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公開用刑，讓整個台島為之震懾，一時效果可以說是立桿見影，台島治安迅速好轉，在從行刑起的一個月內，幾乎全台灣就沒有出現治安事件，只是，原本的舊案偵結工作，卻是沒有停止，那些先前犯了大案的人，卻是一個也跑不了，全部被判處死刑，只是這次，由於震懾的效果已經達到，因此就斬首示眾了事。
元宵節也很平靜的過了，時間眨眼就到了春天。
而此時，中原大地卻是車輪滾滾煙塵漫漫，無數的民夫和糧食被運到這裡來，元廷已經下定決心要大修黃河大堤，確保百年之計。而中原大地數十萬的災民，也亟需賑濟，否則很可能會生出民變，那樣一來，可夠忽必烈頭疼的。
在激烈的朝廷辯論後，忽必烈最終拍板，疏通黃河故道，將黃河水從淮河故道引回來，同時對於黃河故道的兩側大堤均進行加固，力圖三十年到五十年不決口。
經戶部測算，此次修復工程約費鈔五百餘萬，如果再考慮到幾乎是同時進行的賑災撫民工作，那麼靡費將過八百萬鈔，而根據目前規定的兌換比率，元廷存銀根本不夠如此多的紙鈔。
那麼，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壓低預算，開源節流，甚至推遲工程，要麼，就只有先印著了。
以阿合馬為代表的色目貴族和大部分蒙古王公，主張直接印鈔，來解決缺口，畢竟印鈔的成本很低，幾乎不必開支，可是這卻足以支付河工和賑災所需。
而正月份一直被調查，卻也沒有什麼問題的太子真金，在沉默已久後，卻突然大動作表態，堅決反對！
當然，真金並沒有在朝堂上與他們激烈辯論，而是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奏章，力陳己見。
奏章裡說：自至正十年來，朝廷累計發鈔逾三千萬，如今銀貴而鈔賤，所存之銀固不足抵所用之鈔，如今有事則發鈔，入貨則發鈔，萬事皆以發鈔決之，人用鈔而不用銀錢，朝廷上下發鈔而不貯銀錢，長此以往，紙鈔橫行而銀錢愈發珍貴，柴米之物其價必然大漲而民生維艱，朝廷財政必因此而愈發困詘，百姓生計艱難則人心浮躁，如有謀反者煽動之，為之奈何？如有人囤積銀錢者，如之奈何？
接著，真金更進一步對當前的諸多政策進行了批判，矛頭直指阿合馬，甚至影射忽必烈：昔日財政艱難，故行非常之法，如今天下稍安，更是與民休息之時，當勸課農桑以固根本，開科取士以培元氣，延請大儒以教化人心，暫休甲兵以圖喘息，怎奈前計大謬者多而遠慮者少，因一時之利而濫發紙鈔，圖一時之快而分人等，真金以為，如今天下，不惟父皇之天下，亦乃天下之天下也，父皇之子民，不惟國人，漢人南人，皆父皇之民，彼雖教化不同言語不一，然人自平等，但有賢愚之別，何來貴賤之分，真金奏請陛下，一視同仁，兼容並包，南人歸心方天下歸心，願陛下深察之。
此外，真金對於黃河治理，不主張全面修繕，理由自然是靡費過多，他只是建議堵上決口，加固堤壩，至於恢復故道的事情，他主張暫緩三五年，待財政好轉後再實現。
對於賑災，真金則主張要竭盡全力，即使為此耗費再多也在所不惜，真金提到：「災民者，父皇之子民也，世間安有子有難而父不竭力撫之者乎」，真金認為，這是向天下百姓，尤其是心志不堅，甚至意圖反叛的人展示實力和誠心的大好時機，朝廷要向百姓證明，蒙古人一樣會對百姓好，絕不會因為是外來朝廷就不愛中原土地，這也是對先前所謂宋朝皇帝傳檄天下書的正面回應。
至於南北兩線，真金則提出，可以暫時與北方後王們講和，但是對於盤踞台灣的宋朝小朝廷，必須立即發大兵擊之，否則「非真金長南人志氣，若是不顧宋廷放任自流，其必潛心發展，廣積糧草，大造兵器，甚至於後王等相勾結，而天下漢人有其寄托，必不真心忠我，數年之內，幼帝趙昺長成而元氣漸復，百萬遺民足以得數十萬之兵，南洋之大可得番邦相助，大陸心不安者必渡海而投，其他必多心躁意遑之人，若朝廷有所疏漏，而趙昺於台灣振臂一呼，如之奈何？」
真金的這份奏章，可以說全面的闡釋了真金如今比較成熟的政治綱領，即大興漢化，完成元廷的本土化，勸課農桑，切實發展經濟，開科取士，團結可以團結的士大夫，少發紙鈔，避免出現通貨膨脹，先南後北，快速摧毀小朝廷，以免夜長夢多。可以說，這份綱領在當時，是切合實際，積極穩妥的，就是一個月後才看見副本的蕭統，看了也是連聲驚歎，直贊真金「人才難得，必乃我朝之大敵也」，並且還憂心忡忡，幾天都睡不著覺。畢竟真金這些見解，可以說切中元廷的要害，對於當時的弊政，已經有了在那個年代盡可能清晰的認識，如果說能夠完全實行的話，恐怕大元王朝的統治，就會穩固了。
那麼，連敵對勢力都如今忌憚的詔書，在元廷內部會得到怎樣的待遇呢？
剛剛來電，於百忙中匆匆揮筆而就，大家多多，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