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63－1763年的兩個世紀中，西方文明發生了一次偉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這是自從西方社會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就地崛起之後，最偉大的一次革命，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變革。此時，西方的思想家們已不再不加鑒別地繼承先輩們的遺產。他們決意今後要通過對各種現象的獨立觀察來檢驗被繼承的學說，要進行獨立的思考。他們也盡力與少數異教徒和平共處。他們不再感到有責任或衝動去把大多數人的信仰和習俗硬性強加給所有的人。這兩大革命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曲折中前進的。1686年，豐特奈爾發表了《宇宙萬象解說》，喬爾丹諾·布魯諾為了這個學說於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豐特奈爾卻長命百歲，直到1757年安然死在床上。1687年，牛頓（1642－1727年）發表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並且沒有受到任何基督教會當局的封禁勒令，倖免了伽裡略1633年的厄運。另一方面，路易十四於1685年撤銷了《南特敕令》，這一法案曾授予法國的少數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長期遭受權力的奴役，當然現在他們已從中解放出來了。在15世紀末葉以前，所有異教都遭到了羅馬帝國政府的強行鎮壓。在羅馬帝國西部的一些繼承國，比如1391－1492年間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國外找到政治庇護的猶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紀以來，古希臘時代的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學說被強加給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15世紀以後，又把西塞羅時代和奧古斯都時代拉丁文作家的風格，強加給了當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義中篡改了「及聖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權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會羅馬教皇統治的新教徒的指責。新教徒用《聖經》這一權威經典取代了羅馬天主教庭的權威。新教的主教象羅馬天主教的主教一樣，不容異端學說，把他們自己對西方基督教教義的觀點強加給他們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內部分裂只是加劇了兩派的競爭，與統一時期的他們的羅馬天主教前輩們相比，他們的行為之狂熱、惡劣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古典拉丁文作家風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對亞里士多德的理性順從，顯得更加膚淺。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臘時代希臘數學和科學著作的出版激發了人們的獨立思維，後來的科技發明和地理發現推翻了許多物理現象的古典解釋。在這個領域，古代知識的復興走上了新的歷程。
西方人從他們希臘——羅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這一點在豐特奈爾的《閒話古人與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頓的《古代與當代學問的反思》（1694年）中被戲劇化地表現出來了，但論戰的序幕是由讓·博丁（1530－1596年）拉開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納·笛卡爾（1596－1650年）進一步推動了這場戰鬥。在這之後，現代派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此外，勝利者不得不承認讚美路易十四的人並不是比荷馬更好的詩人，他們沒有署名，所以他們的讚美詩也就不再流行，儘管基督教宣稱基督教文明超過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這些鬥士，在自然科學、技術和哲學這些領域中贏得了勝利。
西方的「宗教戰爭」使基督教信譽掃地。它開始於1534年，時斷時續，直到1648年。這些戰爭既狂熱又偽善。那些好戰的君主本是出於政治上的動機和目的，卻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張擴張教會勢力的人，用他們愚昧無知卻發自內心並充滿仇恨的熱情，把這些好戰君主的仇恨煽動起來。1660年，一些有志於自然科學的人在英格蘭創建了皇家學會，他們的目的不在於要顛覆基督教，而是要從道義上更新它。他們的政策是要將當代人的思想感情從既缺乏教育意義，又缺乏說服力的神學爭論中轉移出來，使他們把注意力轉到有關自然現象的問題上，並不帶偏見地討論這些問題，通過觀察或實驗，有說服力地回答這些問題。
在這場「宗教戰爭」中，同時還有另外一些評論家和犧牲者。他們確實在尋求削弱基督教對西方人心靈和精神控制之路。由於這仍是一個危險的遊戲，因此他們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區例外。比如，日爾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開了基督教會的活動，不斷地為同人提供安全保證。豐特奈爾在他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訃告辭中寫下的格言，似乎無法為基督教義所寬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諭的歷史》中，他更加大膽了。皮埃爾·培爾是一個流亡在荷蘭北部的法國異教徒，他於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歷史與批判詞典》一書，這簡直就是狄德羅與達蘭貝爾合著於1751－1765年間在法國出版的《百科全書》的原型。培爾倣傚同時代西方希臘和拉丁語作家們所採用的註釋式的版本。這些註釋用小的字體印出來，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在卻佔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劑鎮痛藥，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語意深奧的註釋中所表達的意圖，恰恰被讀者理解為是嘲諷挖苦之意的話，那麼他對於原文的註釋，便頗有某些顛覆的意味了。
