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後半葉，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榮。到了12、13世紀，西方基督教文化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4世紀的前25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開始走向衰落。在黑死病於1348年橫掃歐洲大陸之前，11世紀以來的人口激增趨勢便已減弱。1261年希臘人收復君士坦丁堡，1291年穆斯林收復阿卡，宣告了西方基督教自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來對黎凡特地區入侵的失敗。1303年法蘭西國王派人刺殺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從此結束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來教皇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權地位。
在許多著作中，對12、13世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榮，從正反兩方面均有所反映：最具名昭著的事件便是1204年十字軍佔領並洗劫了東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於1208－1229年又洗劫了清潔派的朗格多克；對波羅的海南岸斯拉夫領土的霸佔在12世紀達到頂峰；教皇頑固地對腓特烈二世及其繼承人進行戰爭。這2個世紀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歷史不僅反映在許多著作中，而且還通過4位偉人的經歷反映出來：阿西西的聖徒方濟各·貝爾納多尼（1182－1226年），哲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佛羅倫薩的詩人但丁·阿里蓋裡（1265－1321年）和來自佛羅倫薩的鄉村畫家喬托·邦多尼（1267－1337年）。這4位偉人都是意大利人。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藝術卻在13世紀的法國達於巔峰，這就是被稱作哥特式的中世紀建築。這種建築式樣實際是從小亞細亞塞爾柱突厥人那裡傳入的。今天，人們有幸仍能在阿爾卑斯山兩側的歐洲所有國家看到的遺址，可以說明這一點。這些遺址比較完整地體現了中世紀西方基督教社會的理想。
現存的許多優秀的哥特式建築，是仿照塞爾柱旅行商隊的客棧式樣而建，這些建築多在阿爾卑斯山北麓。這並不奇怪，因為在意大利，儘管它在6世紀時也蒙受了不少苦難，但它並不像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區那樣徹底地與希臘羅馬文化決裂。因此，在意大利人們仍樂於建造羅馬風格的建築，並不輕易地拋棄它。而且在拉韋納和威尼斯這樣的東羅馬帝國的邊遠地區，也有許多教堂是由東羅馬建築師按照拜占庭風格建立的。例如，現存的完工於1071年的聖馬可大教堂，便是根據以前君士坦丁堡的聖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驚詫的是，與其緊鄰的總督府卻是哥特式的，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喬托竟然擺脫了拜占庭傳統的影響，成為現代西方自然主義繪畫風格之父。
但丁採用當時意大利民謠形式創作了《神曲》，一改過去以拉丁語六音步詩律創作的習慣，對此後西方世界的詩人採用民族語言寫作詩歌產生了很大影響。但丁在使用民族語言過程中，意識到自己是受了阿爾卑斯山外詩人的影響。對一名意大利人來說，要擺脫拉丁語及其文學的束縛，比把奧克語和奧依語作為母語的詩人，要困難得多，更不用說與把羅曼語和條頓語作為母語的詩人相比了。中世紀的意大利人仍拘泥於祖先的拉丁語中。他們寫作時一方面離不開嚴格的拉丁語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現手法上又嘗試著以民族語言來表現，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紀一些優美的拉丁詩歌就是採用這種風格創作出來的。那些擺脫了希臘－羅馬語言影響的詩人，與同時代的希臘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們的大膽嘗試，使他們的創造性獲得了解放。到但丁時代，意大利已成為西方文明的啟蒙地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區用了2個世紀的時間才達到意大利1300年所達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2個世紀中，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經濟迅速發展。人口進一步增長，生產力水平提高，技術上也更加進步。
這一時期西方人口的增加可由下列事實加以證明：耕種的土地明顯增多；城鎮的數目增加，規模擴大；向被征服地區殖民。在有關城牆的歷史的記錄中，可以瞭解這一時期城鎮面積的擴大。有許多這樣的情況：1100年修建的城牆，被1250－1350年間修建的新的城牆所取代，以包圍更大的城市面積。意大利北部和佛蘭德仍是城鎮密集的地區。
在毛紡織生產上，佛蘭德在12世紀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直到13世紀末，佛羅倫薩才趕了上來。佛蘭德的發展，得益於原材料供應的便利：本地原料豐富，又有來自低地國家和英格蘭的大量原料供應。意大利城鎮，尤其是沿海城市的發展，得益於西方基督教世界與黎凡特地區之間的海上貿易。12、13世紀期間，意大利商人和佛蘭德商人每年聚會於香擯的4個定期集市，這裡成了一個方便的中轉地。
