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約1400－1550年這150年間，人類對於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傳統認識發生了變化。人類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濱，人類文明世界的範圍突然間擴大了。與此同時，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的革命發現，使為數不多但仍在逐漸增多的人確信，人類文明世界的範圍與宇宙的範圍相比，突然間也變得狹小了。
自大約4500年前最早的區域文明出現以來，人們一直把地球這顆行星視為宇宙的中心；而每個地區的文明都有關於自己是位於地球中心的觀念。東亞人認為，中國是處於大地「中央的王國」；印度人則認為，大地中心位於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爾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麥加聖地是中心；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則認為中心位於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紀已經熄滅了的諸文明，同樣持有自我中心論。在古希臘人看來，人類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爾斐；法老統治下的埃及人認為，大地的中心位於尼羅河三角洲的頂端；蘇美爾人則把底格裡斯——幼發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爾城視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鄰的區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觸，或是敵對的，或是友好的。幅員遼闊但曇花一現的蒙古帝國，使東亞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暫時通過歐亞大平原而連接為一體。至少在公元前7世紀，人們就進行過從東向西的環非洲航行。公元10世紀末11世紀初，斯堪的納維亞人就沿格陵蘭西岸進行過開發，無人知道他們已經邁進了那無垠的「新大陸」的門檻。但就我們所知，在哥倫布（1451－1506年）於1492年橫渡大西洋之前，是沒有航海家在這一低緯度地區從任何一個方向橫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隻橫穿太平洋從東亞到達「新大陸」或從相反的方向橫穿太平洋的話，那麼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則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動，又是極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是第一位贏得從西向東環非洲航行成功榮譽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紀，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進行過這一探險，但沒有成功。確鑿無疑的是，「維多利亞號「是第一艘完成了環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費爾南多·麥哲倫船隊5條船中的倖存者。
麥哲倫「維多利亞號」船的船員們證明了公元前3世紀希臘天文學家厄拉多塞根據推理所斷定的「航海」的含義。厄拉多塞對地球圓周長度的計算是近乎正確的。而哥倫布的猜測則是大謬不然。但這一猜測卻給了他開始探險大西洋的勇氣。（從歐洲到日本的最大圓周距離是10600海里，而哥倫布的計算要比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天文學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測是；地球是太陽的衛星，除了1年繞太陽1周外，它每24小時沿地軸自轉1周。阿里斯塔克的發現，受到公元前2世紀希臘天文學家們的反對。但是，時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發現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釋》一書中，闡明瞭這一發現；在1543年出版的《天體運行論》中，進一步翔實地論證了這一發現。
哥白尼對太陽系星體間真實關係的發現，加之「維多利亞號」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環行，對人類的生活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影響。在1492－1522年這30年間，曾經分別集中於北京、貝拿勒斯、麥加、耶路撒冷、特諾奇蒂特蘭、庫斯科的人類文明中心，連接成為統一的人類文明世界，其規模是此前任何區域文明都不可比擬的；但是，儘管這些舊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經同人跡未至的陸地和不知其深廣的海洋相連，但是，人們即使根據先驗判斷，這個新的、統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個地球縱向分割，分別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這兩個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國家達成條約。同意將這條分界線確定在比教皇分割線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們認可的這條界線位於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裡迷失），在葡萄牙的勢力範圍內。1529年，兩國又達成的新條約改變了對葡萄牙人有利的位於太平洋的分界線經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島，西班牙人則擁有了菲律賓群島。即使僅僅從理論上講，這兩個海上列強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積上也小於以前曾出現過的人類文明世界。這無論從以前哪一個地區性的中心來看，都是如此。這個統一了的人類文明世界的地平線，已經呈現在人們眼前。
