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 第二部 在少女們身旁 第二部 在少女們身旁 (2)
    有些人認為這種婚姻荒唐可笑,他們設身處地地自問:“如果我和德-蒙莫朗西小姐結婚,德-蓋爾芒特先生會怎麼想呢?布雷奧代會怎麼說呢?”二十年前,斯萬可能和他們具有同樣的社會理想。他曾煞費苦心地加入賽馬俱樂部,他曾盼望締結一門顯赫的婚事,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最終成為巴黎最知名的人士。然而,和任何形象一樣,婚事在當事人眼中的形象也必須不斷從外界得到滋補,才不會逐漸衰敗直至完全消失。你最熾熱的願望是對冒犯過你的人進行侮辱,可是,如果你換了一個地方,從此聽不見人們談起他,那麼這個敵人在你眼中將最終變得無足輕重。當初,你是為了某些人而渴望進賽馬俱樂部或法蘭西研究院,但是,如果你和他們二十年不見面,那麼,進入這個機構的前景將失去一切魅力。長期的愛情,如同退休、生病或改宗一樣,以新的形象替代舊形象。斯萬與奧黛特結婚,這並不意味著他放棄社交野心,因為奧黛特早已使他脫離(從俏皮的意義上講)那種野心,而且,如果他尚未脫離,那麼他更令人敬重,因為一般說來,不體面的婚事最受人敬重(所謂不體面,並非指金錢婚姻:由買賣關系而結合的夫妻最終都被上流社會所接納,或是由於傳統,或是由於先例,為了一視同仁),因為它意味著放棄優越的地位以成全純粹感情生活中的樂趣。此外,與不同種族的人,大公夫人或輕浮女人結成配偶,與顯貴女士或卑賤女人結婚(象孟德爾1主義者所實行的或神話中所講述的雜交一樣),這可能給作為藝術家——甚至墮落者——的斯萬帶來某種快感。每當他考慮和奧黛特結婚時,他擔心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而這並非出於附庸風雅,相反,奧黛特不把德-蓋爾芒特夫人放在心上,她想到的不是居於廣闊蒼穹高處的那些人,而僅僅是直接在她頭上的那些人。每當斯萬遐想奧黛特成為他的妻子時,他總是想象如何將她,特別是女兒,引見給洛姆公主,後者在公公死後立即成為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他不願帶她們去別的沙龍。他激動地幻想公爵夫人將如何對奧黛特談到他,奧黛特又會說些什麼。他幻想德-蓋爾芒特夫人會喜歡希爾貝特,會溺愛她,會使他為女兒感到驕傲。他自得其樂地幻想引見的場面,連細節也十分精確,就好比買彩票的人仔細考慮萬一中彩將如何使用那筆由他主觀臆想的款項一樣。如果說人們在作出決定時所臆想的形象往往變成這項決定的動機的話,那麼,可以說斯萬之所以娶奧黛特正是為了將她,將她和希爾貝特私下介紹給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必要的話,永遠沒有別人知道)。下文中我們將看到斯萬盼望妻子和女兒進入上流社會的這個唯一的雄心無法實現,並且遭到斷然拒絕,因此,當斯萬去世時,他以為公爵夫人將永遠不會與她們結識。我們還將看到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在斯萬去世以後開始了德-蓋爾芒特夫人和奧黛特與希爾貝特的交往。他也許可以明智一些——在此暫不議論他對區區小事如此重視——無需對未來過於悲觀,相信他所盼望的會見終將實現,只是他看不到這一天罷了。因果律最終能夠產生幾乎一切效果,包括原先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效果,這個規律有時進展緩慢,由於我們的願望——它竭力使它加快,結果適得其反——以及我們的存在本身而更加緩慢。因此,只有當我們停止希望,甚至停止生存時,它才得以實現。斯萬從親身經驗中不是已經知道這一點了嗎?他和奧黛特的這門婚事在他的生活中——預示在他死後將發生的事——好比是死後幸福。他曾狂熱地愛她——如果說他並非一見鍾情的話——而當他和她結婚時,他已不再愛她,他身上那個熱切希望與奧黛特結成終身伴侶又如此絕望的人已經死去——

    1捷克斯洛伐克僧侶孟德爾(1822—1884)曾對不同的植物雜交進行研究。

    我提到巴黎伯爵,詢問他是否是斯萬的朋友,因為我不願話題從斯萬身上扯開。“不錯,是的。”德-諾布瓦先生轉身對我說,藍藍的眼睛盯著我這個小人物,眼神中如魚得水似地浮動著他巨大的工作才能和吸收能力。“哦,”他接著又對父親說,“我給您講一件有趣的事,這大概不算對我所敬重的親王有所不恭吧(由於我的地位——雖然並非官方地位,我與他並無私人來往)。就在四年前,在中歐國家的一個小火車站上,親王偶然看見了斯萬夫人。當然,他的熟人中無人敢問殿下對她印象如何,那樣未免太不成體統。不過,當她的名字偶爾在談話中被提及時,人們從難以覺察但無可懷疑的跡象看出親王對她的印象似乎不壞。

    “難道不可能將她介紹給巴黎伯爵?”父親問道。

    “咳!誰知道呢?王公們的事情難說。”德-諾布瓦先生回答道,“顯貴們擅長於索取報償,不過,有時為了酬賞某人的忠誠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顯然,巴黎伯爵一直贊賞斯萬的忠誠,何況斯萬確實頗有風趣。”

    “那您自己印象呢,大使先生?”母親出於禮節和好奇心問道。

    德-諾布瓦先生一反持重的常態,用行家的口吻熱情地說:

    “再好不過了!”

    老外交家知道,承認對某位女人產生強烈的興趣,並且以打趣的口吻承認這一點,這便是談話技巧中最受人贊賞的形式,因此他忽然輕聲笑了起來,笑聲持續片刻,他的藍眼睛濕潤了,露著紅色細纖維的鼻翼在翕動。

    “她十分迷人!”

    “一位名叫貝戈特的作家也是座上客嗎,先生?”我膽怯地問,盡量使話題圍繞斯萬。

    “是的。貝戈特也在。”德-諾布瓦先生回答說,同時彬彬有禮地朝我這個方向點點頭。他既然想對父親獻殷勤,便鄭重其事地對待與父親有關的一切,包括我這個年齡的(而且很少為他那個年齡的人所尊重)孩子所提的問題。“你認識他?”他用那雙曾得到俾斯麥贊賞的、既深邃又明亮的眼睛凝視我。

    “我的兒子不認識他,但十分欽佩他。”母親說。

    “啊呀!”德-諾布瓦先生說(他使我對自己的智力產生了最嚴重的懷疑,因為我所認為的世上最崇高的、比我本人珍貴千倍的東西,在他眼中卻處於贊賞等級的最下層),“我可不敢苟同。貝戈特是我所稱作的吹笛手。應該承認他吹得委婉動聽,但是過於矯揉造作。畢竟這僅僅是吹笛,價值不大。他那些作品松松垮垮,缺乏所謂的結構。缺乏情節,或者說情節過於簡單,更主要的是毫無意義。他的作品從根基上有缺陷,或者干脆說缺乏根基。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越來越復雜,我們很少有時間看書,歐洲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並且也許即將發生更大的變化,我們面臨各種帶有威脅性的新問題,在這種時代,你們會和我一樣認為作家應該是另一種人,而不是學究,因為學究熱衷於對純粹形式的優劣作空洞無用的討論,而使我們忽略了隨時都可能發生的蠻族入侵,外部和內部蠻族的雙重入侵。我知道這是在褻瀆那些先生們所稱作的‘為藝術而藝術’學派,神聖不可侵犯的學派,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有比推敲優美文字更為緊迫的事等著我們。貝戈特的文字相當有魅力,我不否認,可是總的說來太造作,太單薄,太缺乏男子氣。你對貝戈特的評價未免過高,不過我現在更理解你剛才拿出來看的那幾行詩。我看不必再提它了,既然你自己也承認這只是小孩子胡寫的東西(我確實說過,但心裡決不是這樣想的)。對於過失,特別是年輕人的過失,要寬大為懷嘛。總之,種種過失,別人也有,在一段時期中以詩人自居的不僅僅是你。不過,你給我看的那篇東西表明你受到貝戈特的壞影響。你沒學到他任何長處,我這樣說想必你不會奇怪,因為他畢竟是某種風格技巧——盡管相當浮淺——的大師,而在你這個年齡是連它的皮毛也無法掌握的。但是你已經表現出和他一樣的缺點——將鏗鏘的詞句違反常理地先排列起來,然後才考慮其含意。這豈不是本末倒置嗎!即使貝戈特的作品中,那些晦澀難懂的形式,頹廢文人的繁瑣詞句又有什麼意思呢?一位作家偶爾放出幾支美麗的焰火,眾人就立即驚呼為傑作。哪有那麼多傑作呢?在貝戈特的家當中沒有任何一本小說是立意頗高的成功之作,沒有任何一本書值得放進書櫥以引人注目。我看一本也沒有。而他本人,比起作品來,更為遜色。啊!一位才子曾說人如其文,這話在他身上可真是反證。他和作品相去十萬八千裡。他一本正經、自命不凡、缺乏教養,有時十分平庸,和人說話時像是一本書,甚至不是他自己寫的書,而是一本叫人討厭的書(因為他的書至少不叫人討厭),這就是那個貝戈特。這是一個雜亂無比而又過分雕琢的人,是前人所稱為的浮誇者,而他說話的方式又使他說話的內容令人反感。我不記得是洛梅尼1還是聖伯夫2曾說過,維尼3也以類似的怪癖令人不快,但是貝戈特卻從來沒有寫出像《桑—馬爾斯》及《紅色封印》這樣精彩的作品來。”——

