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喝茶時，我一級一級地爬上樓梯，來到散發著斯萬夫人香水氣味的地區。我已失去思維和記憶，僅僅成為條件反射的工具。我仿佛已經看見那威嚴的巧克力蛋糕，以及它四周那一圈盛小點心的盤子及帶圖案的灰色緞紋小餐巾，這都是斯萬家所特有的規矩。但是這固定不變的一切，有如康德的必然世界，似乎取決於一個最高的自由行動，因為當我們都在希爾貝特的小客廳時，她突然看看鍾，說道：
“呀，我的午餐開始消失了，晚餐得等到八點鍾。我很想吃點什麼。你們看怎麼樣？”
於是她領我們走進客廳，它像倫勃朗畫的亞洲廟宇內殿一樣陰暗，那裡有一個模仿建築物結構的大蛋糕，它威嚴、溫和、親切，仿佛出於偶然、隨便地聳立在那裡，只等希爾貝特心血來潮去摘下它的巧克力雉蝶，拆除那黃褐色的陡峭壁壘，這些陡坡是在烤爐內制造的，仿佛是大流士１宮殿中的支柱。希爾貝特不僅根據自己的饑餓程度來決定是否應該摧毀這個如尼尼微２一般的蛋糕，她還問我餓不餓，一面從倒坍的建築內取出嵌著鮮紅果實的、閃著光澤的、具有東方風格的一大堵牆遞給我。她甚至問我我父母什麼時候用晚餐，仿佛我還有時間概念，仿佛我那失魂落魄的慌亂並未使饑餓的感覺、晚餐的概念、家庭的形象徹底地從我那空虛的記憶和癱瘓的腸胃中消失似的。不幸的是這種癱瘓只是暫時的。我麻木地吃蛋糕，過一會兒就該進行消化了。不過為時尚早。這時，希爾貝特遞給“我的茶”，我不停地喝著，其實一杯茶就足以使我在二十四小時內失眠。因此母親常說：“真麻煩，這孩子，每次從斯萬家回來就生病。”然而，當我在斯萬家時，我明白自己喝的是茶嗎？即使我明白，我也會照樣喝，因為就算我在剎那間恢復了對現在的辨別能力，我也恢復不了對過去的回憶和對將來的預見。我的想象力無法達到遙遠的時間——只有到那時我才能產生睡覺的念頭和睡眠的需要——
１大流士，古波斯國王，在位期為公元前521—485，以顯赫戰功與大興土木聞名。
２尼尼微，古代小亞細亞王國，後被摧毀。
希爾貝特的女友們並不都處於這種無法作出理智決定的興奮狀態之中。有幾位居然不喝茶！希爾貝特用當時十分流行的話說：“當然啦，我的茶不成功！”她將餐桌旁的椅子擺亂，好沖淡莊嚴的氣氛，說道：“我們好像在慶祝婚禮似的，老天爺，這些僕人真蠢！”
她側身坐在斜靠餐桌的一張X形椅腳的椅子上啃蛋糕。片刻以後，斯萬夫人送走客人——她的接待日和希爾貝特的茶會往往是同一天——便快步走了進來。
她有時穿著藍絲絨，經常穿的是飾有白色花邊的黑緞裙衣。她表示詫異（仿佛女兒沒有經她同意便可能有這麼多小點心）地說：“噫，你們吃得多香呀，看見你們吃蛋糕，連我也饞了。”
“好呀，媽媽，我們請您也來。”希爾貝特回答說。
“哦，不行，寶貝，我的客人會怎麼說呢。那兒還有特龍貝夫人、戈達爾夫人、邦當夫人，你知道，親愛的邦當夫人從來不作短暫的訪問，而她剛剛來。這些好人們看見我不回去會怎麼說呢？等她們走了，要是沒有新客人，我就來和你們聊天（這對我有趣得多）。我想我有權利稍稍安靜一下，我已經接待了四十五位客人，而其中竟有四十二人談到謝羅姆１的畫！”接著她又對我說：“您哪天來和希爾貝特喝茶，她會做您喜歡的茶，您在小工作室２裡常喝的那種茶。”她一面說，一面走開去招待她的客人。她似乎認為我也意識到我走進這個神秘的世界是尋找什麼習慣（即使我喝茶，那能算是有喝茶的習慣嗎？至於“工作室”，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她又說：“您什麼時候再來？明天？我們給您做toast（烤面包），味道和哥倫貝糕點店的一樣。您不來？您真壞。”她自從有了沙龍，便處處模仿維爾迪蘭夫人，說話帶著嬌嗔。不過我既未見識過toast，也未見識過哥倫貝糕點店，所以，她最後的那點許諾並未使我動心。奇怪的是，當她誇獎我家的nurse（保姆），我最初竟不知道這是指誰，其實大家都用這個詞，也許如今在貢布雷仍然通用。我不懂英語，但我不久就明白她是指弗朗索瓦絲。在香榭麗捨大街，我曾擔心弗朗索瓦絲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我從斯萬夫人口中得知，正是由於希爾貝特講了那麼多有關我的nurse的事，斯萬夫婦才對我產生好感。“可以感覺到她對您忠心耿耿，她多麼好。”（我立即完全改變了對弗朗索瓦絲的看法。由於反作用，我不再認為身穿雨衣頭戴羽飾的家庭教師是非有不可的了。）斯萬夫人禁不住議論了幾句布拉當夫人，說她確實為人善良，但是她的來訪令人畏懼，於是我明白她們之間的關系並不如我想象的那樣對我有利，它絲毫不能改善我在斯萬家中的地位——
１謝羅姆（1824—1904）法國畫家。
２原文英語，斯萬夫人說話愛夾幾個英文字。
如果說我已經帶著尊敬和歡樂的戰栗探索這個出人意外地向我敞開大門（昔日是關閉的）的仙境的話，那麼我的身份僅僅是希爾貝特的朋友。接納我的王國本身又處於更為神秘的王國之中：斯萬夫婦在那裡過著超自然的生活。他們在候見廳裡與我對面相遇時，與我握握手，然後又走向那個神秘的王國。但是，不久以後我也進入聖殿內部了。例如當希爾貝特不在家而斯萬先生或夫人碰巧在家時，他們問誰在按門鈴，聽見是我便讓僕人請我進去談一談，希望我在這方面或那方面，這件事或那件事上對他們的女兒施加影響。我回憶起以前寫給斯萬的那封信，它如此全面、如此具有說服力，而他竟認為不值一復。我不禁感慨起來：思想、推理、心，都沒有能力導致任何交談，沒有能力解決任何困難，而生活，在你根本不知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卻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困難。我得到希爾貝特的朋友這個新身份，有能力對她產生好影響，因此我享受優待，就好比我與國王的兒子同學，在學校中又一直名列榜首，由於這種偶然性我便可以常去王宮，並且在御座大廳謁見國王。斯萬和藹可親地讓我走進他的書房，仿佛他並不急於處理那許多光榮與體面的工作。他留了我一個小時。我過於激動，因此對他的話根本聽不懂，只好結結巴巴地回答，時而膽怯地保持沉默，時而鼓起一瞬即逝的勇氣，前言不搭後語地應付。他指給我看他認為會使我感興趣的藝術品和書籍，雖然我毫不懷疑它們比盧浮宮和國立圖書館的收藏品要精美得多，但是我卻看不見它們。如果他的膳食總管此刻讓我將表、領帶別針、高幫皮鞋都給他，並簽署文件承認他為繼承人的話，我也會欣然同意的，因為，用一針見血的民間俗語來說：我昏頭轉向（民間俗語與著名史詩一樣，沒有留下作者姓名，但與沃爾夫１的理論相反，它確實有過作者，那是些隨時可以見到的、富有創造性的謙遜的人，正是他們發明了諸如“往一張臉上貼名字”２之類的說法，而他們自己的姓名卻不洩露）。訪問在繼續，我驚奇的是在這神奇的房子裡度過的時光竟然使我一無所獲，沒有得到任何圓滿結果。我之所以失望並不是因為他給我看的傑作有任何缺陷，也不是因為我無法用漫不經心的眼光去端詳它們，而是因為我坐在斯萬書房中所體驗的神奇感覺並非由於事物本身的內在美，而是由於附屬於這些事物——它們可能是世上最丑的——之上的特殊感情，憂愁和甜蜜的感情。多年以來我便將感情寄托於這間書房，至今它仍浸透書房的每個角落。與此相仿的是另一件事。一位穿短褲的跟班對我說夫人要見見我，於是我便穿過蜿蜒曲折的走廊小道（那裡充滿從遠處梳洗間不斷飄來的珍貴的香氣），去到斯萬夫人的臥室，三位美麗而莊嚴的女人，她的第一、第二、第三侍女正微笑著為她梳妝打扮。我在那裡停留片刻，自慚形穢，又對她感恩戴德，而這些感受與那一大堆鏡子、銀刷以及出自她的友人一著名藝術家之手的帕多瓦的聖安托萬３雕像或畫像毫無關系——
１沃爾夫（1759—1824）德國哲學家，認為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各時期的史詩匯合而成。
２即記起某人的名字。
３聖安托萬（1195—1231），葡萄牙傳教士。
斯萬夫人回到她的客人那裡去，但我們仍聽見她談笑風生，因為即使她面前只有兩個人，她也像面對眾多“同伴”那樣提高嗓門談話，就像往日在小集團中“女主人”“引導談話”時那樣。人們喜歡——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使用新近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表達法，斯萬夫人也不例外，她時而使用丈夫不得不介紹她認識的高雅人士的語言（她模仿他們的矯揉造作，即在修飾人物的形容詞前取消冠詞或指示代詞），時而又使用很俗的語言（例如她一位女友的口頭禪“小事一樁”），而且盡量用於她喜歡講述的故事中（這是她在“小集團”中養成的習慣），然後又說：“我很喜歡這個故事”，“啊！你得承認這故事很美吧！”而這種語言是她通過丈夫從她所不認識的蓋爾芒特那裡學到的。
斯萬夫人離開了飯廳，她那位剛到家的丈夫又來到我們面前。“希爾貝特，你母親是一個人在那裡吧？”“不，她還有客人，爸爸。”“怎麼，還有客人，已經七點鍾了！真可怕，可憐她一定累得半死。真可惡（odieux這個字我在家裡也常常聽見，但O長發音而斯萬夫婦則發成短音）。”接著他轉身對我說：“您看看，從下午兩點鍾起一直到現在！加米爾說在四五點鍾之間，來了足足十二位客人，不，不是十二位，他說的大概是十四位，不，是十二位，我也糊塗了。我剛進來的時候，看見門口停著那麼多車，我忘了是她的接待日，還以為家裡在舉行什麼婚禮呢。我在書房裡呆了一會兒，門鈴響個不停，鬧得我真頭疼。她那裡客人還多嗎？”“不，只兩位，”
“是誰？”“戈達爾夫人和邦當夫人。”“啊，公共工程部辦公室主任的妻子。”“我知道他丈夫是某個部的職員，但不知道他到底干什麼。”希爾貝特用孩子的口吻說。
“怎麼，小傻瓜，你這話像兩歲孩子說的。你說什麼？部裡的職員？他可是辦公室主任，是那個單位的頭頭。我的天，我怎麼糊塗了，跟你一樣心不在焉，他不是辦公室主任，他是秘書長。”
“我可不知道。那麼說秘書長是很重要的人物了？”希爾貝特回答。她從不放棄任何機會對父母所炫耀的一切表示冷漠（她也許認為，假裝不把如此顯貴的朋友放在眼裡會使這種關系更引人注目）。
“怎麼，是不是很重要！”斯萬驚呼說。他使用的不是使我疑惑茫然的語氣，而是明確清楚的語言：“部長之下就是他！他甚至比部長還重要，因為凡事都要由他經辦。而且據說他很有才干，是出類拔萃的第一流人才。他得過榮譽勳位四級勳章。他很有趣味，而且一表人才。”
他的妻子不顧眾人反對嫁給了他，因為他是“充滿魅力”的人。他蓄著柔軟光滑的淡黃色胡須，五官端正，說話時帶鼻音，呼吸濁重，戴一只假眼，這一切足以構成罕見而微妙的整體。
“我告訴您，”斯萬先生對我說，“這些人進入當今的政府的確是件有趣的事，他們是邦當—謝尼家族中相當典型的、教權主義的、思想狹隘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你那可憐的祖父對老頭謝尼很熟悉，至少聽說過，見過面。這老頭當時很有錢，可是給車夫的小費只是一個蘇。還有那位布雷奧一謝尼男爵。總聯合公司１的股票暴跌使他們傾家蕩產，您那時還太小，不知道這些事。後來，當然啦，他們竭盡全力重振家業。”——
１此處指1876年成立的企業，1882年破產倒閉。
“他有一位外甥女，她總來我們學校上課，比我低一班，有名的‘阿爾貝蒂娜’。她將來一定很fast（放蕩），現在模樣有點古怪。”
“我女兒什麼人都認識，真奇怪。”
“我知道她，並不相識。我只是看見她走過時，這兒有人喊阿爾貝蒂娜，那兒也有人喊阿爾貝蒂娜。不過，我認識邦當夫人，對她也沒有好感。”
“你這就完全錯了。邦當夫人很討人喜歡，她漂亮、聰明、而且頗有風趣。我這就去向她問好，打聽他丈夫對戰爭會不會爆發，狄奧多西國王可靠不可靠的看法。他深知諸神的隱秘，對這些事肯定了解的，對吧？”
斯萬以前可不是以這種口吻說話的。但是難道你沒見過頭腦簡單的公主（她與隨身男僕私奔，十年以後又想回到上流社會，但感到沒人願意與她來往）自發地像討厭的老太婆一樣說話嗎？聽見別人談論一位聞名一時的公爵夫人時，她便急忙說：“她昨天還來看過我哩”，或者“我現在是深居簡出了”。因此我們要了解風俗，根本不需要觀察，根據心理規律來推斷便足夠了。
斯萬夫婦也屬於這種很少有客人來訪的反常人物。稍稍有點身分的某人的來訪、邀請、甚至簡單一句話，對他們來說，都是應該廣為宣傳的大事。奧黛特舉行了一次比較成功的晚宴，不巧的是維爾迪蘭夫婦正在倫敦，但這個消息居然通過他們一位共同的朋友而以電報的形式傳到海峽彼岸的維爾迪蘭夫婦那裡。就連奧黛特收到的恭維信或電報，斯萬夫婦也一定讓眾人分享快樂。他們告訴朋友們，並讓大家傳閱。
