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紀70年代，生物圈彷彿已處於瀕臨覆滅和被污染的危險之中。或許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創造物和居民－人類弄得不再適於任何生命物種的生存。回首往事，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終在不斷地增長。當人科變為人類之際，他就已經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體方面的武器和裝備，但卻獲得了能夠進行思維和籌劃的自覺的理智，並同時獲得了兩個自然器官－大腦和雙手，這是他藉以進行思考和籌劃以及運用身體行動達到預期目的的物質工具。
在上文我們已經指出，工具同人類的意識是孿生兄弟。製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類能夠在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競技場上自立。舊石器時代早期是比人類有記載的歷史要長得多的一個時期。自從舊石器晚期以來，大約從7 －4 年之前，人類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類成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業革命開始後的事情，至今不過200年。在這200年中，人類已使他的物質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脅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潛能卻未能隨之增長。結果是兩者之間的鴻溝在不斷地擴大。這種不斷擴大的裂隙使人憂心忡忡。因為人類精神潛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夠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構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賴的變化。並且，在生物圈中，人類自身也不願意被現在的那種貪得無厭、永無止境的慾望所毀滅。
在20世紀70年代，人類對生物圈劫掠性破壞的後果，正不斷地從許多徵候中顯示出來。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長，而這些不斷增長的人口又不斷地向大城市集中。由於人類的大多數仍處於貧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長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貧民區的增加。在貧民區裡，居住著無業的、甚至沒有就業可能的、來自鄉村的移民，而鄉村則是自新石器時代初期發明了農業之後，人口的大多數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觸角，以橫穿大陸的高速公路和飛機航線的形式，伸向全球。生產工業日用品、食品和有機原料的少數工廠，通過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機器生產過程正在不斷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層和空氣層。時時充斥於水層和空氣層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時並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識的毀壞性的軍事活動而被殺死的動物（包括人類和非人類的動物），而是和平活動的廢棄物。
作為一個整體，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氣會受到作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產物——人類的活動的致命性污染嗎？對於這一問題，在1871年，或許近至1944年人類取得原子裂變的技術成就之前，人們始終持懷疑態度。人類使整個生物圈不再適於生存的能力，在使數不勝數的野生物種滅絕中已得到明顯的表現，而這其中，人類和其家養的動物也不能倖免。有些物種則正在受到人類活動的意想不到的後果的損害。
城市空間的擴大，於本書作者——一位出生於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親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來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從小城鎮發展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來，下關海峽附近曾經是生機盎然的日本農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倫敦，像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樣，已變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戰後，倫敦曾被德國炸彈化為廢墟的地方，已佈滿了用於交通工具的高架車道，而這則是英國人親手而為的。
對於一個1889年誕生於倫敦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來說，1914年8月成為1871－1973年這100年中的斷裂點。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為全人類自相殘殺的苦難時代。兩次世界大戰，每次都是罪惡，都是空前的災難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亞美尼亞人，德國人迫害猶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殘殺，一切都犯下了滅絕種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數的非洲土著人都成為受害者。在北愛爾蘭仍在進行著一場慘無人道的戰爭，人們稱之為「宗教戰爭」。像非西方的移民從農村進入貧民區那樣，西方中產階級在生活方式上的墮落也是令人注目的。與1914－1973年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經成年並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產階級的記憶中，1871－1913年顯然是一個黃金時代。然而，如果從整體上回味1871－1973年的歷史，在1871－1913年間曾一度流行的這種樂觀主義情緒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一位出生於1889年的英國中產者認為，從他開始認識周圍世界時起到1914年8月，這段時間人間的天堂即將來臨。產業工人將會從人類的工業總產值中得到豐裕的收入；德國的議會責任制內閣行將完善，而在俄國已即將確立；仍處於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將贏得政治獨立；然後，千年王國就會到來。在這一新的黃金時代，基督教帝國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將處於基督教統治之下，但同他們喪失政治獨立之前的混亂生活條件相比，他們的處境將得到改善。