    1(前)洛梅尼(1815—1878),法國文學家。

    2(前)聖伯夫(1804—1869),法國文學家,文學批評家。

    3(前)維尼(1796—1863),法國作家,寫過《桑—馬爾斯》及《紅色封印》等小說。

    德-諾布瓦先生對我剛才給他看的那段文字所作的議論令我無比沮喪,我又想起每當自己構思文章或者作嚴肅思考時總感到力不從心,於是我再次感到自己本是庸才,毫無文學天賦可言。往日我在貢布雷時曾有過某些微不足道的感受,曾讀過貝戈特的某部作品,大概正是它們使我進入一種似乎頗有價值的遐想狀態,而我的散文詩正是這種狀態的反映。大使是明察秋毫的,他剛才本可以立刻抓住我在完全騙人的幻影中所找到的美,並予以揭露,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讓我明白我是多麼微不足道(我被一位最好心的、最聰明的行家從外部進行客觀評價)。我感到懊喪;自我感覺一落千丈。我的思想好似流體,其體積取決於他人提供的容量,昔日它臌脹,將天才那支巨大容器填得滿滿的,今日它又縮小,驟然被德-諾布瓦先生關閉和限制在狹小的平庸之中。

    “我和貝戈特的相識,”他又轉頭對父親說,“對他,對我,都不能不說是一件尷尬的事(也是另一種方式的趣事)。幾年以前,貝戈特去維也納旅行,當時我在那裡當大使。梅特涅克公主將他介紹給我,他到使館來並希望我邀請他。既然我是法蘭西的駐外使節,既然他的作品又為法蘭西增光——在某種程度上,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我當然可以拋開我對他私生活的不滿。然而他並非獨自旅行,所以他要求我也邀請他的女伴。我這人不愛假正經,而且,既然我沒有妻室,我完全可以將使館的門開得大一些。然而我忍受不了這種無恥,它令人作嘔,因為他在作品中卻大談德行,甚至干脆教訓人。他的書充滿了永無休止的、甚至疲疲沓沓的分析,這是我們私下說,或者是痛苦的顧慮、病態的悔恨,以及由於雞毛蒜皮的事而引發的冗長的說教(我們知道它值幾文錢),而在另一方面,他在私生活中卻如此輕浮,如此玩世不恭。總之我沒有回答他。公主又來找我,我也沒有答應。因此我估計此公對我不抱好感。我不知道他對斯萬同時邀請我們兩人的這番好意作何評價。或者是他本人向斯萬提出來的,這也很難說,因為他實際上是病人。這甚至是他唯一的借口。”

    “斯萬夫人的女兒也在場嗎?”我趁離開飯桌去客廳的這個機會向德-諾布瓦先生提出這個問題。這比一動不動地在飯桌上,在強烈的光線中提問更便於掩飾我的激動。

    德-諾布瓦先生似乎努力追憶片刻:

    “是的,一位十四五歲的姑娘吧?不錯,我記得在飯前別人把她介紹給我,說是主人的女兒。不,她露面的時間不長。她很早就去睡了,要不就是去女友家了,我記不清楚。看來你對斯萬家的人很熟悉。”

    “我常去香榭麗捨街和斯萬小姐玩,她很可愛。”

    “啊,原來如此!的確不錯,我也覺得她可愛,不過,說真心話,她大概永遠也比不上她母親,這句話不至於刺傷你熱烈的感情吧?”

    “我更喜歡斯萬小姐的面孔,當然我也欣賞她母親。我常去布洛尼林園,就是為了碰見她。”

    “啊!我要告訴她們這一切,她們會很得意的。”

    德-諾布瓦先生說這話時,態度與其他所有人一樣(雖然為時不長)。這些人聽見我說斯萬是聰明人,說他父母是體面的經紀人,說他家的房子很漂亮,便以為我也會以同樣的口吻來談論同樣的聰明人、同樣體面的經紀人、同樣漂亮的房子。其實,這好比是神經正常的人在與瘋子交談而尚未發現對方是瘋子。德-諾布瓦先生認為愛看漂亮女人是理所當然的事,認為某人對你興奮地談起某某女士時,你便應該佯以為他墮入情網,和他打趣,並答應助他一臂之力,因此,這位要人說要向希爾貝特和她母親談起我(我將象奧林匹斯山的神化為一股流動的氣,或者象米涅瓦1一樣化身為老者,隱身進入斯萬夫人的沙龍,引起她的注意,占據她的思想,使她感謝我的贊賞,將我看作要人的朋友而邀請我,使我成為她家的密友),他將利用自己在斯萬夫人眼中的崇高威信來幫助我。我突然感到無比激動,情不自禁地幾乎親吻他那雙仿佛在水中浸泡過久的、泛白發皺的柔軟的手。我幾乎做出了這個姿勢,以為覺察者僅我一人。對我們每個人來說,要對自己的言行舉止在他人眼中的地位作准確判斷確非易事。我們害怕自視過高,又假定人們生活中的眾多回憶已經在他們身上占據極大的場地,因此我們舉止言行中的次要部分幾乎不可能進入談話對方的意識之中,更不用說留在他們記憶之中了。其實,罪犯的假定也屬於這同一類型。他們往往在事後修改說過的話,以為別人無法對證。然而,即使對人類千年的歷史而言,預言一切都將保存的哲學可能比認為一切將被遺忘的專欄作家的哲學更為真實。在同一家巴黎報紙上,頭版社論的說教者就某件大事、某部傑作,特別是某位“名噪一時”的女歌唱家寫道:“十年以後有誰還記得這些呢?”而在第三版,古文學學院的報告常常談論一件本身並不重要的事實,談論一首寫於法老時代的而且全文仍然為今人所知的、但本身並無多大價值的詩,難道不是這樣嗎?對短暫的人生來說,也許不完全如此。然而,幾年以後,我在某人家裡見到剛巧在那裡作客的德-諾布瓦先生,我把他當作我所可能遇見的最有力的支持,因為他是父親的朋友,為人寬厚、樂於助人,何況他由於職業和出身而言語謹慎,但是,這位大使剛走,就有人告訴我他曾提到以前那一次晚宴,並說他曾“看見我想親吻他的手”。我不禁面紅耳赤,德-諾布瓦先生談論我時的語氣以及他回憶的內容,使我愕然,它們與我的想象相去萬裡!這個“閒話”使我明白,在人的頭腦中,分心、專注、記憶、遺忘,它們的比例多麼出人意外,使我贊歎不已,就象我在馬斯貝羅2的書中頭一次讀到人們居然掌握公元前十世紀阿蘇巴尼巴爾國王邀請參加狩獵的獵手的准確名單!——

    1米涅瓦,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此處老者系指上文中提到的智者芒托爾。

    2馬斯貝羅(1846—1916),埃及學專家。

    “啊!先生,”當德-諾布瓦先生宣布將向希爾貝特和她母親轉達我的仰慕之情時,我說,“您要是這樣做,您要是對斯萬夫人談起我,那我一生將感激不盡,一生將為您效勞!不過,我要告訴您,我和斯萬夫人並不相識,從來沒有人將我介紹給她。”

