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承阿拔斯哈里發王朝的眾多國家中，布瓦希德統治者於945年攻佔巴格達清楚地表明，始於9世紀的阿拔斯帝國的解體已不可逆轉。布瓦希德王朝並不是未經哈里發同意就自封為阿拔斯領土事實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卻是佔領阿拔斯占統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並直接控制哈里發制度本身的帶頭羊。布瓦希德人是來自吉蘭的伊朗人，他們對阿拔斯哈里發的支配標誌著伊朗人政治勢力在伊斯蘭教國家中的不斷增長和阿拉伯人勢力的衰落。這一趨勢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奪取哈里發寶座的革命中已明顯地表現出來，後來在813年哈里發馬蒙對其兄弟阿明的勝利中再次得以顯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葉派；因而，從宗教方面來說，他們在945年進入巴格達似乎預示著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葉派參加這場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結果將使阿里黨人取代倭馬亞人。在當時他們未能如願以償。而2個世紀之後的現在，他們貽誤已久的希望似乎終於走上了得以實現的道路。
在西北非，艾格萊卜人已於909年被一個聲稱源於阿里和法蒂瑪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萊卜人是遜尼派阿拉伯人，他們只在名義上承認阿拔斯人的宗主權。法蒂瑪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們的軍隊是庫塔馬赫的柏柏爾人。法蒂瑪人極想取代阿拔斯人，他們的勝利實際上是柏柏爾族和什葉派中伊斯瑪儀（七伊瑪目）派的勝利。914年他們企圖征服埃及，但沒有成功。不過到969年，他們成功地征服了埃及。與此同時在890年，與法蒂瑪人同屬七伊瑪目派的什葉派社團卡爾馬特派試圖在伊拉克建立一個國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將卡爾馬特人從新月沃地驅逐出去，但卡爾馬特人在阿拉伯半島的東北部、哈薩和巴林島建立了穩固的根據地。依靠這一根據地他們不僅劫掠了伊拉克，還襲擊了麥加。930年，他們從克爾伯神殿搶走了黑石。從864至928年統治伊朗裡海沿岸的另一支什葉派裁德派，於897年在也門建立了第二個國家。伊斯瑪儀派的什葉派在977年和985年獲得了對木爾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區的控制權。到985年，仍然處於遜尼派有效統治下的伊斯蘭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於河間地帶和呼羅珊的阿拔斯人的繼承者薩曼伊朗人的國家和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流亡的倭馬亞哈里發王朝。倭馬亞人和什葉派一樣，在政治上對阿拔斯人持敵視態度。在985年伊斯蘭教世界彷彿正在伊朗人和柏柏爾之間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統一，那統一者將會是伊斯瑪儀派的什葉派法蒂瑪人。
而且，伊斯瑪儀派的什葉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處在上升階段。詩人菲爾多西（939－1020年）、哲學家伊本·西那（阿維森納）（980－1037年）和科學觀察家比魯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約970年起，「精誠兄弟會」，在巴士拉的一個伊斯瑪儀派社團，開始創作一部百科全書。973年，法蒂瑪的伊斯瑪儀派在他們的新都開羅愛資哈爾清真寺創立了一座神學院。從整體上看，阿拔斯帝國政治上的分崩離析有利於文學藝術的發展。地方宮廷的增加促使潛在的庇護人數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蘭教文明在伊朗紮下了根，它通過新波斯文學而不朽。但是，在11世紀結束之前，在985年時被認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卻落空了。到1085年，遜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蘭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權；而且，雖然埃及仍處在什葉派法蒂瑪王朝的統治之下，但法蒂瑪統治下的埃及遜尼派穆斯林臣民並沒有採用他們統治者的伊斯蘭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達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監護。但從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變成了遜尼派的突厥塞爾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為除了阿拉伯半島之外的伊斯蘭教世界亞洲部分的主人。