西方人並不希望看到戰爭被消滅；某些西方人，諸如德國和巴爾幹國家的某些人不僅期望戰爭連綿不斷，而且積極地促使戰爭的爆發。但是，即使是最好戰的德國所想像的戰爭也只是俾斯麥式的速決戰，而不是類似於曠日持久的拿破侖戰爭或1618－1648年德國那毀滅性的三十年戰爭，或是不久前才結束的那場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
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1898年的西美戰爭、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以及1912－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實際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暫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戰爭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也僅是地區性的，並沒有使全世界捲入。中國發動的反對腐朽沒落的滿清政權的太平天國起義（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義，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難和生靈塗炭，這些起義也無一不遭到了鎮壓。西方人並不完全瞭解同一時代中發生的這些事情，不瞭解東方民族特有的生靈苦難。在東方，當時的各個民族始終沒有接受強加於他們的基督教的統治秩序。對於一個象本文作者這樣，出生於1897年前後的英國中產階級的孩子來說，那一年，正是英國舉國歡慶維多利亞女王統治60週年的日子，彷彿他所誕生的那個世界已超乎於歷史之外，因為歷史意味著「開化」民族留在身後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難都已是過去的事情了，它們將不復重演。人們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興起及在全世界的統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讚揚的。「文明」已經紮下了根。這就是歷史如今已經陳腐了的原因。
成為樂觀主義者的根據的那些成就，確乎是令人難忘的。但這些成就中的每一個都不是盡善盡美的，自身就孕育著產生未來災難的種子。在20世紀70年代，這些瑕疵已是洞若觀火了，但在1871－1914年間，它們並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們發現的。
例如，1861年俄國解放農奴、1863年美國廢除黑奴、1871年巴西開始廢除持續統治的奴隸制，這些看來是通向千年王國大路上的光輝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國農奴並沒有滿足他們巨大的擁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對黑奴的解放，並沒有消除種族歧視、種族差別和種族衝突。說到在法律上解放產業工人，這些也還沒有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的社會革命。但在西方國家，他們相對的經濟地位正逐漸得到改善；這種生活條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勞動的體力條件的改善相伴隨的。而隨著每一個技術方面的新進展，機械性的工作越來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傳送帶和裝配線的發明，增加了生產，降低了成本，卻付出了精神上的代價，它把男人們和女人們變成了「被科學地管理」著的機器上的齒輪。現在產業工人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卻被雇來干類似划槳奴隸那樣的工作。他們同這個社會仍是貌合神離的，因為這個社會讓這個新階級為服務於中產階級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國和意大利民族國家的確立似乎使人類世界的政治結構得以穩定。地區性的主權民族國家現在被視為標準的政治單位。自1871年以來，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戰爭之外，沒有發生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國互相廝殺的任何其他戰爭。1877－1878年沙皇俄國同土耳其的戰爭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戰爭，英國自始至終都未捲入。1865－1885年，俄國吞併了烏滸河－藥殺水流域和從土庫曼到阿富汗的西北邊界地區。這一次，俄國避免了同英國的戰爭衝突。在1881－1904年間，所有非洲國家中只有兩個國家尚未處於西歐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們險些直接或間接落入英國的勢力範圍，在法國、德國、比利時或葡萄牙爭奪非洲領土時，他們之間沒有發生戰爭。阿比西尼亞（已更名為埃塞俄比亞，最初是指今天蘇丹的東部）參加了非洲領土之爭；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恥的失敗。利比裡亞是被解放了的美國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倖存要歸因於它實際上是美國的保護國。所有其他非洲國家和民族都喪失了其獨立。在1894－1895年中國大敗於日本之後，英國、俄國、德國以及法國開始瓜分中國。而此時他們已在瓜分非洲。在東亞，如同在非洲那樣，他們在劃分勢力範圍時互相避免陷入戰爭。