因此，斯萬的沙龍很像是張貼著電訊新聞的海邊旅館。
此外，有些人不僅像我一樣認識社交生活以外的舊斯萬，還認識社交生活中，特別是蓋爾芒特圈子中（在那裡，除了殿下和公爵夫人以外，其他人必須具有頭等情趣和魅力，即使是傑出的人物，如果被認為庸俗或令人討厭，也被排斥出來）的舊斯萬，他們要是看到斯萬在談到朋友時不再像以前那樣含蓄，擇友時也不再如此苛求，准會大吃一驚。像邦當夫人如此平庸、如此乖戾的人竟然不使他討厭？他竟然說她可愛？對蓋爾芒特小圈子的回憶似乎應該阻止他這樣做，可實際上卻促使他這樣做。和四分之三的社交圈子不同，蓋爾芒特小圈子是具有鑒賞能力的，甚至高雅的鑒賞力，但也有附庸風雅之習氣，而它往往使鑒賞力暫時無法發揮。如果涉及的是某位並非為小集團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例如外交部長（有點自命不凡的共和派）或某位饒舌的法蘭西學院院士，那麼，他會受到鑒賞力的一致否定。斯萬很同情德-蓋爾芒特夫人，為她不得不與這類人在某大使館同桌吃飯。任何一位高雅之士也比他們強一千倍，所謂高雅之士是指蓋爾芒特圈裡的人，他一無所長，只是具有蓋爾芒特精神，屬於同一宗派。然而，如果某位大公夫人或王族血統公主來德-蓋爾芒特夫人家吃飯的話，她會成為這宗派的一員，盡管她並無這個權利，盡管她根本不具備普爾芒特精神。上流社會的人異常天真。既然這位貴族女士並非因可愛而被接待，而她又已經被接待了，於是人們便極力說她可愛。當殿下離去以後，斯萬為蓋爾芒特夫人解圍說：“她畢竟不壞，甚至還不缺乏幽默感。當然，我想她並不掌握《純粹理性的批判》，但她並不叫人討大厭。”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公爵夫人回答說，“她剛才稍有膽怯，將來會討人喜歡的。”“比起那位給您列舉二十本書的XJ夫人（饒舌的學院院士的夫人，頗有才華的女士）來，她叫人高興得多。”“根本沒法比”。談論這些事，誠誠懇懇地談論這些事，這種能力是斯萬從公爵夫人那裡學到的，並且保持至今，又用於他本人所接待的客人身上。他盡力去識辨他們身上的品質，而當我們懷著善意的偏見而不是帶著挑剔的厭惡情緒去觀察人時，人人都具有這些品質。斯萬強調邦當夫人的優點正如往日強調帕爾瑪公主的優點一樣。如果某些貴人進入蓋爾芒特小集團不是出於優待，如果人們認真考慮的果真只是情趣和魅力，那帕爾瑪公主早被開除了。斯萬從前也表現出這種興趣（只是現在他持久地加以發揮而已），那就是以自己的社交地位去換取在某種情況下對自己更為合適的另一種地位。有種人在觀察事物時，沒有能力對乍一看來似乎不可分的事物進行分解，因此相信地位與人是連成一體的。其實同一個人，在生活的不同時期，會處於不同等級的社會階層之中，而這等級並不一定越來越高。每當我們在生活的另一時期與某一階層來往（或重新來往）並感到備受疼愛時，自然而然地我們便攀附於這個階層，並在那些人中扎了根。
至於邦當夫人，既然斯萬一再提到她，我想他不會反對我將邦當夫人對斯萬夫人的拜訪告訴我父母。斯萬夫人一步一步地結識了誰，父母對此頗感興趣，但毫無贊賞之意。母親聽見特龍貝夫人的名字時說：
“啊！這可是位新成員，她會領些別人去的。”
接著，媽媽似乎將斯萬夫人廣為交友的那種簡便、迅速和猛烈的方式比作殖民戰爭說道：
“現在特龍貝歸順了。鄰近的部落不久也會投降。”
有一次她在街上遇見了斯萬夫人，回家便對我們說：
“斯萬夫人處於戰爭狀態。她大概在對馬塞諸賽人、僧伽羅人、特龍貝人發動勝利的攻勢吧。”
我告訴她在那個拼湊的、人為的環境中我都看見了哪些新來者（她們本屬不同的社會圈子，被煞費苦心地吸引到這裡來），母親立刻猜出她們的來處，仿佛這是高價購買的戰利品：
“這是去某某家征戰的繳獲品。”
斯萬夫人居然有興趣吸收戈達爾夫人這位不甚高雅的小市民，父親不禁愕然。他說：“當然，教授是有地位的人，但我仍然不明白她是怎麼想的。”可是，母親卻很明白。她知道，當一個女人走進與原先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圈子時，會感到愉快，如果她不能讓舊友們知道如今的新交是多麼體面的人物，這種樂趣會大為減色。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一位見證人鑽進美好的新圈子，仿佛一只嗡嗡叫的、見異思遷的昆蟲鑽進花叢，然後，見證人在每次拜訪以後便散布（至少人們希望如此）消息，暗暗播下羨慕和贊賞的種子。戈達爾夫人正適合於這種角色，她是特殊類型的客人，媽媽（她繼承外祖父的某種氣質）稱之為“異鄉人，去告訴斯巴達”１型的客人。此外——除了另一個多年以後才為人所知的理由以外——斯萬夫人在“接待日”邀請這位和藹的、穩重的、謙虛的女友，至少不必擔心她是叛徒或競爭對手。斯萬夫人知道，這位戴著羽飾、拿著名片夾的積極的工蜂，一個下午便能拜訪為數眾多的市民花萼。斯萬夫人了解她的擴散能力，並且，根據對或然率的計算，她有把握讓維爾迪蘭家的某位常客第三天就得知巴黎地方長官常去斯萬夫人家留下名片，或者讓維爾迪蘭先生本人知道賽馬會主席勒奧-德-普雷薩尼先生常帶領她和斯萬參加狄奧多西國王的盛會。她認為維爾迪蘭夫婦只會獲悉這兩件對她很光彩的事，僅僅這兩件事，因為我們所臆想和追求的光榮往往具有很少幾種特殊表現形式，這應歸咎於我們的精神缺陷——它沒有能力同時想象我們所期望（大致期望）於光榮的一切同步的表現形式——
１斯巴達國王萊翁裡達斯及三百士兵為阻擋波斯人進攻而全部戰死（公元前80年）。在昔日戰場的巖石上刻著這句話：”異鄉人，去告訴斯巴達，我們為它而死！”
斯萬夫人只是在所謂“官界”中獲得成功。高雅女士不與她來往，但這並不是因為她那裡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時，凡屬於保守社會的一切均成為社交風尚，因此，一個有名望的沙龍是決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對這種沙龍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接待“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可怕的“激進分子”了，而這種不可能性將像油燈和公共馬車一樣永世長存。然而，社會好似一個萬花筒，它有時轉動，將曾被認為一成不變的因素連續進行新的排列，從而構成新的圖景。在我初領聖體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猶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場合從而使正統派的女士們吃驚。萬花筒中的新布局產生於哲學家稱作的標准所發生的變化。後來，在我開始拜訪斯萬夫人家以後不久，德雷福斯事件產生了一個新標准，於是萬花筒再一次將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塊翻倒過來。凡屬猶太人的一切都落到萬花筒的底部，連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無名的民族主義者。當時，在巴黎最負盛名的沙龍是一位極端天主教徒——奧地利親王的沙龍。如果發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對德戰爭，那麼，萬花筒會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猶太人會表現愛國熱忱而使眾人吃驚，他們會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樣一來，就再沒有人願意去拜訪奧地利親王，甚至沒有人承認去拜訪過。雖然如此，每當社會暫時處於靜止狀態時，生活於其中的人總是認為不可能再發生任何變化，正如他們看到電話問世，便認為不可能再出現飛機，與此同時，新聞界的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進行抨擊，他們不但批評前一時期中人們的樂趣，斥之為腐朽已極，甚至還抨擊藝術家和哲學家的作品，斥之為毫無價值，仿佛它們與附庸風雅、輕浮淺薄的各種表現形式密不可分。唯一不變的似乎是每次人們都說“法國發生了一點變化”。我初去斯萬夫人家時，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發，某些猶太顯貴還很有權勢，而其中最大的是魯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萬的姨母。她本人並沒有外甥那樣高雅的社會交往，外甥也並不喜歡她，從未認真與她聯絡感情，雖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繼承人。然而，在斯萬的親戚當中，只有這位姨母意識到斯萬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這方面與我們一樣（長期地）一無所知。在家族中，當一個成員躋身於上流社會時——他以為這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但在十年以後，他會看到在和他同時成長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這個現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畫出一圈黑暗區域terraincognita１，居住其中的人對它了如指掌，而未得其門而入者雖然從它旁邊走過，卻不覺察它的存在，還以為是一片黑暗，一片虛無。既然沒有任何通迅社將斯萬的社會交往通知他的親戚，因此，他們在飯桌上（當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談到斯萬時，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講述他們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爾表親”，而且把他看作心懷嫉妒的窮親戚，借用巴爾扎克小說的標題，風趣地稱他為“傻表親”２。魯弗斯-以色列夫人與眾人不同，她很明白與斯萬慷慨交往的是些什麼人，而且十分眼紅。她丈夫的家族與羅特希爾德家族一樣有錢，而且好幾代以來便為奧爾良王公們經營事務。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纏萬貫，當然很有影響，並且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勸阻她認識的人接待奧黛特，只有一個人偷偷地違背了她，那就是德-馬桑特伯爵夫人。那天奧黛特去拜訪德-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幾乎同時到來。德-馬桑特夫人如坐針氈。這種人什麼都做得出來，所以她竟然背信棄義地不和奧黛特說一句話，奧黛特自然不再將入侵向前推進了，何況這個階層決非她希望被接納的階層。聖日耳曼區對奧黛特絲毫不感興趣，仍舊將她看作與有產者完全不同的、毫無修養的輕佻女人（有產者精通家譜中的每個細節，而且，既然現實生活並未向他們提供貴族親友，他們便如饑似渴地閱讀回憶錄）。另一方面，斯萬似乎繼續是情人，在他看來，這位往日情婦的一切特點似乎仍然可愛或者無傷大雅，因為我常常聽見他妻子說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而他卻無意糾正（也許是因為對她尚有柔情，也許是對此掉以輕心，或者懶於幫她提高修養）。這也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單純。在貢布雷，我們曾長期被他的單純所蒙蔽，而且就在現在，雖然他繼續結交體面人物（至少為他自己著想），卻不願他們在他妻子的沙龍的談話中占有重要地位，何況對他來說，他們的重要性確實大為減少，因為他生活的重心已經轉移。總之，奧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無知。當人們先提到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後提到她表親德-蓋爾芒特公主時，她竟然說：“噫，這些人是王公，那麼說他們晉升了。”如果有誰在談到夏爾特爾公爵時用“親王”一詞，她馬上糾正說：“是公爵，他是夏爾特爾公爵，不是親王。”關於巴黎伯爵的兒子德-奧爾良公爵，她說：“真古怪，兒子的爵位比父親高。”作為英國迷，她又接著說：“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塗。”有人問她蓋爾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說：“埃納省。”——