什葉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兩次機會。在969－1055年間，它又一次喪失了機會。法蒂瑪人和卡爾馬特人彼此並不合作。雖然雙方都屬於伊斯瑪儀教派的什葉派，但卡爾馬特人關心的是社會正義，而法蒂瑪人關心的主要是維護自己世襲的神權。法蒂瑪人與卡爾馬特人的性質也各不相同。至於布瓦希德人，他們與前兩派都隔得很遠。布瓦希德人雖是什葉派，但不屬於伊斯瑪儀派。他們寧當阿拔斯的主人也不願做法蒂瑪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來，這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什葉派中的非伊斯瑪儀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會的多數派遜尼派，在一點上意見一致：都不願落在伊斯瑪儀派的統治之下。伊斯瑪儀派對未能成為伊斯蘭教世界的主人心懷不滿，於1090年左右組織秘密團體阿薩辛派進行報復。他們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遜尼派塞爾柱突厥人尼扎姆·穆爾克。
對於伊斯蘭教世界的居民來說，11和12世紀是動亂的年代。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的解體造成了國內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亂。巴格達的布瓦希德人政權以及後來取代它的塞爾柱人政權，多少減輕了這種混亂，但這只是暫時和局部的。伊斯蘭教世界現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慘的是，它還受到遷移不定的遊牧蠻族的騷擾，雖然這些蠻族名義上已皈依伊斯蘭教。
東羅馬人在961年奪取了克里特島，在965年奪取了塔爾蘇斯，在法蒂瑪人佔領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奪取了安條克。在其後的100年中，法蒂瑪人和東羅馬人為爭奪敘利亞而互相競爭，但都沒有成功，最後雙方都被人趕走。驅趕他們的對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爾柱突厥人，後來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軍。諾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間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佔領了托萊多。
得到釋放的遊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造成了範圍更廣的痛苦和破壞。999年，繼承阿拔斯王朝的薩曼伊朗人國家沿著烏滸河一分為二，一部分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個突厥人王朝所統治，一部分為葛邏祿突厥人所統治，後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蘭教。自從9世紀初以來，突厥人作為士兵——奴隸一直源源不斷地進入伊斯蘭世界，他們學會了如何乘機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遊牧部落葛邏祿人首次大規模地定居於伊斯蘭教地區。緊跟葛邏祿人之後的是古茲人，他們被基爾察克人趕到了西邊。1040年，一支已經改宗伊斯蘭教的古茲人在塞爾柱家族的成員率領下打敗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佔領了呼羅珊。塞爾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帝國，在這方面他們暫時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們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為在巴格達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隨塞爾柱人的遊牧民需要的是牧場和戰利品。塞爾柱人與新結識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謀，讓遊牧的突厥人通過。1064年他們放這些人前去亞美尼亞，1071年之後又把他們放到了小亞細亞。但是在這些遷移的遊牧民族開始破壞這些基督教國家之前，他們已在沿途摧毀了伊朗。
1047年，法蒂瑪人為了報復法蒂瑪西北非總督區脫離王朝，放出了兩支阿拉伯遊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欖園曾經保證了這一地區在迦太基人和羅馬人統治時期的繁榮，它們躲過了汪達爾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壞卻不可修復。這並不是一次軍事行動，而是遊牧民族大規模的遷移。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遊牧部落並未到達大西洋，來自西撒哈拉的柏柏爾遊牧民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這些柏柏爾人的領袖是一個叫作「穆拉比教團」的宗教兄弟會。他們是清教徒式的遜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們進入西班牙，廢黜了好幾個未能阻擋卡斯蒂利亞人前進的西班牙倭馬亞王朝的繼承者。直到此時西班牙穆斯林才為時已晚地發現，他們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與此相比並不那麼邪惡。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敘利亞，伊斯蘭教的政治邊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後推進。但與此同時，這一邊疆在印度和小亞細亞仍在繼續向前推進。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從未置於薩曼或阿拔斯人統治之下的非伊斯蘭的領土。