這些似乎是維持大國之間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麥職務之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開始作出挑釁性姿態。但是從表面上看來，由於大國之間的合作，人類文明世界似乎繼續平安無事，並且秩序井然。這8個大國中，只有3個是歐洲之外的國家，即俄國、美國和日本。雖然歐洲國家是主權國家，但筆者於1911年發現，除了羅馬尼亞和土耳其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要求旅行者攜帶護照。在希臘農村我能夠把金幣和法國金幣兌成銀幣，因為它在法國、意大利和希臘都能通用。政治上的邊界既未妨礙貨幣流通，也未給私人活動帶來麻煩。
儘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經出現。法國對1871年被迫向德國割讓領土一事仍然怒氣未消；這些地區的居民並沒有對第二德意志帝國俯首聽命。德意志帝國政府把割來的國土作為「第二帝國的疆土」來管理，而未敢給予它第二帝國組成部分的自治國地位。俾斯麥經常被「統一」的夢魘所纏繞。在他下台後，這個夢魘很快成為了現實。1892－1893年，法國和俄國通過軍事會談達成協約；1904年法國和英國簽訂條約；1907年俄國和英國達成協約。1898年，德國開始同英國爭奪海上霸權。而歐洲五國和俄國則正在共同制定戰爭動員以及隨之而來的海陸軍行動的戰爭計劃。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國民族國家完全建立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單位。但這一看法是不穩妥的，因為，雖然西歐諸民族（包括使用2種語言的比利時人和使用4種語言的瑞士人）現在都保護著自己的民族國家，但東歐諸民族卻還沒有做到這一步。例如，波蘭人還沒有自己的獨立國家，他們還是俄國、普魯士以及奧地利人的臣民。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民族國家可望得到「未收復的國土」。這些領土仍處於奧斯曼帝國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之下。作為8個強國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國，已成為世界上的反常現象，因為民族國家已成為世界上標準的政治單位。在沙俄帝國，大約有1／3的人口不屬於大俄羅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國家包括有少數未同化的波蘭人、丹麥人和法國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遙遠邊界一側，仍有「未收復的國土」（該術語源於意大利語）總之，「民族自決原則」在1871年在西歐實現之後曾給西歐帶來政治穩定，而今卻成為東歐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壞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當民族國家已成為人所共識的準則之際，東歐國家走上西歐民族國家模式的努力歸於失敗，使得人類文明世界的政治結構趨於緊張。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復國土」因選擇了民族國家而統一，所有的屬地都變成了主權民族國家，這個結構也仍然會是不穩定的。人類文明世界仍會在政治上不斷被瓜分為彼此獨立的地區，因此，在人類的政治要求和經濟利益之間仍存在著不可解決的衝突。
地區性民族國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為越來越多的採用西方體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戀民族主義的力量，已從他們先後成功地挫敗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侖打算把政治統一一再強加給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圖中得到顯露。西方在狄奧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時代曾一度擁有這種政治統一。但是，自15世紀西方人掌握了從中國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來的航海技術而使人類世界連為一個整體以來，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種經濟上的時代錯誤。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開始的人類文明世界在經濟上的統一，因英國工業革命而得到了長足進步。
迄今為止，世界貿易交換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為工業革命的結果，商品交往逐漸包括了越來越多的生活必需品。開創工業革命的英國企業家們把贏得的利潤投入擴大再生產，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此後，英國在全球範圍內出口產品，進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後，德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後來居上，奪去了英國的霸主地位，此時，世界貿易已波及全球範圍。
人類文明世界在經濟上一體化的開端，是以葡萄牙人發明遠洋帆船為標誌的；它的完成則以1864年國際電報聯盟和1875年國際郵政聯盟成立為其標誌。到那時為止，人類已經變得依賴於經濟上的全球一體化，但仍不願在政治範圍內放棄民族分立。儘管從1914年以來，它已經導致了戰爭浩劫，但這種不相適應的狀況仍在繼續。接踵而來的是，人類事務已混亂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致使整個人類社會陷於癱瘓。只有極少數人可能倖免，他們是自給自足，沒有捲入世界市場的農民、獵人以及靠採集食物為生的人。