此外，這個統一的人類文明世界過去是、現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生物圈」是包裹著地球這個行星表面的，由陸地、水和大氣構成的薄層。地球本身現已成為太陽的一個衛星。地球不再是位於中心位置的恆星，人們認為它不過是諸多「行星」（移動的星）中的一顆，現在看起來，過去對那些行星的命名都是不恰當的，因為包括地球在內的所有這些行星，都在沿固定軌道繞太陽作週期性運動。至於太陽，人們已經證明它是諸多恆星之一，就像太陽距地球很遙遠一樣，無數其他的恆星距地球更是極其遙遠的。地球不過是一個恆星系中旋轉運動的一顆小小的宇宙之塵，儘管如此，一位觀察者仍會說，恆星系廣袤無垠，它或許遠遠超出人們借助伽利略（1564－1642年）建造的最大倍數的望遠鏡可以達到的視野。地球這顆宇宙之塵的表面是有限的，而這顆宇宙之塵的四周則是廣袤無垠的，既沒有可見的也沒有可以論證的邊界。這就是那個時代人們勾勒的宇宙的新圖景。在那個時代，在人類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人類的文明世界已聯結為一個整體。
人類文明世界的聯結是突然的，它使以前在互相分離的區域中生活的人類的命運驟然改變，要麼帶來了福祉，要麼帶來了災難。對於阿茲特克、印加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隸貿易者所到的西部非洲來說，它純粹是一場空前的浩劫。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的一些居民一度曾歡迎自己從最近強加於他們的地區性帝國的建立者那裡解放出來，不料，他們卻發現，他們並沒有獲得解放，而僅僅是更換了一批統治者而已。儘管對於中美洲民族來說，西班牙取代阿茲特克人的統治或許並非是不好的變化，但對於安第斯山民族來說，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統治，則的確使他們的景況變得更糟。
在歐洲人的家園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範圍內，對海洋的統治改變了財富和實力的平衡，這種變化有利於瀕臨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國家，不利於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國家。就像馬其頓帝國的希臘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寶那樣，西班牙征服者盜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寶，把它們熔化，鑄成金幣，以此獲得經濟財富。貴金屬的湧入，雖沒有抵銷其他商品生產的增長，卻引起價格的上漲；在每個西方國家，各個社會階級的命運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西歐民族的航海先驅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衝擊是最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紀末之前，物價飛漲的浪潮已經掠過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東部邊界，正在攪擾奧斯曼帝國的經濟。一位觀察者根據20世紀70年代同樣規模的價格上漲來推測，自1519年科爾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陸以後的16世紀，社會上一些人因人為的因素而陷於貧困，另一些人則發財致富，結果導致了混亂、焦慮和不滿的增長。這一事實可大致說明，在16世紀西歐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義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殘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鯡魚是在1417年把產卵地從波羅的海遷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險隊南行的時間是1420年，而中國永樂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隊西行的時間則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國人比鯡魚要早12年，而亨利親王的航海家們則比鯡魚要晚3年。
永樂皇帝的海軍將領——雲南籍的穆斯林太監鄭和，在1405－1433年間曾七下西洋。他到過波斯灣的咽喉之地霍爾木茲，到過亞丁，至少兩次到過紅海口；其船隊的個別船隻曾到過非洲東海岸。在這一系列船隊中，中國船隻的規模、數量以及船員的總數都是葡萄牙船隊所不可比擬的。在第一次航行中（這次到達過印度），中國人派出了62艘船，載有28000人。這些船帶有羅盤（中國人的一項發明）和防水船艙。最大的船約有400英尺長。
在15世紀後期葡萄牙航海設計家的發明之前，這些中國船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所到之地的統治者都對之肅然起敬。如果堅持下去的話，中國人的力量能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國」。他們本應在葡萄牙人之前就佔有霍爾木茲海峽，並繞過好望角；他們本應在西班牙人之前就發現並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後，中國人中斷航海的原因，歷史上沒有記載。明王朝並沒有被迫在海上和陸上的軍事努力之間作出選擇。確實，永樂皇帝的當務之急是在北方前線防禦來自歐亞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親征蒙古人。但是，中國有足夠的資源用於同時支持兩條戰線的作戰。大概是中國豐富的資源使統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險和擴張的興趣。等到1793年，當英國工業革命已經穩步發展之時，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國使節表示，大清帝國在經濟上是自足的。