板鋪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極之夜：沒有一點亮光。板鋪上的和站在過道裡的人把光線全擋住了。通往便桶的過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須踩著板鋪的邊緣爬過去。吃的東西不發給個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個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鋪板下面，直到它發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額。這一切還可以忍受過去，但是車頭們卻好像是抹了松節油一樣，沒完沒了地把犯人們從一個監室趕到另一個。剛剛安頓下來，——「起——來——！換監室！」又得去搶地盤。造成超員的原因是這樣的：三個月沒讓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潰瘍和傷寒病。為了防止傷寒病蔓延，遞解站被宣佈隔離，四個月沒有發送解犯。
「夥計們，問題不在伊萬諾沃監獄本身，關鍵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說犯人，就連遞解站的石頭也擠得哎喲叫喚了。伊爾庫茨克的也一樣，它也算不了什麼特別的遞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獄醫們連往監室裡伸伸頭都不敢，只在走廊裡轉悠。牢頭朝監室裡喊；『昏迷過去的——快出來！」
「三七年，夥計們，經過西伯利亞往科雷馬去的人流沒有斷過，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馬去的輪船一個月只能運三萬。可是莫斯科不管這一套，一個勁兒地朝這邊轟人。結果積壓了十萬。明白了嗎？」
「誰數過？」
「該數的人數過。」
「如果說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遞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頂多有四萬人。」
「可是一卡在那兒就是好幾個月。臭蟲滿床爬，像蝗蟲一樣！一天給半杯水：再多沒有了！沒人去運水！有一個隔離區全是朝鮮人，害痢疾死光了，一個不剩！我們的隔離區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們蓋一座停屍房，叫犯人拉車運石料。今天你運料，明天人家運你。到秋天斑疹傷寒又傳染開了。我們也採取這個辦法，屍首不發臭味我們不交出去，照領他的口糧。藥品是一點雞沒有。我們爬到隔離區邊上求他們——給點藥吧！瞭望塔上就朝我們開槍。後來把傷寒病人集中到一間單獨的棚屋。也來不及全都抬進去，從裡面出來的也沒有幾個。那兒的板鋪是兩層的。上頭的發著高熱，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鋪的人身上澆：那裡躺著一千五百來人。衛生員全是盜竊犯。他們從死人嘴裡拔金牙。就是對活人他們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做的事……」
「為什麼老說你們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諾灣，第五隔離區，——不想說嗎？三萬五千人。也是一連呆好幾個月！又是因為解決不了去科雷馬的運輸問題。不知道為什麼原因，他們每天夜裡把人們從一間棚屋趕到另一間，從一個隔離區趕到另立個。就跟在法西斯那兒一樣：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個不剩地出來！』而且都得跑步！幹什麼都得跑步！押著一百人去領麵包——跑步！領菜湯——跑步！什麼食具也沒有。菜湯能盛在哪兒就盛在哪兒——用衣襟兜著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運來的，沒東西舀，就打開口子讓它自己流。誰能把嘴湊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們在水箱前頭幹起架來——瞭望塔上就朝他們開了火！和在法西斯手裡一樓一樣。烏斯維特勒的長官捷列維延科來到現場。一個空軍駕駛員當著大伙的面向他走過去，扯開胸前的軍裝上衣說：『我有七顆戰功勳章！誰給你們權利朝隔離區開槍？』捷列維延科說：『我們今天開了槍，將來還要手槍，一直到你們學會守規矩。』
「不，夥計們，這些還不算遞解站。基洛夫遞解站才是真格兒的！不說什麼情況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來說吧——基洛夫遞解站監室的房門要靠兩個牢頭用皮靴硬把人蹬進去才能關上。九月間（基洛夫市以前叫維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邊上），三層板鋪上所有的人都熱得脫光了衣裳坐著——說『坐著』是因為根本沒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頭坐，一排人靠床腳坐。過道的地上也坐著兩排，中間還有一排人站著。他們互相倒換。背包拿在手裡或者擱在膝蓋上，因為沒有地方擺。只有盜竊犯寬寬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層鋪。臭蟲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們直接從天花板上俯衝轟炸。人們就得這樣熬上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
我本來也想插進去談談勝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紅色普列斯尼亞。可是覺得不好意思：我們夜間總還能伸直腿，臭蟲也還算溫和，只是蒼蠅整夜在強烈的燈光下把我們這些熱得光著身子，汗水淋淋的人們叮得難受。不過這實在算不了什麼，拿這個來誇耀實在害臊。我們一動彈就一身汗，吃完飯身上簡直跟』下雨一樣。在一間比普通單元房間稍大一些的監室裡裝了一百人。我們擠得死死的，地面上沒有下腳的空當。兩個小窗戶被鐵皮「籠口」擋著，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風，反而被太陽曬得滾燙，朝監室裡散熱氣。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這個具有光榮的革命名稱的遞解站。沒有人去參觀。咳，哪能參觀！它到今天還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著走遠——它緊挨著諾沃霍洛捨夫環行鐵路。
正像遞解站本身是沒頭沒腦的一樣，關於遞解站的談論也都是沒頭沒腦的，所以本書的這一章也八成會寫成這個樣子：不知道該首先抓住什麼好，介紹哪一個好，開頭說點什麼好。遞解站裡積壓的人越多，它就變得越加沒頭沒腦。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對於古拉格也沒有好處。可是人們仍是一個月又一個月地滯留在裡面。遞解站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廠：口糧麵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磚用的那種擔架運送；冒熱氣的菜場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裡面，用撬槓插進孔眼裡抬著走。
