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63-1871年這風雲變幻的百餘年間，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類控制自身和征服人類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獲得了突飛猛進的長足發展。人類能力的這種發展是通過社會進步與技術創新相結合而取得的。產業工人和士兵們服從於嚴格的紀律，操縱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機器和武器從事勞動和作戰，並且被組織起來以加快工作的節奏。他們的工作效率和作戰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紀末葉，西方開始出現紀律嚴明的職業軍隊。18世紀末葉，練兵場上強制性的軍事化組織已被採用到民用工廠裡，而被發明用於鏜火炮炮筒的技術則應用於蒸汽機活塞的加工。雖然技術和經濟革命的爆發並非一定能精確地確定政治革命或戰爭爆發的日期，但在非軍事領域裡，人們把人類能力的這種突然增長稱為革命，卻是當之無愧的。
18世紀中後期開始於英國的技術和經濟革命，轉移到了農業、畜牧業和工業。1871年，這一革命超出了英國，席捲歐洲大陸，並且叩響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門。時至20世紀70年代，這一革命仍有方興未艾之勢。儘管這場革命似乎仍未完結，但是當我們今天回首往事時卻可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工業革命使人與生物圈的關係發生了顛倒。
毫無疑問，人類已經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跡。但迄今為止，像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眾生一樣，人類仍無法超越生物圈為他提供的生存空間的限制。凡是那些試圖超越生物圈所容許的生存界限的物種，都曾經使自己陷於滅種之災。事實上，連同人類在內的一切物種，迄今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業革命卻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類所帶來的滅頂之災。人類植根於生物圈並且無法離開它而生存，因此，當人類獲得了使生物圈無法為人類所生存的能力時，人類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脅。1871年，英國人的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國家的效仿。
這使得整個西方暫時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類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對世界的統治成為1763－1871年期間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國家對西方壓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對重要的次序來列舉的話，第四件也是最後一件重要的事件，則是西方的國內事務。工業革命被認為是必然要發生的事件。雖然它開始於西方國家，但它對於生物圈來說卻是意義重大的。
英國人發動農業和工業革命，其目的在於使物質財富的生產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長。這是合乎時宜的。因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時期，英國和一些別的西方國家的人口，開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長，其與17世紀以來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們的目的，並非要滿足大眾的需要，而僅是使他們個人得到實惠。他們把國民生產總值提高到激動人心的高度，但同時既擴大了國民生產總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劇了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和工廠的所有權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傳統的但又相當缺乏效率的勞動方式，諸如小規模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及其與小規模的工場勞動（主要是紡績和編織）的結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農業和工業生產，如今已被組織於由複雜而花費昂貴的設備裝備起來的大規模生產單位之中。這些同時發生的變化，造成農村人口湧向新興的工業城市。同時，它也剝奪了大多數遷居者所擁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經濟獨立性的庇護所。隨著人口的急速增長，僅以出賣勞動力為謀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僱主和自謀生計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驟然上升之勢。
生活和勞動條件以及收入和財產分配方面的這些變化，以不公正和痛苦為代價而使國民生產總值得到增長。在評價什麼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問題上，不存在客觀的標準。因為那些公共土地已經被人們根據一系列議會法案圈占並且居為私有。企業家、投資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廠利潤也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許多鄉村小土地所有者繼續以土地為生成為泡影；而昔日的農民成為工人之後，依靠工資能夠生活的人則是微乎其微的。
