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上，這個時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命運的興衰與同時代東羅馬帝國的經歷恰恰相反。在查理大帝814年去世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受到斯堪的納維亞海盜的襲擊。直到955年奧托一世戰勝馬扎爾人時，它一直處於防禦狀態。在896－955年間它所蒙受的異族入侵的災難達到了頂點。因為，在這60年間，馬扎爾騎兵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內陸地區，這些地區過去很少受到斯堪的納維亞海盜和穆斯林海盜的威脅。在11世紀下半期，形勢變得對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同時東羅馬帝國的形勢則開始發生逆轉。
考慮到先前的社會和文化的逐漸變遷——例如，居住在英國「丹麥法施行區」和法國諾曼底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呂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規章影響的傳播——東西方基督教世界軍事上的突然變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納維亞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對尚未信仰東正教、伊斯蘭教或猶太教的各地蠻族很有吸引力。克呂尼修道院對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說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會在其他各社會領域和在宗教上一樣富有活力的象徵。
在君士坦丁－西裡爾和美多迪烏斯在另一個斯拉夫鄰邦大摩拉維亞傳道時期（863－885年），基督教在波希米亞獲得了一個立足點。可能兩個世紀以來，在波希米亞，斯拉夫的宗教儀式就和最終在那兒盛行的拉丁儀式共存。也和在俄羅斯一樣，斯拉夫民族的禮拜儀式也幫助了基督教在波蘭的傳播。在966年，即撒克遜皇帝奧托一世取得對馬扎爾人的決定性勝利11年後，波蘭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馬扎爾人在970年至1000年之間改信了天主教。丹麥在974年，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10和11世紀之交也改變了信仰。這些國家中有些改宗遭到了抵抗，例如挪威、瑞典和匈牙利。但是抵抗沒有成功，因為，在這個時期，在西方無主教世界周圍仍為異教徒的鄰國看來，西方基督教文明已變得無法戰勝了。
在11世紀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對東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的優勢。在1041年至1071年間，諾曼人冒險家征服了東羅馬帝國在阿普裡亞和卡拉布裡亞的領土。在1060年至1090年間，他們從穆斯林人手中奪去了西西里島。阿普利亞人是講意大利語的居住在倫巴底的教皇屬民，對他們來說，諾曼人的征服並非是不合適的。但是對卡拉布裡亞和西西里信仰東正教的希臘人和西西里島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諾曼征服實質上就是異族的壓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獨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萊多。這個城市位於伊比利亞半島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羅馬帝國的屬國西哥特王國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遠征軍又從塞爾柱人手中奪取了安條克，而埃澤薩則從法蒂瑪人手中奪走了耶路撒冷。
這次遠征——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一次耗資巨大，從後勤上和戰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動。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險家達到了尼斯福魯斯二世福卡斯和約翰、齊米斯西斯從未能達到的目的，儘管他們可以支配東羅馬帝國的全部財富。1066年諾曼人對英格三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樣意義的軍事行動，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區域不同，它並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領土擴大，因為諾曼征服以前的英格蘭就已屬於天主教的範圍。然而，諾曼對英格蘭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蘭克，即法蘭西，已經躍居西方天主教世界邊遠地區的前列。軍事威力只是法國總的優勢的一個方面。
西方基督教歷史上的11世紀後半期和希臘文明史上的公元前8世紀後半期相似。在長時間的孕育之後，文明突然繁榮起來。這個時期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取同時代更加先進的文明的成果和復興它自己的古希臘－羅馬文明上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後，直到公元751年仍處於東羅馬統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亞發現了查士丁尼羅馬法的全文，隨後掀起了研究羅馬法的熱潮。在10世紀結束前，在波伊提烏翻譯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著作的拉丁文譯本湮沒了450年之後，法國學者歐裡亞克的吉爾伯特又在西歐對它進行了研究和闡釋。在西亞新月沃地發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歐阿爾卑斯山區奔騰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國或歐亞大平原上發明的有效的挽馬方法，早在10世紀時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採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西方基督徒的軍械中出現了弩弓，而中國人早在戰國時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經用它來武裝自己了。