１拉丁文：未知地域。
２小說《貝姨》法文為CousineBette，Bete與Bette同音。
斯萬在奧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見她教養中的缺陷，也看不見她智力上的平庸。不僅如此，每當奧黛特講述什麼愚蠢的故事時，斯萬總是殷勤地、快活地、甚至贊賞地（其中可能摻雜著殘存的欲念）聆聽，而如果斯萬本人說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話時，奧黛特往往興趣索然、心不在焉、極不耐煩，有時甚至厲聲反駁。人們因而得出結論說，精華受制於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反過來，也有許多傑出女性竟被對她們的睿智橫加指責的蠢人所盅惑，並且被極度慷慨的愛情所左右而對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贊歎不已。說到當時妨礙奧黛特進入日耳曼區的理由，應該指出社交界的萬花筒的最近一次轉動是由一系列丑聞引起的。人們原來放心大膽地與某些女人交往，而她們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國間諜。在一段時間內，人們首先（至少認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穩定……奧黛特代表的正是人們剛剛與之決裂又立刻拾起的東西（因為人們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他們在新制度下尋找舊制度的繼續），當然它必須換一種形式，以掩人耳目，制造與危機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但奧黛特與那個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其實，上流社會的人是高度近視眼。他們與原來認識的猶太女士斷絕來往，正考慮如何填補空白，卻看見一位仿佛被一夜風暴刮來的新女人，她也是猶太人，但由於新穎，便不像在她以前的女人那樣使人們聯想起他們認為應該憎惡的東西。她不要求人們崇敬他們的上帝。人們便接納了她。誠然，在我初訪奧黛特家時，反猶太主義問題尚未提出，但是奧黛特與當時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東西十分相似。
至於斯萬，他仍然常去拜訪舊日的、也就是屬於最上層社會的朋友。當他談到剛剛拜訪過什麼人時，我注意到在舊日的朋友中，他是有所取捨的，而選擇的標准仍然是作為收藏家的半藝術半歷史的鑒賞力。某位家道中落的貴婦引起他的興趣，因她曾是李斯特的情婦，或者因為巴爾扎克曾將一本小說獻給她的外祖母（正如他買一幅畫是因為夏多布裡昂描寫過它）。這使我懷疑我們在貢布雷時莫非是從一個謬誤過渡到另一個謬誤，即最先認為斯萬是一位從不涉足社交的資產者，後來又認為他是巴黎頂頂時髦的人物。成為巴黎伯爵的朋友，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王公的朋友”被排外傾向的沙龍拒之門外的，不是大有人在嗎？王公們自知為王公，便不追求時髦，而且自認高居於非法王族血統者之上，大貴族和資產者統統在他們之下，並且（從高處看）幾乎處在同一水平上。
此外，斯萬在目前的社交圈子中（他重視過去所留下的、至今仍然可以見到的名字）所尋求的不僅僅是文人和藝術家的樂趣，將不同的成升交混起來，將不同的類型聚合起來，從而搭配成社會花束，這也是他的消遣（不那麼高雅）。這些有趣的（或者斯萬認為有趣的）社會實驗在他妻子的每位女友身上並不產生——至少不是經常地——相同的反應。“我打算同時邀請戈達爾夫婦和旺多姆公爵夫人。”他笑著對邦當夫人說，好像一位貪吃的美食家想換換調味汁的成分，用圭亞那胡椒來替代丁子香花蕾。然而，這個似乎會使戈達爾感到有趣的計劃卻使邦當夫人大為惱火。她最近被斯萬夫婦介紹認識旺多姆公爵夫人，認為這事既使人高興又理所當然，而對戈達爾夫婦講述它，加以吹噓，這構成她的愉快中饒有興味的一部分因素。邦當夫人希望，在她以後，她那圈子裡再沒有任何人被介紹給公爵夫人，正好比被授勳者一得到勳章便立刻希望將十字勳章的水龍頭關上。她暗暗詛咒斯萬的低級鑒賞力。他為了實現一種無聊的、古怪的審美觀，竟能在一瞬間將她對戈達爾夫婦談論旺多姆公爵夫人時所散布的迷霧吹得一干二淨。她怎敢對丈夫說教授夫婦也即將分享這個愉快（她曾吹噓說它是獨一無二的）呢？要是戈達爾夫婦明白這種邀請不是出自主人的誠心，而是為了解悶，那就好了！其實，邦當夫婦的被邀請難道不也如此嗎？不過，斯萬從貴族那裡學到了永恆的堂璜作風，他有本領使兩位不足道的女人同時認為自己是真正的被愛者，因此，當他對邦當夫人提起旺多姆公爵夫人時，那口氣仿佛邦當夫人和公爵夫人同桌進餐自然是不在話下的事。“是的，我們打算邀請公主和戈達爾戈婦，”斯萬夫人在幾星期後說道，“我丈夫認為這種集合可能產生有趣的東西。”如果說斯萬夫人保留了“小核心”中維爾迪蘭夫人所喜愛的某些習慣——例如高聲說話好讓所有的信徒聽見——的話，那麼她也使用蓋爾芒特圈子所喜愛的某些語言（例如“集合”一詞），她與蓋爾芒特圈子並不接近，但卻在遠處、在不知不覺中受它吸引，正如大海被月亮吸引一樣。“是的，戈達爾夫婦和旺多姆公爵夫人，您不覺得這很有趣嗎？”斯萬問道。“我看這會很糟，您會招來麻煩的，可別玩火。”邦當夫人氣沖沖地回答。他和她丈夫，還有阿格裡讓特親王都受到邀請，而對這次宴會，邦當夫人和戈達爾各有各的說法，依問話人而定。有些人分別問邦當夫人和戈達爾，那天吃飯的除了旺多姆公主外，還有哪些客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漫不經心的兩句話：“只是阿格裡讓特親王，這完全是熟朋友之間的便餐。”但另一些人可能更知情（有一次有人甚至問戈達爾：“邦當夫婦不是也在場嗎？”“哦，我忘了。”戈達爾紅著臉回答說，並從此將這個問話的笨蛋列入多嘴饒舌者之流）。對於這些人，邦當夫婦和戈達爾夫婦不謀而合地采取了大致相同的說法，只是將名字對換一下而已。戈達爾說：“唉，只有主人，旺多姆公爵夫婦（自負地微微一笑），戈達爾教授夫婦，此外，對了，莫名其妙，還有邦當夫婦，他們可是有點煞風景。”邦當夫人講的也完全一樣，不同的是，邦當夫婦的名字位於旺多姆公爵夫人和阿格裡讓特親王之間，並且受到得意洋洋的誇張，而她最後責怪所謂不請自來並且大煞風景的禿子，就是戈達爾夫婦。
斯萬往往在晚飯前不久才從訪問中歸來。晚上六點鍾，這時刻在往日曾使他痛苦，而如今卻不然，他不再猜測奧黛特大概在做什麼，是接待客人還是外出，他對這些都不在意。他有時回憶起多年以前，他有一次曾試圖透過信封看奧黛特給福爾什維爾寫了什麼。但這個回憶並不愉快，他不願加深羞愧感，只是撇了一下嘴角，必要時甚至搖搖頭，意思是：“這對我有什麼關系呢？”從前他常常堅持一個假定，即奧黛特的生活是無邪的，只是他本人的嫉妒、猜測才使它蒙受恥辱罷了，但是現在，他認為這個假定（有益的假定，它減輕他在愛情病中的痛苦，因為它使他相信這痛苦是虛構的）是不正確的，而他的嫉妒心卻看對了。如果說奧黛特對他的愛超過他的想象的話，那麼，她對他的欺騙更超過他的想象。從前，當他痛苦萬分時，曾發誓說有朝一日他不再愛奧黛特，不再害怕使她惱怒，不再害怕讓她相信他熱戀她時，他將滿足宿願——本著單純的對真理的追求，並為了解釋歷史的疑點，與她一起澄清事實，弄清那天（即她寫信給福爾什維爾，說來探望她的是一位叔叔）他按門鈴敲窗子而她不開門時，她是否正和福爾什維爾睡覺。斯萬從前等待嫉妒心的消失，好著手澄清這個饒有興趣的問題。然而，如今他不再嫉妒了，這個問題在他眼中也失去了一切趣味。當然並不是立刻。他對奧黛特已經不再嫉妒，但是，那天下午他敲拉彼魯茲街那座小房子的門而無人回答的情景卻繼續刺激他的嫉妒心。在這一點上，嫉妒心與某些疾病相似：疾病的病灶和傳染源不是某人，而是某個地點，某座房屋，嫉妒的對象似乎也不是奧黛特本人，而是斯萬敲擊奧黛特住所的每扇門窗的那已逝往日中的一天、一個時刻。可以說，只有那一天和那個時刻保留了斯萬往日曾有過的愛情品格中的最後殘片，而他也只能在那裡找到它們。長期以來，他不在乎奧黛特是否曾欺騙他，是否仍然在欺騙他。但是，在幾年裡他一直尋找奧黛特從前的僕人，因為他仍然有一種痛苦的好奇心，想知道在如此遙遠的那一天，在六點鍾時，奧黛特是否在和福爾什維爾睡覺。後來連這種好奇心也消失了，但他的調查卻未中止。他繼續設法弄清這件不再使他感興趣的事，因為他的舊我，雖然極度衰弱，仍然在機械地運轉，而過去的焦慮已煙消雲散。他甚至無法想象自己曾經感到如此強烈的焦慮，當時他以為永生也擺脫不了焦慮，以為只有他所愛的女人的死亡（本書下文中將有一個殘酷的反證，說明死亡絲毫不能減弱嫉妒的痛苦）才能打通他那完全堵塞的生活道路。
然而，有朝一日將奧黛特生活中使斯萬痛苦的事弄個水落石出，這並不是斯萬的唯一願望。他還保留了另一個願望，即當他不再愛奧黛特、不再害怕她時，他要為這些痛苦進行報復，而眼前恰恰出現了實現這第二個願望的機會。斯萬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他沒有任何理由嫉妒，卻仍然嫉妒，因為他無力更新戀愛方式，他將往自與奧黛特的戀愛方式應用在另一個女人身上。她不必有任何不忠行為，只要由於某個原因離開他，比方說，參加晚會，而且似乎玩得很開心，這就足以使斯萬妒火中燒，這就足以喚醒他身上那古老的焦慮——他的愛情的可悲而矛盾的贅疣。焦慮使斯萬與真實的她保持距離，他必須努力才夠得著她（了解這個年輕女人對他的真實感情，她每天的隱秘欲望和內心秘密）。焦慮在斯萬和他所愛的女人中間放上了舊日的冥頑不化的猜疑，猜疑的根源在奧黛特或者比奧黛特更早的某個女人身上，正是由於它，年老的情人只能通過“挑起嫉妒心的女人”這個古老的集體幻影來認識他今日的情婦，而且將新愛情也武斷地置於這個幻影之中。然而，斯萬經常譴責這種嫉妒心理，譴責它使自己相信某些實屬虛幻的不忠行為，但是他記起當初也曾采取同樣的觀點替奧黛特辯解，而且是做錯了。因此，當他和他所愛的年輕女人不在一起時，她的所作所為，在他眼中，便不再是清白無邪的。他曾起誓說，萬一哪一天他不再愛這位當時未想到會與他結婚的女人時，他將毫不留情地對她冷若冰霜（真正的冷若冰霜！），好為他長期受辱的自尊心進行報復，他現在可以毫無風險地（即使奧黛特把他的話當真，取消他從前夢寐以求的和她單獨談話，他也毫不在乎）進行報復了，但他卻無意報復。愛情既已消逝，表示不再愛的願望也隨之消失。當他為奧黛特痛苦時，他多麼盼望有一天讓她看看他愛上了別的女人，而現在他可以做到這一點，卻小心翼翼地不讓妻子知道自己另有新歡。
從前，每到喝茶的鍾點，我便悶悶不樂地看見希爾貝特離開我，提前回家，而現在，我也參加這些茶會。從前，當她和她母親出門散步或看日場演出時，我便獨自一人癡癡呆在香榭麗捨的草坪邊或木馬旁，因為她來不了，而現在呢，斯萬夫婦允許我和他們一起出門，他們的馬車裡有我的座位。有時他們甚至問我願意去哪裡，去看戲還是看希爾貝特一位同伴的舞蹈課，參加斯萬夫人女友家的社交聚會（斯萬夫人稱為“小會”）還是去參觀聖—德尼的國王墓。
每逢和斯萬一家出門的日子，我便去他們家吃午飯，斯萬夫人管它叫lunch（午飯）。他們邀請我十二點半去，那時我父母在十一點一刻吃午飯，所以等他們離開餐桌後，我才朝斯萬家的奢華街區走去。在這個街區裡，行人向來稀少，何況在這個鍾點誰都回了家。即使在嚴冬，如果天氣晴朗，我便在馬路上來回溜達，一直等到十二點二十七分。我一會兒扯扯從夏費商店買的那條精美領帶的領帶結，一會兒看看腳上那雙高幫漆皮皮鞋是否弄髒了，我遠遠看見斯萬家小花園裡的光禿禿的樹在陽光下象白霜一樣晶瑩閃光。當然，小花園裡只有兩株樹。在這個反常的鍾點，景物也煥然一新。與自然所給予的樂趣（習慣的改變，甚至饑餓使它更為強烈）相交織的是即將與斯萬夫人同桌進餐的激動，它並不削弱樂趣，而是控制它、奴役它，使之成為社交生活的陪襯。我似乎發現了往日在這個鍾點所感覺不到的晴空、寒冷、冬日的陽光，它們好像是奶油雞蛋的前奏曲，好象是斯萬夫人之家這座神秘殿堂表層上的時間光澤、淺紅的淡淡冷色，而在殿堂內部卻有那麼多溫暖、芳香和鮮花。