人口的增加，城鎮數目的增多，及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殖民，改變了農村的社會生活結構。9和10世紀，西方社會的動盪不安使得大莊園迅速蔓延，小土地所有者急驟減少。人口的下降又使莊園主將莊園的部分耕地出租給佃農耕作，佃農每週必須抽出幾天在莊園主的領地上勞動，產品也歸莊園主所有。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這種方法能更好地保證莊園內土地的利用，但這種制度經濟效益不高，社會效果也不佳。與僱傭勞動力相比，農奴或奴隸只做極少部分的工作。因此人口增多時，莊園主便以貨幣地租代替勞役地租，農奴也感到貨幣地租比勞役地租剝削量為經，而更樂於接受之。如果莊園主不付給農奴應得的報酬，農奴便逃往城裡到工廠做工，或是逃向易北河東部的殖民區（這裡開始是一塊自由民的樂土，然而最終卻成為歐洲農奴制度的堡壘）。
波羅的海地區鄉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面向波羅的海的第一座德國城市是呂貝克，建於1143年；但澤建於1200年；裡加建於1201年；雷瓦爾建於1219年。波羅的海成為德意志的一個湖，斯堪的納維亞和俄國成為其貿易的後方。曾使基督教世界喪膽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到13世紀已屈服於日耳曼的沿海城邦，就像希臘人、穆斯林屈服於意大利城邦那樣。波羅的海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小地中海。在1250－1350年的100年間，佛蘭德各城不再從德意志、法蘭西進口穀物，而改從波羅的海進口。
技術的進步抵銷了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儘管可耕地的擴大侵佔了大片的牧場，造成肥料的減少，但是農作物的輪作制度使三區輪作制代替了二區輪作制，減少了土地休耕的比率。此外，把握耕耘與播種的時機也更多了。使用挽馬的深耕法到1200年已趨於完善。12至13世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車數目有所增加，而風車的安裝則開始於1162－1180年間。
與風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礦產是非替代性物品。自從公元前四千紀冶煉術發明以來，一種又一種的礦產相繼被采光用盡。公元10世紀，德意志和波希米亞成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礦產來源。但到了14世紀，表層和淺層礦藏已開採殆盡，要採掘深層的礦藏，必須使用更先進、也更為昂貴的採掘技術。
教皇和國王爭奪權力的鬥爭一直是12和13世紀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鬥爭的第一個回合以在授職權問題上的妥協於1122年宣告結束，自此權力政治披上了倫理道德的外衣。而在第二個回合中，教皇與復甦的西羅馬帝國爭奪對意大利（已成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區）的控制權，權力鬥爭的性質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在這些鬥爭中，獲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蘭西，帝國和教皇都是失敗者。
1158－1183年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圖把專制帝制強加給倫巴底諸城邦，遭到了失敗。教皇支持城邦為爭取自治而反對帝國的鬥爭。因為教皇在對抗阿爾卑斯山外的帝國權力時，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為此，教皇不僅容忍了倫巴底和托斯卡納地區諸城邦的自治，而且容忍了丕平三世和查理曼賜給教皇的所有意大利領土上的城邦的自治。在12和13世紀，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統治整個基督教世界。這個野心勃勃的目標高於對任何某一地區的統治。因此，教皇在這個時期不僅允許羅馬涅（即前東羅馬帝國總督在拉韋納周圍的領土）地區各城邦的自治，而且允許包括羅馬本身在內的迪卡特斯·羅曼努斯的城邦自治。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結成經濟和政治同盟。1250－1300年間，佛羅倫薩的銀行代表羅馬教廷為教皇收稅，從中賺取利潤。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蘭西。法蘭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權力。在皇帝與教皇的鬥爭中，從烏爾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到英諾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歷代教皇都把法蘭西作為避難所。1194年，腓特烈一世的兒子及繼承人亨利六世，征服倫巴底諸城邦，並自稱為兩西西里王國的統治者，補償了其父失敗帶來的損失。自此，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國的兩面夾擊之中。亨利六世的兒子及繼承者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在位）是一個天才，他精通兩西西里王國具有世界主義的希臘和阿拉伯文化，並同樣精通屬於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詩歌。但是他所引起的人們的反抗及他的早死，使他的才幹末能充分發揮出來。
教皇發動了對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戰爭，以反對腓特烈對整個意大利的覬覦。在這場鬥爭中，烏爾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他們的勝利是在說服一位法蘭西王公－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讓他出兵征服腓特烈二世的繼承者們統治的兩西西里王國的條件下才取得的。在征服了一個世俗權力的同時，教皇又將自己置於了另一個世俗權力的支配之下。1303年，法蘭西王權結束了教皇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統治，就像當初教皇借助法蘭西的幫助擊敗了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一樣。