這些就是物質財富生產的增長給人類帶來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結果。造成這種社會弊端的原因在於那些掀起工業革命的企業家們的動機。他們的動機是貪慾，而貪慾則使人們擺脫了傳統的法律、習慣和意識形態的束縛。蘇格蘭教授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響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該書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經濟利益，結果將帶來全社會最大的經濟繁榮。亞當·斯密提出這個觀點的前提卻為人們所忽視，而無論如何，這個觀點本身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通過更為自由地滿足貪慾來促進生產將會伴隨浪費與混亂的競爭，而在無政府狀態下的經濟競爭中，成功者只是少數，而犧牲者卻是多數。
產業工人成為一個同社會疏遠的新階級。這個社會產生了它，卻並未給它以公平的待遇。產業工人用以自衛的唯一武器，就是聯合起來由工會代表勞方，集體同僱主談判。這種集體談判賴以成功的必要條件，就是工人們堅如磐石般的團結。因此，為了反對僱主加諸於他們的暴政，工人們迫使自己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專制。游離於工人隊伍的「工賊們」則是被脅迫著順從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國，勞工聯合在1799年是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為合法。階級鬥爭伴隨著工業革命，從英國發生並蔓延到其他國家。
作為工人的僱主和敵對者，企業家們總的說來是冷酷無情的，但他們也很機智、大膽、不屈不撓。理查德·阿克賴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過申請發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專利而發財走運。發明家瓦特則幸運地找到了許多合作者，而他們憑借瓦特的天才為自己撈取了一些實利。發明家中的大多數人對工業革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實利卻落入更講求實效的企業家之手。其中的許多人還從經驗出發探究發明的方法。瓦特則與眾不同：他把科學和技術卓有成效地結合起來。他在格拉斯哥大學的靈感結出了伯明翰的馬修·博爾頓工廠的碩果。瓦特並未受過大學教育，但在知識方面得益於同化學教授約瑟夭·布萊克（1728－1799年）的友誼。19世紀的大學裡的化學家，尤其是德國大學的化學家們已開始直接而系統地將科學應用於工業生產過程。
瓦特對蒸汽機的決定性的改進，是使它可用於工業生產、牽引和抽水等工程。這些是人們最初使用蒸汽機的範圍。1807年，第一艘汽輪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機車奔馳在鐵軌上。蒸汽機是一種機器，而機器的使用是工業革命引人注目的技術特徵。工具同人是與生俱來的，但它僅僅是人的體力的擴大，並沒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槍、鏟、槳或弓，可以使人類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們只有在為人類所使用時才能發生作用。機器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機器可從事人類的體力所不可及之事，並且可以從事在規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體力可為之事。當人造出了機器之時，他只須開動它、操縱它，讓它按生產程序來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槳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進的。帆船是由風來推進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無須耗費體力來推進它。所以，帆船是一種機器。根據同樣的定義，與弓相比，槍也是一種機器。
大約在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前5000年，人類就已經發明了帆船；但在工業革命之前，人們對與工具不同的機械的使用卻是極為罕見的事。今天，人們對機器已習以為常；人們用於機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種類，也不僅限於風、流水、火藥和蒸汽。1844年，電話的發明使電被成功地用於傳遞信息。金屬工具的發明曾使一個新的行業一鍛鐵業應運而生，而蒸汽機的發明則創造了另一個新的職業－技師。
風力和水力有兩個長處，它們既清潔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須燃燒燃料才能產生。煙就是燒煤的一個副產品，它具有污染性。這是令人一目瞭然而且令人厭惡的東西，但它卻為人們看作為僅僅是某種地方性的災害而被姑息。直到工業革命爆發200年之後，人類才省悟到：機械化所帶來的影響正在對生物圈造成威脅，使它不僅在局部地區而且在全球範圍內正在成為不可生存之地，不僅不適於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適於人類的生存，因為，人類須臾不可離開而又無可替代的自然資源正在被消耗殆盡。