    我說最後這句話是唯恐對方以為我在吹噓莫須有的交情。可是話一出口,我便感到它毫無用處,因為我那熱情洋溢的感謝辭從一開始就使他降溫。我看見大使臉上露出了猶疑和不滿,眼中露出了下垂的、狹窄的、歪斜的目光(如同一張立體圖中,代表某一面的遠遁的斜線),它注視的僅僅是居於他本人身上的那位無形的對話者,而他們的談話是在此以前一直和他交談的先生——此處即為我——所聽不見的。我原以為我那些話——盡管與我心中洶湧澎湃的感激之情相比軟弱無力——可以打動德-諾布瓦先生,使他助我一臂之力(這對他輕而易舉,而會令我歡欣鼓舞),但我立即意識到它的效果適得其反,甚至任何與我作對的人的惡言惡語也達不到這種效果。我們和一位陌生人交談,愉快地交換對過路人的印象,而且看法似乎一致,認為他們庸俗,但是突然在我們和陌生人之間出現了一道病理鴻溝,因為他漫不經心地摸摸口袋說:“倒霉,我沒帶槍,不然他們一個也活不了。”和這種情景相仿,德-諾布瓦先生知道,結識斯萬夫人,拜訪她,這是再普通、再容易不過的事了,而我卻視作高不可攀,其中必有巨大的難言之隱。因此,當他聽見我這番話時,他認為在我所表達的貌似正常的願望後面,一定暗藏著其他某種想法、某種可疑動機、某個以前的過失,所以至今才沒有任何人願意代我向斯萬夫人致意,因為那會使她不高興的。於是我明白他永遠不會為我出這把力,他可以一年一年地每天與斯萬夫人相見,也決不會——哪怕一次——提到我。不過,幾天以後,他從她那裡打聽到我想知道的一件事,托父親轉告我。當然,他認為沒有必要說明是為誰打聽的。她不會知道我認識德-諾布瓦先生,也不會知道我熱烈渴望去她家。也許這並不如我想象的那樣倒霉。即使她知道這兩點,第二點也不會增加第一點的效力,何況這個效力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因為對奧黛特來說,既然她本人的生活和住宅引不起任何神秘的慌亂,那麼,認識她並拜訪她的人決不如我臆想的是什麼神奇人物。要是可能的話,我真想在石頭上寫上我認識德-諾布瓦先生這幾個字,然後將石頭扔進斯萬家的窗子。我認為,盡管傳遞方式粗野,這個信息會使女主人對我產生敬重而不是反感。其實,如果德-諾布瓦先生接受我的委托的話,它也不會有任何效果,反而引起斯萬一家對我的惡感。即使我明白這一點,我也沒有勇氣收回這個委托(如果大使慨然允諾),沒有勇氣放棄樂趣(不論後果如何悲慘):即讓我和我的名字在對我陌生的希爾貝特的家和生活中與她陪伴片刻。

    德-諾布瓦先生走後,父親瀏覽報紙。我又想到拉貝瑪。既然我看戲時所感到的樂趣遠遠少於我原先的估計,這個樂趣便要求被補充,並且無條件地吸收一切滋補。例如德-諾布瓦先生所贊揚的拉貝瑪的優點,它被我一飲而盡,仿佛干旱的草地立刻吸收人們灑在上面的水一樣。這時父親將報紙遞給我,指著上面一段小報道:“《菲德爾》的演出盛況空前,藝術界及批評界的名流前往觀看。菲德爾的扮演者、久負盛譽的拉貝瑪夫人獲得她那輝煌事業中前所未有的成功。此次演出不愧為轟動戲劇界的大事,本報將作詳細報道,在此只需指出,有權威的評論家一致認為,此次演出使菲德爾這個人物——拉辛筆下最美最深刻的人物之一——煥然一新,並且成為當代人有幸見到的最純淨、最傑出的藝術表演。”“最純淨、最傑出的藝術表演”,這個新概念一旦進入我的思想,便朝我在劇場中所感到的不完整的樂趣靠攏,並稍稍填補它的欠缺,而這種聚合形成了某種令人無比興奮的東西,以致我驚呼道:“她是多麼偉大的藝術家呀!”人們可能認為我這句話不完全出自內心。我們不妨想想許多作家的情況:他們對剛剛完成的作品不滿意,但是如果他們談到一篇頌揚夏多布裡昂的天才的文章,或者想到某位被他們引為楷模的大藝術家(例如他們哼著貝多芬的樂曲並將其中的憂郁與自己散文中的憂郁作比較),那麼,這種天才的概念會充塞了他們的頭腦,因此,當他們回顧自己的作品時,也將天才的概念加之於它們,從而感到它們不再是最初的樣子,甚至確信它們的價值,並會自言自語說:“畢竟不壞嘛!”然而他們並未意識到,在使他們得到最後滿意的全部因素中,還有他們對夏多布裡昂的美妙篇章的回憶,他們將這些篇章與自己的作品相提並論,而前者並非出自他們之手。我們不妨想想那些雖一再被情婦欺騙但仍然相信她們忠貞不渝的人吧。還有一些人時而盼望一種無法理解的幸存——例如含恨終身的丈夫想到已失去的、仍然愛著的妻子,或者藝術家想到將來可能享受的榮譽——時而盼望一種使人寬慰的虛無——因為他們回想起過失,如果沒有虛無,他們在死後必須贖罪。我們再不妨想想那些旅游者,他們對每天的日程感到厭煩,但對旅行的總體美卻興奮異常。我們不妨問一問,既然各種概念共同生活於我們頭腦裡,那麼,在使我們幸福的概念之中,有哪一個不是首先象寄生蟲一樣從鄰近的不同概念索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呢?

    父親不再提我的“外交官職業”,母親似乎不太滿意。我認為她感到遺憾的不是我放棄外交,而是我選擇文學,因為她最關心的是用一種生活規律來約束我那喜怒無常的情緒。

    “別說了,”父親大聲說,“干什麼事首先要有興趣。再說他不再是孩子,他當然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恐怕很難改變。他明白什麼是他生活中的幸福。”將來的生活幸福還是不幸福,暫且不談,當晚我便由於父親這番讓我自己作主的話而感到煩惱。父親突如其來的和藹往往使我想撲過去親吻他胡子上方紅潤潤的臉頰,僅僅怕惹他不快我才不這樣做。我好比是一位作者,他認為自己的遐想既然出於本人之手,似乎價值不大,但出版商竟然為它們挑選最上等的紙張,並且可能采用最佳字體來印刷,這不免使他惶惶然。我也一樣,我問自己我的寫作願望確實如此重要,值得父親為此浪費這麼多善意嗎?他說我的興趣不會改變,我的生活將會幸福,這些話在我身上引起兩點十分痛苦的猜想。第一點就是我的生活已經開始(而我每天都以為自己站在生活的門檻上,生活仍然是完整的,第二天凌晨才開始),不僅如此,將來發生的事與過去發生的事不會有多大差別。第二點猜想(其實只是第一點的另一種形式),就是我並非處於時間之外,而是象小說人物一樣受制於時間的規律,而且正因為如此,當我坐在貢布雷的柳枝棚裡閱讀他們的生平時,我才感到萬分憂愁。從理論上說,我們知道地球在轉動,但事實上我們並不覺察,我們走路時腳下的地面似乎未動,我們坦然安心地生活。生活中的時間也是如此。小說家為了使讀者感到時間在流逝,不得不瘋狂地撥快時針,使讀者在兩分鍾內越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一頁書的開始,我們看見的是滿懷希望的情人,而在同一頁的結尾,他已是八旬老翁,正步履蹣跚地在養老院的庭院裡作例行的散步,而且,由於喪失了記憶,他不理睬別人。父親剛才說“他不再是孩子,他興趣不會變了”等等,這些話使我突然間看到時間中的我,使我感到同樣的憂愁,我雖然尚不是養老院裡智力衰退的老頭,但仿佛已是小說中人物。作者在書的結尾用極其殘酷的、冷漠的語調說:“他越來越少離開鄉間,終於永遠定居鄉間。”等等。

    這時,父親唯恐我們對客人有所指責,便搶先對媽媽說:

    “我承認諾布瓦老頭,用你的話說,有點迂腐。他剛才說對巴黎伯爵提問會不成體統,我真怕你會笑出來。”“你說到哪裡去了,”母親回答說,“我很喜歡他,他地位這麼高、年齡這麼大,還能保持這種稚氣,這說明他為人正直又頗有教養。”

    “不錯。不過,這並不影響他的機警和聰明,這一點我最清楚,他在委員會上判若兩人,”父親抬高嗓門,他很高興德-諾布瓦先生受到母親的贊賞,並且想證明他比她想象的還要好(因為好感往往抬高對方,揶揄往往貶低對方),“他是怎麼說的……‘王公們的事情難說……’?”

    “對,正是這樣。我也注意到了,他很敏銳,顯然他的生活經驗很豐富。”

    “奇怪,他居然去斯萬夫人家吃飯,而且還在那裡遇見了正派人,公職人員。斯萬夫人是從哪裡弄來這些人的呢?”

