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尚未降臨，過去已不復存在，因此，當我們合上史冊的時候，過去了的事情都已是無可改變的了。然而，這不可改變的過去並不總會到處重複再現。處於不同的時空之中，它便會異彩紛呈，而我們所獲知的信息的增減，也會改變其面貌。我們對過去事情的相互關係、對它們相應的重要性、對它們的意義的看法，都因現實的瞬息萬變而不斷改變。同一國家的同一個人，先是在1897年觀察同樣的過去，然後於1973年再觀察它，使會描繪出兩個迥然不同的圖畫。如果在2073年的中國再去觀察那完全一樣的過去，肯定會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亞再去觀察它的話，無疑會作出更為千差萬別的描述。
在本章，為了說明問題，本書作者將揀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關過去記錄的一些突出且意義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來如果在今後的另一個地方觀察歷史的話，可能重演的現象（這是一個冒險的猜測）。
自我們的祖先成為人類以來，在迄今為止幾乎是全部的歷史階段中（除去最後大約1／16的時期），都生活在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採集食物和狩獵的地帶肯定是狹小的，種群之間彼此相隔很遠。從技術和經濟角度考慮，人口集中就意昧著要有人餓死。在舊石器時代早期，技術幾乎是靜止不前的，每一個群體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於其中的成員都能夠互相熟識。這就是延綿至今的人類社會生活的背景。
大約在4萬年前，至多不早於7萬年前，人類在技術方面出現了相當突然和快捷的進步。雖然我們不瞭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學成就已確證它的存在。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該時代晚期經過改進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從那時起，技術持續進步，但它的發展卻是時斷時續的。技術發明接連不斷地出現飛躍，但中間伴有停歇。到目前為止，主要的技術飛躍年代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改進了工具、弓箭，馴養了狗），新石器時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進，與之相隨的是馴育了更多種類的動植物，發明了紡織、編織和制陶工藝），公元前第五千紀（航海、車輪、冶金和文字）和始於200年前，現仍在發展的工業革命（機械化方面的巨大進步）。這表明，技術進步不是不間斷的，而是積累的。為人所知的技術失傳是罕見的。在愛琴海地區，書寫方法失傳於公元前第12世紀，但這只是例外的情況。
技術是人類活動得以進步的唯一領域。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到機械化技術的進步，令人歎為觀止。儘管人在社會性方面的進步是由技術進步給人帶來的社會條件的變化所導致的，但是這方面的進步同技術進步之間是不相稱的。
到目前為止，人的一系列技術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時代對狗之外的動物的馴養，以及農業的產生。農業和畜牧業為後來的所有技術進步包括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也為迄今為止曾經產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礎。
新石器時代的村社，在規模上大於前農業的採集食物和狩獵群體，但它還沒有大到其成員相互間的個人關係必須要建立公共機構來維持的程度；新石器時代的技術進步也還沒有複雜到需要一定程度的專業化分工以及在兩性生理差別之外的勞動分工。此外，雖然新石器時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們彼此之間卻被連綿的人跡未至的荒野所隔斷。這樣，儘管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之間技術和生活的經濟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人類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卻得以延續，以滿足新石器時代人們生活方式的需要。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國戰國時代道家哲學家們，以懷戀的方式力圖返回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個時代生活的經歷使他們感到：後來的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後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後，在中國，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這種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時代風格的村社中的農民，仍然占現存人類的多數。但是，他們正在快速地離開農村進入遍佈各個城市的貧民區。同時，與此相反，農業和畜牧業中正在實現機械化，而機器的發明最初是用於工廠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過去的5000年中，人類文明世界中的農民，一直擔負著供養文明的上層建築的重擔。
這之所以成為可能，其原因就在於，在公元前四千紀，技術的進步開始使生產出來的產品除了滿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餘，而此時人類從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的社交方式已被證明，已無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這些剩餘產品了。部分剩餘產品被濫用於戰爭；而其餘的剩餘產品則被因社會公共事務而產生的少數社會成員不平等地佔有了。