就神聖羅馬帝國來說，征服意大利戰爭的接二連三的失敗，使它也失去了對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在10世紀和11世紀，東法蘭克（德意志）國王要比西法蘭克（法蘭西）國王對其臣民實行的統治更為有效。到1303年，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已贏得王國內僧俗兩界顯要人士的支持，公然反對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稱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而此時德意志帝國的貴族們已成為事實上的統治者，他們敢於向皇帝挑戰，而又不冒任何風險。
法蘭西國王權力加強的同時，德意志君主的權力卻相對削弱，這是由兩地封建制度的歷史差異造成的。同農奴制一樣，封建制度也是一種社會關係，其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是通過個人勞役實現的（封建義務是服軍役，而農奴制義務則是經濟性質的）。轉讓土地時，封建主與他的臣屬訂立契約，這種契約實際減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權，而不是封建主對土地的所有權。而當封建領地成為世襲租佃時，封建主對土地的所有權便徹底喪失。世襲租佃早在9世紀時便在西法蘭克出現，但從10世紀末以來，法蘭西國王開始逐漸加強其權力。在東法蘭克，世襲封建領地出現的時間較晚，卻在13世紀加快了步伐。原因就在於德意志國王頑固地夢想統治意大利王國的失敗。他這種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爾卑斯山北麓的夢想，其結果是放鬆了對本土的控制。帝國皇帝的稱號成為一項沉重的額外負擔，而法蘭西國王卻並無這個負擔。
在國王和教皇的鬥爭中，鬥爭的雙方都喪失了一部分權力：國王失去的是政治權力，教皇失去的是道義上的權力。但是正是道義上的損失引起了政治權力的損失。因為自從格列高利七世起，教室一直尋求通過建立道德權威來間接行使政治權力。這種道德權威的喪失伴隨於教皇企圖稱霸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過程，在教皇對帝國的戰爭中尤為明顯。
為了與帝國作戰，教皇需要金錢，為此發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它在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侶徵稅的行政制度。這種徵稅十分有利可圖，一些世俗封建主也藉機從中漁利，而意大利銀行作為教皇的財政代理人更是發了大財。另一稅收來源是羅馬教廷作為最終上訴法庭（更確切地說，在屬於他們本省的由教會律師負責的訴訟案中是作為初審法庭）收取的費用。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發現，因基督教法規的編纂而並未顯示其重要性。當腓特烈一世宣稱他作為查士丁尼的繼承人應該享有的權力時，他遭到了亞歷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和盧西烏斯三世（1181－1185年在位）兩位教皇的反對。這兩位教室都是以教會律師開始其教士生涯的。
教皇對權力的貪婪，並為達此目的而使用財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驚。位於克萊爾沃的錫托派修女院院長聖貝爾納（1090－1153年）反對教皇的法規主義和貪婪。聖貝爾納也不是毫無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衝動。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異端，不論是哲學家阿伯拉爾煽動性的言論、朗格多克清潔派的禁慾主義，還是異教的波羅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辯的口才號召組織十字軍征服這些異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動對黎凡特進行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他自己也捲入了反對教皇的各對立派別的爭吵中。他並未給自己謀求更高的教職，顯而易見他是獻身於宗教的。他出身高貴，然而他放棄了塵世的幸福，而成為嚴格的錫托會的一名修道士。正是為了主義他犧牲了個人利益，因此他成為同時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響的人物。他對教皇背離其聖職原則的批評是權威的，也是最具詛咒性的。
聖貝爾納是狂熱的正統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統觀念，而非東正教的）。12和13世紀中其他譴責教皇的人，令人震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異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亞宗教鮑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潔派或巴塔裡亞會而出名）。這些反對教皇罪惡運動的領導人在甘願忍受貧困上是一致的。他們這樣做是出於自願，他們生來並不貧困。和聖貝爾納一樣，他們犧牲個人利益而選擇了貧困，以自己的楷模來反對教皇的世俗化，反對基督教法規的世俗化。（11世紀西方宗教改革家們為西方基督教僧侶的獨身生活制訂了準則，但並未強迫世俗教職人員放棄對財產的佔有，也來強迫修道院放棄集體佔有的財產。）