    “你沒注意他那句俏皮話嗎?‘去那裡的似乎主要是男士們。’”

    於是兩人都努力追憶德-諾布瓦說這話的聲調,仿佛在回想布雷桑或迪龍1在表演《女冒險家》2或《普瓦裡埃先生的女婿》3時的語調。然而,諾布瓦先生的用詞所受到的最高贊賞來自弗朗索瓦絲。多年以後,每當人們提起大使稱她為“第一流的廚師頭”時,她還“忍俊不禁”。當初母親去廚房向她傳達這個稱呼時,儼然如國防部長傳達來訪君主在檢閱後所致的祝詞。我比母親早去廚房,因為我曾請求愛好和平但狠心的弗朗索瓦絲在宰兔時不要讓它太痛苦,我去廚房看看事情進行得如何。弗朗索瓦絲對我說一切順利,干淨利索:“我還從來沒遇見像這樣的動物。一聲不吭就死了,好像是啞巴。”我對動物的語言知之甚少,便說兔子的叫聲比雞小。弗朗索瓦絲見我如此無知,憤憤然地說:“先別下結論。你得看看兔子的叫聲是否真比雞小,我看比雞大得多哩。”弗朗索瓦絲接受德-諾布瓦先生的稱贊時,神態自豪而坦然,眼神歡快而聰慧——盡管是暫時的——仿佛一位藝術家在聽人談論自己的藝術。母親曾派她去幾家大餐館見習見習烹調手藝。那天晚上,她把最有名的餐館稱作小飯鋪。我聽了甚為高興,如同我曾發現戲劇藝術家的品質等級與聲譽等級並不一致時那樣高興。母親對她說:“大使說在哪裡也吃不到你做的這種冷牛肉和蛋奶酥。”弗朗索瓦絲帶著謙虛而受之無愧的神情表示同意,但大使這個頭銜並未使她受寵若驚。她提到德-諾布瓦先生時,用一種親切的口吻說:“這是一個好老頭,和我一樣。”因為他曾稱她為“頭”。他來的時候,她曾經想偷看,但是,她知道媽媽最起厭別人在門後或窗下偷看,而且會從別的僕人或門房那裡得知佛朗索瓦絲偷看過(弗朗索瓦絲看見處處是“嫉妒”和“閒言碎語”,它們之作用於她的想象力,正如耶穌會或猶太人的陰謀之作用於某些人的想象力:這是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的、不祥的作用)因此她只是隔著廚房的窗瞟了一眼,“免得向太太解釋”,而且,當她看見德-諾布瓦先生的大致模樣和“靈巧”的姿勢時,她“真以為是勒格朗丹先生”,其實這兩個人毫無共同之處。“誰也做不出你這樣可口的凍汁來(當你肯做的時候),這來自什麼原因?”母親問她。“我也不知道這是從哪裡變來的。”弗朗索瓦絲說(她不清楚動詞“來”——至少它的某些用法——和動詞“變來”究竟有什麼區別)。她這話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因為她不善於——或者不願意——揭示她的凍汁或奶油的成功訣竅,正如一位雍容高雅的女士之與自己的裝束,或者著名歌唱家之與自己的歌喉。她們的解釋往往使我們不得要領。我們的廚娘對烹調也是如此。在談到大餐廳時,她說:“他們的火太急,又將菜分開燒。牛肉必須象海綿一樣爛,才能吸收全部湯汁。不過,以前有一家咖啡店菜燒得不錯。我不是說他們做的凍汁和我的完全一樣,不過他們也是文火燒的,蛋奶酥裡也確實有奶油。”“是亨利飯館吧?”已經來到我們身邊的父親問道,他很欣賞該隆廣場的這家飯館,經常和同行去那裡聚餐。“啊,不是!”弗朗索瓦絲說,柔和的聲音暗藏著深深的蔑視,“我說的是小飯館。亨利飯館當然高級啦,不過它不是飯館,而是……湯鋪!“那麼是韋伯飯館?”“啊,不是,我是指好飯館。韋伯飯館在王家街,它不算飯館,是酒店。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侍候客人用餐,我想他們連桌布也沒有。什麼都往桌子上一放,馬馬虎虎。”“是西羅飯館?”弗朗索瓦絲微微一笑,“啊,那裡嘛,就風味來說,我看主要是上流社會的女士(對弗朗索瓦絲來說,上流社會是指交際花之流)。當然哪,年輕人需要這些。”我們發覺弗朗索瓦絲雖然神情純樸,對名廚師來說卻是令人畏懼的“同行”,與最好嫉妒的、自命不凡的女演員相比,她毫不遜色。但我們感到她對自己這門手藝有正確的態度,她尊重傳統,因為她又說:“不,我說的那家飯館以前能做出幾道大眾喜歡的可口菜。現在的門面也不小。以前生意可好了,賺了不少的蘇(勤儉的弗朗索瓦絲是以‘蘇’來計算錢財的,不象傾家蕩產者以‘路易’來計算)。太太認識這家飯館,在大馬路上,靠右手,稍稍靠後……”她以這種公允——夾雜著驕傲和純真——口吻談到的飯館,就是……英吉利咖啡館——

    1布雷桑、迪龍均為著名演員。

    2法國劇作家奧吉埃(1820—1889)的作品。

    3奧吉埃與桑都合寫的五幕喜劇。

    元旦來到了。我和媽媽去拜訪親戚。她怕累著我,事先就按照爸爸畫的路線圖將要去的人家按地區、而不是按親疏的血緣關系分成幾批。我們去拜訪一位遠房表親(她住得離我們不遠,所以作為起點),可是我們一踏進客廳,母親便驚慌不安,因為一位好生疑心的叔叔的好友正在那裡吃冰糖栗子或果仁夾心栗子,他肯定會告訴叔叔我們最先拜訪的不是他,而叔叔的自尊心會受到傷害,因為他認為我們自然應該從瑪德萊娜教堂到他住的植物園,然後是奧古斯坦街,最後再遠征醫學院街。

    拜訪結束以後(外祖母免除了我們的拜訪,因為那天我們要去她那裡吃飯),我一直跑到香榭麗捨大街那家商店,請女老板將一封信轉交每星期來買幾次香料蜜糖面包的斯萬家的僕人。自從希爾貝特使我十分難過的那一天起,我就決定在元旦給她寫信,告訴她我們舊日的友誼與過去的一年一同結束了。我的抱怨和失望已成往事。從元月一日起,我們要建立一種嶄新的友誼,它將異常牢固,任何東西也無法摧毀,它將十分美好,我希望希爾貝特殷勤照料它,使它永葆美麗,而且,萬一出現任何威脅它的危險時,她必須及時告訴我,正如我答應要告訴她一樣。在回家的路上,弗朗索瓦絲讓我在王家街的拐角上停下,那裡有一個露天小攤,她挑了幾張庇護九世和拉斯巴耶1的照片作為新年禮物,而我呢,我買了一張拉貝瑪的照片。女演員的這張唯一的面孔,與她所引起的形形色色的贊譽相比,似乎顯得貧乏,它像缺乏換洗衣服的人身上的衣服一樣,一成不變而又無法持久。上嘴唇上方的那個小皺紋、揚起的眉毛,以及其他某些生理特征,它們總是一成不變,而且隨時有被燒和被撞的危險。單憑這張面孔並不使我感到美,但我卻產生了親吻它的念頭和欲望,因為它一定接受過無數親吻,還因為它在“照片卡”上似乎用賣弄風情的溫柔眼光及故作天真的微笑在召喚我。拉貝瑪一定對許多年輕人懷有她在菲德爾這個人物的掩飾下所供認的種種欲念,而一切——甚至包括為她增添美麗,使她永葆青春的顯赫聲譽——能使她輕而易舉地滿足欲望。黃昏降臨,我在劇場海報圓柱前停住,觀看關於拉貝瑪元月一日演出的海報。微風濕潤而輕柔,這種天氣我十分熟悉。我感到、預感到,元旦這一天和別的日子並無區別,它並非新世界的第一天——在那個新世界裡,我將有機會重新認識希爾貝特,如同創世時期那樣,仿佛過去的事都未發生,仿佛她有時使我產生的失望及其預示未來的跡象統統不存在了。在那個新世界中,舊世界的一切消失得無影無蹤……除了一點:我希望得到希爾貝特的愛。我明白,既然我的心希望在它周圍重建那個未曾使它得到滿足的世界,那就是說我的心並未改變,因為我想希爾貝特的心也不可能改變。我感到新友誼與舊友誼並無區別,正如新年和舊年之間並不隔著一道鴻溝。我們的願望既無法支配又無法改變歲月,只好在歲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對它換一個稱呼。我想將新的一年獻給希爾貝特,將我對元旦的特殊想法刻印在元旦這一天上——好比將宗教重疊於盲目的大自然規律之上——但這都是徒勞和枉然。我感到它並不知道人們稱它元旦,它像我所習慣的那樣在黃昏中結束。微風吹著廣告圓柱,我認出,我又感到往昔時光的那共同的永恆物質,它那熟悉的濕氣和它那懵懂無知的流動性——