大約過了80年以後，愛德華·吉本在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時，也採用了培爾的寫法。但這並未能使它免受責罰。此書發表於1776－1788年間，其中對於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釋並不怎麼高明。在西方國家中，英國率先確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計較異教的信仰和觀點，卻是個緩慢的過程。約翰·韋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開始熱衷於傳教活動，當時，吉本（1737－1794年）還是一個嬰兒。與吉本同代的法國人伏爾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書派更加直言不諱，並且沒有受到懲罰。儘管如此，在18世紀，伏爾泰仍覺得住在法國與瑞士交界的瑞士一邊是比較明智的。
在17世紀的法國，布萊茲·帕斯卡爾（1623－1662年）把對基督教詹森教派熾熱的信仰與科學天才結合起來；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書。和凱撒城的優西比烏斯（約264－340年）一樣，波舒哀在這本書裡也闡述了人類的歷史，但他的意圖是要為人們提供一個獨一無二的、萬能的上帝，即猶太教的上帝耶和華。伏爾泰寫了一部關於人類文化和社會歷史的書，來反駁波舒哀。在這部歷史書中，他把中國人而不是猶太人置於頭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國的文化是通過耶穌教會的傳教士才為西方人所認識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歷史進程中，作為其文學的里程碑的是《論寬容的信札》（1689年以後）和《政府論》（1690年）。這兩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國的英國流亡者約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實踐的里程碑是利奧波德一世的作為，他是羅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國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來歸附於匈牙利王權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所有人民發表了一項聲明，授予他們宗教自由的權利和部族自治權。這種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下，又要符合奧斯曼帝國的標準。1690－1695年，利奧波德為流亡的塞爾維亞東正教團提供了庇護權，條件是維持他們在哈布斯堡的領土上對一個奧斯曼非伊斯蘭教社團（米勒特）的特權。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佔領的波西米亞王室領地之一的西裡西亞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開表示，願意讓奧斯曼征服者來解放他們。在其間的25年裡，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於與俄國競爭的需要，轉而採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與俄國競爭，為的是從政治上忠於奧斯曼東正教。由於在1682－1683年對維也納的第二次圍攻慘遭失敗，奧斯曼帝國正在失去對奧斯曼東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贏得信仰自由與贏得理性獨立一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法國，1685年撤銷了《南特敕令》；在中國，耶穌教會傳教士為了爭取立足之地，不得不採取一些迂迴措施。他們學習掌握儒家文化，介紹西方天文和軍事技術的一些實用知識，允許皈依宗教的人繼續在世俗儀式中用傳統的中國方式膜拜他們的祖先。通過這些措施，耶穌教會的活動終於在中國立住了腳跟。利馬竇（1552－1610年）是耶穌教會在中國的創始人，由於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國儒家學者吸收到他們的社團裡，在那裡他取了一個中文的筆名。耶穌會教士將「救世主」譯為「天」。不肯讓步的羅馬天主教當局破壞了耶穌教會的工作。他們禁止中國的皈依者用傳統的儀式來膜拜祖先，並堅持「救世主」應被翻譯成「天帝」的說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並不是超人的，而是與人同質的。羅馬教會挑起了一場和大清帝國政府之間為時30年（1693－1723年）的論戰，作為其結局，基督教在中國遭到了禁止和壓制。羅馬教廷沒能從1587－1638年間在日本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在歐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認東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後，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間被驅逐出了毗鄰的薩爾茨堡主教管區。
在西方國家裡，彗星的出現被看作是上帝創造的一個奇跡，用以警告那些即將受到懲罰的人。但這種迷信思想在17世紀消亡了。不過，1680年彗星的出現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爾發表了《彗星出現的不同見解》一書，宣稱1680年出現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樣，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現象。當1682年另一顆彗星出現時，天文學家埃德蒙·哈雷認為它與1456、1531、1607年出現的彗重沒什麼兩樣。他測算出了它的軌跡、週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樣測算了1680年出現的彗星。另一種西方迷信是對巫術的迷信，這種迷信思想的消亡更為困難。從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對這種迷信公開提出挑戰，到這種巫術最後一次在那裡作怪，200年（1563－1762年）過去了，其間數以千計無辜的人們被羞辱地處死。