而西歐的統治者受國家貧窮的刺激，鼓勵並且支持海外冒險。15世紀的中國商人像當時西歐的商人一樣精明能幹。但他們很少得到從事私人商業活動的機會，因為他們是官僚統治國家的臣民。他們的統治者和官員認為，關心商業會有失尊嚴。在近代中華帝國，人們對貿易的天然愛好和習性因政府缺少對國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殺。這與中世紀東羅馬帝國的情況相似。當20世紀70年代我們回首往事時就會看到，這種官方的偏見頗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騙性的）先知先覺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撓的。1487年，巴特洛繆·迪亞斯繞過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1510年佔領果阿，1511年佔領馬六甲，1515年佔領霍爾木茲（中國並未永久性地佔領這裡），從而把印度洋置於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爾布克爾克的海洋戰略計劃可與13世紀蒙古在廣大的地理範圍內的陸上戰略計劃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達廣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達日本的小島——種子島（該島與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間，葡萄牙軍隊打敗了穆斯林軍隊，這對於爭奪印度洋的控制權是至關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勝利是創造性和勇氣的回報。1440－1490年這50年間，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設計的一種獨特構造和帆裝的海船在海上稱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間，即該船的歷史行將結束之時，人們又將它加以完善。在它整個漫長的全盛期，這種船型僅以這種船本身而著稱。它有3根桅桿（只在它歷史的初期和末期時是4根桅桿）和一套混和的帆裝。前桅桿和主桅桿掛有方形的帆，它給船以動力；後桅桿掛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機動性以及根據風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紀末，這些優點又錦上添花。荷蘭人用船頭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後桅桿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桿和第一斜桅之間裝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紀初，人們在船兩邊的上下甲板之間開了舷洞，以便於一排槍炮可以向外射擊。與在19世紀取代了這種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種機械推動的船不同，它能連續航行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因為它的動力是用之不竭的風，而無需補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堅韌不拔的。1492年，哥倫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爾沃亞到達巴拿馬海峽太平洋一側的海岸。巴拿馬的西班牙城始建於1519年。1519－1521年，埃爾南多·科爾特斯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征服了印加帝國。
西班牙人以少勝多，征服了這兩個由窮兵黷武、狂妄自大的人統治的帝國。西班牙人在這兩個國家的運氣是絕好的。
科爾特斯在某年某日到來，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曆法上早有預言。這個曆法預言，魁扎爾科亞特爾神將要兌現其諾言，在人間再現。他曾附在12世紀被推翻的托爾托克人的國王身上。如果位於特諾奇蒂特蘭城的阿茲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蘇馬二世沒有把科爾特斯誤認為魁扎爾科亞特爾神再現的話，他是不會屈服於外國入侵者的。而科爾特斯確實沒有資格去取代莫克特蘇馬在阿茲特克的王位。並且，如果科爾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結識一位墨西哥女孩，那麼他在墨西哥事實上將會是既聾又啞，政治上也將陷於一片黑暗。因為這位女孩不僅通曉納瓦特爾諾和馬雅語，而且異常機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給她取了一個新名字：多納·馬裡納。
而皮薩羅在進入印加帝國內地時，正值內戰結束不久，勝利者阿塔瓦爾帕尚來不及鞏固其統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險（1524－1525年）時就進軍內地，皮薩羅就會同印加皇帝瓦伊納·卡帕克發生衝突。他當時還活著，還是印加帝國至高無上的君主；他把帝國的重兵集結在北方，而不是佈置在遠離東南邊境的都城庫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險時，皮薩羅攻打內地，就有可能同還活著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薩羅無意地偶然決定冒險進兵。這是自1438年帕查庫提打敗昌卡人以來，我們所知道的所有外國入侵者所選擇的戰機中最為順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區的內訌，使西班牙人坐收漁利。阿茲特克人同其臣民勢不兩立，同其鄰國關係不佳。而印加人幾乎是同樣地為人厭惡，其內部也是劍拔弩張。被打敗的瓦斯卡爾派並沒有同取得勝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爾帕那一派言歸於好；歷史上的都城庫斯科對崛起的基多城的競爭忿忿不平。這些內訌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機。但這僅僅是因為西班牙人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利用了它們。科爾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進攻阿茲特克人，皮薩羅招募卡尼亞爾人和瓦斯特爾的余部去同阿塔瓦爾帕一派作戰。皮薩羅雖然沒有馬裡納那樣的當地人為他充當政治顧問，卻表現出他具有與科爾特斯同樣的政治洞察力。