    1庇護九世為羅馬教皇;拉斯巴耶(1794—1878)為法國著名記者及政治家。

    我回到家中,我剛剛度過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與年輕人的不同,不僅僅在於他們得不到新年禮物,而是在於他們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禮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沒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興的禮物——希爾貝特的信。不過,我畢竟還很年輕,我居然給她寫了一封信,向她講述我孤獨的熱情之夢,希望引起她的共鳴,而衰老的人們的可悲處在於他們根本不會寫這種信,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毫無用處。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續到深夜的節日喧囂使我無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將在歡樂中度過這一夜的人們,想到拉貝瑪的情人或者那一群放蕩者,他們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報上看見的當晚的演出)以後去找拉貝瑪。這個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為激動不安,為了恢復鎮靜,我想對自己說拉貝瑪也許並未想到愛情,但我說不出口,因為她所朗誦的仔細推敲的詩句,顯然處處提醒她愛情是多麼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情——慌亂心情而使觀眾贊歎不已,其實每位觀眾對此都有切身體會。我點燃熄滅的蠟燭,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們親撫,他們給予她並從她那裡得到非凡而模糊的快樂(而我無法阻攔),這個臆想使我產生一種比色情更為殘酷的激動,一種思念,它在號聲(如同狂歡之夜及其他節日之夜裡往往聽到的號聲)中更顯得深沉;號聲來自一家小酒店,毫無詩意,因而比“傍晚,在樹林深處……”1更為憂郁。此時此刻,希爾貝特的信也許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亂的生活中人們的種種願望互相干擾,因此,幸福很少降臨在恰恰渴望它的願望之上。

    天氣晴朗時,我仍然去香榭麗捨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紅色房屋展現在多變而輕盈的天空之下,因為當時水彩畫屋覽風靡一時。如果我說當時我就認為加布裡埃爾2的建築比四周的建築更美,而且屬於不同時代,那這是撒謊。我那時認為工業大廈,至少特羅卡德羅宮3更具特色,也許更為悠久。我的少年時光浸沉在激蕩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見到的這整個街區都仿佛是夢幻,我從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紀的建築。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時代的傑作聖馬丁門和聖德尼門與這些骯髒街區裡最新的建築屬於不同時期,那我會大吃一驚。加布裡埃爾的建築只有一次使我凝視良久,那時夜幕已經降臨,圓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質感的輪廓,仿佛是紙板,使我想到輕歌劇《俄耳浦斯游地獄》4中的布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美——

    1法國詩人維尼(1797—1863)的詩《號角》。

    2加布裡埃爾(1698—1782)著名建築師,此處所指的建築修建於十八世紀下半葉。

    3工業大廈是為1855年博覽會修建的;特羅卡德羅宮是為1878年博覽會修建的,兩者皆已拆毀。

    4作曲家奧芬巴赫的兩幕四場輕歌劇。

    希爾貝特一直未回到香榭麗捨大街,而我需要看見她,因為,甚至她的面貌我也記不清了。我們以一種探索的、焦慮的、苛求的態度去看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等待那句使我們對第二天的約會抱有希望或不再抱希望的話語,而在這句話來到以前,我們或同時或輪流地想象歡樂和失望,正因為如此,當我們面對所愛的人時,我們的注意力戰戰兢兢,無法對她(他)獲得一個清晰的形象。這是一種由各種感官同時進行的、但又僅僅是試圖通過視力來認識視力以外的東西的活動,它對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千種形式、味道和運動也許過於寬容。的確,當我們不愛某人時,我們往往使她(他)靜止。我們所珍愛的模特兒時時在動。我們的記憶中永遠只有拍壞了的照片。我的確忘記了希爾貝特的面貌,除了她向我舒展笑顏的那神奇的瞬間——因為我只記得她的微笑。既然見不到那張親愛的面孔,我便極力回憶,但也枉然,我惱怒地找到兩張無用而驚人的面孔,它們精確之極地刻在我的記憶中:管木馬的男人和賣麥芽糖的女販。一個人失去了親愛者,連在夢中也永遠見不到她(他),卻接連不斷地夢見那麼多討厭鬼,更覺氣惱,因為清醒時看見他們就已經難以容忍了。既然沒有能力描繪痛苦思念的對象,人們便譴責自己不感覺痛苦。我也如此,既然我想不起希爾貝特的面貌,我幾乎相信我忘記了有她這個人,我不再愛她。

    她終於回來了,幾乎天天和我一起玩。我每天都希望明天能獲得——從她那裡獲得——新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的愛情在日日更新。但突然又有一件事改變了每日下午兩點鍾我的愛情方式。是斯萬先生發現了我寫給他女兒的信,還是希爾貝特為了讓我多加提防才將早已存在的情況告訴我呢?有一次,我對她說我十分欽佩她的雙親,她露出一種含糊的、有保留的、秘密的神氣——在談到她該做什麼、買什麼、拜訪什麼人時,她常常是這種神氣——突然說:“你知道,他們可看不上你!”然後像滑溜溜的水精一樣(這是她的習慣)大笑起來。她的笑聲往往與話語極不協調,象音樂一樣在另一平面勾畫出另一個看不見的表層。斯萬先生和夫人沒有要求希爾貝特不再和我玩耍,但他們希望——她認為——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他們不喜歡她和我來往,認為我品德不高尚,對他們的女兒只能產生壞影響。斯萬認為我屬於那類厚顏無恥的青年。在他的概念中,這種人憎惡自己所愛戀的少女的父母;雖然當面大獻殷勤,背後卻和她一起嘲笑他們,慫恿她將他們的話當耳邊風,而等少女到手以後,甚至不許再與父母見面。與此種形象(最可鄙的人也決不會這樣看待自己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心中的感情。我對斯萬充滿了強烈的感情,我相信,如果他稍有覺察,定會懊悔對我判斷失誤,仿佛這是一樁錯案!我大著膽子將我對他的這番感情寫進一封長信,請希爾貝特轉交給他。她答應了。可是,唉!出我意料,他竟以為我是一個更大的偽君子。我在十六頁信紙中如此真實描述的感情竟受到他的懷疑。我那封熱情而真誠的信,如同我對德-諾布瓦先生所講的熱情而真誠的話一樣,毫無效果。第二天,希爾貝特將我領到小徑上一大叢月桂樹後面,那裡很僻靜,我們每人挑一張椅子坐下,她告訴我她父親看信時聳肩說:“這一切毫無意義,反而證明我看得准。”我自信動機純潔、心地善良,因此更為惱怒。我的話居然未觸及斯萬的荒謬錯誤的一根毫毛!他當然是錯誤的、我深信不疑。既然我對自己的慷慨感情的某些不容置疑的特點作了如此精確的描述,而斯萬仍然不能立即根據這些特點來辨認我的感情並請求我寬恕他的錯誤,那麼一定是因為他本人從未體驗過如此崇高的感情,所以也無法理解別人會有這種感情。

