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的故鄉是河南滑縣，也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故鄉。我小的時候，曾模模糊糊地聽過外婆講趙紫陽家裡的事。母親所在的那個村子裡的人清一色姓張，都是一個老祖宗的後代，村民也全都是親戚。我的外公叫張明堂，出生於一九一○年，是個一個大字都不認識的老實莊稼漢，原本並不富裕，娶外婆時家裡一共只有七畝地。外公是干農家活的天才，十歲時就會趕大車，一輩子唯一的興趣就是伺候莊稼，人也非常勤勞，就知道幹活。
我的外婆姓袁，名素珍，於民國四年（「注」即一九一五年）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外婆原有十個兄妹，因家境貧寒其中有七個夭折，外婆是最小的一個。外婆的父親到省會開封謀生，當時交通不便，也沒有錢，很久沒有音訊。外婆一歲時，豫北大旱，家裡人斷了糧食。全家走投無路時為了求生，只好把外婆的姐姐以五十塊現大洋的價錢，賣給淇縣的一個大地主趙家作小妾。當時外婆的姐姐十七歲，模樣非常標緻，來提親的那個男人當時四十來歲，長的斯斯文文。外婆母親一看，覺得雖然歲數大了一點，但人還體面，終究還能過，於是也就應允了。
誰知這個來提親的人只是那家的賬房先生，真正的新郎是那家的主人趙老太爺，當時已經七十三歲了。趙老太爺家有千頃土地，家丁數百，但就是沒有後代，於是不斷地娶小老婆想要個繼承人，到外婆的姐姐已經是第七房了。外婆的姐姐到了他們家才知道這個情況，但也無力逃脫，終日以淚洗面。外婆的母親在女兒出嫁後去探望女兒，到了那家才發現這女婿比自己還大三十多歲，頓時又急又氣，幾個月以後就病死了。就這樣，外婆還在兩歲時就死了母親，父親又一直沒有音信，只得寄住在她的哥哥家裡。
外婆的哥哥比外婆大二十四歲，是一個游手好閒的農村地痞。也算天造地合，外婆的嫂子也是個惡毒刁鑽的潑婦。二人對這個可憐的妹妹沒有一點憐憫之心，時常虐待她，一天只給她吃一頓稀飯，還讓她砍柴、割草，稍不合心就拳腳相加。外婆長到十歲時，因為營養不良發育得只像四、五歲小孩，頭髮如同枯草，輕輕一碰就大把脫落。這時村裡的鄰居實在看不過去，悄悄跑到淇縣，把外婆受虐待的情況告訴了外婆的姐姐。
外婆的姐姐嫁給趙老太爺之後還不到一年，那老頭就病死了，仍然沒有一子半女。趙老太爺是淇縣豪強，家裡有好多院落，金銀財寶分別藏在不同地點。由於家中無後，藏金銀財寶的地方原來只有老頭子和大老婆知道。死前，趙老太爺有些良心發現，覺得對不住這個小老婆，便悄悄把家裡放錢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按照封建家規，趙老太爺死後，小老婆們也不能改嫁，只能守寡到死。
趙老太爺的大老婆是一個心地不壞的人，雖然家有良田千頃、金銀無數，但依舊勤勞節儉，對幾個守寡的姨太太也還和善。那時豫北常鬧饑荒，每到春天青黃不接時，趙家都要在門外設立幾個粥棚施捨。那時趙家大婆已經六十多歲了，走路已經不穩，需要傭人攙扶，但每當她在地上看見有零散的麥穗、棉桃、布頭這些東西，都要親自拾起來，洗淨後積攢起來備用。
外婆的姐姐本來不願與哥嫂這一對壞人來往，自他們的母親死後就多年沒有回過娘家。獲知外婆受哥嫂虐待的消息後，外婆的姐姐趕緊到哥嫂家裡，把外婆領走了。好在趙老太爺的大老婆人還算善良，聽了外婆的淒慘遭遇後不勝唏噓，也就同意收留外婆，和家中傭人住在一起。外婆在姐姐家裡可以吃得飽了，身體迅速恢復、發育，越長越漂亮。由於她在哥嫂家長期被虐待，謹小慎微慣了，做事手腳麻利，還會看大人眼色，把大婆伺候得舒舒服服，於是大婆也挺喜歡她，給她請了個私塾先生教她看書識字。