儘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們的裝備、冒險性和凶殘。當受害者從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進攻所造成的暫時混亂中舒緩過來時，便進行了英勇抵抗。阿茲特克人一直戰鬥到死，幾乎被滅絕。印加人反侵略鬥爭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側的山地，他們仍在戰鬥，那裡的熱帶森林為他們提供了天然屏障。他們在那裡的最後一個避難地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們發現（仍保持著原樣，但已長期無人居住）。但是，在西歐人眼中的「新大陸」，即使是最英勇、裝備最好的當地人也無法抵擋火藥、鋼鐵製成的刀劍以及馬匹（儘管在人類從亞洲東北部來到這裡之前，北美洲的馬已處於進化過程中，但美洲人沒有見過馬）的進攻。西班牙人在戰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並在那裡駐紮富有經驗的老兵和歐洲人與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兒，以此來保證他們的征服。這是在傚法馬其頓帝國的希臘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國時的做法。
像19世紀的斯堪的納維亞人那樣，16世紀的西班牙是靠兩種東西前進的。當他們必須棄船登陸時，他們就騎上馬。他們在美洲騎馬走過的距離並不遜色於蒙古人在歐洲大陸行進的距離。
在16世紀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業績正由俄國人在亞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併阿斯特拉罕並在頓河和伏爾加河的最接近處開挖一條運河，但未獲成功。這表明他們沒有能力打通在烏滸河——藥殺水流域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俄國人的障礙。這道障礙現在因哥薩克人（「哥薩克」在土耳其語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來自遊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強。這些人是烏克蘭信仰東正教的船夫。金帳汗國在14世紀因立陶宛人的襲擊而向東退到黑海北岸之後的某一時候，他們第一次定居於第聶伯河中的一個島嶼。1571年，一支哥薩克人沿頓河定居，或許在同時，另一支哥薩克人沿烏拉爾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薩克族的俄國冒險家葉爾馬克從西向東跨越烏拉爾河，並且征服了剛剛皈依了伊斯蘭教的、操土耳其語的西伯利亞的汗國。與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葉爾馬克的追隨者們擁有火器，而喪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亞人則沒有。他們乘船沿河而下，通過西伯利亞森林，他們發現並走出了一些運輸路線，於1637或1638年到達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經過貝加爾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亞特人住地時，他們遭到有力抵抗。這些俄國人征服了布利亞特人，並於1651年在他們國家中建立了伊爾庫茨克城。與此同時，俄國人已侵入到阿穆爾河流域，1643年，一夥俄國入侵者到達了滿洲境內的阿穆爾河右側的支流松花江。
在這裡，俄國人碰到了滿族人，他們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國之後，滿族人向西驅退了俄國人，並且在1658年把他們限制在阿穆爾河最西邊的河源處。這個界限位於俄國人佔領地的東南面。1689年的條約肯定了這一邊界。在阿穆爾河流域，俄國人遠離後方，而滿族人則離後方很近。從邏輯上講，滿族人的優勢是決定性的。俄國人同滿族人第一次衝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歷史性的意義。當這兩個非遊牧的但又是流動地建立其帝國的民族在阿穆爾河流域較量之時，歐亞大陸的遊牧民族第一次發現他們被定居的軍隊完全包圍了。
1634－1635年，滿族人開始把宗主權強加在東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這些蒙古人曾進入中國內地並且同俄國人較量過。布利亞特人是處於俄國人統治之下的僅有的東部蒙古人。與此同時，在1576－1577年，東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傳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傚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魯特部、准噶爾部、卡爾梅克部）如今棲息於阿爾泰山山脈和天山山脈之間的隘口兩邊。這裡是扼守從歐亞大平原東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戰略要地。大約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卡爾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湧去。他們開闢前進道路，通過操土耳其語的哥薩克穆斯林地區，進入歐亞太平原中部，並且在1613年越過了伏爾加河下游地區。而這一年正是俄國人「混亂時期」（1604－1613年）的最後一年。這些卡爾梅克部移民在伏爾加河下游和頓河下游之間安營紮寨，處於俄國人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無人區。那個地區，對於不信奉東正教和遜尼派伊斯蘭教的佛教徒來說，在政治上是最合適的地區。
