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西班牙共產黨前總書記卡裡略曾對記者說過：「我過去曾經是一名斯大林主義者，是的，但是哪一個共產黨人過去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呢？」作為一名精神上的蘇維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義者。儘管隨著對蘇聯研究的不斷深入，我也逐漸認識到斯大林主義無法無天、殘忍暴虐的一面，內心中已經感覺到了某種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維定式並非是能夠輕易改變的。當時，我為蘇聯的解體憂憤不已，對西方勢力恨之入骨，對中國現狀憤世嫉俗，總是覺得全世界都在與我作對。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義者一樣，企圖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構社會，用自己的道德觀來要求世界。一切都如同標準的斯大林主義者們理所當然的那樣：極端，冷酷，堅決；又如同「套中人」那樣，拚命地捍衛著已經不合時宜的陳舊信條。
娜塔莎雖是我忠實的聽眾，但始終沒有贊同過我的想法。於是，我們兩人之間談話的內容，相當大一部分都是思辯與交鋒。「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有什麼資格這樣做？為了人民？拜託，我就是人民的一員，但我不願意按照你們規定的格式生活，還有很多人，也不願意按照你們的設想生活……儘管我承認你們有正義感，但你們有什麼權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樣？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產機器人好了，同樣的面孔，同樣的髮型，同樣的衣著，同樣的想法，請問你願意在那種世界中生活嗎？人人都應當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權利，這世界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你們怎麼能夠要求它變得單調乏味？你這樣的社會一定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實現了這種理想，一定是另一個人間地獄……」
就如同五年以前槍決齊奧塞斯庫給我帶來的思想轉折一樣，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靜悄悄地發生的，自己根本意識不到。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的辯論與爭執中，在我拚命維護著那些斯大林主義信條的同時，我的思想竟然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那麼極端偏執，不再那麼抱殘守缺，也不再那麼憤世嫉俗。我漸漸學會了寬容，理性，中庸……我仍然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但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斯大林主義者了。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學校對面的省圖書館投影廳上映了一部獲得多項奧斯卡大獎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早已聲譽斐然，因此我自然也去看了。我不得不佩服斯皮爾伯格高超的導演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內涵，他的這部作品給我的心靈深處帶來了極大的震撼。通過這部電影，我比任何時候都深刻地體會到什麼是人道主義，什麼叫博愛。本來在與娜塔莎之間不斷思辯的基礎上，我的思想已經發生了一些量變，內心中的斯大林主義堡壘早已搖搖欲墜。而這部《辛德勒的名單》，則如同重重一擊，徹底粉碎了還殘存於我心中的斯大林主義教條，使得我完成了質變的過程。當我看完這部電影，感動得淚流滿面地從投影廳裡走出來時，已經義無返顧地成為了一名民主社會主義者。從此，我樹立了一個牢固的理念：每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都無比珍貴，都值得我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去捍衛。
在與娜塔莎不斷思辯中度過的八個月，是我思想變得成熟的八個月，是我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八個月，也是夢一樣的八個月。我最終信奉了在尊重和保障人民自由選擇的基礎上，盡力建設一個民主、人道、文明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為公正、自由、寬容和友愛，為弱者的利益而戰。從此以後的十年裡，我始終遵循著這條原則，為實現這個夢想而奮鬥不息，戰鬥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