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階段拜占庭歷史上的兩個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羅斯人改宗卡爾西頓派基督教的東正教派和1071年東羅馬帝國的軍事崩潰。帝國的崩潰給希臘人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在7世紀，東羅馬帝國事實上已成為希臘人的帝國，儘管它仍保持著羅馬的名稱。所以，從1071年起帝國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臘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時，拜占庭文明的命運已不再完全與希臘民族和東羅馬帝國的命運休戚相關。此時的拜占庭社會除了希臘人之外，還開始包括3個說斯拉夫語的民族——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人，以及格魯吉亞人和高加索的阿蘭人。
如果孤立地看，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軍事史上的興亡勝敗似乎有點荒謬，但從經濟和社會背景上考察，這些變遷便很容易理解。從926年到1045年，東羅馬帝國的軍事史記載了連續不斷的、雖然並不總是輕易得來的勝利。11世紀50年代的轉折和1071年東羅馬帝國在亞美尼亞和阿普利亞兩條戰線上的慘敗，其根源在於此前帝國農業政策的一系列失敗。這些失敗始於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終以1028年政府承認失敗而結束。回過頭來看，東羅馬鄉村貴族的成員於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亞細亞一系列的反叛已構成了塞爾柱和達尼什曼德的突厥人軍事首領及追隨他們的遊牧部落佔領小亞細亞內陸地區的序曲，這一地區先前是由東羅馬貴族的大莊園佔據的這些大莊園的擴張損害了組成東羅馬民兵的廣大農民的地產。
只要東羅馬還堅持守勢，這支由農民組成的民兵就能夠在阿拉伯人的進攻面前成功地據守小亞細亞。武裝起來的農民實際上成了防禦戰的有效工具。由於他們保衛的富饒土地是屬於自己所有的財產，因而具有認真履行軍事職責的強烈動機。帝國國庫的損失並不算大，因為農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為生，他們交納的賦稅要大於服軍役的收入。但是這些農民組成的民兵並不能同樣勝任以征服和永久佔領帝國之外領土為目標的進攻性戰爭。
在926年之前的3個世紀中，東羅馬的軍事行動一直是防禦性的，農民民兵保衛的是自己的財產。但即使在這一時期，也已經很難勸誘民兵們投入大量時間積極地參加勤務和訓練。加入民兵的農民除了要為自己提供軍事裝備和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還要交納賦稅，因此他們關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種好地，養好牲口，生產更多的東西。當時的稅率很高，稅務官對待農民一直非常嚴厲苛刻，並且常常欺騙農民。他們的行徑使農民疏遠了帝國政府。7世紀時阿拉伯人征服小亞細亞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當地居民心甘情願地為自己的國家而戰鬥。而從1071年起，小亞細亞的農民就與敘利亞和埃及的農民在633年時一樣，願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場合是歡迎外來入侵者。
小亞細亞東部的農民與東山再起的土地貴族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矛盾的。農民的軍事才幹為大地主帶來了好運。儘管在東羅馬帝國於961年和965年先後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爾蘇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陸兩路對東羅馬領土的侵犯一直沒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經發生了有利於東羅馬帝國的轉折。從這一年起，小亞細亞的治安狀況不斷改善；結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資。賦稅的壓力迫使農民出賣土地，儘管他們擁有的土地是對服軍役的補償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轉讓的。由927／928年異乎尋常的嚴冬引起的饑荒，使得富人能夠以低得可笑的價格收購窮人的土地。但是如果農民在資金方面沒有受到沉重賦稅的巨大壓力，這次暫時性的危機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機的醜聞昭然於世後，導致了帝國的農業立法。這次立法活動在1028年最終失敗，它成為東羅馬帝國政府與小亞細亞東部大地主之間爭奪農民「剩餘」產品使用權的鬥爭。東羅馬帝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大部分是由農民的生產提供的。因此，中心問題是農民每年的「剩餘」是應該以稅收的形式為政府所佔有還是應該以地租的形式為大地主所佔有。對於農民來說，這是在兩種災害之間的選擇。作為「自由農」，農民忍受著殘酷無情的賦稅負擔；而作為大地主的佃農，農民則將與帝國稅務官打交道的負擔交給了地主，但這樣做的代價則是讓自己聽任地主的擺佈。
政府的目標是要讓大地主退出他們自927／928年以來不正當地、時常也是非法地佔有的土地。這場鬥爭在巴西爾二世統治時期（976－1025年）達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亞細亞的貴族發起了反對巴西爾二世的起義。巴西爾的報復十分嚴厲。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納稅人集體承擔對稅區徵收的稅務總額，並免去窮人的納稅責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壓力之下，這項法令被巴西爾的弟弟、懶散的同僚和倖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廢除。巴西爾在死後的失敗與中國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敗出於同樣的原因。