科特拉斯遞解站比許多別的站更加緊張，更加開誠佈公。更緊張是因為它是通往整個歐俄東北部的門戶，更開誠佈公是因為它已經處在群島的腹心地帶，不需要對什麼人躲躲閃閃。它就是一塊空地，上面用板牆分隔成許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鎖。儘管一九三0年流放農民的時候，曾有過稠密的人口在這兒定居（應當設想當時在他們頭頂上是沒有房頂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告訴我們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釘成的……帆布頂的搖搖欲墜的棚屋仍是遠遠容納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濕潤的雪花下，或冒著開始冰凍的寒氣，人們露宿在這裡的地面上。誠然，人家不讓他們這樣直挺挺地凍僵，不斷地點人數，用清查（那裡同時曾達到二萬人）或者夜間突然搜身的辦法給他們提精神。後來在這些方格子裡面支起了帳篷，有的格子裡用原木搭起了兩層樓高的房屋，但是為了合理地節約造價，當中不鋪設樓板，而是直接搭設多達六層的板鋪，板鋪的兩側釘著直上直下的腳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氣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樣踩著它們爬上爬下。（這種結構對於海船比對於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體都住進了有頂的屋子，這時候就只能容納下七千五百人了。這些人當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屍房抬死屍的擔架一會兒也歇不住。（有人會反駁說，這完全說得過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轉率之下，每一個人可以拖五個月之久。不錯，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機——勞改營的勞動還沒有開動呢。現在這種每天百分之零點七三的損耗是純縮水率，並非任何一個蔬菜倉庫都能容許這種比率。）
越深入群島的腹地，混凝土築成的港口越顯眼地變成了木樁結構的碼頭。
卡拉巴斯——卡拉干達附近的一個遞解站——這個字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通名詞。在幾年之內經過這裡遞解的犯人達到五十萬（尤里-卡爾貝一九四二年經過那裡的時候，登記號碼已經是四十三萬三千多號）。關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牆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帶上東西，統統趕到屋外，由美術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畫出地毯的花樣。晚上犯人們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別的遞解站更有變成博物館的價值。可是，嗚呼，已經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現在是一座鋼筋混凝土製件廠。
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遞解點（北緯63）的營地是一些支在沼澤地上的窩棚！用樹根紮成的骨架上蓋著一塊四邊不著地的破帆布帳篷。窩棚裡面的雙層鋪也是用樹棍（連枝權都沒有削乾淨）搭的，中間的過道同樣用樹根鋪成踏腳板。白天稀泥從踏腳板縫裡撲哧撲哧
地往上冒，夜晚凍得梆梆硬。隔離區裡各個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細脆搖顫的小樹棍鋪成的。由於身體虛弱而變得行動笨拙的人們時而在這裡或那裡閃進水裡或爛泥裡。一九三八年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沒有一天變過樣：麥屑粉和魚骨頭熬的糊糊。吃這東西比較方便，因為缽子、缸子和勺子之類的東西遞解站一概沒有，囚犯們自己更沒有；可以讓他們幾十人一批到大鍋邊排隊，用長柄勺把糊糊舀在他們的便帽、皮帽、衣襟裡。
在同時蹲過五千人的沃格沃茲金諾遞解點（它離烏斯特-魏姆幾公里遠。讀到這一行以前，哪一位讀者知道有一個沃格沃茲金諾？有多少個這類不知名的遞解站！請將它們全都乘以五千吧！），供應的食物是稀湯，但是照樣沒有缽子。然而也想到了辦法（我們俄羅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領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菜場倒在洗澡盆裡，一次發十個人的，讓他們你爭我奪地搶著喝吧。
誠然，在沃格沃茲金諾沒有人蹲過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過，是那些只剩一口氣的傢伙，所有勞改營都不接受）。
在群島上著的生活風貌面前，文學家的想像力實在驚人地貧乏。當他們想寫出點有關監獄的最可譴責、最醜陋的東西的時候，總是拿便桶作為非難的對象。便桶在文學中變成了監獄的象徵，屈辱和污穢的象徵。噢，全是無知妄說！難道便桶是囚犯們的災難嗎？它是獄吏們最仁慈的發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從監室裡沒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間開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亞的某些監獄裡面是沒有便桶的，因為不夠用。事先沒有準備下那麼多——西伯利亞的工業跟不上大逮捕的規模。倉庫裡發不出新建監獄需要的便桶。老監獄裡倒是有便桶，可是又舊又小，這時候唯一明智的辦法是把它們取消，因為在人數猛增的情況下，跟沒有一樣。例如，米努辛斯克監獄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沒有進去過，因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車去流放地的），現在裝一萬人。那就是說每一隻便桶應當增大二十倍！但是它並不能增大呀……。
我們俄國人的筆寫東西從來是粗線條的，我們經歷的事情可謂多矣，但是描寫出來，揭示出來的幾乎等於零。在慣於通過顯微鏡觀察生活的微小細胞、慣於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搖晃試管的西方作者們的筆下，處在超員二十倍又沒有便桶而且一晝夜只許出來解一次手的監室裡的人類心靈的惶亂情狀，可以寫出一部長篇的史詩，可以再寫出十卷《追憶似水年華》！當然有許多情節是他們不知道的：在帆布風帽裡小便的辦法他們就想不出來；另一個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長統靴裡的忠告，他們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實這項忠告是經驗豐富的智慧的結晶，它決不是叫你毀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為提桶。它的意思是：脫下一隻靴子，倒過來，把靴筒往外翻上來——於是就形成了環槽狀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個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們知道米努辛斯克監獄裡下述的獄規的話，他們將能以多麼曲折細微的心理描寫去豐富他們的文學啊（而且決不會冒重複著名大師們的手筆的危險）！在這個監獄裡，飯缽子四人只發一個，飲用水每天每人發一缸子（茶缸子倒夠用）；可能出這樣的事：四人中的一個竟然利用公共的缽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飯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缽子。這將出現一場怎樣的衝突！怎樣的四種性格的頂撞！多少微妙的差別！（我不是說笑話，只有這時候才顯露出一個人的底蘊。只不過俄國人的筆沒有工夫去描寫這些，俄國人的眼睛也沒有時間去讀它。我不是說笑話，因為只有醫生才能告訴你，在這樣的監室裡呆幾個月就能永遠毀掉一個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葉若夫時代也沒有被槍斃並且在赫魯曉夫時代恢復了名譽。）
你看，我們還幻想過在港口裡休息一下，鬆快一下呢！在「澤克車廂」包房裡擠成一團的那幾天幾夜裡，我們是怎樣地幻想著遞解站啊！想的是在這裡我們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這裡我們可以足足地喝到涼水和打到開水。想的是在這裡不會再強迫我們用自己的東西向押解隊去贖買自己的口糧。想的是在這裡會供給我們熱食。最後還想著會把我們帶進洗澡房，在熱水裡浸一浸，那時渾身就不會這麼癢了。「烏鴉車」裡我們的腰撞得生痛，從一側摔到另一側；押解隊朝我們吼叫：「挽臂！」、「抓腳跟！」我們暗暗鼓勵自己：「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快到遞解站了！到了那裡就好了……」
可是到了這裡，即使我們一部分夢想能夠變為現實，也總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掃興。