十二點半，我終於下決心走進這座房子。它像聖誕節的大靴子一樣將給我帶來神奇的快樂（斯萬夫人和希爾貝特都不知道聖誕節在法文裡怎麼說，所以總是用Christmas來代替，Christmas，布丁啊，收到什麼Christmas禮品啊，在Christmas期間要去外地什麼地方等等，我感到不是滋味，回到家中也說Christmas。認為說聖誕節有失體面，而父親認為這種語言滑稽可笑）。
我最初只遇見一位跟班，他領我穿過好幾間大客廳來到一間很小的客廳，那裡沒有人，從窗口射進來的下午的藍光使它沉浸在夢幻之中。只有蘭花、玫瑰花和紫羅蘭陪伴我——它們像人一樣呆在你身邊，但並不認識你。它們是有生命的，而這種特性使它們的沉默產生強烈的效果。它們畏懼寒冷，接受熾熱爐火的溫暖。那被珍貴地放在水晶擋板後面的爐火不時地將危險的紅寶石散落在白色大理石的火盆中。
我已坐了下來，但聽見開門聲便趕緊站了起來，進來的是第二位僕人，跟著又是第三位僕人，而他們這種使我無謂激動的頻繁往來僅僅是為了雞毛蒜皮的事：往火中添一點煤或往花瓶裡加一點水。他們走後，門又關上（斯萬夫人最後總會將它打開的），我又獨自一人。確實，魔術師的洞穴也不如這間小客廳那樣使我眼花繚亂，爐火在我眼前千變萬化，好似克林索１的實驗室。又響起一陣腳步聲，我沒有站起來，大概又是僕人吧，不是，是斯萬先生。“怎麼？您一個人在這裡真是沒辦法，我那可憐的妻子從來不知道鍾點。一點差十分了。她每天都遲到。您一會兒看見她不慌不忙地進來，她還以為自己提前到哩。”斯萬仍然患神經炎，而且變得可笑，這樣一個不遵守時間的妻子（從布洛尼林園回來必晚，在裁縫店逗留必久，吃飯必遲到）雖然使他為腸胃擔心，但卻滿足了他的自尊心——
１瓦格納歌劇《帕西法爾》中的魔術師。此處指第二幕開場的魔室。
他領我參觀新近的收藏品，並且向我解釋它們的價值，可是我過於興奮，又由於在這個鍾點我還破例地腹中空空，我心神不定，腦子裡一片空白。雖然我還能夠說話，但什麼也聽不進去了。何況，就斯萬所擁有的收藏品而言，只要它們存在於他家，只要它們屬於午餐前的美妙時刻，這對我就綽綽有余了。即使那裡有《蒙娜麗莎》，它也不會比斯萬夫人的便袍或嗅鹽瓶更使我愉快。
我繼續等侍，獨自一人，或者和斯萬一起，希爾貝特還常常來和我們作伴。斯萬夫人既然以如此威嚴的僕人為先導，她的出現一定不同凡響。我屏息靜聽每一個聲響。真正的教堂、風暴中的海濤、舞蹈家的跳躍往往比人們的想象要遜色。穿制服的僕人酷似戲劇中的配角，他們的連續出場為王後的最後顯現作准備，同時也削弱顯現的效果；在這些僕人之後是悄悄進來的斯萬夫人，她身穿水獺皮小大衣，凍得發紅的鼻子上蓋著面紗，與我的想象力在我等候期間所慷慨臆造的形象何等不相似！
如果她整個上午都沒有外出，那麼她走進客廳時身穿一件淺色雙縐晨衣，對我來說，它比一切衣袍都更雅致大方。
有時，斯萬夫婦決定整個下午呆在家裡。吃完午飯天色已不早，這一天（我原以為它會和別的日子完全不同）的陽光正斜照在小花園的牆上。僕人們端來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燈，它們各自在蝸形腳桌、獨腳圓桌、牆角櫃或小桌這些固定祭壇上燃燒，仿佛在進行莫名其妙的祭祀。盡管如此，談話平淡乏味，我敗興而返，像自童年起每次做完午夜彌撒以後那樣大失所望。
然而這僅僅是思想上的失望。我在那座房子裡是十分喜悅的，因為，如果希爾貝特尚未和我們在一起，那麼她即將進來，而且即將將她的話語、她那專注而微笑的目光（正如我第一次在貢布雷所見到的那樣）給予我。（而且達數小時之久！）當我看到她消失在通往寬大房間的內部樓梯上時，我至多稍稍感到嫉妒。我只能留在客廳裡（就象一位女演員的戀人，他只能呆在正廳前座，不安地臆想在後台、在演員休息室正發生什麼事），我向斯萬了解房屋的另一部分，我的問題被掩飾得很巧妙，但聲調中仍流露出不安。他告訴我希爾貝特去的是衣被間，並自告奮勇要帶我去看看，而且說以後希爾貝特去那裡，他一定要她帶我去。斯萬的最後這句話使我如釋重負，霎時間消除了那段使我們所愛的女人顯得如此遙遠的、可怕的內心距離。此刻，我對他的感情油然而生，似乎比我對希爾貝特的柔情更深。因為，他作為自己女兒的主人，將她給予我，而她本人卻有時拒絕我。我對她的直接影響比不上我通過斯萬而施於她的間接影響。此外，我愛的是她，每當我看見她時，我不禁感到心慌意亂，不禁渴望更多的東西，而這種情緒恰恰使我們在所愛的人面前失去了愛的感覺。
我們往往不呆在家中，而是出門走一走。在換衣出門以前，偶爾，斯萬夫人在鋼琴前坐下，她從粉紅色或白色的，總之色彩鮮艷的雙縐絲便袍的袖中，伸出那雙嬌美的手，張開手指撫彈琴鍵，仍然是那種存在於她的目光中卻不存在於她心中的憂郁。正是在這樣的一天，她偶然為我彈奏凡德伊奏鳴曲，即斯萬十分喜愛的那個小樂段。當我們頭一次聆聽稍微復雜的樂曲時，往往什麼也沒聽出來。然而，等我後來聽過兩三遍凡德伊奏鳴曲以後，我感到對它很熟悉。看來，第一次聽懂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如果第一遍沒有真正聽出什麼東西，那麼第二、第三遍僅僅是第一遍的重復，不可能在第十遍有新的感悟。這樣看來，第一遍所缺乏的也許是記憶，而決不是理解，因為我們的記憶，與我們聆聽時它所面臨的復雜感受相比較，是極為微小、極為短暫的，好比一個人在睡眠中想到種種事情但立即忘在腦後，又好比一位老年癡呆症患者將別人一分鍾前對他說的話忘得一干二淨。這些復雜豐富的感受，我們的記憶力不可能立即向我們提供回憶。回憶是在記憶力中逐步形成的。當我們聽過兩、三遍作品以後，我們就像中學生（他們入睡前還反復復習，覺得尚未掌握）一樣，第二天早上倒背如流。只是，我以前從未聽過這支奏鳴曲，因此，斯萬和他妻子所熟悉的那個樂段與我清晰的感知相距遙遠，仿佛是記不起來的名字。人們盡力回憶，但找到的是一片虛空，但是，一個小時以後，當人們不再去想時，最初尋而未得的那個音節卻自動跳了出來。真正的稀世之作是難以立即被人們記住的，何況，就每個作品內部來說（例如凡德伊奏鳴曲之於我），人們最先感知的是最次要的部分。我錯誤地認為，既然斯萬夫人已為我彈奏了那十分著名的樂段（在這一點上我和某些傻子一樣，他們既然看過威尼斯聖馬可教堂的圓頂的照片，便以為再沒有什麼新奇了），奏鳴曲不會給我任何新啟示（因此在長時間中我不注意聆聽它）。不僅如此，即使我從頭到尾再聽一遍，奏鳴曲的整體在我眼前仍然影影綽綽，就象是一座由於距離太遠或濃霧迷漫而若隱若現的建築物。因此，認識作品如同認識在時間中實現的事物一樣，這個過程是令人憂郁的。當凡德伊奏鳴曲中最隱蔽的東西向我顯露時，我最初所注意並喜愛的東西，在我的感覺所無法左右的習慣的支配下，開始逃走，離開我。既然我只能在相繼的時間中喜愛奏鳴曲所給予我的一切，它便像生活一樣，我永遠也無法全部掌握它。然而，偉大的傑作並不像生活那樣令人失望，它最初給予我們的並不是精華。在凡德伊奏鳴曲中，最先被人發現的美也是最快使人厭倦的美，而原因大概是這種美與人們已知的美最接近。然而當這種美遠去以後，我們愛上某個片段，對它新穎的結構迷惑不解，我們無法識辨它，無法觸及它一絲一毫。我們每日從它身邊走過而毫不覺察，它自我保存得十分妥帖。在它本身的美的魔力下，它變得不可見，始終不可知，一直到最後它才走向我們，而我們最後離開的也是它。我們對它的愛比對其他一切的愛都長久，因為我們花了更長的時間才愛上它。一個人理解比較深刻的作品所需要的時間（如同我理解這個奏鳴曲），與公眾愛上新的傳世之作所需的多少年甚至多少世紀相比，僅僅是縮影和象征。因此，天才為了躲避世人的忽視，對自己說，既然同時代人缺乏必要的時間距離，那麼為後代寫的作品就只能被後代讀懂（仿佛圖畫一樣，站得太近就無法欣賞）。但是實際上、預防錯誤判斷的一切怯懦行動都徒勞無益，因為錯誤判斷是無法避免的。一部天才作品很難立刻受到贊揚，因為它的創作者卓越非凡、與眾不同。但作品本身能夠孕育出作者的知音（難能可貴的），而且人數越來越多。貝多芬的四重奏（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用了五十年之久才使它的聽眾誕生和壯大，它像任何傑作一樣，使藝術家的價值——至少使知識界——實現躍進，因為，在作品誕生之初，有能力贊賞它的人鳳毛麟角，而如今在知識界中卻大有人在。所謂後代，其實就是作品的後代。作品本身（為了簡明起見，此處不包括這種天才：它們在同一時期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其他天才培養未來的更佳公眾）必須創造自己的後代。如果作品被封存起來，只是在後代面前才顯現的話，那麼，對作品來說，這個後代將不是後代，而是同代人，僅僅晚生活五十年罷了。因此，如果藝術家希望作品自辟道路的話，他必須——這正是凡德伊所做的——在有足夠深度的地方拋出它，朝著遙遠的真正未來拋過去。這個未來的時間是一部傑作的真正遠景，蹩腳的鑒賞家的錯誤在於忽視這未來的時間，而高明的鑒賞家有時帶著一種危險的苛求來考慮它。當然，如果從使遠處事物顯得朦朧不清的視覺出發，人們可能認為迄今為止的一切繪畫或音樂革命畢竟都遵循某些規則，而我們眼前的一切，如印象主義、對不諧調效果的追求、中國階次的絕對化、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都粗暴地有別於前者，這是因為我們在看待以前的事物時，沒有想到它們經過長期的同化已經在我們眼中成為雖然各不相同，但根本上一致的材料（其中雨果與莫裡哀十分相近）。試想一下，如果不考慮未來的時間及它所帶來的變化，那麼，我們在少年時代所親耳聽到的對我們成年時期的占卜會顯得多麼荒誕。占卜並不都准確，而既然在一部藝術作品的美的總數中必須加進時間因素，那麼，判斷就必然帶上某種風險，因此也像預言一樣失去真正的意義，因為，預言的不能實現並不意味著預卜家智力平庸，同樣，使可能性成為現實，或者將它排除在現實之外，這並非天才的必然天職。一個人可以有天才，但卻不相信鐵路或飛機的發展，或者到他們的不忠）。
雖然我沒有聽懂奏鳴曲，我卻對斯萬夫人的演奏心醉神迷。她的彈奏，正如她的晨衣、她的樓梯上的芳香、她的大衣、她的菊花一樣，屬於一個特殊的、神秘的整體，它比起可以對天才進行理性分析的世界來，要高出千倍。斯萬對我說：“這個凡德伊奏鳴曲很美吧？當樹影暗下來，小提琴的琶音使涼氣瀉落在大地的時刻，這支曲子很悅耳。月光的靜止作用表達得淋漓盡致，這是主要部分。我妻子正采用光線療法，月光能使樹葉靜止不動，那麼光線能作用於肌肉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了。這一點是樂段中最精采的，即得了癱瘓症的布洛尼林園。要是在海邊就更妙，海浪在喃喃回答，我們對浪聲聽得更真切，因為其他一切都凝定不動。在巴黎卻不然，我們充其量注意到那些建築物上奇特的光線、那片仿佛被既無顏色又無危險的大火照亮的天空，那隱隱約約的鬧市生活。然而在凡德伊的這個樂段，以及整個奏鳴曲中，沒有這些，只有布洛尼林園，在回音中有一個清晰的聲音在說：“‘幾乎能讀報了。’”斯萬的這番話原可能將我對奏鳴曲的體會引入歧途，因為音樂不能絕對排斥別人對我們的誘導，然而，我從其他的話語中得知他正是在夜間茂密的樹葉下（許多傍晚，在巴黎附近的許多餐館中）聆聽這個小樂段的。因此樂句帶給他的不是他曾經常常要求的深邃含意，而是它四周那整齊的、纏繞的、著上顏色的葉叢（樂句使他渴望再見到葉叢，樂句仿佛是葉叢的內在靈魂），而是為他保留的整個春天，因為他從前焦躁而憂郁，沒有閒情逸致來享受春天（正如為病人保留他吃不下的美食一樣）。凡德伊的奏鳴曲使他重溫布洛尼林園中的某些夜晚曾對他產生的魅力，而奧黛特對這種魅力卻全然無知，雖然她當時和小樂段一起與他作伴。她僅僅在他身旁（不像凡德伊的主題那樣在他身上），因此，即使她的理解力增加千倍，她也根本看不見我們所有人的身上所無法表露的東西（至少在長時間中我認為這個規律無一例外）。“這畢竟很美吧？”斯萬說，“聲音竟可以反射，像水，像鏡子。還有，凡德伊的樂句讓我看見從前所未注意的東西。至於我當時的煩惱，當時的愛情，它沒有絲毫暗示，它采用的是另一種價值系統。”“夏爾，你這樣說對我似乎不太禮貌吧。”“不禮貌！你們女人可真了不起！我只是想告訴這位年輕人，音樂所顯示的——至少對我而言——決不是‘意志本身’和‘與無限共同感應’，而是，比方說，動物園的棕櫚溫室中身穿禮服的維爾迪蘭老爹。我雖然身在客廳，但這段小樂句卻一次又一次地領我到阿爾默農維爾與一同進餐。老天爺，至少這比和康布爾梅夫人同去要有趣得多。”斯萬夫人笑了起來說：“人家都說夏爾使這位夫人著了迷。”她的聲調使我想起在這以前不久，她談到弗美爾（她居然知道這位畫家，我十分驚訝）時曾說：“我可以告訴你，先生在追求我時對這位畫家很感興趣。對吧，親愛的夏爾？”此時，斯萬內心很得意，但是說：“別瞎議論康布爾梅夫人了。”“我不過在重復別人的話罷了。再說，她好像很聰明，雖然我不認識她。她很push－ing（有開拓性），這對聰明女人來說是難得的。所有的人都說她迷上了你，這樣說也沒有什麼壞處呀？”斯萬像聾子那樣一言不發，這是認可也是自鳴得意的表示。
