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們的家庭一貧如洗，甚至連個安身之所都沒有，但看著兩個孩子茁壯成長，我的父親母親卻充滿了希望。那時糧食不夠吃，我的父親母親都省下自己的口糧保證兩個孩子的發育。飢餓是如此難以忍受，以至於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離家近，越是感到飢餓，經常要扶著牆才能勉強走回家。由於父母的悉心照料和為下代的無私奉獻，我和姐姐除了少數特別困難的情況外，都是又胖又壯。對，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長，一切痛苦和磨難自己都可以忍受。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實寫照。
剛到太谷時，單位也蓋了集體宿舍，但是必須要夫妻兩個都是城市戶口的才分房子。我母親是農村戶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時對農民的戶口歧視簡直是令人髮指，不但沒有口糧供應，找不到工作，甚至連房子都分不上。本來家裡生活就困難，還要額外負擔房租。我們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太谷縣手工業管理局對面小巷裡。手工業管理局大院裡住著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婦，男的叫劉雲龍，當時任手工業管理局副局長；女的叫王梅玉，當時任太谷縣婦聯主任。我們住的老式房子裡沒有自來水，於是我母親天天要到手工業管理局門前的公共自來水房去挑水。時間長了，經常與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當地的風俗，女人一般是不干挑水這樣的重活的。當時我的母親年輕漂亮，但衣著破舊，王梅玉與我母親打照面次數多了，便產生了好奇心。於是她向周圍人打聽，瞭解到我的母親沒有工作，家裡十分困難。
王梅玉夫婦當時有兩個孩子，一個叫剛剛，一個叫強強。由於王梅玉夫婦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裡沒人管，經常生病。於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親挑水時叫住她，問她願不願意看孩子，兩個孩子每個月十八塊。我母親一聽，正求之不得，於是答應了。
和今天那些給孩子吃安眠藥的小保姆們不同，我的母親誠實、心地善良，對人家的孩子跟對自己的孩子一樣悉心照顧，無微不至。後來甚至出現了這種情形：每個星期六王梅玉來接孩子的時候，小孩就又哭又鬧不願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發燒拉肚子，一來我們家就好了。王梅玉兩口子見我的母親為她看孩子如此盡心盡力，既驚奇，又感動。後來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親嘮嗑，打聽我母親的身世，我的母親就把家裡成分不好挨批鬥，嫁了男人卻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沒有工作生活困頓的情況，跟王梅玉講了一遍。言者聲淚俱下，聞者泣不成聲。於是，王梅玉在感動之餘，下決心幫一幫我的母親，在一家縣辦集體企業——太谷線材廠找了一份臨時工作。當時，太谷線材廠革命委員會有一個頭頭叫鄔××，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風光時腰裡別了兩把盒子炮，人稱「雙槍鄔司令」。王梅玉跟鄔××一起住院時認識了，王梅玉跟他一說，鄔××就同意了。
由於當時的政策不許農民自由流動，即使是當臨時工，也必須要有城市戶口。可我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於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義父王鳳剛就把自己妻子的戶口本借給母親冒名頂替，才得到這份工作。所以直到現在母親身份證上的姓名都還是別人的名字——張雲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張秀菊，這就是那個年代給我們家留下的一個特殊烙印。雖然用「張雲霞」這個名字已經三十年了，可我的母親總是感覺這個名字很陌生，彷彿不是自己的名字。