1840－1890年這半個世紀內，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裝備和速度方面都達到了頂點。此後，它被工業革命產生的競爭者——蒸汽船取而代之。這也是西方音樂「古典」派日暮黃昏的時代。18－19世紀之交，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達到極點。西方近代繪畫此時已過鼎盛時期；1600年以後，繪畫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從意大利人和佛蘭德人手中奪走。瓦特對蒸汽機的決定性改進，使「古典」的帆船喪失效用。繪畫的自然主義流派因攝影的發明而相形見絀。在1871－1913年這表面平靜和繁榮的43年中，畫家和作曲家已經審慎地放棄了悠久的傳統，正在積極探索豐富多彩的表達形式。顯然他們感到藝術的「古典」風格已經壽終正寢，如同燃盡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國王朝。處於20世紀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藝術家們在風和日麗的時候，就已經預見到在下一代人的時期內西方社會將遭受暴風驟雨的侵襲。藝術家的心靈觸角對將要到來的事情的徵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們試圖開列出1871－1973年這一時期人類的經歷及活動的清單的話，我們必須記下的第一筆，就是那些不勝枚舉和影響巨大的發現和發明。在過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許多著名發現和發明。但在本世紀即將結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經超越了以前在這些領域裡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識因素，來說明人的有意識的行為。愛因斯坦（1879－1955年）證明，牛頓物理學僅在有限的範圍內同現實是一致的。他認為觀察是一種相互作用，從而使物理學進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觀察者本身即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過時間和空間來觀察物質世界的運動的。約瑟夫·約翰·湯姆孫在1897年作出的關於電子的存在及其本質的發現表明，「原子」一詞是使用不當的。「原子」已被證明並非不可再分的實體，它是一個縮小了的太陽系。歐內斯特·盧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預言了原子結構。他於1919年發現了原子核並成功地轟開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關中子存在及其本質的發現，揭示了原子核的結構。同時，在尼爾斯·玻爾（1885－1962年）的倡導下，物理學領域的這些發現使物理學家們明白了一條認識論的真理。對同一事物，如果用兩種不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體驗的話，是不可能同時被體驗到的，儘管這兩種方法都是持之有據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爾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陸之前，橡膠已被用來製造供某些危險的體育比賽使用的球，而石油則一直是東羅馬帝國的致命武器「希臘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間，這兩種原材料已分別用於輪胎製造和作為內燃機燃料。這使建造實用的汽車和飛機成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為曾一直是由昆蟲、飛鳥和蝙蝠佔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員。
人在地理和歷史探險方面同樣取得了偉大成就。西方人到達了這個星球的兩極，登上了地球的衛星——月球；他們不僅發現了米諾斯文明、邁錫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種線形文字」表達語言的是希臘人，而且發掘了由8個互相銜接的層次構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過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發現和發明在醫藥和外科領域。麻醉藥（發現於19世紀40年代）應用的進步使外科醫生能夠實施前人無法想像的手術。器官移植是這一進步的最高成就。人們發現蚊子是黃熱病和瘧疾的傳播者。這些發現使人們分別在1881年和1897－1899年製造出預防這兩種疾病的藥。滴滴涕發現於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滅害蟲的另一種武器。而害蟲是同人競爭主宰生物圈的一類重要的非人類對手。
西方人的這些發現和發明，是人的勇氣、想像力和理智的偉大功績。但它們對人類事務的影響卻是雙重的。例如新興的西方航空技術同中國人發現的古老的炸藥相結合，使好戰者讓炸彈從天而降。這種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戰者同文明人之間的區別蕩然無存。而自從17世紀末期以來，人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這種區別。在1897年發現電子之後不到50年，1932年發現中子之後不到13年，兩顆由核裂變而釋放出威力無比的能量的炸彈落在廣島和長崎。汽車使人的行動今非昔比，卻付出了把城市的觸角伸向農村，使馬路和街道擁擠不堪的代價。到了1973年，汽車和飛機排出的廢氣，使得生物圈裡的空氣令人窒息。
醫藥和外科的巨大進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壽命延長，這是具有對社會和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過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數量加速增長。醫學為延長個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絕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這種或那種特殊情況下，需不需要延長某人的生命就成為擺在醫生、病人、病人的親朋好友面前的一個以前做夢都不曾想到過的倫理問題。