洗澡房裡會遇到什麼你永遠說不準。忽然他們動手剃光女人的頭髮（紅色普列斯尼亞，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讓清一色的女理發員給我們一長串光屁股的男人剃頭。在沃洛格達的蒸氣浴室裡，胖大嬸莫吉亞吆喝著：「男人們，排好隊！」然後用蒸氣管子朝整排男人們身上放氣。伊爾庫茨克遞解站的見解不同，認為洗澡房服務人員全部是男性並且由男子漢在女人們的兩腿之間塗抹焦油軟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亞城遞解站裡那樣，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裡的水龍頭只流涼水；囚犯們鼓起勇氣要求首長來看看；來了一個大尉，他竟滿不在乎地親自伸手到水龍頭下面試了試，然後說：「我告訴你們，水是熱的，懂嗎？」至於有的地方洗澡房裡根本沒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爐裡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強迫洗完澡的犯人們赤身光腳在雪地裡跑到另一處去取衣物（羅德尼查，第二白俄羅斯方面軍反間諜機關，一九四五年），我們已經說膩了。
一跨進遞解站，你就會發現在這裡掌握你命運的不是看守員，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這些人不管怎麼說總得遵從一點成文的法律。這裡掌握你命運的是遞解站的雜役。是那個前來招呼你們這批新到解犯的，臉色陰沉的洗澡房服務員：「喂，法西斯老爺們，去洗澡！」；是那個手拿一塊寫字用的三合板墊板，兩眼在你們的行列裡搜索，催你們快去幹活的派工員；是那個剃光的頭上留著一撮長毛、摸著一卷報紙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兒卻瞟著你們行囊的教育員；還有另外一些你們認不出來的雜役，他們正用X光般的視線透射著你們的皮箱。他們彼此多麼相像啊！在你們短短的遞解途中你們好像在什麼地方已經見過這一幫傢伙，雖不像他們這樣乾淨整齊，但同樣是露著殘忍的獠牙的畜類。
是了，又是那些盜竊犯！又是那些烏喬索夫歌頌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裡，野獸謝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亞……只不過他們現在已經不是蹲在鐵窗裡面，他們已經洗乾淨、穿整齊，成了官方人物，神氣活現地維護著紀律——只要我們遵守的紀律，如果有人帶著一點想像力仔細端詳這一些嘴臉，他甚至可能得出這樣的印象：他們也是從我們俄羅斯的根上生出來的，一度曾是一些農村孩子，他們的父輩是一些名叫克裡姆、普羅霍爾、古裡之類的鄉下人。他們的身體構造甚至和我們的都有點相似：兩個鼻孔，兩隻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緋紅色的舌頭是用來吞入食物和說出一些俄羅斯話音的，只不過用詞和我們完全不同罷了。
任何一個遞解站的首長都會找這個竅門：所有編制內職務的工資都可以付給呆在家裡不上班的親屬或者由監獄頭頭們私分。監獄裡的差事只要你吹一聲口哨，社會親近分子中自報奮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們只圖一點，就是可以在遞解站繫纜，從此不下礦井，不上礦山，不進泰加森林。這些派工員、文書、會計、教育員、浴室服務員、理發員、保管員、炊事員、洗碗工、洗衣工、縫補匠——全都是遞解站的永久居民。他們領的是犯人口糧，算在監室的名額裡，但是他們不用首長關照也自有辦法從大伙房裡或者解犯的包袱裡撈到額外的食物和油水。這些遞解站的雜役們認準了，隨便哪個勞改營裡也不會比他們現在舒服。我們落進他們手裡的時候，還是沒有被搜刮乾淨的，所以他們要美美地敲我們一槓子。在這裡他們甚至代替看守員對我們進行搜查。搜查之前勸我們把錢交給他們保管並且像煞有介事地開列一個什麼清單，可是清單和錢一起馬上就不翼而飛了。「我們把錢交上去了！」「交給誰了？」走來的軍官驚奇地問。「就是剛才在這兒的那個人！」「具體是誰？」在場的雜役們都說沒有見到……「你們為什麼要把錢交給他？」「我們以為……」「以為個屁！少以為點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們勸我們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脫衣間裡。「沒人拿你們的！誰要你們這些東西！」我們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帶進浴室去。回來：毛衣不見了，毛皮手套不見了。「什麼樣的毛衣？」「灰的……」「噢，那準是它自己跑進洗衣房了！」他們有時也很講信義地收取我們的東西：作為替我們把箱子送進貯藏室保存、把我們關進沒有盜竊犯的監室、盡快地起解、盡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務的酬勞。他們唯一不幹的事是直截了當地搶劫。
「這些人可不是盜竊犯！」我們當中的內行們解釋給我們聽。「這些人是『母狗』．是給監獄當差的。他們是正經扒手們的敵人。正經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裡的。」但是這一套對於我們這些家兔們的腦子是太難懂了。他們的派頭都一樣，他們身上刺的花紋也都一樣。也許這一幫是那一幫的敵人，可全都不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明擺著的事兒……
這時候，他們叫我們在院子裡緊挨監室窗戶的地面坐下。窗戶都有「籠口」，看不到裡面，但是裡面有人用沙啞而善意的聲音忠告我們：「鄉親們！這兒有規矩：凡是茶葉、煙末之類散裝的東西，搜身的時候都要沒收。誰有，快擺到這兒來，撂進我們窗戶裡來。我們以後還給你們。」我們能知道什麼？我們是「福來兒」，是家兔。說不定真地要沒收茶葉和煙末。我們在偉大的文學著作裡面談到過囚犯之間普遍的團結精神，囚徒是木會欺騙囚徒的！稱呼得那麼親熱——「鄉親們！」。我們把煙荷包撂給他們。純種的扒手們在裡面接住，然後傳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們！」
「別想在這兒講理！」「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這就是遞解站迎接我們的標語，儘管並沒有掛在牆上。「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看守員、押解員、盜竊犯全都向你重複這句話。你已經被沉重的刑期壓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樣鬆一口氣，而周圍的人想的是怎樣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設法對本來已經精神頹喪和孤立無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層壓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爾基遞解站的一個看守員無能為力地搖著頭說。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負擔似地把自己那件軍官大衣交給了他——不是白給的，是交換兩顆蔥頭。去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麼用？你沒有看見紅色普列斯尼亞所有的看守員都穿著公家從來沒有發過的鉻鞣革的大皮靴嗎？這全是盜竊犯在監室裡弄來然後轉手給他們的。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麼用，如果連文教科的教育員都是盜竊犯並且由他們給政治犯寫鑒定（克麥羅沃遞解站）？在羅斯托夫遞解站能夠要求管束盜竊犯嗎，如果那地方正是他們自古以來的老窩？
據說一九四二年在高爾基遞解站幾個被捕的軍官（加甫裡洛夫、軍事技術員謝別金等人）竟然奮起反抗，痛打盜賊，硬把他們整服帖了。但是對這種事一般都當做傳奇看待：只在一個監室裡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長時間？藍邊帽是幹什麼吃的，能讓異己分子打親近分子？至於有人說，四0年科特拉斯遞解站小賣部旁邊盜竊犯從政治犯手裡搶錢，政治犯動手狠揍他們，別人制止不住，這時候警衛隊帶著機關鎗開進隔離區來保護盜竊犯——這種事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這完全像真的。