當時的太谷線材廠位於太谷縣城東大街六十六號，是一家生產鐵絲、鐵釘等線材的企業，共有職工二百多名，後來漸漸增加到三百多名，在太谷縣也算一個比較大的企業了。我母親初來乍到，自然幹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豬血糊一種可以盛酒和豆瓣醬的簍子，每天干十二個小時，工錢七毛錢。編織這種簍子是太谷線材廠的前身「織籮社」的一項業務，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種傳統工藝。由於製作工藝複雜，加工過程又髒又累，現在大概已經淘汰失傳了。當時，不要說年輕的婦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願意幹這樣的髒活、苦活，因此當時全廠生產這個的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師傅，人員不夠，才有了這個臨時工作。可是，我的母親對這個工作激動不已，因為這畢竟是她的第一個相對固定的收入來源。
我的母親是吃苦長大的，人非常勤勞厚道，還特別要強。我的母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說自己「不行」。因此，她幹起活來特別塌實，不但不偷懶，而且還特別有眼色，總是替老師傅把很多活都搶著幹了，每天下班時還把那個幹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塵不染。我的母親非常好學，就連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這種編織簍子的技術，她也要研究透徹。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幾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況下，她也照樣來上班，渾身沾滿骯髒、惡臭的豬血，雙手被冰冷的豬血，拔出條條血絲。因此，老師傅對我的母親讚不絕口，逢人便誇；而凡是跟我母親打過交道、看到過她幹活的人，也都無不敬佩於她的勤勞、肯干、要強。直到我考上大學，放假回太谷的時候，無論是遇到哪個太谷線材廠的老工友，沒有一個不對我讚歎我母親吃苦、能幹、誠實的美德的。
沒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自己拚搏出來的。我母親的吃苦和能幹，日益贏得了線材廠領導和工友們普遍的尊重。於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的母親得到通知：到單位食堂去當炊事員，工資也升了。其實，當炊事員在物資匱乏的當時來說，應該算一樣美差，自己可以吃飽，甚至還可以往家帶點糧食。但是，那時的太谷人愛面子，總是覺得當炊事員是伺候人的活，沒幾個人願意幹炊事員。太谷縣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飯，只有十幾個人在線材廠食堂就餐，俗話說「眾口難調」，這十幾個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單位的食堂更難辦。食堂裡原來那位老炊事員就是因為跟吃飯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氣之下退休不幹了，廠裡沒一個人願意當炊事員，於是就找到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無論在什麼崗位上，都是一個非常敬業的人，她的這種態度也影響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員的崗位上，她也勤勤懇懇。我的母親就讓我的父親，找來鐵Z局單位食堂內部印製的一本《烹調知識》認真學習，很快學會了燒一手好菜，時不時給工人們換換口味。即便是因各種原因誤了吃飯時間的工人，我的母親也不辭辛苦，單獨給他們做飯。當時是粗糧居多，山西人吃飯多為麵食，對菜的要求比較簡單，但要求麵食的品種卻很多，一個人一個樣子，反而不好伺候。我的母親就為這些人每人都做他們喜歡吃的品種，愛吃什麼就做什麼，削面、拉麵、剔尖（「注」剔尖是山西一種麵食，做的時候把高粱面和成約半厘米厚、半本書大小的一塊，放在木板上用筷子之類的尖銳工具一點點剔到鍋裡，煮好後澆上滷水食用）、包皮面、貓耳朵、擦糟子、皮帶面、高粱麵糊糊……經常一頓要做七、八個花樣。
我母親不但勤快，而且幹活利索，一頓飯做這麼多花樣居然也能應付自如，不禁令這些就餐的工人刮目相看。不僅如此，母親還經常做一些諸如麻葉、撈面、面托、涼粉之類等河南的風味小吃給工人們換換口味。在食堂吃飯的那十幾個人從來沒有吃過如此好味道的飯菜，個個都非常滿意。人的關係都是互相尊重處出來的，我母親對他們好，他們也反過來對我母親好，後來連碗都不用我母親刷，他們吃完後自己就主動把碗給刷了。這些就餐的工人跑出去一說，上至領導、下至工人，全廠的人都慕名來食堂吃飯。雖然當時我的家裡還很窮，當炊事員也有條件往家裡拿東西，但我的母親珍惜自己的名聲，公家的東西一分都不拿。