    也許僅僅因為斯萬知道慷慨只是我們自私的感情在未被分類定名以前所經常采取的內部形式,也許他認為我對他的好感只是我對希爾貝特的愛情的簡單效果(及熱情的肯定),而我將來的一切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取決於這個愛情,而不取決於由此派生的、我對他的崇拜。我不可能同意他的預言,因為我還不能將我的愛情與自我分開,還不能從實驗的角度估計後果。我灰心失望。我得離開希爾貝特片刻,因為弗朗索瓦絲在叫我。我得陪她去那間帶有綠色金屬網紗的小亭,它很像廢置不用的、老巴黎征收入市稅的哨亭,不久以前在它的內部修設了英國人稱作的盥洗室,而法國人一知半解地追求英國時髦,稱它為“瓦泰爾克洛澤”1。我在門廊裡等待弗朗索瓦絲,潮濕而陳舊的牆壁散發出清涼的霉味,使我立刻將希爾貝特轉達的斯萬的話所帶來的憂慮拋在腦後,並使我充滿了樂趣,這不是那種使我們更不穩定的,難以被我們挽留和駕馭的樂趣,而是一種相反的、我可以信賴的、牢固的樂趣,它美妙、溫靜、包含豐富而恆久的真實,它未被說明,但確鑿無疑。我真希望像往日去蓋爾芒特那兒去散步一樣,努力探求這種強烈感受的魅力,一動不動地呆在那裡去審詢這古老的氣息,它邀請我深入它未揭示的真實之中,而不要我享受它附加給我的樂趣。可就在此刻,小亭子的老板娘,一位滿臉脂粉、戴著紅棕色假發的老婦對我說話了。弗朗索瓦絲說她“家庭蠻不錯”,因為她的女兒嫁給了弗朗索瓦絲所稱作的“富家子弟”,他與工人有天壤之別,正如聖西門認為公爵與“出身下層”的人有天壤之別一樣。當然,這位老板娘在干這一行以前大概命運多舛,但弗朗索瓦絲肯定說她是侯爵夫人,屬於聖費雷奧家族。這位侯爵夫人叫我別呆在涼處,甚至為我打開一扇門說:“您不想進去?這間很干淨。不用給錢。”她這樣做也許是和古阿施糖果店的小姐一樣。每次我們去訂東西,她們總是從櫃台上的玻璃罩下面取出一塊糖遞給我,可惜媽媽不許我接受。她也許還像那位賣花的、別有用心的老婦人,當媽媽為“花壇”挑選鮮花時,這位女人一面給我送秋波,一面遞我一枝玫瑰花。總之,如果說“侯爵夫人”喜歡男童,向他們打開男人們像獅身人面像一樣蹲著的石墓小間的門的話,那麼,她在這種慷慨之舉中尋求的不是腐蝕的嘗試,而是尋求向所愛者樂善好施而不圖回報的樂趣,因此,我在她那裡從未見過別的主顧,只有一個年老的公園看守——

    1即英文Water—Closet的法語發音。

    片刻以後,我和弗朗索瓦絲一起向“侯爵夫人”告別,然後我又離開弗朗索瓦絲去找希爾貝特。我發現她正坐在月桂花叢後面的椅子上。這是為了不被她的同伴看見,她們正在玩捉迷藏。我走去坐在她身旁。她將頭上的軟帽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眼睛,仿佛在“窺視”。我第一次在貢布雷看見她時,她就是這種夢幻的、狡猾的眼神。我問她有沒有辦法讓我和她父親當面談談。她說她曾向父親提過,但他認為毫無必要。

    “拿著,”她接著說,“拿走你的信,我得去找同伴了,既然她們找不到我。”

    如果此時此刻,在我尚未拿到信(如此誠懇的信居然未能說服斯萬,簡直不可思議)以前,斯萬突然來到,我也許會看到他的話不幸而言中。希爾貝特在椅子上仰著身子,叫我接信卻不遞給我,於是我湊近她,我感到她身體的強烈吸引力,我說:

    “來,你別讓我搶著,看看誰厲害。”

    她把信藏在背後,我的手掀起她垂在兩肩的發辮,伸到她頸後。她披著垂肩的發辮,也許因為這適合她的年齡,也許因為母親想延長女兒的童年,好使自己顯得年輕。我們搏斗起來,弓著身子。我要把她拉過來,她在抵抗。她那張由於用力而發熱的臉頰象櫻桃一樣又紅又圓,她笑著,仿佛我在胳肢她。我將她緊緊夾在兩腿之間,好似想攀登一株小樹。在這場搏斗之中,我的氣喘主要來自肌肉運動和游戲熱情,如同因體力消耗而灑出汗珠一樣,我灑出了我的樂趣,甚至來不及歇息片刻以品嘗它的滋味。我立刻將信搶了過來。於是,希爾貝特和氣地對我說:

    “你知道,你要是願意,我們可以再搏斗一會兒。”

    也許她朦朧地感到我玩這個游戲有另一層未言明的目的,不過她沒有看出我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唯恐她有所覺察(片刻以後她作了一個廉恥心受到冒犯的、收縮而克制的動作,可見我的害怕不無道理),便答應繼續玩搏斗,免得她認為我並無其他目的,而信既已搶到手,我便只想安安靜靜地呆著。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出,突然想起,那間帶金屬網紗的小亭子的涼爽、略帶煙炱味的氣息使我接近了一個在此以前隱藏的形象,而並未使我看到它或識辨它。這個形象便是阿道夫叔公在貢布雷的那間小房,它也散發同樣的潮氣。然而對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形象的回憶何以使我如此快樂,我不明白,暫時也不想弄明白。此時,我感到德-諾布瓦先生對我的蔑視的確有理,一來我所認為的作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來僅僅是“吹笛手”,二來我所感受的真正的激情不是出自某個重要思想,而是出自一種霉味。

    一段時間以來,在某些家庭中,每當客人提到香榭麗捨大街這個名字,母親們便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氣,仿佛站在她們面前的是一位著名的醫生,而她們曾多次見他誤診,因此無法再信任他。據說香榭麗捨公園對兒童不吉利,不止一次孩子嗓子疼,出麻疹,許多孩子發燒。媽媽的幾位女友見她繼續讓我去香榭麗捨大惑不解,她們雖然沒有對她的母愛表示公開懷疑,但至少對她的輕率感到惋惜。

    神經過敏者也許是極少“傾聽內心”的人,雖然這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們在自己身上聽見許多東西,後來發覺不該大驚小怪,從此便聽而不聞。他們的神經系統往往大喊“救命!”仿佛生命垂危,其實僅僅是因為天要下雪或者他們要搬家,久而久之,他們習慣於對警告一概不予理睬,就好比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在戰斗熱情的驅使下,對警告置之不理,繼續像健康人一樣生活幾天。有一天,我帶著慣常的種種不適的感覺(我對它們持續的內部循環與對血液循環一樣,始終不予理睬),輕快地跑進飯廳,父母已坐在餐桌旁了,於是我也坐下——我像往常一樣對自己說,發冷也許並不意味著應該取暖,而是因為受到呵責;不感饑餓表示天要下雨,而並不表示不需進食——可是,當我咽下第一口美味牛排時,一陣惡心和眩暈使我停下來,這是剛剛開始的病痛的焦躁的回答。我用冷冰冰的無動於衷以掩蓋和推遲病兆,但疾病卻頑固地拒絕食物,使我無法下咽。這時,在同一瞬間,我想到如果別人發現我病了便不會讓我出門,這個念頭(像傷員的本能一樣)給予我勇氣,我蹣跚地回到臥室,量出我高燒四十度,然後收拾打扮一下便去香榭麗捨大街。雖然我的肉體表層有氣無力、十分虛弱,但我的思想卻笑吟吟地催我奔往和追求與希爾貝特玩捉人游戲的甜蜜快樂。一小時以後,我的身體支持不住了,但仍然感到在她身邊的幸福,仍然有力量來享受快樂。

    一到家,弗朗索瓦絲便對眾人說我“身體不舒服”,肯定是得了“冷熱病”。並馬上請來了醫生。醫生宣稱,“傾向於”肺充血所引起的“極度的”和“病毒性”的高燒,它僅僅是“一把稻草火”,將轉化為更“陰險”、更“潛在”的形式。很久以來我感到窒息,外祖母認為我酒精中毒,可是醫生不顧她的反對,勸我在快發病時除了服用疏暢呼吸的咖啡因以外,適當喝點啤酒、香檳酒或白蘭地酒。他說酒精所引起的“欣慰現象”會防止哮喘發作。因此,為了向外祖母討酒,我無法隱瞞,而是不得不盡量顯示我呼吸困難。每當我感到即將犯病,而對病情又無法預料時,便憂心忡忡,我身體——也許因為太虛弱而無力獨自承擔疾病的秘密,也許因為害怕別人不知我即將發病而要求做某些力所不及的或者危險的事——使我感到,必須將我的不適精確地告訴外祖母,而這種精確性最後變成一種生理性的需要。每當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一種尚未識辨的症狀時,我必須告訴外祖母,否則我的身體會惶惶不安。如果她假裝不理睬,那麼我的身體會令我堅持到底。有時我走得太遠,於是,在那張不再像往日一樣能克制自己的、親愛的面孔上,出現憐惜的表情和痛苦的攣縮。見她如此痛苦,我十分難受,便撲到她懷中,仿佛我的親吻能夠抹去她的痛苦,我的愛能夠像我的幸福一樣使她歡悅。既然她已確卻我如何不適,我便如釋重負,我的身體也不再反對我去安慰她。我再三說這種不適並不痛苦,她完全不用可憐我,我向她保證說我是快樂的,我的身體只是想得到它所應該得到的憐惜,只要別人知道它右邊疼痛就夠了,它並不反對我說這疼痛不算病因而不能構成對我的快樂的障礙,它並不以哲學自炫,哲學與它無緣。在痊愈之前,幾乎每天我的窒息都要發作幾次。一天晚上,外祖母離開我時我還平安無事,可是她在夜深時又來看我,卻見我呼吸急促,她大驚失色地叫道:“啊!我的天,你多受罪呀!”她馬上走了出去,大門一陣響動,不久她便拿著剛出去買的白蘭地酒進來,因家裡沒有酒了。很快我便感到輕松。外祖母臉色微紅,神情不大自在,目光中流露出疲乏和氣餒。