“既然我彈奏的曲子使你想起動物園，”斯萬夫人假裝慍怒地逗笑說，“我們不妨將動物園作為待會兒出去散步的目的地，要是這小伙子喜歡的話。天氣多麼好，你可以重溫那些珍貴的感受了。說到動物園，你知道，這個年輕人原先以為我們很喜歡布拉當夫人呢，其實我盡量避著她。人們把她當作我們的朋友，這是很不體面的。你想想，從來不說人壞話的、好心腸的戈達爾先生居然也說她令人惡心。”“討厭的女人！她只有一個優點，就是像薩沃納羅拉，巴多洛梅奧修士１畫中的薩沃納羅拉２。”斯萬喜歡在繪畫中尋找與人的相似處，這種癖好是經得起反駁的，因為我們所稱作的個體的表情其實屬於普遍性的東西，並且在不同時期都可能出現（當人們戀愛並且希望相信個體的獨一無二的現實時，這一點他們是難以接受的）。本諾佐-戈佐裡３將梅第奇家族畫進朝拜耶穌誕生的博士的行列之中已屬年代謬誤，更有甚者，斯萬認為在這行列中還有一大群斯萬的（而並非戈佐裡的）同代人的肖像，也就是說，不僅有距耶穌誕生一千五百年以後的人，還有距畫家本人四個世紀以後的人。照斯萬的說法，巴黎的當代名人無一不在畫上的行列之中，就好比在薩杜所寫的一出戲中４中，所有的巴黎名流、名醫、政治家、律師，出於對作者和女主角的友誼，也出於時髦，每晚輪流登台跑龍套，並以此為樂。“可是她和動物園有什麼關系呢？”“關系可密切啦！”“怎麼，她的屁股也象猴子一樣是天藍色？”“夏爾，真不成體統！不，我剛才想到僧伽羅人對她說的話。你講給他聽吧，真是妙語驚人。”“一件蠢事。你知道布拉當夫人說話時，喜歡用一種她認為有禮的、其實是保護者的口吻。”
“我們在泰晤士河畔的芳鄰們管這叫patronizing（以保護者自居）。”奧黛特插嘴說。“她不久前去動物園，那裡有黑人，我妻子說是僧伽羅人，當然對人種學她比我在行。”“算了，夏爾，別嘲笑我。”“這哪是嘲笑呢。總而言之，布拉當夫人對一位黑人說：‘你好，黑種！’”“其實這沒什麼。”“那位黑人不喜歡這個詞，他生氣地對布拉當夫人說：‘我是黑種，你是騷種！’”“可真逗！我愛聽這段小插曲，挺‘妙’吧？布拉當那個老婆子當時就愣住了。‘我是黑種，你是騷種！’”——
１巴多洛梅奧修士（1472—1517），意大利畫家。
２薩沃納羅拉（1452—1498），意大利教士，是前者的老師，後被開除教籍並處死。
３本諾佐-戈佐裡（1420—1498），意大利畫家。
４薩杜（1831—1908），法國劇作家。
我表示很願意去看看那些僧伽羅人（其中一人曾稱呼布拉當夫人為騷種），其實我對他們毫無興趣。但是我想，洋槐道是去動物園的必經之路，我曾在那裡欣賞過斯萬夫人，我盼望那位黑白混血的朋友戈克蘭１（我從來沒有機會在他面前向斯萬夫人打招呼）看見我和斯萬夫人並排坐在馬車裡在洋槐道上駛過——
１戈克蘭（1841—1909），曾是法蘭西喜劇院的著名演員。
希爾貝特走出客廳去換衣服，斯萬先生和夫人趁她不在的片刻高興地向我揭示女兒身上難能可貴的品德。我所觀察到的一切似乎都證明他們言之有理。正如她母親所說的，我注意到她對朋友、僕人、窮人一概給予細致入微的、深思熟慮的關心，努力使他們高興，唯恐使他們不快，而這往往通過小事（她卻付出極大努力）表現出來。她曾經為香榭麗捨大街的那位女小販縫了件什麼東西，而且立刻冒著大雪給她送去。“你不知道她的心地有多好，但毫不外露。”她父親說。希爾貝特年齡雖小，看上去卻比父親更懂事。每當斯萬談到他妻子的顯赫朋友時，希爾貝特轉過頭去一言不發，但神情中並無責怪之意，因為她覺得對父親進行最輕微的批評也是不能容忍的。有一天，我們談起凡德伊小姐，她對我說：“我永遠也不想認識她，原因之一在於據說她對父親不好，讓他傷心。這一點，你我都無法理解，對吧？你爸爸要是死了，你會痛不欲生，我爸爸要是死了，我也會痛不欲生，這是很自然的。怎麼能夠忘記你從一開始就愛著的人呢？”
有一次她在斯萬面前特別撒嬌。斯萬走開以後我和她談起這一點。“是的，可憐的爸爸，這幾天是他父親去世的忌日。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吧！你是能理解的，在這些事情上，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所以，我盡量比平時少淘氣。”“可他並不覺得你淘氣，他覺得你很完美。”“可憐的爸爸，這是因為他太好了。”
希爾貝特的父母不僅對我誇獎她的品德——這同一個希爾貝特，甚至在我真正看見她以前，曾在教堂前，在法蘭西島的景色中顯現過；後來我在去梅塞格裡斯的陡坡小路上，看見她站在玫瑰荊棘籬笆前，她喚醒的不再是我的夢想，而是我的回憶。我問斯萬夫人，在希爾貝特的同伴中，她最喜歡的是誰。我盡力使語氣冷淡，仿佛一位朋友僅僅對主人家孩子的愛好感到好奇而已。斯萬夫人回答說：
“您對她的心思應該了解得比我多，您是她最喜愛的，英國人叫做crack（佼佼者）。”
當現實折過來嚴絲合縫地貼在我們長期的夢想上時，它蓋住了夢想，與它混為一體，如同兩個同樣的圖形重疊起來合而為一一樣。其實，我們願意讓自己的歡樂保持其全部意義，我們願意就在觸摸這些願望的同時——為了確信這的確是它們——讓它們依舊保持不可觸及的特征。但是，思想失去了活動空間，它甚至無力恢復最初狀態以便與新狀態作比較；我們所完成了的認識，我們對出乎意料的最初時刻的回憶，我們所聽見的話語，它們一齊堵住了我們的意識，使我們更多地使用記憶力而不是想象力。它們反作用於我們的過去——以致我們在看待過去時不能不受它們影響——它們甚至作用於我們尚未定形的未來。好幾年以來，我一直認為拜訪斯萬夫人是我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的朦朧的空想，然而在她家呆上一刻鍾以後，從前那段未相識的時期便變得朦朧而渺茫，仿佛是被實現了的可能性所摧毀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如何還能幻想飯廳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呢？我在精神上每走一步都遇見我剛才吃下的美式龍蝦所不斷發射的、永不消失的光線，它甚至照射我最遙遠的過去。斯萬在自己身上一定看到同樣的現象，可以說，他接待我的這套住宅是一個匯合點、重疊點，其中不僅有我的想象力所創造的理想住宅，還有斯萬的嫉妒愛情（它和我的夢想一樣富有想象力）經常向他描繪的住宅——他曾幻想與奧黛特所共有的、他和福爾什維爾去她那裡喝橘子汁那天晚上他感到高不可攀的住宅。我們用餐的這間飯廳的布局已經容納了那出人意外的天堂，那時他曾想象有一天當他對他們倆的膳食總管說“夫人准備好了嗎？”時，他一定激動萬分，而現在，他的語氣卻流露出輕微的不耐煩，並夾雜著自尊心的某種滿足。我和斯萬一樣也無法體驗我的幸福。連希爾貝特也頗有感觸：“當初誰會想到，你默默注視著玩捉人游戲的小姑娘會成為你隨時可來看望的好朋友呢？”她談到的這種變化，從外部來看我當然不得不承認，但我內心並不掌握它，因為它是兩種狀態組成，而我無法同時想到它們又讓它們各自保持特點。
然而，這個住宅既然是斯萬的意志所強烈渴望的，肯定對他仍然具有吸引力，如果從我的角度來判斷的話（因為它對我並未失去一切奧秘）。長久以來，在我的臆想中，斯萬家被籠罩在一種奇特魔力之中，如今我走了進去，但並未將魔力全部逐出。我使魔力退縮，使已被我這個陌生人，我這個賤民——斯萬小姐正優雅地遞過一把美妙的、敵視的、憤慨的椅子請我坐下——所控制。至今，在我記憶中，我還能感到當時在我周圍的魔力。莫非是因為在斯萬先生和夫人請我吃飯然後帶我和希爾貝特一同外出的那些日子裡，當我獨自一人等候在那裡時，銘刻在我腦中的念頭（即斯萬夫人、她丈夫和希爾貝特即將出現）通過我的目光刻印在地毯、安樂椅、蝸形腳桌、屏風和圖畫上了？莫非是自此以後，這些物品和斯萬家庭一同生活在我的記憶中，並且最終具有他們的某些特點？莫非是因為既然我知道他們生活在這些物品中間，我便將物品一律看作是他們的私人生活和習慣的象征（我曾長期被排除在他們的習慣之外，因此，即使我受到優待而分享這些習慣時，它們對我來說仍舊是陌生的）？總之，每當我想到這間曾被斯萬認為十分不協調（他的批評並不意味著對妻子的鑒賞力進行挑剔）的客廳時——因為它仍保留他倆初識時她的住宅的整體風格，即半溫室半畫室的風格，但其中許多如今被她認為“不倫不類”的，“過時”的中國貨卻已去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蒙著路易十六或古式綢罩的小家具（還包括斯萬從奧爾良碼頭的府邸帶來的藝術珍品）——它在我的記憶中卻毫不雜亂，而是和諧統一，發出特殊的魅力，而這種效果是年代久遠的最完好的家具，或者帶上某人烙印的最有生氣的家具永遠望塵莫及的。我們看見某些物品，相信它們有獨立的生命，因此我們便賦予它們靈魂，它們保留這個靈魂，並在我們身上發展它。我認為，斯萬一家在這套住宅中所度過的時間不同於其他人的時間，這套住宅之與斯萬一家每日生活中的時間猶如肉體之與靈魂，它應該體現靈魂的特殊性，而我這種種想法都分散於、混雜於家具的位置、地毯的厚薄、窗子的方向、僕人的服飾等等之中——不論在何處，這些想法都同樣令我惶惑及難以捉摸。飯後我們來到客廳的大窗前１，在陽光下喝咖啡，這時斯萬夫人問我咖啡裡要幾塊糖，並推給我一個帶絲套的小凳，它散發出希爾貝特的名字曾施加於我的——先是在玫瑰荊棘下，後是在月桂花叢旁——痛苦的魔力，以及她父母一度表示的敵意（小凳似乎理解並有同感），所以我覺得配不上它，又覺得將腳放在那毫無防衛的軟墊上未免是懦弱的行為。獨立的靈魂使小凳在暗中與下午兩點鍾的光線相連。這裡的光線與別處的光線是不同的。在我們這個海灣中，它使金色波浪在我們腳前嬉戲，在波浪之中露出發藍的長椅和朦朧的掛毯，猶如魔島一般。就連掛在壁爐上方的魯本斯的畫也與斯萬先生的系帶高幫皮鞋及斗篷大衣一樣，具有同一類型的並且同樣強烈的魔力。我曾經想穿他那樣的斗篷大衣，奧黛特卻叫丈夫去換一件更講究的大衣，好和我一同上街。她也去換衣服，雖然我再三說哪件“外出”服也遠遠比不上她吃飯時穿的，而且即將換下的那件十分漂亮的雙縐便袍或絲便袍，它的顏色不斷變化，深玫瑰色、櫻桃色、蒂波洛２粉紅色、白色、淡紫色、綠色、紅色、淨面或帶花紋的黃色。我說她應該穿著便袍出門，她笑了，也許嘲笑我無知，也許對我的恭維感到高興。她抱歉地說便袍穿起來最舒服，所以她有那麼許多便袍，接著她便離開我們去換上一套令人肅然起敬的、雍容華貴的服裝，有時還讓我為她挑選我喜歡的一件——
１法文baie，可作大窗或海灣解。
２蒂波洛（1696—1770），意大利畫家，以色彩明快見長。
到了動物園，我們下車，我走在斯萬夫人旁邊，洋洋得意！她漫步走著，悠然自得，大衣在空中飄動，我用贊賞的目光注視她，她賣弄風情地深深一笑，作為對我的回報。如果有希爾貝特的朋友——男孩或女孩——遠遠向我們打招呼，那麼，在他們眼中，我成了當初被我羨慕已極的希爾貝特的朋友——他認識她的家庭並參與她生活中的另一部分，即香榭麗捨大街以外的那一部分。
在布洛尼林園或動物園的小徑上，我們往往和斯萬的朋友、某位貴婦相遇，她遠遠地向我們打招呼，斯萬卻沒有看見，這時斯萬夫人便說：“夏爾，你沒看見蒙莫朗西夫人嗎？”於是斯萬帶著熟朋友的友好微笑，用他所特有的文雅風度，舉帽向她深深致意。有時，那位貴婦停下來，高興地向斯萬夫人打招呼，這個舉動不會導致任何後果，因為人們知道斯萬夫人在丈夫的影響下已經習慣於謹慎從事，不會對這一禮節大加吹噓的。斯萬夫人已學會上流社會的派頭，因此，不論那位貴婦如何雍容高貴，斯萬夫人絕不甘拜下風。她在丈夫遇見的女友旁站立片刻，從容自如地將希爾貝特和我介紹給她，殷勤之中既大方又鎮靜，以致很難說在斯萬的妻子和那位過路的貴族女人之間，究竟誰是貴婦。那天我們去看僧伽羅人，回家時迎面看見一位女士，她後面有兩位太太相隨，仿佛是跟班。這位女士年紀不小，但風韻猶存，身穿深色大衣，頭戴小帽，兩根帽帶系在頷下。“啊！這一位會使您感興趣。”斯萬對我說。老婦人離我們只三步遠，溫柔動人地對我們微笑。斯萬摘下帽子，斯萬夫人行屈膝禮，並且想親吻那位酷似溫特哈特１肖像人物的女士的手，女士扶起她，並親吻她。