對於權威不容異說的褊狹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勝利，它造成了西方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空缺。這些空缺伴隨著各個生活領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為一些審慎的替代物所填補。
那些曾煽動起象1572年使徒巴多羅買日的巴黎大屠殺和1649年德羅赫達大屠殺的宗教辯論，成功地被數學和自然科學引起的興趣取代了。人們希望把數學化了的科學系統地運用於科技，從而提高人類的福利。這種願望激發了人們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興趣。列奧納多·達·芬奇很早就表述過這種願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這個願望，而這個願望又激勵了培根的門徒——「皇家學會」的奠基人們。威廉·哈維（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學一名英國學生，他於1628年發表了他的《心血運動論》；羅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將化學科學從煉丹術中解放出來；伊薩克·牛頓使西方的物理學和天文學發生了革命；查爾斯·林奈創立了生物圈裡植物群和動物群的系統劃分，林奈相信他所劃分的種和屬的不變性，在他看來，大自然是靜態的，林奈的同代人喬治·路易斯·勒克萊爾和孔德·德·布豐（1707－1788年）發現了證據，證明迄今為止自然界在時間上，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他期望這一過程能在未來繼續下去。
在哲學領域，由於對亞里士多德權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義者們對柏拉圖的崇拜所填補。17世紀的西方思想家試圖找到一個明確的突破口和一個嶄新的開端來填補這個空白。勒納·笛卡爾從認識論角度作了嘗試。即使對於那些對笛卡爾已窮盡了真理的論斷提出質疑的後繼者們來說，他的《方法論》（1637年）一書也一直是理性的標誌。約翰·洛克則對認識論加以實驗性探索。斯賓諾莎（1632－1677年）和萊布尼茨（1646－1716年）試圖為形而上學奠定新的基礎。在社會學領域，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過對心理學王國所作的初步探索，鞏固了他關於社會契約的假設。洛克也從事這一領域的工作，但未能達到這個深度。詹巴蒂斯塔·維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學》一書中，開闢了文化歷史領域的新天地。正是因為他的工作太新穎了，同時代的人反而未能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給予正確的評價。古希臘的週期循環理論啟發了維柯，但維柯在古希臘大師們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他掌握了兩種文化：古希臘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識範圍內，他用更豐富的知識武裝自己，寫出了西方第一篇關於文明比較研究的論文。
由於教皇對西萬「基督世界」的管轄，由於拉丁語在外交、研究、甚至在眾多方言的各種詩歌中，都被作為通用語言使用，這些對中世紀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結成統一的整體起了很大作用。教會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學和科學的「文學界」取代了。這一概念的發明者是伊拉斯謨，然而是培爾於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壇》中採用的。公共郵政事業發展了，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時也解決了自身的費用支付問題。這些推動了文學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之間的知識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誕生了定期出版的時事通訊，又進一步產生了報紙。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發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報的發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紀，除了帕多瓦大學和蘇格蘭大學這樣極個別的學校之外，西方絕大多數大學都失去了他們在中世紀的活力和創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創建，填補了部分空白。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權國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紀的巴黎，這些大學也得到了上流社會的夫人們舉辦的私人沙龍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貴族之間的社會網絡關係，也部分地填補了羅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這是西方社會中最高等級的兩個社會階層，它們通過跨越國界的聯姻和對跨越了民族障礙的各種方言的需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際，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貴族也保持著團結。以國家公共利益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寬恕。納瓦拉一個加爾文教派的國王為了成為法蘭西的亨利四世，競改信了羅馬天主教。荷蘭北部加爾文教主教威廉和漢諾威路德教派的選侯喬治，各自為了成為英格蘭國王威廉三世，英格蘭和蘇格蘭聯合王國的國王喬治一世，結果成為英國新教聖公會信徒。在蘇格蘭，加爾文教已得到認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層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個喬治和威廉四世則不得不在漢諾威繼續充當路德派教徒的同時，又得在蘇格蘭充當加爾文派長老會教徒，在英格蘭充當新教聖公會教徒。