伽色尼的馬哈茂德將整個印度河平原都置於遜尼派穆斯林的統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進行戰爭的同時，還消滅了木爾坦和信德的伊斯瑪儀什葉派穆斯林政權）。塞爾柱人對伊朗和伊拉克的統治雖然曇花一現，但他們在東羅馬帝國的心臟小亞細亞建立的一個遜尼派穆斯林國家卻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經伊朗進入伊斯蘭教世界的。但在他們進入之前伊朗人已經創造出了一種光輝燦爛的伊朗版本的伊斯蘭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們祖先的語言，但接受了這種伊朗形式的伊斯蘭教文明。正是這種形式的伊斯蘭教向東南傳播到印度，向西北傳播到東正教基督教王國。自11世紀起伊斯蘭教犧牲這兩個鄰近文明的擴張，這比它在西方的長期退縮和在敘利亞的暫時退縮要更為廣泛。
所以，在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解體的同時，伊斯蘭教的版圖也在顯著地擴張。在理論上，統一國家是宗教的強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論被經驗否決了。這證明伊斯蘭教無需一個統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傳播。這一經歷具有兩個重大的影響。它一方面改變了穆斯林關於真主性質以及穆斯林禮拜者與真主關係的性質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經消亡的統一伊斯蘭教國家的後續國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改宗浪潮。
這種大規模改宗的政治動機是很明顯的。曾經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的非穆斯林多數派臣民，以前受到強加給他們的伊斯蘭教和平的庇護。當伊斯蘭教的統一國家解體之後，其臣民——無論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需要尋找某種替代性的庇護。他們認為伊斯蘭宗教比伊斯蘭國家具有更頑強的生存力量，於是便推動了日益解體的國家的非穆斯林臣民採用他們前統治者的宗教。與作為一個動亂時期未能度過難關的國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為一個穆斯林，更能為個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蘭教的動力現已不僅僅是爭取賦稅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對生存的一種令人極度痛苦的關切。
能夠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蘭教是遜尼派正統形式的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布瓦希德人認識到遜尼派對群眾的號召力，一直避免廢除阿拔斯人的哈里發制度；因為哈里發制雖然已不再是統一的遜尼派穆斯林國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遜尼派穆斯林共同體心理和社會統一的制度性的象徵。而且，與伊斯瑪儀的什葉派截然不同，遜尼派對人的需要更為關心。穆罕默德所體驗的真主一直是《五經》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無法解釋的。因而，在正統的遜尼派穆斯林看來，神秘主義者跨越真主與人之間鴻溝的努力是令人懷疑的。這種做法似乎像是對真主超越性的一種褻瀆和侵犯。無疑，生活在11世紀的質樸的穆斯林，並不瞭解《五經》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猶大及其繼承者法利賽人和基督徒變形為上帝父親。但是，這個慈愛而又可愛的上帝正是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的前臣民在國家陷於分裂之時所渴望的上帝。正當他們有這種需要的時刻，一位來自呼羅珊的伊朗學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同奧古斯丁一樣，加扎利是一位自願放棄其職位的教授。但與奧古斯丁不同，加扎利並沒有參與有爭議的教會政治。他力圖通過直接體驗與真主的神秘關係而深入研究神秘主義。為此他退隱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並不排拒遜尼派的正統教義，但他將神秘主義融入其中，從而使其人格化。所以，當遜尼派穆斯林最終沿著加扎利的路線前進時，遜尼派伊斯蘭教經歷了一次轉折，獲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贏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為他否定和反對兩個不得人心的運動，一個是伊斯瑪儀的什葉派，另一個是理性主義哲學。伊斯瑪儀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為他們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義哲學家不得人心，是因為人們感到自由思想對於一個充滿危險的時代來說，是一件太費錢的奢侈品。以拋棄這兩個壞東西為代價，加扎利為遜尼派伊斯蘭教拯救了神秘主義；如果神秘主義真的也被拋棄了，那遜尼派在人類思想中，或許也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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