當時，太谷線材廠與天津外貿公司有業務聯繫，天津外貿的業務員經常到太谷線材廠來洽談業務，吃飯時就在食堂招待他們。我的母親做菜功夫一流，用不多的肉、菜就可以做出各種口味的美味佳餚，吃得天津的客人們嘖嘖稱奇。同時，我母親雖文化不高，但腦子聰明，總是暗中揣摩別人的言談舉止，學習如何待人接物，故在天津客人面前顯得不卑不亢、頗有風度。太谷人比較老實，不太會說客套話，飯桌上常常出現冷場的情況。每到此時，我的母親就經常主動替單位領導打圓場。天津外貿公司的客人們每次來，不但吃得好，而且情緒也好，都對我的母親讚不絕口。在這批天津客人裡有一個主管山西地區業務的徐處長，跟線材廠的主管部門太谷縣手工業管理局的頭頭們很熟，見面時常常誇獎我母親，說人才難得，當臨時工做飯真太可惜了。
轉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我的母親吃苦耐勞、為人厚道的好名聲不僅在太谷線材廠，而且在那個不大的太谷縣城也已經不脛而走，廠裡的工人們要求給我母親轉正的呼聲越來越高。當時，臨時工轉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縣手工業管理局甚至專門召開辦公會研究了我母親轉正的問題，並派出了手工業管理局辦公室主任王進來線材廠考察。王進到廠裡轉悠了一圈，找幹部職工談話，結果所有的職工都眾口一詞地誇我母親人品好，又能幹，強烈要求給我母親轉正。王進一聽，心裡暗暗稱奇，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即使是考察幹部時他也沒遇見過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滿意的人。王進回去以後，如實向局領導做了匯報。這樣，我的母親轉正問題就一錘定音了。
這時遇到了一個難題：我母親當臨時工時就是借用別人的假戶口，真實戶口遠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農村，而且因為出嫁以後十多年不回家，戶口已經被註銷了。沒有城市戶口，是不能轉正當工人的。幸運的是，當時我父親在宣傳隊有個好朋友，叫吳運生，是鐵Z局公安處的政治處主任，算是個不小的官，有點面子。那時鐵Z局是個流動單位，流動到哪裡，戶口就落到哪裡；每次轉移，戶口都要遷走。戶口遷移的次數多了，難免有遷錯和漏掉的情況，好在鐵Z局單位大，級別高，一般小縣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鐵Z局在山西黎城縣（「注」今屬山西省長治市管轄）有個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屬叫「段雲霞」，本人的戶口已經遷走了，但當地公安局銷戶時卻漏掉了。吳伯伯在公安系統內部工作，知道這是一個機會，於是派了局公安處的兩個同志到黎城縣啟「段雲霞」的戶口。我的父親、母親招待那兩位公安同志到家裡吃了一頓飯，當晚，兩位公安同志就開著吉普車奔赴黎城縣，兩天後就把戶口給起回來了。吳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個朋友，太谷縣公安局的一位股長李××幫忙，把「段雲霞」改成「張雲霞」，在太谷縣落了戶。落戶時李股長還納悶，說光聽說過改名的，怎麼還有改姓的？吳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說當時寫錯了，李股長也就沒有深究。就這麼著，我的母親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戶口歧視之後，算是當上了城裡人。當時我已經記事了，起戶口時請客的情景，還有那兩位穿著藍色公安服的叔叔，我還依稀記得。
不過，我母親剛轉正時，引起了很多臨時工的嫉妒。當時廠裡還有不少臨時工，有些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在線材廠的前身「織籮社」干臨時工了，二十年了還沒轉正；有些是線材廠職工的家屬，自認為更應當轉正。我母親深知自己的轉正肯定會引起他們的嫉妒，故而轉正後一點架子也不擺，對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和氣，還經常不辭辛苦地替他們幹活。等我母親到了財務以後，由於廠裡經營形勢不錯，母親就在廠辦公會議上為這些臨時工說話，提出廠裡有錢了，臨時工幹活也很辛苦，最好也能享受公費醫療、勞保福利、工傷補助、副食補貼等等。當時誰都沒把臨時工的福利當成回事，我母親這麼一說，大家也都點頭稱是。經我母親的努力，線材廠的臨時工除了退休待遇這一條以外，其餘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樣了。這件事以後，那些原本對我母親有意見的臨時工都非常感激我母親，把我母親看成能夠為他們說話的貼心人。