糊塗的親人哪！她們在外面奔走借貸（因為家裡沒這筆錢），給你們捎進東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後的奉獻。殊不知這些禮品是有毒的，因為它會把你由一個飢餓但是自由的人變成一個驚恐不安和膽小如鼠的人。它會使你喪失那剛剛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結的堅韌，這兩者才是你進入深淵之前唯一需要的東西。哦，關於駱駝和針眼的睿智的寓言啊！這些身外之物不允許你走進精神解脫的天國。你在「烏鴉車」裡看到，別人也帶著和你一樣的口袋。盜竊犯們朝我們狺狺狂吠：「帶爛包袱的畜牲們！」但是他們只有兩個人，我們有五十來個，他們暫時沒有動我們。現在我們在普列斯尼亞監獄交接處已經被關押了一天多。因為擁擠，兩腿只得盤在身子底下，坐在骯髒的地面上。但是我們誰也無心觀察周圍的生活，因為我們的心都放在怎樣寄存箱子上。雖然寄存東西被認為是我們的權利，然而僅僅是因為這兒是莫斯科的監獄，又看到我們當時還沒有完全喪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員們才勉勉強強地答應替我們辦這件事。
一塊石頭落地！——東西收下了（這表示我們將不在這一個遞解站把它們貢獻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還在我們手裡晃蕩著。由於我們這一批「海狸」過分集中，他們把我們分散到各個監室。我和瓦連金被關進同一個監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別庭決定上簽名的那個人。當時他曾經激動地提議要在勞改營裡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這個監室還沒有填滿；過道空著，板鋪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傳統，二層鋪果然是由盜竊犯佔據的：頭頭們靠窗口，小哥兒們稍遠點。下鋪躺著中立的灰色人群。沒有人向我們進攻。我們這兩個沒有經驗的人事先沒有好好考慮，也沒有朝四面瞧瞧，撲在瀝青地上就往鋪底下爬。我們認為在那兒一定會很舒服。板鋪很低，大塊頭的男人要平趴下貼著地面才能鑽進去。我們爬到了。現在我們將要悄悄地躺在這兒，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層的昏暗中，傳出一陣無言的蟋蟋聲，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偷偷地爬過來。這些傢伙還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歲，但是刑法典規定也可以抓這樣的。他們已經按盜竊罪受過審判，現在來到這裡向他們的賊師父們繼續學藝。師父們現在放他們出來向我們襲擊了！他們一言不發地爬到我們身邊，十來只手同時生拉硬拽，把我們身邊和身下的財物搶個精光。幹這營生的時候，他們不說一句話，只是惡狠狠地喘著粗氣。我們掉進了餡餅：既站不起來，又不能動作。不到一分鐘，他們就拽走了裝著鹹肉、砂糖和麵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們卻像傻瓜一樣躺著。我們的全部給養已經不戰而棄，現在雖然可以繼續躺著，但是已經根本躺不下去了。我們可笑地用兩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鋪外面坐起來。
難道我是個膽小鬼？我原來覺得並不是。在開闊的草原上我曾鑽進過炮彈爆炸的火網，我曾敢於乘車通過明知埋設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當我把炮兵連帶出包圍圈並且再次返回去搶出一輛打壞了的「嘎斯」的時候，我始終是十分鎮靜的。那麼我為什麼不揪住一隻這樣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鮮紅的嘴臉按在瀝青地上使勁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衝著他們的頭頭們去吧。不能……。在火線上有一種附加的意識（也許全然是虛假的）使我們變得堅強：是我們軍人的團結感？是我個人行為的適當感？是義務感？然而此時此地卻是無所適從的。沒有條令。一切全要憑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來，朝他們的一個頭目轉過身去。在緊挨窗口的二層鋪上，所有搶去的食品都擺在他面前：小耗子們一星半點也沒有往嘴裡放，他們有紀律。這個賊頭的腦袋的前半部分，即兩足類身上通常稱為面孔的那個部位，是大自然懷著嫌惡與憎恨的心情捏塑出來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獸生活使他變成了這個樣子。歪斜松垂的臉肉，低額頭，原始社會的刀疤和門牙上鑲的現代的鋼齒冠。他的一雙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標而決不能觀賞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這雙小眼看著我，好像一頭野豬注視著馴鹿，他深知隨時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著。而我做了什麼呢？蹦上去哪怕在這獸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來回到過道裡？瞎，我沒有這樣做。
我是個卑劣的人嗎？在這以前我一直覺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奪、被屈辱了以後，再乖乖地肚皮貼著地爬回板鋪下面，我覺得太委屈了。我恨懣地對賊頭發話，我說既然你們搶走了吃的，至少該在鋪上給我們騰個位子。（嗯，作為一個城裡人，作為一個軍官，這不是個很自然的要求嗎？）
結果呢？賊頭同意了。要知道我這就等於自願放棄了鹹肉，等於承認了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等於暴露出與他的觀點相似——他也會趕走最弱者。他命令兩個灰色的中立人物離開靠窗口的下鋪，把位子讓給我們。那兩個人順從地離開了。我們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對於我們的損失我們還難過了一陣子（我的馬褲沒有引起盜賊們的興趣，這不是他們的制服。可是一個扒手已經在摸瓦連金的毛料褲子。他看中了這東西）。只是天快黑的時候我們才聽到鄰人的悄悄的責難：我們怎麼能央求盜賊們的庇護，把兩個自己人趕到鋪底下去？也僅僅是在這時候我才像被針扎一樣意識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臉發燒了（以後許多年，每當回想起這件事我還是臉紅）。睡在下鋪的灰色囚犯們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員。我不是在不久以前還發誓和他們共命運嗎？怎麼這會兒就已經把他們往鋪下趕了？誠然，當盜竊犯欺侮我們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出來替我們說話——但是既然我們自己都不戰鬥，他們為什麼要為我們的鹹肉去戰鬥？足夠多的殘酷戰鬥早在戰俘營裡就已經使他們失去了對高尚行為的信念。畢竟他們沒有做過有損於我的事，而我卻做了損害他們的事。
我們就是這樣像一窩小豬一樣用腰，用鼻頭衝撞著、衝撞著，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們會變成人……為了變成人。
但是，即使對於一個新犯人，儘管他在遞解站被剝一層皮，去一層殼，遞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夠逐步地向勞改營過渡。因為一步完成這樣的過渡是人的心臟經受不起的。他的意識不可能馬上在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過渡。
還有，遞解站給予他一個和家庭聯繫的表面機會。他在這裡寫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時候是告訴家裡他沒有被處決，有時候是通知發配的方向。總之，是一個被偵查的，用犁頭反覆翻耕過的人初次寫家信的時候使用的那些不習慣的字眼。在家人的記憶中，他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是他已經永遠不會再成為原來的那個人了——這一切會像電光一閃似地通過幾行歪歪斜斜的字跡呈現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這是因為遞解站雖然准許寫信，院子裡也掛著個郵箱，但是紙和筆均不可得，更談不到削鉛筆的工具。不過總能搞到一張展平了的馬合煙包裝紙，或者一張包砂糖的紙。另外，監室裡面總歸會有人藏著鉛筆。於是幾行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便寫成了。這幾行字將成為家庭今後是合是分的契機。