    開,讓你輕松輕松吧。”她說,並且突然離開我,但我仍然親吻了她並且感到她那清新的面頰有點濕潤,莫非這是她剛才穿越的黑夜空氣所留下的濕氣?我無從得知。第二天,一直到天黑她才來到我的臥室,據說她白天不得不出門。我覺得她在對我表示冷淡,但我克制自己不去責備她。

    充血的毛病早已痊愈,但我繼續感到窒息,這是什原因呢?於是父母請來了戈達爾教授。對這種情況下被請的醫生來說,僅僅有學問是不夠的。他面對的症狀可能屬於三四種不同的疾病,最終要靠他的嗅覺和眼力來判斷是哪一種病,雖然表象幾乎相同。這種神秘的天賦並不意味著在別的方面具有超群的智力。一個喜歡最拙劣的繪畫、最拙劣的音樂、沒有任何精神追求的、俗不可耐的人也完全可以具有這個天賦。就我的情況而言,他所觀察到的具體症狀可能有多種起因:神經性痙攣、剛剛開始的肺結核、哮喘、伴以腎功能不全的腸道毒素性呼吸困難、慢性支氣管炎,或者由這其中好幾個因素構成的綜合症,對付神經性痙攣的辦法是別把它當回事,而對付肺結核則必須精細從事,采取過度飲食療法,而過度飲食對哮喘之類的關節性疾病十分不利,對腸道毒素性呼吸困難則極端危險,而腸道毒素性呼吸困難所要求的飲食對肺結核病人來說又是致命的。然而,戈達爾只猶豫片刻便以不容反駁的口氣宣布處方:“大瀉強瀉。幾天以內只能喝奶。禁肉。禁酒。”母親喃喃說我急需滋補,我已經相當神經質了,這種大瀉和飲食會使我垮掉的。戈達爾的眼神焦慮不安,仿佛害怕誤了火車,我看出來他在自問剛才的話是否過於出自他溫順的天性,他的努力回顧剛才是否忘記戴上冰冷的面具(仿佛人們尋找鏡子來看看是否忘了打領帶)。他心存疑慮,想稍加彌補,便粗聲粗氣地說:“我一向不重復處方。給我一支筆。只能喝牛奶。等我們解決了呼吸困難和失眠以後,你可以喝湯,我不反對再吃點土豆泥,不過一直要喝奶,喝奶。這會使你高興的,既然現在西班牙最時髦,啊萊!啊萊!1(他的學生很熟悉這個文字游戲,因為每次當他在醫院裡囑咐心髒病人或肝病人以牛奶為主食時,他總是這樣說。)然後你可以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不過,只要再出現咳嗽和窒息,你就再來一遍:“瀉藥,洗腸、臥床、牛奶。”他冷冷聽著母親最後的反對意見,不予理睬,不屑於解釋為什麼采取這種療法便告辭而去。父母認為這種療法不僅治不了我的病,而且無謂地大傷我的元氣,因此不讓我試用。當然他們盡量不讓教授知道沒有按他的話去做,而且,為了萬無一失,凡是可能與教授相遇的社交場所,他們一概不去。後來,我的病情日趨嚴重,他們才決定不折不扣地執行戈達爾的處方。三天以後,我便不再氣喘,不再咳嗽,呼吸也通暢了。於是我們明白,戈達爾看出我的主要病因是中毒(雖然他後來說,他認為我也有哮喘,特別是有點“瘋顛”)。他沖洗我的肝和腎,使我的支氣管暢通無阻,從而使我恢復呼吸、睡眠和精力。於是我們明白這個傻瓜是一位了不起的醫生。我終於起床了。但是他們不再讓我去香榭麗捨大街玩耍,據說那裡空氣不好。我認為這只是不讓我見到斯萬小姐的借口,所以我強迫自己時時刻刻念著希爾貝特的名字,就像是被俘者努力保持母語,以免忘記他們將永遠不能重見的祖國。母親有時用手摸著我的額頭說:

    “怎麼,小兒子不再把煩惱告訴媽媽了?”——

    1(前)西班牙語,斗牛時高呼的“加油”,按諧音為法語的“喝奶”,此為同音異意的文字游戲。

    弗朗索瓦絲每天走近我時說:“瞧瞧先生的氣色!您沒照鏡子吧,像死人!”如果我只是得了感冒,弗朗索瓦絲也會擺出同樣哀憐的面孔。這種憂傷更多地由於她的“等級”,而並非由於我的病情。當時我分辨不出弗朗索瓦絲的這種悲觀是痛苦還是滿足,我暫時認為它具有社會性及職業性。

    有一天,郵遞員來過以後,母親將一封信放在我床上。我將信拆開,漫不經心,因為它裡面不可能有唯一能使我快樂的簽名——希爾貝特的簽名,我和她除了在香榭麗捨大街見面以外沒有任何來往。在信紙的下方有一個銀色印章,裡面是一位戴著頭盔的騎士以及下面排成圓形的格言Previamrectam1信中的字體粗大,每一句話似乎都用了加強號,因為“t”字母上的橫道不是劃在中間,而是劃在上面,等於在上一行對應的字下面劃了一道。在信的下方我看到的正是希爾貝特的簽名。不過,既然我認為在我收到的信中不可能有她的簽名,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也未感到欣喜。霎時間,這個簽名使我周圍的一切失去真實性。這個難以思議的簽名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與我的床、壁爐、牆壁玩四角游戲。我眼前的一切搖晃起來,仿佛我從馬背上跌落下來,我在思考莫非存在另一種生活,它與我們所熟悉的生活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但它卻是真實的,當它突然向我顯現時,我滿心猶豫,仿佛雕刻家的《末日審判》中那些站在天堂門口的死而復生的人一樣。信裡說:“親愛的朋友:聽說你曾得了重病,並且不再來香榭麗捨了。我也不去那裡,因為那裡有許多病人。我的女友們每星期一和星期五來我家喝茶。媽媽讓我告訴你,歡迎你病好以後來,我們可以在家裡繼續在香榭麗捨大街有趣的談話。再見,親愛的朋友,但願你的父母能允許你常來我家喝茶。謹致問候。希爾貝特。”——

    1拉丁文,意即:正直無欺。

    在閱讀這封信時,我的神經系統以奇妙的敏捷性接收了信息,即我遇見了喜事。然而我的心靈,即我本人——主要的當事人——並不知曉。幸福,通過希爾貝特獲得幸福,這是我一直向往的、純粹屬於思想性的事,正如萊奧納爾說繪畫是Cosamentale1。滿篇是字的信紙不能馬上被思想吸收。然而當我讀完信以後,我想到它,它便成為我遐想的對象,成為Cosameatle,我愛不釋手,每隔五分鍾就得再讀一遍,再親吻一次。於是,我認識了我的幸福——

    1意大利語。意即:思想性的事。萊奧納爾即達-芬奇(1452—1519)。

    生活裡充滿了這種愛戀者永遠可以指望的奇跡。這次奇跡也可能是母親人為地制造的,她見我最近以來感到生活索然無味,便托人請希爾貝特給我寫信。我記起我頭幾次海水浴。那時我討厭海水,因為我喘不過氣來,母親為了引起我對潛水的興趣,便悄悄地讓我的游泳老師將異常美麗的貝殼盒和珊瑚枝放在水底,讓我以為是我發現它們的。何況,在生活中,在各種不同的生活情況中,凡涉及愛情的事最好不必試圖理解,因為它們時而嚴峻無情,時而出人意料,仿佛遵循神奇的法則,而非理性的法則。一位億萬富翁——雖然有錢,但人很可愛——被與他同居的、貌不出眾的窮女人所拋棄,他在絕望之際,施展金錢的全部威力和人世間一切影響以求她回心轉意,但白費力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好不要用邏輯來解釋他的情婦為什麼頑固不化,而應認為他命中注定要受到這個打擊,命中注定要死於心病。情人們往往必須與障礙搏斗,他們那由於痛苦而變得極度興奮的想象力猜測障礙在哪裡,而障礙有時僅僅在於他們無法使之回心轉意的女人身上的某個特殊個性,在於她的愚蠢,在於他們所不認識的某些人對她所施加的影響或她所感到的恐懼,在於她暫時對生活所要求的樂趣,而這種樂趣是情人本人或情人的財富所無法給予的。總之,情人無法了解這些障礙的性質,因為女人玩弄手腕向他隱瞞,也因為他的判斷力受到愛情的蒙騙而無法進行准確評價。這些障礙好比是腫瘤,醫生終於使它消退,但並不了解起因。和腫瘤一樣,障礙始終神秘莫測,但卻是暫時的。不過,一般說來,它們持續的時間比愛情長。既然愛情並非一種無私的激情,那麼,在愛情減退以後,情人們也就不再思考為什麼那位曾被自己愛過的、貧窮和輕浮的女人竟然長時間地、頑固地拒絕他的供養費。