公元前四千紀的技術進步，使一些專門從事某一職業的人（礦工、鐵匠、種植者、鼓動家、大規模公共事務——例如興修水利的組織者）應運而生。與大多數沒有技術專業的勞動者相比，專業人員對剩餘產品生產的貢獻要大得多；經濟報酬的有差別分配，儘管失去了脈脈溫情，而且從根本上講似乎是不公正的，但無論如何，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樣，天性是貪婪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社會交往水平對人類慾望的強制性遏制，已經不再適應於新的技術和社會的情況了。剩餘產品分配的「差異」，表現為巨大的不公正，並且這些差異還有助於形成世襲職業。這樣，社會不公正和戰爭，便成為集體富裕的代價。文明的這兩個先天的社會疾病，至今仍然折磨著人類。
自從人類文明破曉而出，人類的技術進步和社會行為之間便始終存在著矛盾。技術的進步，特別是1773年至1973年這最近200年間的進步，極大地增加了人類的財富和力量，人類作惡的物質力量與對付這種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間的「道德鴻溝」，像神話中敞開著的地獄之門那樣不斷地擴大著裂痕。在過去的5000年間，這種巨大的「道德鴻溝」，使人類為其自身種下了極為慘重的災難。
人類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給社會進步造成障礙，因此也給技術進步帶來障礙。因為，隨著技術在規模上的擴大和複雜化，它也增加了對財富生產者社會合作的要求。自從現行的工業革命開始以來，機械化已帶來了技術進步的第二個限制。機械化正在使工業生產更為物質化，並以減少人對精神需要的滿足作為代價，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質量標準的下降。
在人類文明的黎明時期，底格裡斯河、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下游諸流域星羅棋布的水利排灌設施，使生產規模得以擴大。這就需要技術操作規模的擴大，並進而要求打破以社會成員之間的個人關係為基礎的社會交往的限制，使社會共同體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長。在技術需要迫使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們超越前文明共同體的狹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時，他們發明了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非個人的機構。它們能夠維繫更大的共同體，因為它們能使個人之間並不相識的人們合作行動。但是，這種機構化了的社會關係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這種社會關係中，人類再也感受不到那種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間的溫情。機構總是要面臨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險，接踵而來的便是，掌握權力、負責維持制度的個人總是面臨誘惑，即取消自願合作，恢復強制。因為，社會機構時常無法喚起人們進行自願合作。
自從文明產生以來，人類一直是通過國家來控制社會機構的。這裡的國家是複數而非單數。因為，迄今為止，還沒出現過能擔當得起領導全球所有現存人類責任的那種唯一的國家，總是有許多國家相伴共存。文明時代的國家彼此間不是隔絕的，它們互相發生著衝突。而這種衝突會突然引發戰爭，而戰爭則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國家的通常類型是地區性的主權國家，並且有許多同類的其他國家與之並存。今天，全球大約有170個這樣的國家。其政治結構同公元前三千紀蘇美爾的國家相同。
地區性主權國家是一種難於掌握的機構。它們是兩頭落空。一個城邦國家（這不是指某個民族國家，也不是指許多城邦國家組成的聯盟或許多民族國家的聯盟），如果過於大，就不能使其社會基礎建立在那種使人具有家庭感的個人關係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區性國家仍只是許多同類國家中的一個；它有發動戰爭的能力，卻不能提供和平。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有許多地區性主權國家互相並存，它們之間經常發生戰爭。這種戰爭狀態總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個帝國帶來的強制性和平作為結局。這個帝國消滅了戰爭中的地區性國家，擁有像人類文明中心那麼大的幅員遼闊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該文明產生之際，以武力在政治上統一的唯一例子，它沒有經過地區性國家之間持久的預備性的戰爭較量。它的重要意義是，在迄今出現的所有文明中，這種文明是最為穩定和持久的。
當今世界上的地區性主權國家，都沒有維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備把生物圈從人為的污染中拯救出來，或保護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資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這種全球性的無政府狀態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人類文明世界在技術和經濟方面已經成為一個整體。在過去的5000年中，人們所一直需要的，在過去100年中在技術上一直可行的（雖然在政治上還不可行），是一種全球性的政治體。這種政治體應由新石器時代的村社那種規模的社會細胞構成，因為在這種規模之內，每一個成員即是世界之國的一個公民，而他們個人之間仍便於彼此溝通。儘管如此，人們今天已不能用野蠻的、毀滅性的軍事征服的傳統方式來實現人類文明世界的政治統一了。1945年，尚未實現政治統一的人類世界，曾遭到新發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襲。人類文明世界是不能通過使用這種致命的武器來實現統一的。毀滅，而不是統一，將是世界核戰爭不可避免的結果。
蘇美爾、希臘、中國以及中世紀意大利的歷史記載說明，一個主權國家群體僅僅是一種曇花一現的政治結構。在人類擁有核武器的時代，政治統一隻能是自願地進行。顯然，人類現在只能是勉強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這種統一將推遲到人類自身釀成更大的災難之時。這種災難將使人們最終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體，因為它給人們帶來的危害會小些。