早在12世紀，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開始出現在詩歌中。這些方言詩歌與同時代的拉丁文詩歌一起流行於世。在這些拉丁文詩歌中，方言的風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當方言在詩歌中完全佔據了統治地位時，它的首要影響便是促進了文學的豐富繁榮，從而為天才的發揮提供了溫床。這種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詩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亞（1564－1616年）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時代，也是西方一個偉大的詩歌時代。摒棄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價，是詩歌向散文方向的發展，這一發展不是表現在韻律上，而是表現在風格上，其過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紀，阿爾卑斯山北面的西歐詩人，像他們的意大利前輩和同時代意大利人那樣，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臘文文體為楷模進行寫作。法國的代表人物是約阿希姆·德·貝萊（1522－1560年），皮埃爾·德·龍薩（1524－1585年）和「七星詩社」中其他5位成員。他們在英國的同仁是先軀者托馬斯·懷亞特爵士（1503？－1542年）和薩裡伯爵亨利·霍華德（1517？－1547年）。接踵而來的是伊麗莎白時代的那群傑出詩人和1660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君主制度復辟之前的他們的後繼者們。莎士比亞和彌爾頓（1608－1674年）是這一時代的英格蘭、蘇格蘭詩人中最傑出的兩位。由於這兩位巨匠光彩照人，結果使這一時代其他本來很傑出的詩人都顯得黯然失色。啟蒙運動開始之後，西方的詩人們使審慎地變成了散文家。在17世紀法國的戲劇家中，最先開始這種基調和風格的變化。他們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裡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這些天才將韻文和樸素的文體結合起來。同時代的法國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爾，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語言工具。
17世紀逐漸風行的這種法國散文體簡潔、明瞭、準確。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體或希臘文體都更適合於印歐語言。這種語言此時已遠及英國，而羅曼語系語言此時已從固定結構變為分析結構，這種分析結構可分為虛詞、介詞、助動詞，以代替那種使用不方便的在動詞、名詞詞根上加前綴、後綴的方法。這種新的法國散文體還放棄了拉丁語、突厥語中用許多從句堆砌起來的句型結構；這種新的法語句型結構把主句和從句排列起來而不用連接詞，作者把簡單的短句間的邏輯關係留給讀者憑直覺去推測。
法國文體的革命給英國文學帶來了巨大衝擊，在英國，這種來自外國的衝擊，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識。例如，德萊頓就很自信地認為，他的文體，無論散文或詩，都在彌爾頓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法國寫作風格傳播到其他西方國家，法國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國外，這些使法國在西方世界贏得了一種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現在除音樂以外的其他所有領域。而此時，在音樂領域，德意志奪走了意大利的領導地位。「三十年戰爭」後，在北部德國龐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護過他們的君主的聲名黯然失色。約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裡德裡希·亨德爾（1685－1759年）是他們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國人。普魯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窮的小王國發展壯大，躋身於列強之列，他還設法為柏林歌劇院籌措資金。除去這些，腓特烈在軍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負，就是要寫出即使往法國文學圈中也可佔一席之地的法文韻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寫作，然後再像但丁那樣，使用母語寫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戰爭中，法國未能使它的政治優勢超過他的文化優勢。北尼德蘭首當其衝，糾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國家，艱難地將法國挫敗了。
在法國與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個回合的權力較量中，法國處於弱勢。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這兩個羅馬天主教強國之間的較量，被稱之為「宗教戰爭」的內戰打斷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國發生的戰爭；接下來的是1562－1598年的法國內戰，1569－1609年的尼德蘭內戰，1618－1648年德國第二次內戰和1642－1648年的英格蘭內戰。
所有這些內戰，都不同程度地為外國干涉打開了門戶。其中程度最輕的是英國內戰，最嚴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戰爭」。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內戰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戰爭」中，法國與信奉新教的瑞典，攜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國的政策是由身為羅馬教會紅衣主教的兩位政治家來實施的，他們是於1624年開始掌權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繼承人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戰爭」中，法國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佔領並保持住了波西米亞的王室領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場力所不能及的冒險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潰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國在1562－1598年間的癱瘓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聯合起來，力圖把西班牙推上權力頂峰，但那時，尼德蘭的戰爭牽制了它的力量。這不僅是尼德蘭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內戰，而且是尼德蘭新教徒反對西班牙統治的一次民族起義。由於與西班牙的政治聯繫，葡萄牙的海外帝國不得不去打擊荷蘭人的進攻。西班牙在1621年試圖再度佔領尼德蘭北部，結果卻加劇了西班牙的資源消耗。繼1588年英格蘭打敗西班牙海軍之後，1639年，荷蘭人又進一步殲滅了西班牙艦隊。在陸地上，在舊大陸，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羅尼亞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實力。