“瞧您，請戴上帽子吧。”她用稍稍不快的濁重聲音對斯萬說，仿佛是位親密的朋友。“來，我把您介紹給公主殿下。”斯萬夫人對我說。斯萬夫人和殿下談論天氣和動物園新添的動物，這時斯萬把我拉到一旁說：“這是馬蒂爾德公主。您知道，她是福樓拜、聖伯夫、仲馬的朋友。您想想，她是拿破侖一世的侄女，拿破侖第三和俄國皇帝曾經向她求婚。挺有意思吧？您去和她說說話。不過我可不願意陪她站一個鍾頭。”接著他又對公主說：“那天我遇見泰納，他說公主和他鬧翻了。”“他的行為像頭豬，”她用粗嗓門說（在她口中，“豬”這個字與貞德同時代的主教的名字２同音），“自從他寫了那篇關於皇帝的文章，我給他留下一張名片，寫著‘特來告辭。’”我像翻開巴拉蒂娜公主即後來的奧爾良公爵夫人的通訊集一樣感到驚異。的確，馬蒂爾德公主充滿了純粹法國式的感情，她那直率而生硬的方式使人想起舊日的德意志，而這種直率大概來自她那位符騰堡的母親。然而，只要她像意大利人那樣嬌弱地一笑，她那稍嫌粗野的、幾乎是男性的直率便變得柔軟了，而這一切都裹在她那身第二帝國式的裝束裡。她之所以采用這身裝束大概僅僅為了保持她曾經喜愛的款式，但她也似乎有意避免歷史色彩的差錯，有意使期待她重現舊時代的人得到滿足。我低聲讓斯萬問她是否認識繆塞。“很少交往，先生，”她佯作惱怒地說，她稱斯萬為先生確實是在開玩笑，因為她和他很熟，“我曾請他吃飯。說好七點鍾，可七點半他還沒有來，於是我們就開飯了。八點鍾他才來，向我問好，坐下來，一言不發，吃完飯就走了，自始至終沒有說話。他醉得半死。我大失所望，從此再沒有請他。”斯萬和我站得離她們稍遠一點，斯萬對我說：“但願這場接見別拖得太長了，我的腳掌發疼。真不明白我妻子為什麼無話找話，等一會兒她會抱怨說累死了，我可忍受不了這種站立。”斯萬夫人正將從邦當夫人那裡聽來的消息告訴公主，說政府終於意識到自己的態度未免失禮，因此決定在沙皇尼古拉後天參觀榮軍院之際，邀請公主上觀禮台。然而，公主——每當她必須行動時——畢竟是拿破侖的侄女，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雖然和她交往的主要是藝術家和文學家，她說：“是的，夫人，我今早收到請帖並立即退還給部長，他此刻應該收到了。我對他說，我去榮軍院根本不需要被邀請。如果政府希望我去，那麼，我的位置不在站台上，而在存放皇帝棺槨的墓穴裡。我不需要請帖。我有鑰匙。我想去就去。政府只需告訴我希望不希望我去。不過，如果我去，一定去墓穴，否則就不去。”正在這時，一位年輕人向斯萬夫人和我打招呼，並向她問好，但沒有站住。這是布洛克，我不知道斯萬夫人也認識他，我向她打聽，於是她告訴我她是經邦當夫人介紹認識他的，他在部裡秘書處任職（我原先不知道）。她並不經常見到他——或者她認為“布洛克”這個名字不夠“帥”，所以不提——她說他叫莫勒爾先生。我告訴她弄錯了，他叫布洛克。公主扯了扯垂曳在身後的拖裙。斯萬夫人贊賞地看著它。“這是俄國沙皇送給我的皮貨，”公主說，“我剛去拜訪他，所以穿去讓他看看這也可以做大衣。”“聽說路易親王參加了俄國軍隊，他不在公主身邊，公主會感到憂愁的。”斯萬夫人說，對丈夫不耐煩的表情毫不覺察。“這對他有好處。我對他說過：雖然家族中有過一位軍人，你也可以照樣當軍人。”公主的回答唐突而直率地影射拿破侖一世。斯萬忍無可忍，說道：“夫人，現在由我扮演殿下吧。請您允許我們告辭。我妻子剛生過病，我不願意讓她站立太久。”斯萬夫人行屈膝禮。公主對我們大家露出一個神聖的微笑——它仿佛被她從往昔、從她青春時代的風韻和貢比涅宮堡的晚會中召喚而出，而且完美無缺地、甜蜜地蓋在那張片刻前還忿忿不快的面孔上——然後走開去，身後跟著那兩位女伴；她們剛才仿佛是譯員、保姆或病人看護，在我們談話時插進一些毫無意義的句子和徒勞無益的解釋。“這個星期裡，您挑一天去她府上寫個名字”，斯萬夫人對我說，“對這些英國人所稱作的皇族，還不能使用名片，不過，您留下名字的話，她會邀請您的。”——
１溫特哈特（1805—1873），德國畫家，擅長畫貴族人物肖像。
２即皮埃爾-戈雄。戈雄與Cochon（豬）僅一音之差。
冬末春初，我們在散步之前，有時去參觀正在舉辦的小展覽會。斯萬，作為傑出的收藏家，備受展覽會上畫商們的敬重。在那些寒氣未消的日子裡，展覽廳喚醒了我想去南方和威尼斯的古老願望，因為在大廳中，早到的春天和炎熱的陽光使玫瑰色的阿爾比伊山閃著淡紫色反光，使大運河發出晶瑩透明的深綠色。如果天氣不好，我們就去音樂廳或劇場，然後去一家“茶室”吃點心。每當斯萬夫人想告訴我什麼事而又不願意鄰座或服侍我們的侍者聽懂的時候，她便對我說英語，仿佛只有我們兩人懂英語，其實人人都會英語，只有我還沒有學會，我不得不提醒斯萬夫人，讓她別再議論喝茶的人或端茶的人，雖然我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我猜到它絕非贊揚，而這番議論一字不漏地傳進被議論者的耳朵。
有一次，在看日場演出的問題上，希爾貝特的態度使我吃驚。那天正是她曾提過的她祖父逝世的忌日。她和我原來准備和她的家庭教師一道去聽歌劇片段音樂會。她擺出無所謂的神態（不管我們要做什麼，她總是表情冷淡，她說只要我高興，只要她父母高興，她做什麼都無所謂），但是已經換好衣服准備去聽音樂會。午飯前，她母親將我們拉到一邊，對她說這個日子去聽音樂會會使父親不高興的。我覺得這話有理，希爾貝特無動於衰，但無法掩飾自己的憤怒，她臉色發白，一言不發。丈夫回來時，斯萬夫人將他叫到客廳另一頭低聲耳語。於是他叫希爾貝特和他單獨到隔壁房間去。我們聽見哇啦哇啦的聲音。我不敢相信一向順從、溫柔、文靜的希爾貝特竟然在這樣一個日子，為了這樣一件小事而和父親頂撞。最後斯萬走了出來，一面對她說：
“我剛才說的你知道了。你自己看著辦吧。”
飯桌上，希爾貝特始終板著臉。飯後我們去她房間，突然，她毫不猶豫（仿佛一分鍾也沒有猶豫過）地驚呼道：“都兩點鍾了！你知道，音樂會兩點半開始。”她催家庭教師趕緊動身。
“可是，”我對她說，“你父親會不高興吧？”
“絕對不會的。”
“不過，他恐怕認為這個日子不大合適吧。”
“別人怎麼想和我有什麼相干？在感情問題上管別人的閒事，真荒唐。我們是為自己感受，不是為公眾感受的。小姐很少有娛樂的機會，這次興高采烈地去聽音樂會，我不能僅僅為了使公眾高興而讓她掃興。”
她拿起帽子。
“可是，希爾貝特，”我抓住她的胳膊說，“這不是為了使公眾高興，是為了使你父親高興。”
“希望你別來教訓我。”她一面用力掙脫我，一面厲聲喊道。
斯萬夫婦除了帶我去動物園或音樂廳以外，對我另有更為寶貴的厚待，即不將我排除在他們與貝戈特的友情之外，而當初正是這種友情使他們在我眼中具有魔力。我甚至在結識希爾貝特以前就認為，她與這位神聖長者的親密關系會使她成為我最鍾愛的女友，如果她對我的蔑視不致使我的希望（希望她有朝一日帶我和貝戈特一同參觀他所喜愛的城市）破滅的話。
有一天，斯萬夫人請我參加一個盛大宴會。我不知道同桌的客人是誰。我到達時，在門廳裡遇到的一件事使我膽怯和惶惑。斯萬夫人總是采用本季節中被認為最時髦的，但很快就因過時而被摒棄的禮節（例如，多年以前她曾有過hanCsomcab（雙輪雙座馬車），或者曾在吃飯請帖上印著這是與某某大小名人的會見）。這些禮儀毫不神秘，不需傳授便能入門。奧黛特采用了當時從英國進口的小小發明，讓丈夫叫人印了一些名片，在夏爾-斯萬的名字前冠以Mr（先生）。我首次拜訪斯萬夫人以後，她曾來我家留下這樣一張“紙片”（用她的話說）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給我留過名片，因此我無比得意、無比激動、無比感激，興奮之余，我傾囊中所有訂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茶花花籃送給斯萬夫人。我懇求父親去她家留張名片，並且首先趕緊在名字前印上“Mr”，但他對這兩項請求置若罔聞，我大為失望，不過幾天以後我思索也許他這樣做是對的。“Mr”盡管只是擺設，但含義一目了然，而吃飯那一天我見到的另一個禮儀卻令人費解。我正要從候見室走進客廳時，膳食總管遞給我一個寫著我名字的細長信封。我在驚奇之中向他道謝，看看信封，不知該如何處置，就好比外國人面對中國宴席上分發的那些小工具一樣不知如何是好。信封口是封著的，立刻拆開未免顯得冒失，於是我帶著心領神會的表情將它塞進衣袋。幾天以前，斯萬夫人寫信邀我去她家和“幾位熟人”一同吃飯，那天客人竟達十六位之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其中還有貝戈特。斯萬夫人先後向好幾位客人為我“道名”（這是她的說法），突然，在我的名字以後，她不動聲色地說出（仿佛我們僅僅是萍水相逢的客人）那位溫柔的白發歌手的名字。“貝戈特”像射向我的槍彈，使我震驚，但是，為了表示沉著，我本能地向他鞠躬。在我面前答禮的是個相貌年輕的人，個子不高，身體粗壯、近視眼、長著一個蝸牛殼似的往上翹的紅鼻子、黑色的山羊胡。他站在我面前，仿佛是位魔術師：他穿著禮服在槍擊的硝煙中安然無恙，而從槍口飛出的竟是一只鴿子。我頹喪已極，因為剛才被炸為齏粉的不僅僅是那位瘦弱的老者（他已蕩然無存），還有那些巨著中的美，我曾使它棲息在我特別為它營造（如殿堂一樣）的衰弱而神聖的軀體之中，而我面前這位翹鼻子和黑胡須的矮男人，他那粗壯的身體（充滿了血管、骨骼、神經結）上哪會有美的棲息之處呢？我曾用貝戈特作品中的透明美來塑造貝戈特，緩慢地、細細地、像鍾乳石一樣一滴一滴地塑造他，可是頃刻之間，這個貝戈特毫無意義，因為我必須保留他那個翹鼻子和黑胡子，這就好比我們在做算題時不看清全部數據，不考慮總數應該是什麼而求題解一樣，毫無意義。鼻子和胡子是無法避免的因素，它們使我十分為難，使我不得不重新塑造貝戈特這個人物，它們似乎意味著、產生著、不斷分泌著某種入世和自滿的精神，而這是不協調的，因為它與他那些為我所熟悉的、充滿了平和而神聖的智慧的作品中氣質毫無共同之處。從作品出發，我永遠也到達不了那個翹鼻子。而從這個似乎毫不在意的、我行我素的、隨興所致的鼻子出發，我走上與貝戈特的作品完全相反的方向，我的精神狀態仿佛像一位匆匆忙忙的工程師——當人們向他打招呼時，他不等別人問好，便理所當然地回答：“謝謝，您呢？”如果別人說很高興與他認識，他便采用他認為行之有效的、聰明的、時髦的省略句：“彼此彼此”，以避免在毫無意義的寒暄上浪費寶貴時間。名字顯然是位隨興所致的畫家，它為人物地點所作的速寫異想天開，因此當我們面對的不是想象的世界，而是可見世界時（它並非真實世界，因為我們的感官和想象力一樣，不擅長於重現真實；看見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大不相同，我們對現實的略圖也和看見的大相徑庭），我們往往大吃一驚。就貝戈特而言，使我更窘迫的不是我對他的名字的先入之見，而是我對他的作品的了解。我不得不將蓄山羊胡子的男人系在這些作品上，仿佛系在氣球上，憂心忡忡地唯恐氣球無法升空。然而，我熱愛的那些書，看來確實是他的作品，因為當斯萬夫人按規矩對他說我欽佩他的某部作品時，他對這番為他而發的、而非為其他客人而發的贊詞處之泰然，似乎毫不認為這是誤會。他為這些賓客而身著禮服，禮服下是那個貪饞地等待進餐的身體，他的注意力集中於某些更為重要的現實，因此當我們提到他的作品時，他微微一笑，仿佛它們不過是他舊日生活的片斷，仿佛我們提到的不過是他當年在化裝舞會上扮作吉斯公爵這件區區小事。在這個微笑中，他的作品的價值在我眼前一落千丈（並且波及美、宇宙、生命的全部價值），而成為蓄山羊胡子的男人的拙劣消遣而已。我想他曾辛勤筆耕，其實，如果他生活在盛產珠母的小島，那麼，他不會筆耕，而會經營珍珠買賣。他的創作不再像以前一樣是命中注定的。於是我懷疑獨特性是否真能證明偉大作家是其特有王國中的神，抑或這一切純屬虛構，實際上作品之間的差異來自勞動，而非來自不同個性之間的根本性本質區別。
此時我們入席就坐。我的盤子旁邊放著一株用銀紙裹著莖部的石竹花。它不像剛才在候見廳拿到的那個信封（而且我早已忘在腦後）使我如此困惑。這個禮儀雖說對我很新穎，但似乎不難理解，因為我看見所有的客人從餐具旁拿起同樣的石竹花，插進禮服的扣眼中。我也如法炮制，神情自然，仿佛一位無神論者來到教堂，他不知彌撒是怎麼回事，但是眾人站起來他便跟著站起來，眾人下跪他也跟著下跪。另一個陌生的，但轉瞬即逝的禮儀令我很不愉快。在我的餐盤的另一邊，有一個更小的盤子，裡面裝著黑糊糊的東西（我當時不知這是魚子醬），我不知道應該拿它怎麼辦，但我決心不碰它。