喪失理智的女人們有時候還會憑著這封信冒冒失失地長途跋涉到遞解站來，想見到丈夫一面，儘管這裡永遠不會准許他們會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東西給她的丈夫添累贅。這樣的婦女當中有一個，據我看，提供了為所有這些妻子們樹立一座紀念像的標本，並且連建立這座塑像的地點也指定了。
事情發生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間是一九五0年。這個站設在一片窪地裡（然而從那裡卻可以看見伏爾加河上的日古裡峽口）。一道雜草叢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環抱著窪地的東側。山梁在隔離區以外，整個地勢很高；我們從下方看不到從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樑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現，偶爾見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亂跑。在一個陰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現了一個城市打扮的婦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們這裡觀望，緩緩地轉動著身體。這時候，三間擁擠的監室裡的犯人們正分別在各個院落裡放風。她希望在下面的這個深淵裡從三百個失去個性的螞蟻當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個！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誠之心能給她以啟示呢？她一定是因為探視本能獲准才攀上了這座商丘。各個院落裡的人都發現了她，都凝望著她。在我們這窪地裡沒有風，可是那山梁高處風卻吹得很疾。她的長裙、短衣、頭髮被疾風掀起、扇動，好像是為了披露她內心全部的愛情，全部的憂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視著遞解站的山樑上，採取她站立的姿勢，面朝著日古裡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這樣的婦女的石像，也許能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們稍許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為什麼好久沒有人上去趕開她，可能是警衛隊懶得爬山。後來終於有一個當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揮手，——把她趕走了。
遞解站還能打開囚犯的眼界，讓他看到廣闊的事物。俗話說，雖然忍饑挨餓，但是過得快樂。在這裡的永不休止的流動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敘述和交談中（在勞改營裡是不敢這麼說話的，那裡到處都害怕碰上行動人員的觸鬚）——你漸漸耳目清新，豁然開朗，心明眼亮，對於你自己、對於你的人民甚至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開始能夠更好地理解。有時候，被推進監室裡來的一個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訴你一些在書本裡永遠讀不到的新鮮事。
監室裡忽然關進來一個奇跡般的人物；一個有著羅馬人臉型的高個子的年輕軍人，頭上仍然保留著淡黃色的鬈發，穿著一身英軍制服，好像是一個直接來自諾曼底海岸的登陸部隊的軍官。他走進來的時候態度非常高傲，似乎預料著所有的人都會在他面前肅然起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現在走進了朋友們之中：他已經被關了兩年，但是一次也沒有進過監室。他被秘密地裝進單獨的包房裡，直接運到這個遞解站。現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於疏忽還是故意地，關進了我們這間集體馬廄。他在監室裡走了一圈，見到一個穿德國軍服的國防軍軍官，便用德語和他攀談起來。可是沒說幾句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看樣子如果帶著槍，他們馬上就會動武。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覆向我們灌輸說，西線的戰爭是裝樣子的，所以看到他們之間這麼仇恨，我們甚感奇怪。這個德國人在我們當中躺了那麼久，我們這些俄國佬並沒有跟他發生過衝突，相反卻經常在一道說笑。
如果不是艾裡克-阿爾維德-安德森倖免剃光的頭髮（這是全古拉格的奇跡），如果不是他那洋裡洋氣的派頭，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語、德語、瑞典語，他講出來的事情恐怕誰也不會相信。據他說，他是瑞典的一個不止是百萬富翁而是億萬富翁（好吧，就當他吹了一點牛）的兒子，是德國英占區司令官羅伯特將軍的外甥。作為一個瑞典公民，戰爭期間他以一名志願者的身份在英軍中服役，真的參加過諾曼底登陸。戰後，他成為瑞典軍隊的一名職業軍官。然而他一直對考察社會制度懷著興趣。對社會主義的嚮往超過了對父親的資本的留戀。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抱著深厚的同情，而且當他作為瑞典軍事代表團成員訪問莫斯科的時候，他還通過親眼所見確信了它的繁榮昌盛。主人為他們舉行宴會，邀請他們到鄉間別墅。在那裡他們可以不受阻礙地和普通蘇聯公民——漂亮的女演員們——接觸。她們都不忙著去工作，都很樂意陪他們消磨時間，甚至私下在一起。這樣最終地確信了我國社會制度的勝利之後，艾裡克回到西方就開始發表一些捍衛和盛讚蘇聯社會主義的文章。這終於成了他毀滅的禍根。在這幾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蘇聯正從各個縫隙裡搜羅願意公開和西方決裂的西方國家進步青年（似乎如果能湊足十來二十個這樣的人物，西方就會發抖和崩潰）。根據艾裡克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被內定為一個合適的對象。他當時在西柏林服務，妻子留在瑞典。由於可以諒解的男性的弱點，艾裡克時常去東柏林和一個未婚的德國女人幽會。在一個夜間，就在她那裡被人捆綁起來（「去找大娘，進了牢房」這句俄國諺語說的就是這種事兒吧？大約早已經是如此辦理的，他並不是頭一個）。他被帶到莫斯科，葛羅米柯在斯德哥爾摩曾經在他父親家裡吃過飯，和艾裡克相識。現在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這個年輕人公開咒罵整個資本主義和他父親。作為代價，他答應這位公子在我國立即得到終生的資本主義式的物質享受。但是令葛羅米柯吃驚的是，雖然艾裡克在物質上不會受到任何損失，但他卻勃然大怒，說了一大堆難聽的話。他們仍不相信他能夠死硬到底，便把他軟禁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座別墅裡面，供養得像童話中的王子（有的時候對他也實行「殘酷迫害」：拒絕接受他預定的第二天的菜單，他原來點的是筍雞，卻忽然給他端上一盤煎牛排），在他周圍擺滿了馬、恩、列、斯的著作。這樣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過來。奇怪的是連這也沒有奏效。這時候弄來一個在諾裡爾斯克服過兩年刑的前中將，和他軟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將用勞改營裡的可怕情形促使艾裡克就範。但是中將執行這項任務極不得力，也許是並不想執行。在一起蹲了十個月，全部成績只是教會了艾裡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語，再就是加強了艾裡克本來已經產生的對藍箍帽的厭惡。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維辛斯基出面召見，艾裡克再次表示拒絕（他竟以意識踐踏了存在，這是完全違反馬列主義規律的舉動）。於是阿巴庫莫夫親自向艾裡克宣讀了決定：二十年監禁（？？為什麼？）。他們自己已經後悔跟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決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這時候他被裝進一間單獨的包房，押往勞改營服刑。在車上他聽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敘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過車窗看到了朽爛的草屋頂的梁贊地方的俄羅斯。