17世紀結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經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軍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統治的西班牙聯合起來。1588年，西班牙軍隊企圖征服英國，但以海軍的失敗而告終。這次失敗的慘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災難相比。此後，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聯袂，他們的海軍力量也無力保護其跨越東西兩半球的海上帝國不受伊比利亞軍隊的侵犯及其心懷妒意的西北歐鄰國——荷蘭、法國和英國的蠶食。
這3個冒險性的民族已經佔據了加勒比海的許多島嶼，這些島嶼正在遭受劫難。1606年，英國殖民者在弗吉尼亞登陸；1620年到達新英格蘭。1605年，法國在阿卡迪亞進行殖民活動，並於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蘭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紐約）。西班牙喪失了其幅員遼闊的「西印度帝國」（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損失更為巨大。1641年，荷蘭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奪走了馬六甲；1658年，佔領了錫蘭海岸。1609－1623年間，在爭奪葡萄牙佔據的印度尼西亞時，荷蘭人打敗了英國人。在1621－1654年間，荷蘭企圖征服巴西。但是，這個野心勃勃的冒險規模太大，超出了荷蘭軍事資源的能力。
對於葡萄牙人來說更為不祥的徵兆是，他們被亞洲人和非洲人驅逐了出來。的確，從長遠的觀點看，這對於所有建立帝國的西歐列強來說，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國海軍的緩助下，伊朗薩非王朝皇帝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回了霍爾木茲。1632年，阿比西尼亞（今天的埃塞俄比亞）人在沒有任何外國幫助的情況下，驅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歐洲的耶穌會教士，並把自己同人類文明世界的其餘部分隔絕開來。幾乎是同時，日本人作出了同樣舉動。早在1587年，豐臣秀吉就下令驅逐基督教傳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發佈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動。1622－1638年間，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殘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舉行起義並遭鎮壓（在某些荷蘭海軍的幫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驅逐了葡萄牙商人。於1636年公佈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國的敕令成為這場運動的先導。在1603年獲准進入日本的荷蘭人被允許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長崎港口的一個人工島——出島。
阿比西尼亞人和日本人因同樣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熱、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他們熱衷於傳播天主教和從貿易中攫取利潤。1626年，在阿比西尼亞的耶穌會成員，引誘當朝的皇帝承認教皇在基督一性論教派的教會統治區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哄騙皇帝徹底廢除當地的基督一性論教派的禮拜儀式，這些儀式中還包括一些猶太教的內容（猶太教先於基督教傳入阿比西尼亞）。儘管阿比西尼亞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紀使他們擺脫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後葡萄牙人企圖把羅馬天主教強加給他們，招致了他們的憤怒。在日本，自從1549年第一位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到達九州以來，已有大批人自願皈依羅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於1571年征服了菲律賓群島，隨後於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賓，這就使豐臣秀吉和繼之而來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會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為他們企圖征服日本的「第五縱隊」。這就是日本人自願地採取自我封閉、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區保持一定距離的預防手段，以提防西歐人威脅的原因。這同阿比西尼亞人的做法如出一轍。
日本政府允許荷蘭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於，荷蘭人使日本人相信：他們的興趣僅在貿易，他們並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們所信奉的基督教加爾文教派。英國商人也審慎地避免表現出要同化其非西歐的貿易夥伴的意圖，甚至連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法國人儘管在一定程度上傚法挑釁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為，旨在使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成為法國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這個問題上也極力謹慎從事。