在歷史的這一刻，我們人類也許會對昆蟲社會發生興趣，產生羨慕之情。它們遵從自然，彼此間在廣大的範圍內互相合作。單個的蜂、螞蟻或白蟻，使自己服從於其共同體的利益並為之而獻身，它們的自我犧牲既不是自願的，也不是外部強迫的。這是昆蟲心靈機制的本能。對於人類這種雙重屬性的動物來說，要把舊石器時代所參與的那微乎其微的社會交往，擴大為一種擴展了的、包括整個生物圈在內的人類社會交往，那將是很困難的。因為，與白蟻、螞蟻和蜂不同，人類不僅是一種先天具有社會心理的生物，而且還具有意識所驅使的靈魂，因此，他能夠而且必須在善惡面前作出選擇。
幸運的是，人的社會交往並未限制在滿足前文明時代人類社會的個人關係的狹小範圍。一個人在他發現任何一個處於苦難中的同類時都會有憐憫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語言來說，這個人是一個「外人「。一個人會對任何一個病人和迷路的孩童產生惻隱之心，並會給這些落難者以幫助。在諸如中華帝國、羅馬帝國那樣的國家裡，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視為對整個人類世界的統治；其臣民總是把自己看作一個世界國家的公民，而不是外來征服者的犧牲品。傳教士們打算把福音傳遍整個人類，中國哲學家墨子則宣揚，人類應該相愛，並以無私的忠誠來為一切同類謀幸福。孔子思想最權威的解釋者孟子曾反駁道，墨子的教條是無法實現的。孟子擁護孔子維護等級禮制的理想。但是，經驗說明，由個人相識而激發的愛和僅僅根據一般的人性需要而產生的對所有同類之愛，並不是社會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達方式。在印度，愛的範圍受到種姓障礙的限制，但這種範圍仍擴展到了包括對與人為伴的各種生命物的愛。在工業革命時代的人類文明世界中，人類之愛應該擴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員，包括生命物和無生命物。
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國觀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麼，筆者的人類同胞們又在思索些什麼呢？對於過去，人們究竟有多少瞭解？追溯歷史，人們將如何從中吸取教訓從而朝氣蓬勃地生活呢？
顯然，幾乎沒有人願意承認，在過去的5000年中，地區性主權國家制度在滿足人類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敗；同樣也沒有人願意承認，在一個全球性社會中，這種制度必將被再次證明是曇花一現的，而且這次將比以前更為確鑿。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人類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術和經濟領域越來越密切地相互依賴，但地區性主權國家的數量也同時增加了一倍多。
中國人曾經把中華帝國視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國，他們今天正在思考著自己的國家作為全球競技場上處於戰爭狀態國家中的一員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正在忘掉自己歷史上那殘酷的一頁：那時，中國自身成了地方諸侯國家的戰爭競技場。另一方面，中國人似乎對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統一以來的歷史十分敏感，因為他們正盡力避免國家機器同農民的疏遠。而農民，自漢武帝即位以來，便成為「中國的悲哀」。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在中國首倡以政績徵募文職官吏的制度，並通過考試對候選人員的能力進行評判。中國皇帝的文職官吏是人類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們長期平安有序地管理著這麼龐大的人口，這是其他國家的文職人員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們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們為了自己個人的特權而濫用權力，從而一次次地把中國帶入災難。中國的領袖們正在採取措施防止悲劇的重演。與中國過去的改革家們相比，中國領導人是否能獲得更大成功，人們將拭目以待，但至少他們目前行動的魄力便是一個良好的徵兆。
如果中國人真正從中國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於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於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都是一項偉業。
生物圈包裹著地球這顆行星的表面，人類是與生物圈身心相關的居民，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大地母親的孩子們——諸多生命物種中的一員。但是，人類還具有思想，這樣，他便在神秘的體驗中同「精神實在」發生著交往，並且與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實在」是同一的。
人類具有思想意識，他能明辨善惡，並在他的行為中作出選擇。在倫理領域，人類行善或作惡的選擇為他記下了一部道德帳冊。我們不知道每個生命短暫的人在其離開人世時能否了結這筆帳，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認為的那樣，這筆帳能通過潛在的無限輪迴得以延續。對於構成人類社會的現世的個人之間的關係網來說，這本帳簿還具有開放性，並且，只要人類允許生物圈繼續成為可生存之地，它便將繼續開放。
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將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於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慾，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慾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何去何從，這就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斯芬克斯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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