儘管西班牙喪失了它的海上霸權，但它龐大的海外殖民體系幾乎未遭到什麼損失，白銀繼續從安第斯山脈和墨西哥的銀礦源源不斷地運過來。但這些財富已無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農業耕地面積已無法與法國相比，遊牧部落大面積的畜牧業佔地，阻礙了西班牙的農業發展。因而，西班牙象瑞典一樣，由於人口不足而無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國的衰竭為法國提供了機會，它也抓住了這個機會。早在1552年，法國就已獲得了洛林的3塊絆腳石：梅斯、圖勒和凡爾登。在「三十年戰爭」中，她又得到了阿爾薩斯。
法國在1667－1713年的戰爭中倖存下來，就像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戰爭」中獲得倖存一樣。甚至在1685年前後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國外時，法國也得以倖存。這些新教徒畢竟只是法國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國太繁榮了，這點損失並不能對它產生什麼影響。不像當年西班牙驅逐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那樣，結果卻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國這些有技術又勤勞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卻加強了法國當時乃至未來的對手們的力量。這些對手包括北部尼德蘭、英格蘭，而首要的是勃蘭登堡，以及符騰堡、好望角的荷蘭殖民地和南卡羅來納的英國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戰爭的後期，在英格蘭和荷蘭力量聯合之後，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戰爭中，在同英國爭奪對西班牙帝國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權和對印度的控制權時，法國都失利了。英國在1690－1763年間，從法國人手裡奪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間奪得了印度（除了幾個很小的獨立飛地之外）。1767年，休謨讓吉本嘗試用英文寫作。他預言北美將被講英語的人佔領，而在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休謨的預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寫的一篇文章的贊同。
雖然法國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敗了，但在1627年後強大起來的西方國家中，法國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仍能維持這種地位的僅有的兩個國家。西班牙的勢力在「三十年戰爭」中被它的同伴擠垮了；尼德蘭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戰爭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國的戰爭中敗北並從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蘭人的地盤已被英國人所佔，瑞典的地盤為俄國和普魯士所佔。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順利推進，他們繼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倫巴第地區和南部尼德蘭的統治權。在奧斯曼帝國於1682－1683年間對維也納的第二次圍攻失利之後，哈布斯堡王朝作為回報繼續向東擴展。
從宗教改革運動到為追逐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而公開進行的戰爭，到17世紀中葉，伴隨西方復興而來的是戰爭暴行的緩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仍在繼續，但已不再是彼此懷有敵意的人和宗派之間的極端鬥爭，而是身著制服、有嚴明紀律的、職業性的政府僱傭軍之間的「適度競爭」（吉本語）。這樣一來，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財產便有可能少受損失。軍隊被要求實行軍糧自給，不再靠國家供養。平民百姓面臨的僅只是國家統治者們的改朝換代，這就使他們可能免遭掠奪、驅逐和屠殺之苦。
西方國家的政府並不總是能夠使新的人道規範付諸於實踐。戰爭本身就是殘酷的，停止戰爭才是唯一的對策。試圖想使戰爭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減緩戰爭有更好的效果。法國在1674年和1688年先後兩次對萊茵河的巴拉丁進行了蓄謀已久的掠奪。一個設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駐軍拒絕投降，它便會被強行攻佔。得勝的敵軍自認為對當地居民進行洗劫是他們的權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間，就西方世界整體而言，戰爭的殘酷性還是成功地被減少到相對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紀，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區的戰爭殘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這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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