工業革命之前，人類即已給生物圈造成了創傷。例如，人們肆意砍伐以前曾滋養地壤並使之避免流失的樹木，造成山地嚴重的水土流失。人類砍伐森林的速度快於它們的更生速度，他還過量開採了完全是不可復生的金屬。但是，在大規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於機器之前，人類還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壞和剝奪到山窮水盡、不可救藥地步的力量。當時，空氣和海洋確實是無窮無盡的，木材和金屬的儲備遠遠超出人類消耗它們的能力；人們開採完了某種礦物，砍光了一片森林，總還有另一些未開採的礦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們開發。然而，工業革命一旦開始，人類便使生物圈，包括人類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工業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經開始成為人類其他部分的統治者。在16世紀，西班牙人已經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並且毀滅了他們的文明。1757－1764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實際上已成為孟加拉灣、比哈爾和奧裡薩的統治者。1799－1818年間，英國人征服了一直到薩特累季河東南的印度次大陸的所有地區。他們在那裡可以為所欲為。因為他們擁有制海權並且在1809年同錫克教帝國的建立者蘭季特·辛格簽定條約，雙方同意以蘇特萊傑河為各自統治範圍的界線。1845－1849年，英國繼續征服併吞並了旁遮普的錫克帝國。與此同時，1768－1774年，俄國對奧斯曼帝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1798年，法國人一度佔領了埃及；1830年他們開始征服阿爾及利亞。1840年，3支西方軍隊和俄國人把桀騖不馴的埃及奧斯曼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從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驅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國人戲劇般地打敗了中國。1853年，一支美國海軍艦隊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來訪。日本人認識到，他們無力抵禦這種以武力為後盾的不受歡迎的來訪。
西方軍隊和那支西方化的東正教俄國軍隊的這些軍事勝利，是以一些偶爾的失敗為代價贏得的。17世紀，葡萄牙人被武力驅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亞。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國軍隊遭到覆滅。但是，時至1871年，西方軍隊和俄國軍隊已主宰了整個世界。
甚至在英國工業革命前，俄國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經看到，非西方國家拯救自己擺脫西方統治的唯一途徑，就是效仿西方軍隊的模式，創建新型軍隊；彼得大帝時代，俄國已經創建了這種軍隊。彼得還懂得，西方式的軍隊必須以西方式的技術、經濟和管理為支柱。1757－1853年間，西方軍隊和西方化的俄國軍隊取得的對非西方化國家的輝煌的軍事勝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脅的國家的統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後塵。
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後的百餘年間，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屬阿布達利－阿富汗帝國的旁遮普建立起錫克王國的蘭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奧斯曼帝國君主在埃及的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奧斯曼帝國君主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國國王蒙庫（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義聯手削除了德川幕府並把政權操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們。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對人類文明世界歷史的更為偉大的影響，是同時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們把西方人的統治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同時在這些非西方國家中以宣傳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進一步維持這種限制。
上述所有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們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本身都是擁有特權（儘管已經破落）的傳統武士階級的成員。在進行了僅有的小規模的抵抗之後，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數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沒收其特權。新招募的西方式軍隊輕而易舉地粉碎了1877年少數武士的反叛。這支軍隊由農民組成，而在1868年之前，農民一直被禁止攜帶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馬哈茂德二世的活動，開始時並不那麼一帆風順。同彼得大帝一樣，他們發覺自己是在取消了傳統的軍隊之時才著手建設西方式的軍隊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於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隸兵；馬哈茂德二世則於1826年廢除了奧斯曼帝國的近衛軍。西方式的新型軍隊，在作戰中都使自己獲得了榮譽。穆罕默德·阿里於1819年著手建立新型防軍，1812年建立海軍。1825年，他從埃及農民中招募的、訓練有素的軍隊在為其宗主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臘暴亂的成斗中，幾乎取得了勝利。那些希臘暴民雖然驍勇，卻只是些烏合之眾。法國、英國和俄國於1827年消滅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艦隊，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兒子易卜拉欣於1828年讓出希臘。他們的干涉使希臘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敘利亞，其目的僅在於防止俄國人干涉馬哈茂德的利益，進軍伊斯坦布爾。穆罕默德·阿里的軍隊比馬哈茂德的軍隊更具戰鬥力，因為他早已開始付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馬哈茂德取消了近衛軍。在此之後，他便開始建立新型軍隊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國與土耳其戰爭中，他從農民中招募的新型軍隊作出了艱苦卓絕的抵抗。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國－土耳其戰爭中，舊式奧斯曼軍隊無法與之相比的。