這兩個年頭使他牢固地確立了對西方的忠誠。他對西方的信任達到盲目的程度。他不願意承認西方的弱點。他認為西方的軍隊是不可摧毀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會犯錯誤的。我們告訴他，在他關押期間斯大林下了封鎖柏林的決心並且相當順利地實現了，他不肯相信；當我們嘲笑邱吉爾和羅斯福的時候，艾裡克的乳白色的脖頸和奶酪色的面頰氣得鮮紅。他同樣堅信西方決不會容忍對他——艾裡克—一的監禁，西方情報機關馬上就會根據從古比雪夫遞解站得到的情報查明艾裡克並沒有淹死在施普累河裡，而是正在蘇聯坐牢，一定會把他贖買或者交換出去。（相信自己的命運不同於其他犯人的命運——在這一點上他很像我們的思想純正的正統派。）儘管我們之間進行了激烈的舌戰，他還是邀請我的朋友們和我有機會到斯德哥爾摩的時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著疲倦的微笑說：「人人都知道我們。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親維持」）。而眼下這位億萬富翁的公子卻沒有擦臉的東西，我把一條多餘的破臉巾贈送給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們不斷地流動—一帶進來，帶出去，單個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隊伍一個接一個地出發。表面上如此有條理、有計劃，實際上其中充滿了胡鬧荒唐，簡直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種勞改營。遵照某人的最高決定，大批女犯從蘇聯歐洲部分的極北地區和外伏爾加地區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遷往西伯利亞泰謝特市的奧澤爾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0年，某人又認為把女犯拉到奧澤爾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爾多維亞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羅夫拉格。於是這同一批女犯又經過同一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邐西行，一路享受著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適條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麥羅沃省建立了幾座新的特種營（卡梅施拉格）——鬧了半天，原來需要婦女勞動力的還是這個地方！於是這一批時運不濟的女犯們現在通過同一個可詛咒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麥羅沃特別營的苦難歷程。釋放犯人的時代來臨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鬆動的赫魯曉夫時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們又從西伯利亞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被裝運到莫爾多維亞：上面認為把她們全集中在一起比較牢靠。
反正這全是我們內部的業務，各島嶼全是我們自己的。它們之間的距離對於我們俄國人來說也並不那麼遙遠。
個別倒霉的男犯有時也遇到同樣的情形。申德裡克——面容憨厚、樂呵呵的大塊頭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勞改營裡從事著所謂誠實的勞動，他沒有料到會有什麼災禍。但是禍從天降。營裡接到一項緊急指示—一不是來自一般人物，而是來自內務部長本人（部長從哪裡知道申德裡克這個人？）：立即把這個申德裡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監獄。他被提出來，拽到古比雪夫遞解站，從那裡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並沒有把他投進什麼第十八監獄，而是和別人一起關進了大名鼎鼎的紅色普列斯尼亞。（申德裡克本人壓根不知道十八號監獄的事，因為沒有向他宣佈過。）可是他的劫數未盡：沒過兩天，他又被拉出來解送。這次是去伯朝拉。車窗外的景色愈來愈貧瘠陰鬱。小伙子嚇錯了：他知道有部長的指示。現在這樣一個勁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長手裡有申德裡克的過硬材料。路途的疲勞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糧，申德裡克到達伯朝拉的時候已經東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氣，餓著肚子，不讓住下，就押著他們頂風冒雪去上工。一連兩天連襯衣也沒有機會晾乾，連床墊還沒有用松枝填上。一聲命令又要他交還全部公家的東西，往更遠處遣送——去沃爾庫塔。根據這一切跡象看，部長是決定把申德裡克在勞改營裡熬死。誠然，不是專門對付他一個，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爾庫塔整一個月沒有人過問申德裡克。他參加了一般作業。雖然還沒有從旅途的疲憊中恢復過來，但已經開始順從北極圈內的命運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從礦井裡叫出來，叫他趕緊回營裡交還全部公家的東西。一小時以後就上了往南邊開的火車。這次可有點像專門懲罰他一個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進了第十八監獄。在監房裡關了一個月。後來一個什麼中尉叫了他去問：「您跑到哪裡去了？您真的是機械製造工程人員嗎？」申德裡克說是。於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島！（是的，群島裡也有這類島嶼！）
這一類人物的隱現，這一類的遭遇，這一類的故事，使遞解站大為生色。老勞改犯傳授經驗說：「躺著，別管閒事！在這兒能吃最低保證的口糧，也不需要賣牛勁。人不擠的時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飽可是能睡足。」只有嘗過勞改營一般作業滋味的人才懂得遞解站是休養所，是我們途中的幸福。還有一樣便宜事：白天睡過去——刑期就過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見的。
誠然，遞解監獄的主人們由於念念不忘勞動創造了人以及只有勞動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論，有時由於有一些輔助性的活茬，有時由於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點額外財政收入，他們也驅使手頭這些整日挺屍的遞解勞力去幹活。