貝戈特坐得離我不遠，他的話語我聽得十分清楚，我忽然理解德-諾布瓦先生為什麼對他有那個印象。他的確有一個古怪的器官。最能改變聲音的物質品質的，莫過於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了。思想影響二合元音的強度、唇音的力度，以及聲調。他的說話方式似乎和寫作方式完全不同，就連他說的內容與寫的內容也完全不同。他的聲音來自一個面具，但它卻不能使我們立刻認出面具後面那張我們在他的文筆中所親眼見到的面孔。很久以後，我才發現他談話中的某些片斷（他所習慣的講話方式只有在德-諾布瓦先生眼中才顯得矯揉造作、令人不快）與他作品的某些部分完全對應，而作品中的形式變得如此富有詩意、富有音樂性。他認為自己的話語具有一種與詞意無關的造型美。既然人的語言與心靈相通但又不像文體一樣表達心靈，貝戈特的話語似乎是顛三倒四的，他拖長某些字，而且，如果他追求的是單獨一個形象，他便將字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單調得令人厭倦的連讀音。因此，一種自命不凡的、誇張而單調的講話方式正是他談吐的美學品質的標志，正是他在作品中創造一系列和諧形象的能力在話語中的體現形式。我之所以煞費力氣才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當時說的話，正由於它來自貝戈特本人，所以看上去不像是貝戈特的話。這些豐富而精確的思想，是許多專欄作家引為自詡的“貝戈特風格”中所缺乏的。這種不相似可能根源於事實的另一個側面——在談話中只能隱約看見它，好比隔著墨鏡看畫，即當你讀一頁貝戈特的作品時，你感到那是任何平庸的模仿者在任何時候都寫不出來的，雖然他們在報紙書刊中用“貝戈特式”的形象和思想來大大美化自己的文字。文體上的這種區別在於“貝戈特風格”首先是挖掘，這位偉大作家運用天才，將隱藏在每件事物之中的寶貴而真實的因素挖掘出來，挖掘——而非“貝戈特風格”——才是這位溫柔歌手的創作目的。事實，既然他是貝戈特，那麼，不論他願意與否，他都在實踐這種風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作品中每一點新的美正是他從事物中所挖掘出來的每一點貝戈特。然而，如果說每一點美都與其他的美相關且易於識別的話，它仍然是具有特殊性，對它的挖掘也具有特殊性。美既然是新的，便有別於人們所謂的貝戈特風格，這種風格其實不過是貝戈特已經發現並撰寫的各個貝戈特的泛泛綜合罷了，它絕不可能幫助平庸者去預料在別處會發現什麼。對一切偉大作家來說都是這樣，他們的文字的美，如同尚未結識的女人的美一樣，是無法預料的。這種美的創造，它附在他們所想到的——想到的不是自己——但尚未表達的某件外界事物之上。當今的回憶錄作家，如果想模仿聖西門１而又不願太露痕跡，可以像維拉爾畫象中頭一段那樣寫：“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棕發男子……面貌生動、開朗、富有表情”，但是誰能擔保他找到第二段開頭的那句話“而且確實有點瘋狂”呢？真正的多樣性寓於豐富的、真實的、意想不到的因素之中，寓於那些已經綴滿春天花朵的籬笆上出人意外地探出身來的藍色的花枝之中，而對多樣性（可以推廣至其他所有的文體特點）的純粹的形式模仿不過是空虛和呆板——與多樣化最不相容的特點——罷了。只有那些對大師作品的多樣性毫不理解的人，才會對模仿者產生多樣性的幻覺或回憶——
１（前）聖西門（1675—1755），法國作家；維拉爾是他回憶錄中的一位權貴，法國元帥。
貝戈特的話語，如果不是與他那正在發揮作用的、正在運轉的思想緊密相連（這種緊密聯系不可能立即被耳朵捕捉），那麼它也許會令人傾倒。反言之，正因為貝戈特將思想精確地應用於他所喜愛的現實，因此他的語言才具有某種實在的、營養過於豐富的東西，從而使那些只期望他談論“形式的永恆洪流”和“美的神秘戰栗”的人大失所望。他作品中那些永遠珍貴而新穎的品質，在談話中轉化為一種十分微妙的觀察事物的方式。他忽略一切已知的側面，仿佛從細枝末節著眼，陷於謬誤之中，自相矛盾，因此他的思想看上去極其混亂，其實，我們所說的清晰思想只是其混亂程度與我們相同的思想罷了。此外，新穎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排除我們所習慣的、並且視作現實化身的陳詞濫調，因此，任何新穎的談話，如同一切具有獨創性的繪畫音樂一樣，最初出現時總是過於雕琢，令人厭煩。新穎的談話建立在我們所不習慣的修辭手段之上，說話者似乎只是采用隱喻這一手段，聽者不免感到厭倦，感到缺乏真實性（其實，從前古老的語言形式也曾是難以理解的形象，如果聽者尚未認識它們所描繪的世界的話。不過，長期以來，人們把這個世界當作真實的，因而信賴它）。因此，當貝戈特說戈達爾是一個尋找平衡的浮沉子時（這個比喻今天看來很簡單），當他說布裡肖“在發式上費的苦心超過斯萬夫人，因為他有雙重考慮：形象和聲譽，他的發式必須使他既像獅子又像哲學家”時，聽者很快就厭煩，他們希望能抓住所謂更具體的東西，其實就是更通常的東西。我眼前這個面具所發出的難以辨認的話語，的確應該屬於我所敬佩的作家，當然它不可能像拼圖游戲中的七巧板一樣塞到書中，它具有另一種性質，要求轉換；由於這種轉換，有一天當我自言自語地重復我所聽見的貝戈特的詞句時，我突然發現它具有和他的文體相同的結構，在這個我原以為截然不同的口頭語言中，我認出並確切看到他文體中的各個因素。
從次要的角度看，他說話時常用某些字、某些形容詞，而且每每予以強調。他發這些音時，采取一種特殊的、過於精細和強烈的方式（突出所有的音節，拖長最後音節，例如總是用visage來代替代figure１，並且在visage中加上許多的v，a，g，它們仿佛從他此刻張開的手中爆炸出來），這種發音方式與他在文字中賦予這些他所喜愛的字眼的突出地位十分吻合。在這些字眼前面是空白，字眼按句子總韻腳作一定的排列，因此，人們必須充分發揮它們的“長度”，否則會使節拍錯亂。然而，在貝戈特的語言中找不到在他或其他某些作家作品中的那種往往使字眼改變外形的光線，這大概是因為他的語言來自最深層，它的光線照射不到我們的話語；因為當我們在談話中向別人敞開心扉時，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卻向自己關閉。從這一點來看，他的作品比話語具有更多的音調變化，更多的語氣。這語氣獨立於文體美之外，與作者最深沉的個性密不可分，因此他本人可能並不察覺。當貝戈特在作品中暢敘心懷時，正是這個語調使他所寫的、當時往往無足輕重的字眼獲得了節奏。這些語調在作品中並未標明，也沒有任何記號，然而，它們卻自動地附在詞句之上（詞句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誦讀），它們是作者身上最短暫而又最深刻的東西，而且它們將成為作者本質的見證，以說明作者的溫柔（盡管他往往出言不遜）和溫情（盡管好色）——
１在法語中，這兩個字都為“面孔”。
貝戈特談話中所顯示的某些處於微弱狀態的特點並非他所獨有。我後來結識了他的兄弟姐妹，發現這些特點在他們身上更為突出。在快活的句子裡，最後幾個字總是包含某種突然的、沙啞的聲音，而憂愁的句子總是以衰弱的、奄奄一息的聲音作為結尾。斯萬在這位大師年輕時便認識他，因此告訴我他當時常聽見貝戈特和兄弟姐妹們發出這種可以說是家傳的聲調，時而是強烈歡樂的呼喊，時而是緩慢憂郁的低語，而且當他們一同在大廳玩耍時，在那時而震耳欲聾時而有氣無力的合唱中，貝戈特的那一部分唱得最好。人們脫口而出的聲音，不論多麼獨特，也是短暫的，與人同時消失，但貝戈特的家傳發音則不然。如果說，即使就《工匠歌手》１而言，藝術家靠聆聽鳥鳴來創作音樂就難以令人理解的話，那麼，貝戈特也同樣令人驚奇，因為他將自己拖長發音的方式轉換並固定在文字之中，或是作為重復的歡叫聲，或是作為緩慢而憂愁的歎息。在他的著作中，句尾的鏗鏘之聲一再重復、延續，像歌劇序曲中的最後音符一樣欲罷不能，只好一再重復，直到樂隊指揮放下指揮捧。後來我發覺，這種句尾與貝戈特家族銅管樂般的發音相吻合。不過對貝戈特來說，自從他將銅管樂聲轉換到作品之中，他便不知不覺地不再在談話中使用。從他開始寫作的那一天起——更不用說我結識他的時候——他的聲音中永遠失去了銅管樂——
１即瓦格納的《紐倫堡的工匠歌手》。
這些年輕的貝戈特——未來的作家及其兄弟姐妹——並不比其他更為文雅、更富才智的青年優秀。在後者眼中，貝戈特這家人嘈雜喧鬧，甚至有點庸俗，他們那令人不快的玩笑標志著他們的“派頭”——既自命不凡又愚蠢可笑的派頭。然而，天才，甚至最大的天才，主要不是來自比他人優越的智力因素和交際修養，而是來自對它們進行改造和轉換的能力。如果用電燈泡來給液體加熱，我們並不需要最強的燈泡，而是需要一個不再照明的、電能可以轉換的、具有熱度而非光度的燈泡。為了在空中漫游，我們需要的不是最強的發動機，而是能將平面速度轉化為上升力的、另一種發動機（它不再在地面上跑，而是以垂直線取代原先的水平線）。與此相仿，天才作品的創作者並不是談吐驚人、博學多才、生活在最高雅的氣氛之中的人，而是那些突然間不再為自己而生存，而且將自己的個性變成一面鏡子的人；鏡子反映出他們的生活，盡管從社交角度，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從思想角度來看，這生活平庸無奇，但天才寓於所射力中，而並非寓於被反射物的本質之中。年輕的貝戈特能夠向他的讀者階層展示他童年時生活過的、趣味平庸的沙龍，以及他和兄弟們的枯燥無味的談話。此刻，他比他家的朋友上升得更高，雖然這些人更機智也更文雅。他們可以坐上漂亮的羅爾斯—羅伊斯牌汽車回家，一面對貝戈特家的庸俗趣味嗤之以鼻，而他呢，他那簡單的發動機終於“起飛”，他從上空俯視他們。
他的言談的其他特點是他與同時代的某些作家（而不是與他的家庭成員）所共有。某些比他年輕的作家開始否認他，聲稱與他沒有任何思想共性，而他們在無意之中卻顯示了這種共性，因為他們使用了他一再重復的副詞和介詞，他們采用了與他一樣的句子結構，與他一樣的減弱和放慢的口吻（這是對上一代人口若懸河的語言的反作用）。這些年輕人也許不認識貝戈特（我們將看到其中幾位的確不認識），但他的想法已經被灌注到他們身上，並在那裡促使句法和語調起變化，而這些變化與思想獨特性具有必然聯系。這種關系在下文中還需作進一步解釋。如果說貝戈特在文體上並未師承任何人的話，他在談吐上卻師承了一位老同學，此人是出色的健談家，對貝戈特頗有影響，因此貝戈特說起話來不知不覺地模仿他，但此人的才華不如貝戈特，從未寫出真正優秀的作品。如果以談吐不凡為標准，那麼貝戈特只能歸於弟子門生、轉手作家一流，然而，在朋友談吐的影響下，他卻是具有獨特性和創造性的作家。貝戈特一直想與喜好抽象概念和陳詞濫調的上一代人有所區別，所以當他贊賞一本書時，他強調和引用的往往是某個有形象的場面，某個並無理性含義的圖景。“啊！好！”“妙！一位戴橘紅色披巾的小姑娘，啊！好！”或者“啊！對，有一段關於軍團穿過城市的描寫，啊！對，很好！”從文體來看，他與時代不完全合拍（而且他完全屬於他的國家，因為他討厭托爾斯泰、喬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誇獎某某文體時，常用“溫和”一詞。“是的，我喜歡夏多布裡昂的《阿達拉》勝過《朗塞傳》，我覺得前者更溫和。”他說這話時很像一位醫生：病人抱怨說牛奶使他的胃不舒服，醫生回答說：“牛奶可是溫和的。”貝戈特的文筆中確實有某種和諧，它很像古人在演說家身上所贊賞的和諧，而這種性質的褒詞在今天難以理解，因為我們習慣於現代語言，而現代語言追求的不是這種效果。
當人們贊美他的某些篇章時，他露出羞怯的微笑說：“我覺得它比較真實、比較准確，大概有點用處吧。”但這僅僅是謙虛，正好比一位女人聽到別人贊賞她的衣服或她的女兒時說：“它很舒服。”或“她脾氣好。”然而，建築師的本能在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有歡樂，作品所賦予他的——首先賦予他，其次才賦予別人——歡樂才是他的建築既有用又符合真實的確鑿證據。可是，多年以後，他才華枯竭，每每寫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但他沒有理所應當地將他們抹去，而是執意發表，為此他對自己說：“無論如何，它還是相當准確的，對我的國家不會沒有一點用處。”從前他在崇拜者面前這樣說是出於狡黠的謙虛，後來他在內心深處這樣說是出於自尊心所感到的不安。這同樣的話語，在從前是貝戈特為最初作品的價值辯護的多余理由，在後來卻似乎是他為最後的平庸作品所進行的毫無效果的自我安慰。