在東羅馬帝國就同在中華帝國一樣，想成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誠又不老實的官員，他們的個人利益就在於破壞他們本應當盡責執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爾二世既與自己的政府官員嚴重失和，又與在小亞細亞東部反叛的貴族臣民劍拔弩張尖銳對立。他試圖保護農民免遭這兩伙惡棍的欺侮，雖然他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農民，而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員與小亞細亞的貴族也勢不兩立，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如果坐在帝國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備巴西爾二世的能力，那這些官員就要以當朝皇帝的名義進行統治。這樣一來，貴族的目標不是奪取帝國政府，就是脫離帝國政府。貴族與農民之間則懷著既恨又愛的矛盾情感。他們都一致憎惡帝國的稅務官，因為貴族雖然能夠逃避自己的納稅義務，但他們認為賦稅的壓力降低了農民民兵的軍事效率，一個貴族的權力取決於他們是否能擔任務行省民兵軍團的司令。而擔任了這一職務也就能擔任行省的總督。
農民對貴族的感情也是複雜的。他們憎恨貴族搶奪土地，但又感激貴族支持他們抗擊稅務官，並欽佩貴族的軍事才幹。這種欽佩促使農民不僅在保衛帝國的戰爭中，而且在推翻帝國的起義中都跟著貴族走。963年至1057年間小亞細亞的5次起義，如果沒有農民的支持本來不可能像實際上發生的那樣可怕。這些起義演變成了農民反對稅務官的叛亂。963年的起義將一位貴族尼斯福魯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國王位；1057年的起義為另一位貴族伊薩克一世康尼努斯贏得了同樣的獎賞。其他3次起義最後都沒有成功，但巴西爾二世在位期間只鎮壓了其中的2次，而且這2次都得到了外國僱傭軍的幫助，一次是979年僱傭了伊比利亞人（即格魯吉亞人），一次是988－989年僱傭了俄羅斯人。
用外國的和本地的僱傭軍取代農民民兵是1071年帝國崩潰的原因之一。東羅馬軍隊中始終有一批專門靠服兵役謀生的職業僱傭兵，但是在3位前後相繼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魯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約翰·齊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爾二世統治之前，這類耗費錢財的武裝人數並不多。當時，人們一致贊成要把農民民兵由兼職的士兵改為專職的農業勞動者和完全的納稅人。巴西爾二世和政府官員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亞細亞農民的武裝，因為他們認識到農民民兵是桀驁不馴的貴族軍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魯斯二世在許多互相矛盾的考慮面前無所適從，他內心希望能保住農民民兵，因為這些人是他的戰士和追隨他的同鄉。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獲得一支職業軍隊，以從事民兵無法勝任的征服活動洞時，他也不願限制追隨他的貴族兼併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羅曼努斯四世狄奧根尼不得不以僱傭軍來抗擊塞爾柱人。這些僱傭軍士兵的唯一興趣就是掙錢。
尼斯福魯斯二世對於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裡西亞的大本營的征服，對於東羅馬帝國來說是很有價值的。約翰·齊米斯西斯和巴西爾二世征服保加利亞是重大的軍事勝利，這場戰爭從971年持續到1018年（中間曾短暫休戰）。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東羅馬－保加利亞戰爭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戰爭的後果，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災難性的。在167年間，保加利亞因此而喪失了政治獨立（1018－1185年），東羅馬帝國經受了一場它再也無法從中恢復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危機。財政危機的表現就是東羅馬金幣的貶值。自從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復東羅馬金幣以來，它一直保持著獨特的價值。但尼斯福魯斯一世福卡斯卻發行了貶值的金幣用於國內流通，而原先的金幣在君士坦丁九世統治期間（1042－1055年）已經貶值。
1040－1046年標誌著東羅馬歷史的轉折，其意義與860－865年和926－928年的兩次轉折同樣重要。1040年，東羅馬重新佔領了錫拉庫薩（該城於878年失守），但1041年諾曼底冒險家佔領了東羅馬在阿普利亞領土上的重要城鎮梅爾菲。1045年，東羅馬完全吞併了除小公國卡斯之外的整個亞美尼亞。但1046年塞爾柱人開始蹂躪現已不再由亞美尼亞軍隊保衛的亞美尼亞。
1071年，諾曼底人佔領了巴裡，完全征服了東羅馬在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的領地。同年，塞爾柱將領艾勒卜·艾爾斯蘭在曼齊刻爾俘虜了東羅馬皇帝羅曼努斯四世狄奧根尼。此後，塞爾柱人佔領了7世紀以來一直是東羅馬帝國心臟的小亞細亞腹地。
1071年之後，東羅馬帝國在東南歐的領土面積自7世紀以來首次超過了它在亞洲的領土面積。保加利亞人在1041年曾舉行反叛，但遭到了鎮壓。在1071年之後，保加利亞人繼續是東羅馬帝國的臣民，塞爾維亞人仍然處於東羅馬的宗主權之下。但希臘人在歐洲僅僅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少數民族，而小亞細亞的所有居民自6世紀以來一直講希臘語。在東南歐，東羅馬政權已岌岌可危。
因此，從希臘人和東羅馬人的觀點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個半世紀中，拜占庭的歷史是一部失敗的歷史；但是從斯拉夫人和東正教會的觀點看，它又是一部勝利的歷史。