在上面說過的那個科特拉斯遞解站裡，戰前時期這種性質的勞動一點不比勞改營輕。六七名身體衰弱的囚犯套著搭縛，拉一輛拖拉機的掛斗雪橇。一個冬季的白天要沿著德維納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維切格達河口去。一會兒人陷進雪裡，摔倒在地，一會兒雪橇又卡住動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這更累人的活兒了。可是這還不算真幹活，這不過是活動活動筋骨。在維切格達河口還要把十立方木柴裝上雪橇，原班人馬用原樣的都具，（列賓不在了。這對於我們新時代的畫家已經算不了可以發揮創造性的主題；這不過是實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遞解站的家園。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必再談你的什麼勞改營了——到不了勞改營你已經完蛋。（幹這些活時的作業班長是柯魯巴耶夫，當過拉車牲口的有電氣工程師德米特裡耶夫、後勤部中校別利亞耶夫，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已經熟悉的瓦西裡-弗拉索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現在已經說不全了。）
阿爾扎馬斯遞解站在戰爭期間給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讓他們幹的勞動卻是長期性的，它附設了縫紉廠、擀氈制靴車間（在滾燙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自報奮勇地從紅色普列斯尼亞的悶熱窒息的監室裡出去幹活；這是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氣的權利，為了取得在安靜的板條釘的廁所裡不慌不忙、不受阻撓地蹲一會兒的權利（這可是一種常常被忽略的鼓勵手段！）。八月的陽光（這正是波茲坦和廣島的日子）把廁所曬得暖洋洋，可以聽到一隻孤單的蜜蜂的安詳的嗡嗡聲。我們也是為了取得晚上多領一百克麵包的權利。我們被帶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碼頭。我們的任務是把原木垛倒到別處，重新碼起來。我們花的力氣遠遠超過得到的報償，可是我們仍然高興到那兒去勞動。
青年時代（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那裡面度過的！）的回憶常常逼得我臉紅。但是凡使你沮喪者必給予你以教訓。我發覺，在我肩頭總共才搖顫了兩個年頭的那一副軍官肩章，竟在我肋間那塊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運碼頭上——它也是一個小型的勞改營，也劃出了一個四周設有瞭望塔的隔離區——我們是外來人，是臨時工。根本沒有聽說過可能把我們留在這個小型勞改營裡服刑。但是，當我們第一次排好隊，派工員在隊前走過用眼睛物色臨時作業班長的時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簡直要從毛料的軍便服下面蹦出來：指定我吧！我！我！
沒有指定我。可是我為什麼要當這個？那只會使我做出更加可恥的錯事。
哦，和權力分手是多麼困難哪！這是必須懂得的。
紅色普列斯尼亞曾經有一個時期幾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論到哪裡去都不能繞過它，正如不能繞過莫斯科。那個時期在國內旅行，無論從塔什干到索契，還是從切爾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線是通過莫斯科。運囚犯也一樣，不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都要沿鐵路線拉著他們經過普列斯尼亞。我在那兒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這個時期。普列斯尼亞苦於人滿之患，正在蓋一座新樓。只有運送反間諜機關判處的犯人的直達悶罐列車沿著環城線路繞過莫斯科，它們恰巧在普列斯尼亞旁邊通過，說不定在過站時還向它鳴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從外地到莫斯科中轉的普通旅客，手裡總歸是拿著車票的，總歸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車。然而戰爭末期和戰爭結束後的普列斯尼亞，不僅被運到這裡的犯人，就連最上頭的人，就連古拉格的頭頭們，事先也說不出誰該往哪裡去。監獄的秩序還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定型化，誰的檔案上也沒有寫明途徑路線和目的地。頂多有個工作上的附記：「嚴加警戒！」「只可使用於一般作業！」押解隊的中士們把用散亂的細麻繩或者紙繩隨便捆了一遭的裝著監獄檔案的破爛卷宗夾子一擦一棵地抱進監獄辦公室的木頭房子，胡亂地摔在書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乾脆扔在過道的地板上（就像它們的本主地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的地面上一樣）。這些公文鬆了捆，散亂了和混淆了。一間、兩間、三間房子堆滿了這些一團糟的檔案。監獄辦公室的女秘書們——穿著花裡胡哨的連衣裙的肥胖懶惰的自由僱用人員——熱得汗流浹背，成天扇著扇子跟監獄裡的及押解隊的軍官們調情逗笑。她們既不願意也沒有力量去翻騰這些亂紙堆。可是每個星期都要發出幾次紅色列車。每天還要用汽車運出上百號人到較近的勞改營。每個犯人的檔案必須隨人一同發出。這件傷腦筋的麻煩事誰來幹？誰去把檔案分類並且組配遞解的批次呢？
這種事情委託給幾個派工員去完成。他們是從遞解站雜役裡頭挑選的——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帶色的」。他們可以在監獄走廊裡隨意走動，隨意進入辦公樓。是把你的檔案隨手放進壞的遞解批次還是費心勞神地找出你的檔案以便塞進好的批次，這全要仰仗他們。（新進來的犯人打聽出有一些惡劣透頂的勞改營，這個情況他們沒有搞錯，但是他們以為還有一些好的勞改營，那可是受騙上當了。不可能有「好的」勞改營，只可能在勞改營中謀求某類較好的命運，不過那只能就地去爭取。）囚徒們的整個前途依賴著另一個跟他們身份一樣的囚徒的態度。人們盤算著是不是該找機會跟這個人談談呢（哪怕是通過浴室服務員拉拉關係）？是不是該給他塞點東西呢（哪怕是通過財物保管員的後門）？——這可真不如聽天由命的好。存在著這樣一種捉摸木定的機會——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諾裡爾斯克改換成納爾契克，一公斤鹹肉可能把泰謝特改換成銀松林（皮外套和鹹肉也可能白丟）——它徒然給已經疲憊不堪的心靈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許有人真的得到好處，也許有人真的換來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還是那些無可奉獻或不願為此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
聽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對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認識到預測吉凶非但無用而且很容易導致你走出將使你遺恨終生的一步。這可以使一個囚犯獲得某種程度的解脫，使得他比較安詳，甚至比較高尚。
這樣，當囚犯們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裡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也高如山積地堆放在監獄辦公室的各個房間裡，而派工員們則是從容易下腳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這個可詛咒的普列斯尼亞恭候兩三個月，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以流星的速度從這裡一閃而過。由於犯人的密集、辦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亂，在普列斯尼亞（在其他遞解站亦如是）有時竟然發生刑期替換的情形。五十八條的犯人們沒有這種危險，因為他們的刑期，用高爾基的說法，是大寫的刑期，天生是漫長無際的，即使看起來好像快到頭了，實際上永遠到不了頭。但是，慣偷、殺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個傻頭傻腦的「普通犯」替換一下，倒是有一點意義。他們本人或者是他們的幫手出面向這樣的人湊近乎，關心地問東問西。