他具有嚴格的鑒賞力，他寫的東西必須符合他的要求：“這很溫和”，因此，多年裡他被看作是少產的、矯揉造作的、只有雕蟲小技的藝術家，其實這嚴格的鑒賞力正是他力量的奧秘，因為習慣既培養作家的風格也培養人的性格。如果作家在思想表達方面一再地滿足於某種樂趣，那麼，便為自己的才能劃定了永久邊界，同樣，如果人常常順從享樂、懶惰、畏懼、痛苦等等情緒，那麼他便在自己的性格上親自勾畫出（最後無法修改）自己惡習的圖像和德行的限度。
我後來發現了作家和人的許多相通之處，但是，最初在斯萬夫人家，我不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貝戈特，就是眾多神聖作品的作者，我之所以如此，並非毫無道理，因為貝戈特本人（這個詞的真正含義）也不“相信”。他不相信這一點，所以才對與他相差萬裡的交際人物（雖然他並不附庸風雅）、文人記者大獻殷勤。當然，他現在從別人的贊賞中得知自己有天才，而社會地位和官職與天才相比一文不值。他得知自己有天才，但他並不相信，因為他繼續對平庸的作家裝出畢恭畢敬的樣子，為的是不久能當上法蘭西學院院士，其實法蘭西學院或聖日耳曼區與產生貝戈特作品的“永恆精神”毫不相干，正好比與因果規律、上帝的概念毫不相干一樣。這一點他也知道，正如一位有偷竊癖的人明知偷竊不好，但無能為力一樣。這位有山羊胡和翹鼻子的男人像偷竊刀叉的紳士一樣施展伎倆，以接近他所盼望的院士寶座，以接近掌握多張選票的某位公爵夫人，但他努力不讓自己的花招被譴責此類目的的人所識破。他只獲得了一半成功。和我們說話的時而是真正的貝戈特，時而是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貝戈特，他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大談特談有權有勢、出身高貴或家財萬貫的人，而當初那位真正的貝戈特卻在作品中如此完美地描寫了窮人那如泉水一般清澈的魅力。
至於德-諾布瓦先生所談到的其他惡習，例如近乎亂倫的愛（據說還夾雜著金錢詐騙），它們顯然與貝戈特的最新小說的傾向背道而馳。這些小說充滿了對善良的追求，執著而痛苦的追求，主人公的任何一點歡樂都夾雜著陰影，就連讀者也感到焦慮，而在這焦慮之中，最美滿的生活也似乎無法忍受。盡管如此，即使貝戈特的惡習是確有其事，也不能說他的文學是欺騙，不能說他豐富的敏感性只是逢場作戲。在病理學中，某些現象表面上相似，起因卻各不相等，有的是因為血壓、分泌等等過高過多，有的卻因為不足，同樣，惡習的起因可以是過度敏感，也可以是缺乏敏感。也許在真正的墮落生活中，道德問題的提出才具有令人焦慮的強度，而藝術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從個人生活出發，而是屬於一般性的文學性的答案——對他來說這才是真正的生活。教會的大聖師們往往在潔身自好的同時，接觸人類的一切罪惡，並從中獲得自己個人的神聖性。大藝術家也一樣，他們往往在行惡的同時，利用自己的惡習來繪制對我們眾人的道德標准。作家生活環境中的惡習（或者僅僅是弱點笑柄），輕率乏味的談話，女兒令人反感的輕浮行徑，妻子的不忠，以及作家本人的錯誤，這些都是作家在抨擊中最經常譴責的東西，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改變家庭生活的排場或者家中所充斥的庸俗情調。這種矛盾在從前不像在貝戈特時代這樣令人吃驚，因為，一方面，社會的日益墮落使道德觀念越來越淨化，另一方面，公眾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想了解作家的私生活。有幾個晚上，在劇場中，人們相互指著這位我在貢布雷時如此敬佩的作家，他坐在包廂深處，他的伴侶們的身分就足以為他最近作品中的觀點作注腳——或是對這觀點的可笑或尖銳的諷刺，或是對它的無恥否定。這些人或那些人對我說的話並不能使我對貝戈特的善良或邪惡知道得更多。某位好友提出證據，說他冷酷無情，某位陌生人又舉一事為例（令人感動，因為貝戈特顯然不願聲張），說明他很重感情。雖然他對妻子無情無義，但是，當他在鄉村小店中借宿一夜時，他卻守候在試圖投水自盡的窮女人身旁，而且，當他不得不離開時，他給店主留下不少錢，讓他別把可憐的女人趕走，讓他照顧她。也許，隨著大作家和蓄山羊胡的人在貝戈特身上的此漲彼落，他的個人生活越來越淹沒在他所想象的各種人生的浪潮之中。他不必再履行實際義務。因為它已被想象的各種人生這項義務所取代。同時，既然他想象別人的感情時如同自己的切身感受，所以，當形勢要求他和一位不幸的人（至少暫時不幸）打交道時，他的觀點不再是自己的，而是那位受苦者的；既然他從那個觀點出發，於是，凡不顧他人痛苦、一心只打自己小算盤的人的語言便受到他的憎惡，因此，他在周圍引起了理所當然的怨恨和永不磨滅的感激。
這個人內心深處真正喜歡的只是某些形象，只是用文字來構圖和描繪（如同小盒底的袖珍畫）。如果別人送他一點小東西，而這小東西能啟發他編織形象的話，那麼，他一謝再謝，但他對於一個昂貴的禮品卻毫無感激之意。如果他出庭申辯，他斟酌字句時不會考慮它們對法官會產生什麼效果，而會不由自主地強調形象——法官肯定沒有看到的形象。
在希爾貝特家初次與貝戈特相遇的那天，我對他說不久前看了拉貝瑪的《菲德爾》。他告訴我有一個場面，拉貝瑪靜立著、手臂平舉——正好是受到熱烈鼓掌的那一幕——這是古典傑作在她高超技巧中的巧妙再現，而她大概從未見過這些傑作，例如奧林匹斯聖殿中楣間飾上的那一位赫斯珀裡得斯１，以及古代埃雷克塞伊翁寺殿２上美麗的貞女。
“這可能是直感，不過我想她肯定去博物館的。‘判明’這一點將很有意義（‘判明’是貝戈特的常用詞，有些年輕人雖然從未見過他，但也借用他的詞匯，通過所謂遠距離啟示而模仿他說話）。”
“您是指女像柱吧？”斯萬問道。
“不，不，”貝戈特說，“當然，她向奧儂娜承認愛情時，那姿勢很像凱拉米科斯的赫蓋索方碑上的圖３，但除此以外，她再現的是一種更為古老的藝術。我剛才提到古老的埃雷克塞伊翁寺的卡裡阿蒂德群像，我承認它與拉辛的藝術沒有絲毫相似之處，不過，《菲德爾》內容那麼豐富……再添一點又何妨……啊！再說，六世紀的小菲德爾的確很美，挺直的手臂，大理石雕像般的卷發，不錯，她想出這些來真了不起。比起今年許多‘古典’作品來，這出戲裡的古典味要濃得多。”——
１法文復數的赫斯珀裡得斯是希臘神話人物阿特拉斯（天的托持者）的三個女兒。
２埃雷克塞伊翁是希臘雅典古衛城上的寺殿，上有著名的女像柱。
３凱拉米科斯，雅典城古區，該區墓園中有好幾座公元前四世紀的墓碑，其中有赫蓋索方碑，碑上一女奴向女主人獻珠寶盒。
貝戈特曾在一本書中對這些古老的雕像進行著名的朝謁，因此，他此刻的話在我聽來清楚明了，使我更有理由對拉貝瑪的演技感興趣。我努力回憶，回憶我所記得的她平舉手臂的場面，我還一面想：“這就是奧林匹斯的赫斯珀裡得斯，這就是雅典古衛城中美麗祈禱者雕像的一位姐妹，這就是高貴藝術。”然而，要想使拉貝瑪的姿勢被這些思想所美化，貝戈特本該在演出以前向我提供思想。如果那樣的話，當女演員的姿勢確確實實出現在我眼前時（也就是說，當正在進行的事物仍然具有全部真實性時，）我就可以從中提取古雕塑的概念。而現在，對於這出戲中的拉貝瑪，我所保留的只是無法再更改的回憶，它是一個單薄的圖像，缺乏現在時所具有的深度，無法被人挖掘，無法向人提供新東西。我們無法對這個圖像追加新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得不到客觀現實的核對和認可。斯萬夫人為了加入談話，便問我希爾貝特是否讓我讀了貝戈特論《菲德爾》的文章。“我有一個十分淘氣的女兒。”她補充說。貝戈特謙虛地一笑，辯解說那篇文章沒什麼價值。
“哪裡的話，這本小冊子，妙極了！妙極了！”斯萬夫人說，以顯示自己是好主婦，讓人相信她讀過這本書，她不但喜歡恭維貝戈特，還喜歡贊揚他的某些作品，啟發他。她的確以自己想象不到的方式給他以啟發。總之，斯萬夫人沙龍的高雅氣氛與貝戈特作品的某個側面，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對今天的老人來說，它們可以互作注解。
我隨興所致地談了談觀感，貝戈特並不同意，但任我講下去。我告訴他我喜歡菲德爾舉起手臂時的綠色燈光。“啊！布景師聽您這樣說會很高興的，他是位了不起的藝術家，我要把您的看法告訴他，他為這個燈光設計正十分自豪呢。至於我嘛，說實話，我不大喜歡這種燈光，它使一切都蒙在海藍色的霧氣之中，小菲德爾站在那裡就像水族館缸底上的珊瑚枝。您會說這可以突出戲的宇宙性，確實如此。不過，如果劇情發生在海神的宮殿，那麼，這種布景就更合適了。是的，當然，我知道這出戲裡有海神的報復。不，我並不要求人們僅僅想到波爾羅亞爾，但是，拉辛講的畢竟不是海神的愛情呀。話說回來。這是我朋友的主意，效果強烈，而且歸根到底，相當漂亮。總之，您喜歡它，您理解它，對吧，我們對這一點的想法從根本上是一致的，他的主意有點荒誕，對吧，但畢竟別出心裁。”當貝戈特的意見與我相反時，他決不象德-諾布瓦先生所可能做的那樣，使我無言以對，沉默不語，但這並不是說貝戈特不如大使有見解，恰恰相反。強大的思想往往使反駁者也從其中獲得力量。這思想本身就是思想的永恆價值的一部分，它攀附、嫁接在它所駁斥的人的精神上，而後者利用某些毗鄰的思想奪回少許優勢，從而對最初的思想進行補充和修正，因此，最後結論可以算是兩位爭論者的共同作品。只有那些嚴格說來不算思想的思想，那些毫無根基、在對手的精神中找不到任何支撐點，任何毗鄰關系的思想，才會使對手無言以對，因為他面對的是純粹的空虛。德-諾布瓦先生的論點（關於藝術）是無法反駁的，因為它是空幻的。
既然貝戈特不排斥我的不同看法，我便告訴他德-諾布瓦先生曾對我嗤之以鼻。“這是個頭腦簡單的老頭，”他說，“他啄您幾下是因為他總以為面前是松糕或墨魚。”斯萬問我道：“怎麼，您認識諾布瓦？”“啊，他像雨點一樣令人厭煩，”他妻子插嘴說，她十分信賴貝戈特的判斷力，而且也可能害怕德-諾布瓦先生在我們面前說她的壞話，“飯後我想和他談談，可是，不知是由於年齡還是由於消化問題，他顯得很遲鈍，我看早該給他注射興奮劑！”貝戈特接著她說：“對，沒錯，他往往不得不保持沉默，以免不到散場就把他儲存的、將襯衣前胸和白背心撐得鼓鼓的蠢話說光了。”“我看貝戈特和我妻子未免太苛刻，”斯萬說，他在家中充當通情達理的角色，“當然，諾布瓦不會引起您很大興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斯萬喜歡收集‘生活’中的美），他這個人相當古怪，是個古怪的情人，”他等希爾貝特確實聽不見時才接著說，“他曾在羅馬任秘書，那時他在巴黎有位情婦，他愛得發瘋，千方百計每星期回來兩次，僅僅和她呆上兩小時。那女人既美麗又聰明，不過現在已經是老太太了。這期間他又有過許多情婦。要是我呆在羅馬，而我愛的女人住在巴黎，那我准會發瘋。對於神經質的人來說，他們必須屈尊‘下愛’（老百姓的說法），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所愛的女人就會考慮利害關系而遷就他們。”斯萬突然發現我可以將這句格言應用於他和奧黛特的關系，便對我十分反感，因為，即使當優秀人物似乎和你一同翱翔於生活之上時，他們身上的自尊心仍然氣度狹窄。斯萬僅僅在不安的眼神中流露了這種反感，嘴上什麼也沒說。這毫不奇怪。據說（這種說法是捏造的，但其內容每日在巴黎生活中重復）拉辛對路易十六提到斯卡隆１時，這位世上最強大的國王當晚沒有對詩人說什麼，然而第二天拉辛便失寵了——
１斯卡隆（1610—1660），法國作家，他死後，路易十四秘密與他的遺孀結婚。
理論要求得到充分的表述，因此，斯萬在這片刻的不快並擦拭鏡片以後，對思想進行補充，而在我後來的回憶中，他這番話仿佛是預先警告，只是我當時毫無察覺罷了。他說：“然而，這種愛情的危險在於：女人的屈服可以暫時緩和男人的嫉妒，但同時也使這種嫉妒更為苛刻。男人甚至會使情婦像囚犯一樣生活：無論白天黑夜都在燈光監視之下以防逃跑。
而且這往往以悲劇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