蘭季特·辛格與同時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樣，聘用前拿破侖軍隊的軍官為教官。儘管英國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連續擊敗辛格的受過西方式訓練的部隊，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個印度相比，在這兩次戰爭中，英國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為沉重的代價。
在少數西方顧問和教育的幫助下開始使非西方國家西方化的統治者們，並不僅限於做上述那些事情。他們必須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養一個由本國人組成的受過西方教育的階級。這個階級能夠用大體與西方人相同的語言來同西方人打交道，並且成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國同胞聯繫的紐帶。在17世紀和18世紀，奧斯曼王朝在其希臘臣民中找到了這樣一個新的、合乎需要的、隨時可用的階級。這些人在西方受過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業聯繫，因而對西方瞭如指掌。俄國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國人，也必須創造這樣一個必需的中間階級。在俄國，人們逐漸稱這個階級為「知識分子」。這是一個由法語詞根和俄語詞尾構成的混合詞。在那些淪為由西方人統治的國家以及通過自身西方化而自立並成功地維護了政治獨立的國家中，都出現了知識分子階層。如同這個世紀中的工業企業家和掙工資的產業工人在英國登台亮相一樣，這種非西方化的知識分子是一個新的階級。到20世紀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記。
知識分於是由官方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創造的，但它很快就認識到自己在本社會中所處的至關重要的地位。無論如何，它實際上已是一個獨立的階層。1821年，前奧斯曼帝國的希臘貴族亞歷山大·伊普希蘭蒂對奧斯曼帝國的入侵使奧斯曼王朝認識到，希臘的知識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過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國軍官密謀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們雖然失敗並遭到鎮壓，但這卻成為某種不祥之兆。這種徵兆不僅出現於俄國，而且出現在許多正在西方化的國家。
在兩個世界的夾縫中生存，這便是知識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種精神上的磨煉。在19世紀的俄國，這種磨煉喚起了一種達到那個時代世界巔峰的文學。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爾斯泰（1828－1910年）的小說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同英國工業革命和西方在當代對非西方國家的衝擊相比較，西方1763－1871年的國內文化狀況和政治事務居於次要地位。如果不從總體背景來分析它們的話，它們似乎顯得有些奇特。在這100年間，德國人佔據了西方文明的藝術鰲頭。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偉大的哲學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這一時代最傑出的詩人。這位德國偉人使兩位燦爛一時的英國人黯然失色。他們是雪萊（1792－1822年）和濟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樂達到極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國在文化方面的顯赫地位，是同其政權和經濟繁榮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德國的音樂之花盛開怒放；第二帝國建立之後，它們卻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學領域，愛德華·詹納（1749－1823年）在1798年證明，通過接種可以使人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於1857年發現細菌的存在。如果人類沒有把握它們的奧秘，這些危害人類和家畜的東西比食肉動物還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動物早在上古舊石器時代就已被人類所征服。當這些細菌被人類認識之後，人類也就能夠並且已經成功地對付它們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內，除了人類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類於死地的敵人。科學在技術方面的應用，已經使人類變得越來越可怕。科學應用於預防醫學，造成生物圈內人口的加速增長，因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於因避孕而導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納發現了能有效地預防天花的牛痘；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發表了《人口論》，這部著作啟發了查理·達爾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競爭」的概念，而這個概念則成為《物種起源》（1859年）的副標題。
