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那個時代除了政治迫害、戶口歧視之外，還有什麼讓人刻骨銘心的，那就是無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對今天的年輕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輕人除了缺錢，感覺不到什麼物資的短缺。是的，最珍貴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東西，平時人們只看得到金銀珍貴，但沒有人去多想，看不見、摸不著的空氣和到處流淌著的水，對一個人的生命來說才最珍貴，如果沒有空氣和水，多少金銀都是無用的。然而在那個時代，基本生活物資的短缺是家常便飯，影響到了每一個老百姓的生活（當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當別論）。為此，當時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專門研究了這種現象，還寫出了一本《短缺經濟學》。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長12.5%」的「巨大成就」二十多年以後的七十年代，我國人民的生活仍然極度貧困。當時的糧食供應是根據不同工種來的，重體力勞動如鐵工、木工就多一點，腦力勞動和輕體力勞動的就少許多。當時我父親定量是四十五斤，母親只有二十多斤。供應的糧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礪得難以下嚥的玉米面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頓純粹由白面做成的饅頭，都成了很多人家難以實現的夢想。副食供應更差，每人每個季度定量僅供應肉五兩（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兩。不但糧食和肉類和食用油要定量，連布、糖、蛋，甚至豆腐……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應。而農村戶口的家屬，卻是連這一點可憐的供應也是沒有的。
時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數人回憶以往毛澤東時代「幸福生活」時還經常念叨說，那時豬肉幾毛一斤，糧食幾分一斤，沒有從當時經歷過來的人乍聽起來確實感到挺便宜。可這些人獨獨「忘記」了，這個價格只是理論上的價格，或者說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價格。因為，當時只是按定量供應發放票證，如果沒有這小小的票證，多少錢也買不來這些東西。而一個月一兩、二兩的豬肉配給，不到一兩的食用油，如何滿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當時中國老百姓不僅收入低，而且就這麼可憐的收入也並不能購買到可以滿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這為以後發生通貨膨脹早已打下了基礎。
近一些年以來，隨著對出版控制的放鬆，一些能夠真實反映中國老百姓真實生活情況的統計數據被披露出來，下面我就摘錄一段：一九七六年，人均佔有糧食381斤，低於1952年395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為3.2斤（平均每月2.66兩，每天0.88錢），低於195比最高的195低1.9斤；棉布低於195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5.6尺。人均住房面積，則從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注」資料來源：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一文，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這些少的可憐的數據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在當時中國這個官僚隊伍龐大的國家裡，身居高位的官僚們，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幾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給份額，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東西比這些統計數據反映得還要少。這就是那個時代經濟「每年增長12.5%」的真相。
鐵Z局作為一個大企業，是工人階級中排名最*前的「鐵老大」，特別是與當時特別短缺的鐵路運輸方面關係密切，單位也有不少運輸汽車，因而在物資供應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單位好得多的待遇。當時，單位有個供應段，專門有採購員在過節之前從外地運來一些生活物資，緩解物資匱乏的情況。有時從東北運來一些大米，有時又從四川運來一些豬肉，有時又從青島運來一些帶魚。八十年代中期還有一次，竟然運回了價格昂貴的鯧魚。那時還很少聽說什麼冰箱冰櫃，因此生鮮豬肉一般過年天冷的時候才會有，物資運來以後，往往是先按記賬方式分發，等節過了以後才挨個收錢。每當當地老百姓看到鐵Z局發放物資時的熱鬧情景，無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隨著大刮「批鄧」風，國民經濟又開始下滑，特別是交通運輸不暢。體現在老百姓那裡，就是物資供應極度緊張。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縣街上竟然沒有一處賣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親和幾個工人在街上轉了一大圈，無功而返。想著過元旦家裡卻沒有一丁點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幾個工人鬱悶地回家去了，我的父親不甘心，又來到處機關院內。一走進處機關大院，就發現一大群人圍在一輛解放汽車旁，人聲鼎沸。原來，供應段剛剛從外地運回了一車豬頭。我父親一看人太多擠不進去，就對賣豬頭的工友任××大喊一聲：「老任，幫我留個豬頭！肥一點的！」任師傅是父親的老相識，聽到以後就從車上挑了一個大豬頭，放在自己櫃檯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親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裡，正看到我的母親坐在家裡發愁：快過節了，什麼食品都沒有。此時一見父親提著那一個豬頭回來了，頓時非常興奮，一家人算是過了一個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節，我父親為了買上定量的二斤豆腐，從早上四點排隊一直排到下午才買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隊買肉……買回的都是瘦肉，因為肥肉都被「走後門」的人買回去了。有人肯定會驚奇地問：賣給你瘦肉還不好？我就喜歡吃瘦肉啊！不過，那時的人們既缺肉、又缺油，喜歡買肥肉解饞或者煉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賣肉的、賣豆腐的，簡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學教授還是工程師，人人都得向他們陪笑臉以巴望能弄點肥肉解饞——然而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權力最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惡劣的服務態度讓人難以忍受。文革時期隨著物資的長期短缺，「走後門」之風愈演愈烈，後來發展到「不正之風」，又發展到今天的腐敗。如今父親回憶起這段歷史，吃驚地說：「人的適應性可真強，當時那麼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麼挺過來的？現在想想都後怕，當時就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裡來的那麼大勁頭排十幾個小時的隊？」
儘管有人說文革是為了「整腐敗分子、特權階級」，但實際上那個時代照樣有腐敗分子、特權階級，而且為數不少。雖然從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生活水平不能與今日腐敗分子、特權階級同日而語，但是與當時的普通工人相比，幹部們的生活就是強得多。那時的白糖異常緊俏，平時根本就見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親就曾親眼見到，單位頭頭們家裡的白糖放得時間太久而變質，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頭頭家裡還有不少上海產的巧克力奶糖、麥乳精、名煙名酒等等，這在普通工人家裡是根本見不到的。
不僅是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時間裡，全國一度「八億人民八部戲」，雖然有些誇張，但基本上見不到什麼文藝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爾有幾部文藝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貫穿「兩條路線鬥爭」，無論是描寫大慶油田的，描寫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還是描寫農村的，除了環境變變，情節、人物基本上沒什麼變化。我在上大學時候，買了學校處理的圖書館藏的幾本書，其他幾本名字忘記了，只記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長江大橋》。這幾本書儘管描寫的事情不同，但裡面的人物和情節卻是一樣公式化：一個存在糊塗認識的老革命，一般擔任正職；一個苦大仇深的造反派，雖然不擔任很高職務，但革命路線站的穩，在工人或農民裡威望很高，一呼百應；一個走資派或者階級敵人，一般擔任副職，副總指揮、副廠長之類角色，總是搞破壞，甚至執著到了冒著生命危險搞破壞的變態程度；一個頭腦簡單的革命群眾，特別容易被壞人蒙蔽，被教育後又幡然悔悟，又變成特別堅強的革命戰士。這類「文藝作品」情節大體相似：階級鬥爭特別複雜，壞人隱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誰也識不破，造反派覺得困難時都在半夜學毛著，學著學著豁然開朗，於是往往站到窗前，推開窗戶，「一股清新的空氣迎面撲來，窗外萬家燈火」。結局千篇一律：壞人想盡辦法破壞，最後狗急跳牆，結果被造反派帶領革命群眾抓個現行；老革命受到教育，頭腦簡單的群眾獲得成長。人物也沒有個性，只有「好」與「壞」的面具和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