外婆這人心地善良，自己雖寄人籬下，但依舊同情貧苦人。民國十九年（「注」即一九三○年）前後，中原大戰爆發，豫北又鬧饑荒。外婆在外出時看到有母女二人即將餓斃，趕緊回到傭人房中，端出食物給二人吃，救活了母女倆。後來，外婆又跟姐姐要了一些錢，送給母女二人活命。這母女二人都挨過了饑荒，活到解放以後。外婆還幫助過一個窮老頭，此人因吸大煙弄得家破人亡，自己孑然一身來討飯。旁人都厭惡他，不施捨食物。後來外婆見他可憐，就每天偷偷把傭人剩下的伙食端給老頭吃，一直持續了好幾年。後來外婆一出嫁，就再也沒人給那老頭子送飯。幾個月以後，外婆回門到趙家，才知道那老頭已經餓死了。
轉眼到了外婆出嫁的年齡，此時的外婆已亭亭玉立，而且知書達禮，故前來提親的人絡繹不絕，把門檻都要磨破了。這些人中有兩個特別突出：一個是當時燕京大學的教授，另一個是家有「千頃牌」（「注」「千頃牌」是舊時獎勵巨富的一種辦法，家裡有超過一千頃，也就是十萬畝以上的土地，官府賜予「千頃牌」為褒榮）的豫北豪強地主王三祝（「注」王三祝在解放戰爭時期任國民黨暫編第九縱隊司令，一九四九年五月安陽解放時被活捉，同年七月被處決）。特別是燕京大學那個教授，見了外婆以後非常滿意，連聘禮都送來了。但是，趙家大婆喜歡外婆，不想讓外婆跟著那個教授走而遠離她；而外婆自己也不想到王三祝這樣的大戶人家裡，謹小慎微地過日子。就這樣挑來挑去，外婆的婚事又拖了幾年。
外公年輕時長得很英俊，是遠近聞名的美男子，人稱「衣裳架子」：儘管天天在地裡幹活，但他的皮膚屬於「曬不黑」，白裡透紅；身材也高大魁梧，達一米八三，而且特別勻稱。民國二十二年（「注」即一九三三年），外公到趙家提親。外公這人老實木訥，前去提親時，趙家大婆問一句，他就回答一句，不問的時候就一言不發；但只要一談起莊稼活來就眉飛色舞，興致昂然。趙家大婆覺得外公是個本分人，*得住，又勤快，於是讓外婆來見。外婆見了外公，一是相中他老實，二是相中他能幹活，三是相中他英俊。就這樣，從那麼多求婚的佼佼者中，外婆獨獨選中了外公這個最窮的莊稼漢。
解放前，由於連年戰亂，豫北的土匪老抬十分猖獗。外婆剛與外公成婚不久，外公在去道口看戲回來的路上被幾個「老抬」綁架了。當時土匪聽得消息，說王三祝曾到在趙家向袁氏提親，就以為外公是王三祝，於是將其綁架，放出話來要十萬塊現大洋，否則就要撕票。抓到外公以後一審，卻發現不是王三祝，於是匪首就到趙家勒索，降價成五千塊。外婆得知消息後簡直快急瘋了，趕緊托其姐姐到趙家借錢籌款。還正在忙活著，外公居然毫髮無損地回來了。原來，「老抬」得知外公並非王三祝，又見外公老實木訥，就對其放鬆了警戒，關押幾天後派兩個小嘍囉押著外公轉移關押地點。誰知走到半路，兩個傢伙的大煙癮相繼發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渾身抽搐，動彈不得，結果眼睜睜地看著外公掙脫繩索逃走了。住在趙家敲詐的匪首一聽說人質已經跑了，頓時很洩氣，趙家大婆也會辦事，多少給了他幾個錢，算是辛苦費。
外婆這人從小寄人籬下苦慣了，特別會過日子。外婆嫁給外公之後，二人配合非常默契。自從自己家買了第一匹牲口之後，外婆就像對待孩子一般愛護它，每天晚上起來給牲口喂草，連燈都捨不得點，結果經常被撞的一頭包。節約下來的錢，全部攢著買地。外公這個人也不愛亂花錢，幹活時根本不用人催，因為看見莊稼長的好，他比什麼都高興。八十年代後期，外公在我們家住了幾年，有時我跟他一起到外面轉轉，每走到莊稼地，他都要俯下身子仔細地看半天，還說人家不會種田，莊稼沒長好。