    在愛情問題上,奧秘使我們看不到災難的起因,也使我們無法理解突如其來的圓滿結局(例如希爾貝特的信所帶來的結局)。對這種類型的感情而言,任何滿足往往只是使痛苦換一個地方,因此只能稱為貌似圓滿的結局,而並無真正的圓滿結局可言。有時,我們得到暫時的喘息,於是在一段時間內便產生了痊愈的幻覺。

    弗朗索瓦絲不相信那是希爾貝特的名字,因為字母G十分花哨,倚在後面省略去一點的字母i之上,看上去像字母A,而最後的音節拉得很長,形成鋸齒狀的花綴。如果一定要對信中所表達的、並使我滿心歡喜的這種友好態度尋找邏輯解釋的話,那麼也許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應歸功於這次生病(相反,我原來以為它會使我在斯萬一家的思想中永遠失寵)。在這以前不久,布洛克曾來看我,當時戈達爾教授正在我的臥室裡(我們采用了他的飲食治療法,便又將他請了回來)。看完病以後,戈達爾沒有走,被父母挽留下來吃飯,這時布洛克走進我的臥室。我們正在聊天,布洛克說他頭天晚上曾和一位女士共餐,此人與斯萬夫人過從甚密。他聽說斯萬夫人很喜歡我,我很想說他一定弄錯了,而且告訴他我並未結識斯萬夫人,從未和她說過話,以澄清事實,正如我當初為了問心無愧,為了不被斯萬夫人當作說謊者而對德-諾布瓦先生講的那番話一樣,然而我沒有勇氣糾正布洛克的錯誤,我明白他是故意的,他之所以臆造斯萬夫人所不可能說的話正是為了表明他曾和斯萬夫人的女友共同進餐(他認為這很體面,但這是虛構的)。當初,德-諾布瓦先生聽說我不認識斯萬夫人並且希望認識她,便拿定主意在她面前絕口不提我,而戈達爾則相反,他從布洛克的話中得知斯萬夫人熟悉我並贊賞我,便打定主意下次見到她時(他是她的私人醫生)要告訴她我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孩子,我們常有來往。這些話對我毫無益處,卻能為他臉上增光,正是出於雙重原因,他決定一有機會見到奧黛特時便將談到我。

    於是我結識了那套房子。斯萬夫人所用的香水的氣味一直彌漫在樓梯上,但芳香更主要來自希爾貝特的生活所散發的特殊而痛苦的魅力。無情的看門人變成慈悲為懷的歐墨尼德斯1。當我問他能否上樓時,他總是欣然地掀掀帽子,表示答應我的祈求。從外面看,窗戶好似一種明亮、冷淡和浮淺的目光(正如斯萬夫婦的眼神)將我與並非為我准備的室內珍寶隔開。在風和日麗的季節,我和希爾貝特整個下午呆在她的房間裡,有時我親手開窗換換空氣。每逢她母親的接待日,我們甚至可以俯在窗口觀看客人們到來。他們下車時往往仰起頭向我招招手,把我當作女主人的某位侄子。在這種時刻,希爾貝特的發辮碰著我的臉頰。這些十分纖細(既自然又超自然)的、富有藝術性曲線的發絲,在我看來,簡直是舉世無雙的、用天堂的青草做成的作品。最小一段發辮都值得我當天國之草供奉起來。但是我不敢有此奢望,我只想得到一張照片,它會比達-芬奇所畫的小花的復制照片珍貴百倍!為了得到這樣一張照片,我對斯萬家的朋友、甚至對攝影師卑躬屈膝,但我並未弄到手,反而招惹了一些討厭的人。

    希爾貝特的父母曾長期不允許我和她見面,而現在——我走進那陰暗的候見廳,在那裡時時可能與他們相遇;如果與往日人們在凡爾賽爾宮覲見國王相比,這種等待更為可怕,更為急切。我在那裡撞上了一個像聖經中的燭台2一般的、有七個分枝的巨大衣帽架,接著便糊裡糊塗地向坐在木箱上的身穿灰色長袍的僕人致敬,因為在陰暗中我把他當作了斯萬夫人——每當我去時,他們兩人中的一位從那裡過,便微笑著(而無絲毫不快)和我握手,並且說:“您近來可好?(他們說這句話時,從不將字母t作聯誦,所以,你們可以想象,我一回家便快活地做這種取消聯誦的練習)希爾貝特知道您來了嗎?好,你們自己玩吧。”——

    1歐墨尼德斯,希臘悲劇《俄瑞斯忒斯》中的復仇神,後變成慈悲神。

    2指聖經啟示錄中七個金燭台(代表七個教會)。

    希爾貝特為女友們所舉行的茶會長期以來似乎是使我們不斷分離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此刻卻成為我們相聚的機會。她常常寫便條通知我(因我們仍然是新交),而每次的信紙都不一樣。有一次,信紙上印著一只藍色鬈毛狗,下面有一段英文寫的幽默文字,後隨一個驚歎號;另一次信紙上印著一個船錨,或者是G.S.這兩個字母,它們拉得很長,形成長方形占據信紙的整個上部。還有一次,在信紙一角用金色字體印著希爾貝特這個名字,仿佛是她的簽名,然後是一個花綴,頂上印著一把打開的黑傘。另一次,這個名字被圍在形似中國帽子的花式字體之間,所有的字母都用大寫,但你一個字母也認不出來。然而,希爾貝特所擁有的信紙雖然品種繁多,但必有窮盡之時。因此過了幾個星期以後,我又見到她第一封信所用的信紙,上面有一個失去光澤的銀色印章,戴頭盔的騎士及下方的警句。當時我以為信紙是根據某種習俗、按照不同的日期挑選的,現在看來她這樣做是好記住哪些信紙她已用過,免得對通訊者——至少對她願意討好的人——寄去同樣的信紙,即使不得不重復,也得盡量晚一些。希爾貝特請來喝茶的女友,由於上課時間各不相同,這些人剛到,那些人就告辭,我在樓梯上就聽見候見室裡傳出的隱約的話語聲,它在我(一想到即將參加的莊嚴場面,我便激動萬分)踏上這一層樓以前便猛然割斷了我和往昔生活之間的聯系,使我將走進溫暖的房間該摘下圍巾、看鍾點,免得誤了回家之類的事忘得精光。樓梯全部是木制的,在當時仿亨利二世風格的某些房屋裡常見,而亨利二世風格曾是奧黛特長期追求、但不久即將拋棄的理想。樓梯口有一個牌子寫著:“下樓時禁止乘電梯。”在我眼中,這樓梯如此奇妙,以致我對父母說它是斯萬先生從遠方運來的古物。我如此酷愛真實,即使我知道這個信息是假的,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告訴父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像我一樣尊敬斯萬家這座顯貴的樓梯。這就好比在一位不知名醫的天才為何物的愚昧者面前,最好不要承認這位名醫治不了鼻炎。況且,我沒有任何觀察力,往往說不出眼前物品的稱呼或類型,只知道它們既然與斯萬一家有關,便不同尋常,因此,我並不認為在談這個樓梯的藝術價值和遙遠的產地時我一定在撒謊。不一定是撒謊,但很可能是撒謊,因為父親打斷我時,我臉上發紅。他說:“我知道那些房子,我去看過一所,它們的結構都一樣,只不過斯萬家住的是好幾層樓,這都是貝利埃1蓋的。”他還說他曾想租一套,後來放棄了,因為設計不太合理,門廳太暗。這是他的話。但是,我的本能告訴我應該為斯萬家的魅力和我自己的幸福而犧牲思想,因此,我對父親的話充耳不聞,我遵從內心的命令,將這個毀滅性思想(即斯萬家住的不過是我們原先也可能住進的不足為奇的房子罷了)義無反顧地拋得遠遠的,正如虔誠的信徒摒棄勒南2所寫的《耶穌傳》一樣——

    1貝利埃(1843—1911),法國工程師。

    2勒南(1823—1892),法國作家,曾著《基督教發源史》,其中《耶穌傳》為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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