那個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遞解站決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細，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說，是瓦西裡-巴爾菲內奇-葉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謝米杜比耶，是當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條，「玩忽職守」罪。過後，這個葉甫拉施金睡著了；也許沒有睡著，是因為監室裡太嘈雜，車門上的送飯孔旁邊太擁擠，無法靠近，聽不見門外走廊裡宣讀本批解犯名單的人嘀裡嘟嚕些什麼。站在門口的犯人們向監室裡傳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沒有叫到葉甫拉施金，因為走廊裡剛剛念到這個姓氏便有一個賊骨頭立時巴巴結結地（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可會這一手啦！）朝門外探出他那嘴臉，用又快又低的聲音回話：「瓦西裡-巴爾菲內奇，一九一三年生，謝米杜比耶村，一0九條，一年」——接著就跑去取東西。真葉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鋪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號。一周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這時候他終於鼓起勇氣打擾一下看守長：為什麼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時各個監室每天都呼喚著一個姓茲維亞嘎的人。）又過了一個月或者半年，當有了空閒時間用還累點名的辦法對全體解犯進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後，只剩下一個茲維亞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兩次殺人，搶劫商店，十年；另有一個自稱為葉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憑照片根本看不清，那麼就暫且把他當作茲維亞嘎好了，那麼就該把他關進伊甫查裡懲戒勞改營去。不然的話，就得承認是遞解站摘錯了。（已經解出去的那一個葉甫拉施金現在已經查不到下落，名單沒有留底。況且他是一年刑期，現在已經被派到營外去幹免除看管的農業勞動，正享受著一天算三天的折減。也許他已經逃亡，早就在家裡呆著。更大的可能是又進了監獄，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這樣一類怪傢伙，他們為了換取一兩公斤成肉，甘願把自己的短暫的刑期賣給別人。他們估計反正以後會弄清楚的，會查明他的身份。這個主意也不完全錯。
有一個時期，囚犯的案捲上不註明遞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遞解站變成了奴隸市場。遞解站裡最受歡迎的客人是買主，這個名詞在走廊上和監室裡是經常掛在人們嘴上的，並不帶任何譏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廠不能坐等中央統配物資而要派出自己的催辦人員一樣，古拉格也有類似情況：各島嶼的土著在漸漸絕滅，他們雖然不值一文錢，但卻是有統計數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設法弄進些人口來補充，以免完不成計劃指標。買主須是一些精明幹練、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帶走的犯人都必須仔細過目，免得讓人家塞進一些老弱病殘充頭數。不中用的買主才憑檔案挑選犯人，正經八百的商人要求貨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們眼前走過。貨物這個詞兒不是當笑話說的。「喂，這回運來的是什麼貨？」布蒂爾卡交接站上，一個買主發現了十七歲的伊拉-卡林娜，一邊上下打量一邊問。
人類的天性即便能夠變化，也不會比地球的地質面貌變得更快。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奴隸販子在女奴市場上體驗過的那種好奇、玩味、品評的心理當然也支配著一九四七年烏斯滿監獄中的古拉格官員們。他們——身穿內務部制服的二十來個男人——分別坐在幾張鋪著床單的（這是為了顯示隆重，不然總歸有點不好意思）桌子後面，女犯們在旁邊的隔離室脫光衣服。她們必須赤身露體、光著腳在他們面前通過，朝他們轉過身，停下來，回答他們的問話。「把手放下來！」這是對那些採取古希臘雕像的遮羞姿態的女犯們發出的命令（要知道，軍官們正在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們認真地挑選姘婦）。
新囚犯到達遞解站時精神上感到的一些天真無邪的快慰也會被明日勞改營中那一場苦戰的濃重陰影所籠罩。
普列斯尼亞監室裡關進了一個專用犯人，他在我身邊睡了兩夜。「專用通知單」是總局開具的一張隨犯人轉送到各地的通知單。他就是按照這樣的通知單的規定解送的，那上面寫明他是建築技術人員，各地必須按他的專業使用他。專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澤克車廂」，拘押在遞解站的集體監室，但是他心裡有底：他受到通知單的保護，不會分派他進森林裡去伐木。
這個業已服完大半刑期勞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徵是殘忍和果斷。（我當時還不知道這樣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島民的民族特徵。有著溫良柔順的表情的人們在島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觀望著我們手足無措的掙扎，好像人們在看著一窩剛生下兩周的狗崽子。
我們在勞改營裡將遇到什麼？他出於憐憫之心給我們上了一堂課：
「你們一跨進勞改營的大門，所有的人都會使勁地哄騙你們，搶劫你們。除了自己，對誰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顧後：提防有人偷偷過來咬你們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爾戈波爾勞改營的時候也是這樣天真。下了列車，押解隊正要帶我們上路：離勞改營還有十公里，全是鬆軟深厚的雪地、這時來三輛雪橇。一個身材虎勢的大叔招呼我們說：『弟兄們，快把東西放在雪橇上，我們替你們拉去！』押解隊也不干涉。我們回想起文學書裡說過囚犯的東西是用大車拉的。我們尋思，勞改營也並非那麼不人道，對人還是挺關心的！我們把東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從此再也沒有見到我們的東西，連個包袱皮也沒剩下。」
「這怎麼可能？那兒沒有法律？」
「別問這些傻瓜問題。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義——一古拉格從來沒有過，也永遠不會有。這個卡爾戈波爾事件差不多是勞改營的象徵。你們還必需習慣於這一條：勞改營裡誰也不會白做什麼事，誰也不會出於善心做什麼事。一切都必須付給代價。如果有人向你們提出什麼大公無私的建議，你們必須知道這是圈套，這是引你上當。最主要的：必須逃避一般作業！從頭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頭一天掉進去了，你們就完蛋了，永遠完蛋了。」
「一般作業？」
「一般作業——這就是一個勞改營的主要作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幹這個。他們全都得像牲口一樣倒斃。全部。然後又會運來新的人去幹『一般』作業。幹這種勞動，你週身力氣都會使盡。永遠吃不飽。永遠濕淋淋。鞋也沒有穿的。什麼都剋扣少給。住最壞的工棚。有病不給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勞改營裡活下來。要不惜任何代價爭取不掉進一般勞動的火坑！從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價！
任何代價嗎？……
在紅色普列斯尼亞我汲取和接受了這個殘忍的專用犯人的這些絲毫不誇張的忠告，只是忘了問他一件令：代價的尺度是什麼。它的最高界限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