在11世紀，西方突然拋棄了由西羅馬帝國的蠻族征服者所帶入的羅馬式軍事裝備，而採用了5世紀時阿蘭人帶入高盧的更為有效的撒爾馬特人的軍械。巴約掛毯上描繪的諾曼騎士，可以在克裡米亞和塔曼半島公元1至2世紀的墳墓裡有關撒爾馬特騎兵的繪畫上找到他們的原型。但是在11世紀西方人對他們模仿來的軍械作了一個改革（許多改革中的第一個）。他們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護面積，而表面積又最小、重量最輕的鳶形盾代替了又圓又小的撒爾馬特盾。這些11世紀的騎士十分清楚他們的價值，以致到11世紀中期，新的騎士們就在老騎士們的誘導下形成了一種世俗的友愛精神。
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西方繼續用希臘時代的古典格律進行拉丁詩的創作，韻律仍以長短音節的區別為基礎。而拉丁語的特點是重者的存在，這種古典的希臘式作詩法就成為令人討厭的枷鎖。基督教讚美詩作者們把拉丁語從這種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他們創造了重讀的拉丁詩。在大約11、12世紀之交，當時生動的浪漫文學作品之一的史詩《羅蘭之歌》從拉丁語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還標誌著拉丁語系文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10世紀時西歐政治的特徵是查理曼帝國的部分重建，如今是撒克遜而非法蘭克作為其中心。東法蘭克的撒克遜國王奧托一世於955年戰敗了馬扎爾人，於962年在羅馬加冕為皇帝。他把勃艮第和意大利並入他的德意志領土，但是西法蘭克（法蘭西）仍然保持了獨立。與8世紀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溫王朝時一樣，無法再進行有效統治的加洛林王朝也在10世紀時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一個新王朝所取代。11世紀時諾曼人又在比法蘭西和德意志王國規模稍小的國家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體。諾曼人對新獲得的領土的組織管理成就，超過了他們征服英格蘭、阿普裡亞、西西里和安條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諾曼王國實行貴族統治，是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哈里發的屬國。它的建立導致了南意大利新興的城邦國家的毀滅，但是在北意大利，威尼斯在11世紀結束以前，事實上已獨立於東羅馬帝國。11世紀初期還處於繼襲的查理曼帝國地方公侯或是一些地方主教統治之下的倫巴底各城市，也在隨後的100年中獲得了自治。這些城邦國家的政府實行寡頭統治，但他們卻是共和制的。倫巴底的兩個海上城邦，比薩和熱那亞，事實上都是作為獨立的力量參加11世紀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對地中海地區發起的進攻的。
這樣，11世紀在西方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政治結構形式：各城邦國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國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這兩種不同的政治結構形式都要比自西羅馬帝國衰落和崩潰以來在這個地區出現的任何政治統治更為有效。
11世紀在北意大利出現的城邦制政治結構形式，同一時期也在佛蘭德出現了。這兩個地區同時出現了迅速的人口增長，貿易和工業的發展也與之相伴而來。早在992年，巴西爾二世就給予威尼斯商人在東羅馬帝國的特權，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業。後來威尼斯人又奪取了希臘人在希臘領海內的貿易。隨著一系列「十字軍」王國在敘利亞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贏得了在那裡的特權。這些遠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灘頭陣地，依靠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的船隊與西歐保持聯繫。總的來講，西方是從伊斯蘭和東正教世界的損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間，主要的受益者還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於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覺醒可從一系列進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來，它開始於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呂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呂尼改革運動擴展到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呂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規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個與克呂尼修道院保持聯繫並服從其領導的組織。但是，到11世紀結束時，克呂尼式宗教儀式不再令人滿意，於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錫托建立了另一個新型的修道院。聖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開創者帕科米烏斯一樣，致力於使修士的宗教活動和經濟活動保持平衡。克呂尼運動精心規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對佃農來說，遵奉克呂尼宗教儀式的修士和他們的鄰居及其社會對應者世俗地主一樣，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錫托會修士以成就靈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質生產上的更加豐富為目的。他們要求歸還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烏斯修士不同，他們也僱傭所謂教士的兄弟們，即這個制度中第二等級的成員作為工人。錫托會修士利用田野生產鐵和羊毛。他們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同時也播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種子。