工業革命之前，政府的兩個基本職能就是對內維持法律和秩序，對外禦敵。工業革命強加於機械化工廠中的工人——一個新的社會階級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迫使政府擁有第三種職能：提供社會福利。1802年，英國實施了第一個保護工廠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麥擴大了德國政府活動的社會範圍，通過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殘廢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英國人曾傚法了德國的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認政府擁有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責任，這是政治領域有益的道德進步。在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政府現在除了繼續是一個執法和禦敵的組織之外，已成為一個福利組織。然而，福利國家仍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要為佔人口多數的窮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務，就要求通過逐漸提高富人納稅的方法來增加額外的國民收入。可以想見，少數人會反對福利立法，漠然待之，並且會提出詰難。這是一個道德和心理學的問題。這個詰難是，福利國家會使受益人墮落。在20世紀70年代，這個似是而非的詰難被事實所部分地證實。一些國家廣泛實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裡，謀生是人的責任這一情感已經淡薄，工作質量標準下降；更為失敗的是，生活平均標準的提高卻伴隨著誠實正直標準的下降。另外，還存在著少數窮人。他們中的一部分是來自比較貧困的國家的暫時或永久的移民。他們的生活條件特別是居住條件，仍在令人震驚地惡化。
在私人經濟仍占主導地位，政體仍是「民主制」（即議會制）的那些國家裡，福利立法和工會組織的協作已使大多數產業工人按照自己的意願，使他們同中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天平傾向於他們。那些在為人們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業工作的工人，在討價還價的談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碼頭工人、礦工以及在供電、供熱、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廠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師職業的談判力量是弱小的。雖然從長遠的觀點看，教育工作者的社會價值至少同其他職業工人是同樣巨大的，但他們的罷工不能對社會生活發生直接的、使之癱瘓的影響。
具有巨大的直接談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業經濟制度的急先鋒。他們反對限制眾人具有談判自由的建議。他們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發展自己日益增長的力量。這是同放任主義哲學相吻合的。中產階級的企業家最早搬來了放任主義哲學，這是一種對產業工人有害的東西。但是，現在，一個顯而易見的觀點是：世界範圍內的勞動的進一步機械化，如果沒有政府干涉（即社會主義，這是被產業工人吹得天花亂墮的一種意識形態）的進一步增強的話，將會使生活對於每一個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雖然在一些議會政權的國家中，具有決定性談判地位的職業中的工會，正在維護其權力，但在蘇聯，產業工人和農業工人都處於獨裁政權的統治之下。蘇聯政府擁護馬克思的意識形態，但並未同其沙文主義先輩的行徑分道揚鑣。列寧（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1870－1924年），本世紀的一位偉人，推翻了一個以武力為基礎的政權，強加給人們一個同樣特性的更為強大的政權。在以盡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國技術現代化方面，列寧及其克里姆林宮的後繼者也是以彼得大帝為榜樣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由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發動的。布爾什維克是知識分子中少數馬克思主義者中的一派，它同農民結成聯盟。俄國農民希望獲得土地所有權。法國農民在1789－1797年的法國革命期間獲得了土地所有權。但共產主義的俄國卻很快把土地國有化，如今正在大規模的單位內集中耕種。它所遇到的反抗與英國圈地法案實行時並無二致。英國圈地法案促進了生產。但在俄國，迄今為止，這一政策一直遭到農民的積極反抗。
蘇聯以其獨裁的方式使之成為福利國家。這種福利國家與當今英國相仿，而同俄國過去的沙皇政權相異。例如，人們的文化水平得到極大提高，財富得以更為順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諸如此類的國家無論其意識形態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製造戰爭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進行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死傷人員和破壞程度上超過了中國1850－1873年的內戰。一切戰爭包括俾斯麥的有限目標的速決戰，都是殘暴的。滅絕種族（即大批屠殺文明人）加劇了20世紀兩次大戰的殘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實行過種族滅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大批屠殺過猶太人。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的戰勝者，以及英國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暫時得勝的德國人。這兩個事件大概可以使後代在回首往事時，不會因表現出人類的邪惡和愚蠢而感到羞愧。雖然敵我懸殊、在勝敗存亡問題上前途未卜，但這兩個民族卻具有反抗精神。他們都幸運地找到了自己的領袖——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和溫斯頓·丘吉爾，他們激勵人民起來挽救危亡。
