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非西方的區域文明中，東亞文明是最後經歷現代西方文明強力衝擊的。這種衝擊強烈得足以在被衝擊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產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間，日本幾乎將自己完全地封閉起來。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國，獲准繼續留住日本的外國人只有中國與荷蘭的商人，而且他們只能使用日本的一個港口。在中國，西方人仍然可以經商，可以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與廣州相鄰的一個小島上。但是，自1760年以後，西方的商人們就不再被允許前往中國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國臣民公開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樣）。此後，固執的中國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國受到的鎮壓，不像它於1612年至1638年間在日本受到的鎮壓那樣嚴厲。但是，從1723年開始，中國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絕開來，儘管這種隔絕不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亞的自我隔絕那樣嚴厲。
1644－1839年間，中國與西方的貿易額，不僅在絕對數量上，而且相對於中國的財富和人口來說，也已超過了日本。儘管如此，中國在那一時期卻不像日本那樣需要保持與西方的商務關係。實際上，中國在經濟上依舊是自給自足的。最後終於在中國順利增長的對外貿易是強加給中國政府的，是違背它的意願的。那是中國為在1839－1842年間的英中戰爭失敗而付出的賠償。至於日本，它的國民總產值在其經濟上自我封閉的時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長。
文化方面，清（滿洲）朝統治下的中國與明代的中國一樣，仍然是內向的和守舊的。中國曾經經歷過草原遊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統治，在明代，內向與守舊是對這種經歷的文化上的反應。滿洲人與蒙古人不同，作為非遊牧民族的蠻族，他們真摯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有清一代，繼續盛行不變的中國非傳統文學形式只有小說和戲劇。它們是中國歷史上元（蒙古）代的遺產，經歷了偏愛古風古韻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來。
清代中國的儒家學者使這種古風古韻找到了自己必然的歸宿。這些學者們既抵制當時各種各樣的新儒學——由官方確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學說，也反對王陽明的學說。這些清代學者們的目的是要發掘並重建漢武帝時代的儒學。那時，儒家學說首次作為中國皇帝的官方哲學得到「確立」。清代的學者對流行的註解儒家經典學說的釋文進行了批評。他們的學問，可以與當代西方前基督教時期希臘和拉丁文學研究者們的學問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學者們卻沒有覺察到，漢代的儒家學說與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學思想相比，已經有了多麼大的差距。
當以朱熹和王陽明為代表的新儒學在中國受到責難時，朱熹的一套儒家學說卻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後繼者們的提倡。這是因為他們相信儒家的倫理道德說教將使他們自己的政治權力得到加強。德川家族出於同樣的原因，而不贊成王陽明的新儒學，然而王陽明卻在德川時代的日本擁有信徒。德川時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學的日本人追隨其中國的同時代人，追求恢復漢武帝時的儒家學說。
儘管儒學受到德川家族的偏愛，佛教卻沒有受到壓制。德川家光將軍（1623－1651年）的確曾下令日本的每個世俗臣民都進行登記，表明他與某個佛教寺院有施受關係，並以此作為他不是基督徒的證據。此外，社會上對各個佛教派別的自發的忠誠依然存在。這些佛教派別已經在文化上日本化了。與此同時，對於神道教的興趣和感情也再度復甦。由於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國的或印度－中國的舶來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國家主義觀念的日本人。
清朝（滿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傚法明朝的皇帝永樂，收集了流傳到那時的歷朝歷代的漢文典籍，編成一部叢書。康熙的這部叢書儘管收羅宏富，但卻是所收典籍的摘錄。它於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叢書是未經刪節的，多達3600卷。這部叢書的7部校訂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彙編這樣一部漢文典籍，為乾隆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可借此發現並禁毀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書籍。康熙還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則編有數部百科全書，在那些書中，他提出了自己對於中國各項政治制度的見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項軍事任務，即鎮壓南方反抗滿洲人的敵對活動，制止俄國人在阿穆爾河流域的推進，粉碎草原遊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爾、厄魯特、卡爾梅克）在西北的統治勢力。1658年阻擋住了俄國人的那條邊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條約中得到了確認。西蒙古人在結束於1839年的那個時代裡，一直是滿洲人軍事上最可怕的對手。
在16世紀的最後25年中，西蒙古人傚法他們在東方的同族人，轉變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黃帽派改變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敗了支持敵對教派紅帽派的西藏人之後，把黃帽派的領袖達賴喇嘛在拉薩扶植起來，並把他置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1670年和那時以後，西蒙古准噶爾部的軍事首領噶爾丹吞併了講突厥語的穆斯林居住區，那裡就是今日中國的新疆省區（塔里木盆地及其東北方某些重要的戰略地區）。1696年，噶爾丹進犯當時已處於滿洲宗主權保護下的東部蒙古，但是他敗於康熙的炮隊手下。噶爾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薩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這就在准噶爾人和滿洲人之間引發了一場由誰來控制達賴喇嘛的競爭。1750年，滿洲人贏得了這場競爭。