隨之而來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國的創建者們掀起的層層浪潮所帶來的西方文明，是形態各異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為代表的第一個浪潮，力圖完整地輸出西方文明，包括他們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該文明整體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歐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這一企圖。所以，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異教地區傳播西歐文明的第二個浪潮，輸出的僅是經過篩選的西歐文明。荷蘭和英國的私商和官方都對傳教士的活動皺眉蹙額、表示不滿。從17世紀開始在人類文明世界中滲透的、這種刪節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術。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為戰爭服務的技術。
在日本，羅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島上秘密生存的狀況，直到1873年才結束。因為，那年廢除了對被確認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時，秘密的教徒們所信奉的羅馬天主教，已經把土生土長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儀式融為一體。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在那裡，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強迫信仰天主教，所以這種信仰實際上是名存實亡的。
所有西歐國家的帝國創立者們都很相像。他們要麼剝削海外的受害者，要麼就消滅他們。西班牙征服者的貪慾和殘忍，為他們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們所倣傚，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臨由征服所產生的必須迅速而明確地處理的道德問題。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們，就在多明我修道團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堅韌不拔的鬥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頒布法律，制止最惡劣的胡作非為。儘管處於對立面的掌握軍隊的征服者一再反對，這項法律仍得到部分實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與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辦法，來緩和對受害者的壓迫。在他們看來，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種族差別的精神紐帶。皈依天主教對減少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隔閡的作用，生動地體現在後來西班牙議會的新西班牙保護女神——瓜達盧佩城的聖母——的色彩和服飾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開始把非洲黑人變成奴隸。所有後來的西歐帝國創立者們都幹下了這種罪惡的勾當。當西歐人獲得海外領土後，他們就把從非洲掠來的黑奴運到那裡，強迫他們勞動，以代替被滅絕或大量殺戮的當地人。這些奴隸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販賣奴隸的商人們的利潤則與此成正比。那些被販運到外國的非洲黑奴中的倖存者，應當感謝他們種族的生命力，應當感謝他們能夠在美洲繁衍後代，這使他們得以與販運他們的西歐白種人一道，去分享他們所獲得的「新大陸」。
人類的遷移以及不同人種之間的繁衍，並不是人類文明世界的聯結對生物圈的動物群體和植物群體所產生的唯一影響。毫無顧忌地把人工馴育的動植物，從以前曾經互相隔絕的兩半球的一邊移到另一邊，會得到很多有益的收穫。但也會造成細菌和病毒的有害傳播。天花病毒尾隨哥倫布的航波，通過人的載體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說天花就是奪取印加皇帝瓦伊納·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話，那麼，這些病毒就是皮薩羅率領入侵南美洲的為數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見的先鋒。反過來說，性病在西歐首次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倫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內。這大概是「新大陸」懲罰「舊大陸」入侵它的錯誤的回報。16世紀期間，西歐出現的始於1519年的大災難所造成的代價，無疑是對西班牙人掠奪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銀，以及後來他們僱傭美洲土著勞動力開來美洲礦藏並把它們運回歐洲的報應。這樣，人類文明世界連為一體的結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貨膨脹。這3位可怕的來客，每一位都擁有一個帝國，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員遼闊的帝國相形見絀。也就是在這些新的帝國中，太陽從未在那裡升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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