阿西西的聖方濟各是一個成功的布匹批發商的兒子，他公然蔑視其父，拋棄享樂，而與清貧為伴。他和加爾都西會修士或清潔派的「選民」一樣進行苦修。他過著福音書上所描寫的基督般的生活。當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裡的貝爾納，請求方濟各允許他過同樣的清苦生活時，方濟各十分高興，因為他認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類應該過的生活。與此，他也接受了謙卑的思想。他從來沒有要批評教皇的念頭，那怕是隱晦地；也不願發起什麼反教皇的運動；更不想擔任什麼新興教派的領袖。像基督那樣，才是他獻身的目標。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於和清潔派與韋爾多派同樣的命運。因為他樂於清貧事實上就是對教皇的譴責，雖非故意，卻更具破壞性。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孫子、他的第二個繼承人紅衣主教烏戈利諾（即後來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認為方濟各對基督的真誠模仿，使羅馬教廷陷入困境。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來自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來越高漲的對羅馬教廷的指責。他們決定支持方濟各，而不是以他為敵。這是一個明智之舉，儘管其動機並不純正。
聖方濟各如果在和羅馬教廷的第一次衝突中殉身，那他就會免於以後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來蒙受恥辱，目睹由紅衣主教烏戈利諾和他的同夥埃利亞經手而成的方濟各會法典與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馳。結果方濟各陷入精神和肉體上的極大痛苦之中，就像他當時選擇清貧和謙卑時一樣。如果烏戈利諾和埃利亞狡猾的手段末能使方濟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麼方濟各精神就不會比方濟各本人更長久。在他死後700多年的今天，這種精神仍然流傳，儘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護者小兄弟會規章的限制，但並未失去其價值。
制度化贏得了持久性。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恥辱，但是對後代來講，某些具有較高精神價值的東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縱即逝的精神財富的喪失對人類的危害要小些。聖方濟各沒有認識到這個嚴酷的事實，但是烏戈利諾和埃利亞意識到了。他們以此作為行動的規範，他們挽救了方濟各精神中的一些東西，也給自己帶來了恥辱。
聖方濟各的同時代人，「布道兄弟會」的創始人卡斯提人聖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條簡便的道路。他同樣安於清貧。兩位聖徒都反對貪婪，但聖多明我的精神比聖方濟各的精神易於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興的城市，因方濟各和多明我會的教堂、圖書館和講演廳的廣泛分佈，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淺。儘管如此，在聖方濟各看來，房屋和書籍是令人討厭的東西，他認為這些東西中存有對基督式生活的危險障礙。埃利亞從未失去聖方濟各對他的信任。如果聖方濟各能預見到埃利亞之所以如此熱衷捐款是為了借他的名義建造教堂的話，他一定會萬分痛苦。這些建築和喬托繪畫的優美都無法消除他的痛苦，因為這些東西違背他早已獻身的清苦和謙卑。
埃利亞和烏戈利諾知道應為方濟各修道會做些什麼。聖方濟各早就預言一個西方基督教徒應該做什麼。在聖方濟各以前的那個時代，一個卡拉布裡亞人，菲奧雷家族的喬凡尼·代·喬阿基尼（約阿基姆，1145－1202年，他出身貴族，和聖貝爾納一樣，後來又成為錫托會修士）預言動亂高潮過後，1260年將要開創天國降臨人間的第三階段，聖靈時代將繼聖子時代而出現，如同基督降生時聖子時代在聖父時代之後出現一般。1260年確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260年，教皇如果沒有法蘭西的軍事幫助，很明顯就不會從腓特烈二世的繼承人手中奪取兩西西里王國。然而，聖靈時代益沒有降臨，如果聖方濟各精神能夠盛行的話，這個時代或許才會來到。菲奧雷的約阿基姆在他活著時，作為聖方濟各的後來者，接觸教皇英諾森三世非常方便。他的一些著作在他死後於1254年出版了新版本，這使他遭受了抨擊，因為這些著作曾使羅馬教廷驚恐萬分。1323年教皇宣佈基督和其使徒沒有財產的說法是不確切的。這樣，方濟各會的神聖使徒們，因支持聖方濟各效仿基督的觀點，都未能倖免聖方濟各和菲奧雷的約阿基姆所沒有蒙受的一死的惡運。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類遠離了大地母親。在聖方濟各時代，這兩種弊病都開始困撓西方基督教世界。後世應感激聖方濟各，不僅因為他提倡清貧的生活，更因為他那種對所有生命的內在的同情心。從流傳甚廣的傳說故事中，我們瞭解到聖方濟各與鳥類和動物建立了一種良好的信任關係，雖然傳說並非權威性的對歷史事實的記錄。這種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在印度以西的歐洲大陸是很難見到的。聖方濟各的讚美詩如同一個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讚美上帝賜與人類大地母親，賜與人類動物和植物。聖方濟各本人的讚美詩原文至此突然中斷了。讚美上帝賜予人類不事報復的性格和肉體滅絕的詩節，都是後人附會的思想。讚美上帝賜予人類陽光的詩篇可能是阿肯那頓信徒的傑作，讚美上帝賜予人類各種元素的詩篇可能出自瑣羅亞斯德教徒之手。那些來自一神教的猶太人之口的傳說則顯得尤為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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