隨後，乾隆皇帝進攻了地處天山與阿爾泰山之間的准噶爾人的故鄉。1755－1757年，他大敗准噶爾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內的准噶爾人從前的穆斯林屬國。儘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爾人的草原帝國卻成為歐亞大平原上最後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帝國。滿洲帝國與俄羅斯帝國這兩大農耕國家的軍隊都已裝備了火器。這兩大農耕帝國1652年在阿穆爾河流域的衝突，業已勾劃出了對歐亞大平原的包圍，從那時起，歐亞大平原上遊牧民族的命運便已經注定了。
滿洲人對於西蒙古主體部分的勝利，在1717年得到了確認。那一年，卡爾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東，從俄國遷人滿洲帝國境內。早在大約1613年，卡爾梅克人就已遷移到伏爾加河與頓河下游之間的地區。留在伏爾加河西岸的西部卡爾梅克人的殘部是無足輕重的。俄國與土耳其之間的凱納甲湖和約（1774年）中規定，奧斯曼帝國將其對於克裡米亞汗國的宗主權讓與俄羅斯帝國。1783年，俄羅斯帝國直接吞併了克裡米亞。它是殘存下來的最後一個金帳汗國的繼承國。與此同時，蒙古人對佛教的皈依也減弱了這個民族的好戰性格，佛教還為青年男性打開了一條去做獨身僧人的生活之路，從而減輕了這個民族受到的人口壓力。與上述因素相聯繫的歐亞草原遊牧民族命運的改變，迫使他們沉默下來，並從舊大陸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種生氣勃勃的因素。這種因素曾在將近4O00年的歷史中一直扮演著主角。
1757年以後，中國就擺脫了歐亞遊牧蠻族對它的威脅，它在這種威脅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從那以後，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進攻性戰爭中：對緬甸的戰爭（1766－1770年）、對越南的戰爭（1788－1789年），以及對尼泊爾的戰爭（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軍事擴張卻如同奧朗則布的軍事擴張一樣，掩蓋了當時其帝國內部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弱點。
在這些弱點中，最為嚴重的是在至1839年為止的100年間中國人口的驚人的增長。記錄下來的人口數或許並不準確，但是毫無疑問，在那100年間，人口的增長超過了此前100年間中國的食物供應的增長。食物供應曾由於從美洲引進的糧食作物而得到增加。這類糧食作物可以種植在從前因不適於水稻生長而被閒置的土地上。但是，這樣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們最後終因其上覆蓋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盡而裸露出來。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國農村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肯定已經開始下降了。
德川政權統治的最初100年間，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長。到1721年為止，它的人口達到了將近3000萬。但是，從那時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閉時代結束的19世紀60－70年代，其人口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儘管農產品在持繼增長，日本經濟的商業和工業部分也在持續擴大。德川時期日本的人口並未隨其財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長，這是因為，財富的分配變得越來越不平均。與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相伴隨的，是農業的商業化，這就把大多數的農村人口變成了城鄉的無地而貧困的仰賴工資維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強迫封建領主（大名）和他們的家臣（武士）過他們所無力維持的生活，要求他們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戶（今日的東京）居住一段時間。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們的策略之一，他們因此而被處心積慮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這是一個被人看不起的新階級。他們順理成章地避開了對農業土地徵收的重稅。日本的不斷增長的財富於是落入了商人們的手中。被從農業中排斥出來的昔日的農民，變成了商人工場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則淪為商人們的債務人。在20世紀70年代仍為世界最大的企業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約70年的發展中崛起，於1691年成為德川幕府和皇室雙方的官方銀行家。
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的一名專使向乾隆遞交了一封英王寫給乾隆的信件。這位皇帝的覆信顯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勢力的「中央王國」，自給自足，堅不可摧。乾隆顯然並不瞭解，自從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現於中國之後，軍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於西方的一側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個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經多少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於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海國兵談》的書。林子平為俄國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動而感到不安。那時，與荷蘭人同種的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尚未出現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線上，俄國人被看作是僅有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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