俗話說，天道酬勤，外婆的精打細算和祖父的勤勞耕作，使得這個家庭在解放前的二十年裡不斷擴大再生產，從原先的幾畝地變為四十多畝，還蓋了一座二層的小磚樓。不過，滑縣的土地屬於黃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當時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種改良等技術，儘管精耕細作，但還是離不了*天吃飯，一畝地能打個二、三百斤糧食就算大豐收了，遇到荒年景顆粒無收的情況都有。每年打下的幾千斤糧食養活當時一家六口，也不過溫飽有餘。
當時家裡只有外公一個男勞動力，地多了以後一個人忙不過來，就雇了一個長工，農忙時節也雇幾個短工。但是，這裡的主家與雇工的關係並非像《收租院》裡所描述的那樣殘酷、血腥，而恰恰相反——當時吃飯時，外公和長工同席，吃乾飯；外婆和孩子們則另一桌，吃稀飯。這是因為，在天災人禍頻仍的河南，小戶人家即使有些餘糧也不敢頓頓吃乾飯，必須留下來糧食備荒，或者換錢買地；而外公和長工屬於下地幹活的勞力，他們必須吃飽才有勁幹活。上工時外公和長工一起下地幹活，那長工與我們家關係也相當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五服以內的親戚。外公與長工以叔侄相稱，而且文革時代整我們家的那幫人裡，獨獨沒有這個長工。就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殷實之家，而不是一些人公式化地描繪的如同洪水猛獸般的壓迫者。
馮玉祥治豫時，搞「新生活運動」，派出大兵四處搜羅裹腳女人。可是，這種延續了一千年的陋習也並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時間，村口有人放哨，遠遠看到有馮玉祥的大兵過來就高喊：「查裹腳的來了！」正在地裡忙活的年輕婦女一聽，撒腿就往家裡跑，馮玉祥的大兵就在後面追，跟今天搞計劃生育差不多。
後來日本人來了。外公的弟弟當時在縣城賣饃，走到城門口時正趕上日本鬼子殺人立威，無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頭，在城門口掛了好多天。後來外公買通一個給日本人做翻譯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錢才把屍首贖回來。幾年裡日本人就到過村裡一次，嚇得全村婦女臉上塗滿鍋灰躲到麥地裡，被日本兵抓住的婦女倒也沒怎麼著，日本兵看著她們臉上黑糊糊、驚慌害怕的樣子就哈哈地笑，嘴裡還用生硬的漢語說「皇軍大大的好，別害怕」，然後就走了。而漢奸隊伍「皇協軍」和一些雜牌隊就挺可惡了，每次進村都偷雞摸狗，搜刮財物，因此當地一些老百姓說「皇協軍」比日本兵還壞。
解放前像外公這樣無權無勢的小地主，最怕的就是「穿四個兜」衣服，也就是穿軍裝、警察制服和中山裝的人，這樣的人一來村子裡就是敲詐的。有些城裡的地痞流氓沒錢了，就借上一身中山裝一穿來到村裡，看到哪家家境好一點，但氣派又不是很大的，就進去往椅子上一坐，裝腔作勢地說：「蔣委員長號召我們開展新生活運動，現在要交衛生費。」小地主們也不懂什麼是「新生活」，不願意交，「四個兜」就一拍桌子，聲色俱厲地叫道：「怎麼，不願意？你還想不想過了？」小地主一聽，嚇得心驚膽戰，連忙乖乖地把錢送上，算是破財免災。
雖然豫北先後被新舊軍閥、國民黨、日偽輪番控制，然而這幾種政治勢力始終沒有能深入到鄉村中來，除了要交各種各樣的捐稅、偶爾有各式各樣的軍隊和流氓來搜刮騷擾外，豫北的鄉村多半時間處於千百年來形成的村社自治體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著，直到來了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