在達爾文時代之前一個世紀，布豐就已經對猶太教的傳統學說提出異議。猶太教認為，全能的上帝發號施令，在一瞬之間創造了所有生物物種，它們是獨特的不可改變的實體。布豐認為，千姿百態的現存物種都是一個變化過程的結果。這一理論觀點被查理·賴爾（1797－1875年）及時地應用於地質學方面的研究。達爾文也曾讀過賴爾的《地質學原理》（1830－1833年）。達爾文的觀點動搖了正統的基督教學說；而「選擇」和「適者生存」的概念則表明它是猶太教關於「選民」神話的翻版。雖然達爾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這個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選擇活動。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觀察到的、而非理論闡明瞭的變異為根據的。
達爾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於他對生物變化的機械論的說明，而在於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達爾文的生物學成就論證了黑格爾（1770－1831年）在哲學上已經提出的理論。黑格爾用「正題、反題、合題」諸思辨概念，把處於時間變化過程中的生命描述為繁衍後代的性行為的現象，而這些後代則賦有從父母雙方得來的特徵。孟德爾（1822－1884年）發現了遺傳規律。他力圖用大量概念來系統表述這些規律，並在1864－1866年發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達爾文一直不知道這些發現，直到1900年之後，它們才受到人們的重視。
在軍事和政治領域，在這個世紀裡，人們看到的成就有：美國獨立戰爭（1776-1783年）的勝利；南北戰爭中（1861-1865年）美國的復興以及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橫跨北美的領土擴張（1783－1853年）。在這100年間，人們也可看到，拿破侖領導法國重溫舊夢，在1797－1815年力圖將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統於法國統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於1667－1713年的戰爭中這麼做過。拿破侖失敗的後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國家的誕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問世。於是，在這100年間，一批具有主權和獨立的民族國家崛起，西方世界的這種政治組織使西方更上一層樓，並使在政治上統一西方的企圖遭到進一步失敗。
拿破侖曾一度為法國贏得了比路易十四時代廣大得多的領土，但就在法國這連續兩次軍事冒險的間歇時期，西方世界的面積同它所吞併的面積相比，已變得極不相稱。1700年，路易十四勉強統治的西方世界，遠遠小於1800年拿破侖所最終統治的西方版圖。與此同時，俄國、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劃入西方的範圍。從軍事的角度來說，俄國的地理範圍實際上是無限的。西方的海外吞併變得具有至關重要的經濟意義。在拿破侖戰爭期間，這些海外吞併之所以處於英國經濟的支配之下，是因為英國的海軍對於法國海軍佔據了優勢。
過去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經贏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他們發現同英國進行貿易往來是有利可圖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侖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而偶然獲得自由之後，就是這麼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質資源，是英國進行戰爭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侖爭雄的勝利之果。時至1823年，過去西班牙在美國的領地，以及葡萄牙的屬國巴西，都在贏得了政治獨立之後，相繼依附於美國。但在經濟方面，拉丁美洲國家已經成為，美國也繼而成為英國機器大工業產品海外市場的一部分。
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發表了一個著名學說，即由美國來保護新興的拉丁美洲國家的獨立。門羅主義同英國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國對拉丁美洲的野心僅僅是為了經濟利益。因此，美國禁止歐洲軍隊從政治上插足英國在拉丁美洲的經濟勢力範圍，恰使英國人坐收漁翁之利。
1763－1871年間，西方世界爆發的幾次革命在性質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國工業革命是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儘管它產生了一個非革命性的政治結果，即1832年通過議會改革法案，開始把英國政權從鄉村土地貴族手中轉移到城市中產階級手中。把以前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轉變為美國的那次革命，不是技術、經濟和社會革命，而僅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政治、經濟和社會革命。它把政權從皇室轉移到城市中產階級手中，把農村土地所有權從貴族轉移到大部分農民手中。與此同時，英國鄉村小土地持有者要麼分化為掙工資的農業工人，要麼被拋出農村而成為靠工資生活的城市工廠的產業工人。相形之下，美國農村擁有土地的人得以倖免，他們遍佈於西部未開墾的處女地上。在美國西部，來自歐洲的沒有土地的農村移民緊步他們的後塵。除去美國南方諸州的眾多非洲黑奴和法國為數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國保留了一個非為某一僱主工作的階層，這一階層在法國則是新產生的。