我的母親轉正以後，我們家便成了令人羨慕的「雙職工」家庭，並且家中只有兩個孩子，因此家庭條件明顯改善，在當時工人家庭中已經算好的了。母親還把我的外婆從農村接來，一是享幾天福，二是帶我和姐姐。由於鐵Z局是流動單位，職工的家屬大多是沒工作的。那時也不怎麼太提倡計劃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兩個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個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個工友有十四個孩子，吃飯時全家在用枕木釘成的大桌子旁，排成兩列，像開公共食堂，他們的生活更為艱難。
大概在此前後，我們家還通過別人介紹，認識了住在農學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學機電的，本來在南京機場任工程師，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來改造，在太谷縣農機廠當技術員。他的妻子是個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學教書，丈夫出事時兩人剛結婚不久，也沒有跟他劃清界限，反而跟著他來到太谷，就在山西農學院當老師。他們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個男孩，就叫小三。當時小京已經十四五歲了，喜歡拉小提琴，通過熟人介紹找著我父親，於是兩家人便如親戚一樣來往起來。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實政策，搬走了。臨走前領著老婆孩子到我們家道別，恰好我和姐姐都在農村，母親也出差去了，只有父親一個人在家。當時我父親剛買了一本《三毛流浪記》，見小三在那裡看得挺帶勁，就對他說，也沒什麼好送給你，這本書就拿著吧！小三一聽，高興得要命。他們家搬走以後，還經常來信，得知小京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學，後來還到美國留學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們家原來的房東因兒子成家，下了逐客令，於是我們只好搬到了太谷縣城東關大隊。我們家的新房東叫王二小，成分是貧農，即便是這個「貧農」家裡，房子也是氣派的四合院。當時沒有自來水，我父親每天晚上下班都推著汽油桶改裝的水車到幾華里以外的火車站打水，水裡總有一股濃濃的汽油味。當時在那個大院裡住著四家子人：我們家，房東一家，山西大學的老師一家，還有一家太谷縣農業機械廠的工人。山西大學位於太原市，那位老師夫婦兩地分居，當時也非常困難，他的老婆沒有工作，*在地裡幫人家幹點零活，並且在家裡喂兩口豬過活。他們有兩兒兩女，大女兒紅紅年紀比姐姐大一兩歲，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紅紅他們幾個小的時候窮得大冬天都沒有襪子，腳後跟總是凍得如同胡蘿蔔。白天紅紅的媽媽要到地裡幹活，叉豬食的活全部落到七八歲的紅紅肩上。每次我母親看到紅紅叉豬食，都跑去給她幫忙。紅紅的媽媽因為生活艱難，幹完活以後回來看到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總是又急又氣，經常一邊哭一邊把這幾個孩子挨個打一遍。當時我才三四歲，剛剛學會說話，看到紅紅她媽打紅紅姐姐心裡很是生氣，於是跑過去教訓紅紅媽媽。紅紅媽媽看到這個跟凳子一般高，連話都說不利索的小人兒也居然一板一眼地來跟自己講道理，哭著哭著，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紅紅家裡幾個孩子都挺爭氣，後來都考上了大學，其中紅紅考上了北大。當時還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對人們的管束比鐵Z局要緊得多，那個農機廠工人每天晚上要學習、批判、開會到晚上十點多快十一點才回來，回家時老婆孩子都睡了，自己喝兩口冰涼的紅薯小米稀飯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這就是那時中國老百姓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