阿塔圖克不僅領導土耳其人民在維護生存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而且帶領人民進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業。像列寧一樣，阿塔圖克是知識分子階層的一員，這個階層推翻了那曾使它在這個國家賴以生存的政權。在行動上，阿塔圖克也像列寧那樣，為實現急迫的任務，訴諸於無情地使用武力。聖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識分子的一員。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戰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經濟目標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業化的世界相結合，而是割斷印度同它現存的經濟聯繫。聖雄甘地的同胞們並沒有響應他的號召返回到前機器工業生產的時代中去。事實上，在實踐甘地理想時他們失敗了，並且沒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國放棄統治時，以前的英國印度帝國被劃分為印度聯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殘殺。總之，這是在印度次大陸消滅了西方帝國主義所付出的代價。
那麼，西方帝國主義留下的歷史足跡是什麼呢？這就是直到本世紀1973年這個時期文明世界歷史的顯著特徵嗎？
統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內疚，例如，1919年英國人在阿姆利則屠殺印度人以及給倖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徑。但是，伴隨著這些帝國覆亡的是獲得解放的帝國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陸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殘殺。實際上又引起了操烏爾都語和操孟加拉語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區的互相殘殺。當印度軍隊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軍隊開戰之前，在原英印帝國最早的這兩個後繼國家的西部邊界，一直存在著敵對情緒，在越南、南部蘇丹、布隆迪、剛果、尼日利亞，西歐殖民帝國的垮臺所留下的真空，打開了內戰和自相殘殺的大門。這些暴力衝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價。帝國從來就是為了帝國建立者的目的而強加於臣民的，但是，只要這種具有強制性的外國政權存在，其一個附帶性的成果就是給臣屬的民族帶來國內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陸擁有殖民地之外，仍處於西歐國家統治之下的非歐洲領土已經剩下為數很少的一些灘頭堡和島嶼。然而，在南部非洲，歐洲籍的政治上獨立的移民們，仍然統治著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長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園和財產遭到移居而來的以色列人的剝奪。此外，在許多非洲國家，西歐人的統治被那些欺凌鄰國的當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華帝國對非俄國和非中國的亞洲人的統治，在共產主義政權的建立中得到倖存。同西歐國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國相比，這兩個大陸國家的陸上帝國的壽命則更為長久。
我們已經論及了人類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為地區性主權國家和它在技術和經濟方面的全球一體化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正是人類當今困境的癥結所在。人們需要某種形式的全球政府來保持地區性的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和平，來重建人類與生物圈其餘部分之間的平衡，因為這種平衡已被作為工業革命結果的人類物質力量的空前增長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範圍內從事這項事業的艱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膽怯的。而肩負挽救人類種族生存責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類的生存，因為他們正在把生命整體打碎為數量更為繁多而且規模更為狹小的分隔空間。地區性主權國家在數量方面的增長受到同時在數量方面增長的「懲戒」的挑戰。這種進一步分化正在導致商業的難於管理性和信息的難於理解性。這種不解決問題的行為並沒有消除這種過剩現象；相反，人們仍允許這種現象繼續擴大，它可能徹底為人類所無法控制。
人類所面臨的危機與兩次世界大戰時同樣嚴重，前景令人困惑。顯然，人類期望在生物圈內繼續生存20億年，其前提是人類的行為使生物圈不致為期過早地不適於生存。但是，現在人類擁有使生物圈在不遠的將來即變得無法生存的物質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們會由於人為地破壞生物圈、毀滅人類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災難而無法生存。這並非是不可能發生的。顯然，這裡提供了兩種可能性，但它們肯定不是僅有的兩種選擇。
未來是難以預料的，因為它還沒有成為現實。其潛在的可能是無限的，所以人們不能根據過去來推斷未來。毋庸置疑，過去發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條件相同，仍會重演。但是，過去發生的事情並不一定會重演，它僅僅是許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預料的，原因在於人們不知道過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這200多年間，人們獲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這一點就是史無前例的。在這些使人迷惑的情況下，只有一個判斷是確定的。人類，這個大地母親的孩子，如果繼續他的弒母之罪的話，他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臨的懲罰將是人類的自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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