把非洲人變成奴隸並把他們販賣給美國的歐洲移民們，這是哥倫布發現西歐人眼中的「新大陸」所帶來的一個罪惡結果，正如美洲前哥倫布時代的土著人被歐洲人征服或消滅的那個惡果一樣。1763－1871年，絕大多數美洲國家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國的全部殖民地帝國是在1848年，英國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國是在1863年，而巴西則是在1871－1888年間逐步廢除的。廢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戰爭的代價；美國付出了1861-1865年內戰的代價。但是，無論是以和平方式還是以武力方式廢除奴隸制，都留下了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後遺症。
在美國和法國，直到1871年，靠工資為生的產業雇工在人口中仍然為數甚少。美國開墾荒地以及法國使農民獲得大量土地，使這兩個西方國家避免了大量的農民移入城市當工人。而英國出現農民湧入城市的情況，正是圈地法的結果。但是，在美國、法國和英國等國，產業工人仍同中產階級政權離心離德，無論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們的地位。
中產階級是1789年法國革命的發動者。他們引起了城市無產者的不滿。但無產者對改變其困境一籌莫展。迄今為止，他們在這方面是傚法其英國對手而行動的。法國中產階級也一掃對私人自由經濟經營的限制，而他們以前則對社會中經濟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護。「放任主義」的口號、即「取消對工業生產的限制，廢除商品流通稅」的口號是法國人的一個創新。在英國實行禁止結社法前8年，法國已於1791年實行了類似的法律。法國巴黎的無產者把政治革命變成社會革命的企圖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鎮壓。法國城市工人被中產階級和農民的聯合行動挫敗。英國產業工人寄希望於工團主義，寄希望於政治改革的進步，到1832年他們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憲章運動已產生了純粹的政治綱領。儘管憲章主義已經風平浪靜，但1867－1872年英國仍實行了進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像美國在法律上解放奴隸那樣，英國產業工人階級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權力使受益人大為失望，因為它對於工人的狀況沒有產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進。
產業工人的苦難情況和中產階級對這種社會不公正的默許，引起卡爾·馬克思（1818－1883年）的憤慨，促使他創造了第四種猶太教。馬克思主義，像佛教一樣，在理論上是無神論的；但象達爾文主義一樣，馬克思提出了一個替代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上帝耶和華的東西。達爾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選擇的活動使「適應的物種」保存下來。馬克思用來取代耶和華的是「歷史必然性」，它的「選民」是工業無產階級。馬克思宣告名副其實的正義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來安慰處於現時困境中的無產者。在這場革命中，無階級社會的建立將結束無產者和中產階級的衝突。
馬克思並沒有活著看到社會不公正得到糾正，但同時代日內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鄧南特（1828－1910年）卻於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個日內瓦公約中規定：救援傷兵以減少他們的痛苦，並且發起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
在1763－1871年的一個世紀中，英國不僅在西方而且在整個世界的善事與惡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歷史中，在同法國爭奪北美和印度統治權的鬥爭中，英國始終是獲勝者。正是這一勝利，使英國為它從前的北美殖民地脫離英國主權，成為一個擁有沙俄帝國那樣巨大的地理範圍的獨立的美國開闢了道路。此時，英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政治上統一了整個印度次大陸，並且在1857－1859年東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際仍成功地保護了這一地位。在拿破侖遭到了打擊之後，英國和俄國、西班牙一起分享了榮譽與責任。拿破侖力圖在政治上統一西方世界的最後一次努力歸於失敗，它宣告：在工業革命正在用過去無法比擬的毀滅性武器武裝各個國家的時代，西方仍將由一些彼此分離的地區性主權獨立國家組成。1839－1842年，英國進攻並且打敗了中國。英國給予這個政權以致命打擊。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個人口眾多的中國政權，曾經是和平與穩定的。這些都是英國的豐功偉績，但它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業績則是開創了工業革命。在這一革命的進程中，為了博取人類的歡心，英國打破了生物圈和人類之間的力量平衡，而這最終將使生物圈在人類的力量作用下，變得不適於所有生命物種的生存，其中也將毫無例外地包括人類自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