在11世紀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們進行了3項革新。他們要求世俗僧侶（即不是修士的牧師）過獨身生活，並試圖禁止教會職務的買賣，禁止由世俗當局進行教職授予儀式。非修士僧侶獨身生活運動最終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為這在西方教會和任何其他地區教會的實踐中都是史無前例的。有關授職權的鬥爭最後於1122年以妥協告終，這也是合理的，因為世俗職務和教會職務通常都是由教會顯貴擔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監護人買賣聖職，教皇從中大獲其利，他擁有了教職任免的特權，使它們不能被無償使用。宗教改革的總的影響就是使僧侶不再隸屬於世俗貴族而是隸屬於教皇的領導，從而使僧侶成為西方基督教社會中一個特權集團。
在11世紀僧侶獨身生活、禁止聖職買賣、禁止世俗當局進行聖職授予的運動，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為先導。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紀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們意料，一時引起了轟動。對於其後果的認識，也是充滿了爭議，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從穆斯林從羅馬人手中奪走西北非和利奧三世奪走東伊利裡亞以來，羅馬城就位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東南邊緣。這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裡距離索恩河、塞納河和摩澤爾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萊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爾卑斯山外西歐聯繫的中心，聖科倫班在呂克瑟伊和安娜格裡的修道院，後來克呂尼和錫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於克萊爾沃的錫托會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這個地區。由於966年以後的半個世紀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東北方和北方兩個方向擴展，羅馬的地理位置就顯得更加遙遠。諾曼人對羅馬東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銷作用。從這樣一個遙遠的角落對西方基督教世界進行宗教管理簡直是一個壯舉。
羅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聖地、神殿和朝覲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時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馬克聖殿及過去希臘世界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相類似。但是羅馬也是迪卡特斯·羅曼努斯地區貴族們的私有財產。自568年倫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來，除了阿爾卑斯山外帝國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暫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數時間裡，迪卡特斯·羅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護自己。羅馬貴族們十分清楚，羅馬的神聖和教皇的權威是他們合法的額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區看來，羅馬貴族對羅馬城和羅馬教皇的利用則是一個恥辱。
這種把西方基督教著作一個整體的觀點的最初的擁護者，是重新恢復帝國稱號的德國人。奧托一世、奧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廢黜過出生於羅馬的教皇，任命他們自己的、出生於阿爾卑斯山外的人擔任教皇職務。奧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國學者歐裡亞克的吉爾伯特，即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爾薩斯人布魯諾，即教皇利奧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勵下，利奧九世把代表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侶集團的利益，而不僅是代表迪卡特斯·羅曼努斯貴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侶們都吸收進了羅馬教廷。但是教廷的這些新主人認為，是他們而不是皇帝，應該對處理有關教皇的事務擁有最後的發言權。領導改革後的教廷對當時的皇帝和羅馬地方貴族進行鬥爭的智囊人物，是後來成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爾德布蘭德，他即使不是生於羅馬，至少也是被羅馬人收養的，但他並未成為迪卡特斯·羅曼努斯貴族們的朋友。1057年以後，教皇不再由羅馬貴族或西羅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紅衣主教團選舉產生。（紅衣主教團的這個特權直到1179年才最後確定下來。）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烏爾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間，成為一個有效的管理機構。但是改革了的羅馬教廷也和羅馬貴族以及重新恢復名號的西羅馬皇帝一樣，犯下了一個致命的大錯：它的目標是權力，因此，為了追逐這個目標，羅馬教廷於1054年與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爾、色路拉裡烏斯，於1075年又與西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決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會的改革總的來說是一個崇高的理想，改革者們本人的願望也是很真誠的。然而，結局卻是悲劇性的。這次改革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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