東正教自約867年後在俄羅斯曾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宗教；但是當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於989年接受洗禮時，東正教便成了俄羅斯國家的國教。弗拉基米爾受洗之後，娶了一位希臘公主即巴西爾二世的妹妹安娜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過希臘人、也是通過保加利亞人的渠道傳播到俄羅斯的。東羅馬帝國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羅斯宣傳這一文明的過程中，保加利亞人具有語言上的優勢。雖然保加利亞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分別是由講突厥語的匈奴人和講條頓語的瑞典人建立的，但這兩個國家大多數居民都講斯拉夫語。當兩國改宗基督教的時候，大多數民族已使用這種語言。當俄羅斯改宗時，它的王公們帶回了希臘的藝術家和建築師，但俄羅斯人在宗教禮儀和文學中卻採用了馬其頓斯拉夫語方言，所用的書面語言也是西裡爾字母表。這種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亞發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裡爾發明的較複雜的格拉哥裡字母表。以這種語言為媒介，許多原文是以希臘語寫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種保加利亞文的形式引進到了俄羅斯。到1071年，俄羅斯在政治上已趨於分裂，但在地理上卻正在擴張，它的擴張將拜占庭文明推進到了白海沿岸。
俄羅斯通過希臘和保加利亞的渠道接受東正教，為東正教開闢了新的前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保羅派（顯然是基督教的一種異端形式）或鮑格米勒派（一種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時進入了俄羅斯，而這兩個教派在東羅馬帝國和保加利亞已構成對東正教的挑戰。保羅派起源於亞美尼亞，並在東羅馬小亞細亞的東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盤。君士坦丁五世在約755－757年首先將保羅派教徒（可能是亞美尼亞的保羅派）安置在色雷斯，後來約翰·齊米斯西斯於972年將他們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區，這些地區在809年之後曾被保加利亞從東羅馬帝國手中奪走。鮑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鮑格米勒的東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謂「愛上帝者」或「為上帝憐憫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間創建的。
鮑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亞農民對保加利亞「官方」接受東正教後急劇轉變的一種反應。除了受原來保加利亞世俗貴族的壓迫之外，農民現在又受到貪婪而又聲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剝削。鮑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卻採納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慾主義和獨身生活方式，以作為對基督教會背叛其口頭理想的一種抗議。最初的鮑格米勒派教徒認為世界是由撒旦創造的。但他們同時還認為撒旦是上帝聖父的長子；聖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穌廢黜撒旦並拯救人類。
與色雷斯的保羅派截然不同，鮑格米勒派是更為熱情的傳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亞並入東羅馬帝國之後，鮑格米勒派傳播到了東羅馬；與此同時，在另一個方向，它在東正教世界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間有爭議的波斯尼亞河地區也紮下了根，並從這一地區傳播到倫巴第、托斯卡納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羅斯之外的所有卡爾西頓派基督教國家中，鮑格米勒派都得益於基督教教會「權力機構」的壞名聲和不得人心。
大約在1167年前不久，鮑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亞的特拉哥維奇亞地區建立了一個激進教派。這些特拉哥維奇亞的鮑格米勒派教徒認為善和惡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恆的。這種激進的鮑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亞農民對進一步劇變的一種反應。1018年東羅馬帝國吞併保加利亞及巴爾幹半島內陸其他地區，擴大了鮑格米勒派開展傳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東羅馬－保加利亞戰爭和1041年對保加利亞起義的野蠻鎮壓，則加劇了保加利亞農民的苦難。
在1071年兩場災難之前的一個半世紀中，東羅馬帝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正趨於解體。其標誌是帝國政府農業立法的失敗。但就在同一時期，帝國境內也出現了神秘主義的復興和視覺藝術的繁榮。與巴西爾相比，巴西爾的同時代人、「新神學家」聖·西米恩（949－1022年）對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長遠的影響。視覺藝術的繁榮發展並未受到1071年軍事災難的阻礙。拜占庭藝術家擅長於微型藝術，如鑲嵌工藝品、牙雕或金屬圖徽。其風格都類似令拜占庭時代的希臘人神往的古希臘風格；但11和12世紀的拜占庭視覺藝術並不僅僅是對古希臘原作的單純模仿。古希臘藝術給拜占庭藝術家帶來了創造具有自己獨特風格作品的靈感，當這種拜占庭藝術從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輔和諾夫哥羅德時，在這個新天地裡，它開始以新穎的方式得到發展。到1071年，俄羅斯已成為拜占庭文化與東正教的希望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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