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6－前221年）
中國的「戰國」時代，也是哲學上的「百家」時代。爭鳴的各派哲學，或者發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對那個時代人們共同的痛苦而憂慮的體驗。當時，各大國之間日益緊張和殘酷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地方統治者們通過擺脫傳統限制，首先是通過以才能取代出身作為任官標準的方式來加強自己權力的努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機會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數貴族所特有的財產），對所有階級來說都同樣增長了。上述社會因素都刺激了哲學上各種觀點和格言的產生。
從一開始，所有的中國哲學派別，首先是在關於實際生存上，其次是在關於科學和形而上學方面，都與希臘哲學迥然不同。在蘇格拉底明確地把哲學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臘哲學爭論科學和形而上學的問題已達1個多世紀。在不同的希臘哲學家派別中，無論是蘇格拉底或是他的後繼者們，除了關心道德以外，都對人類的理智，例如知識論感興趣。相當於蘇格拉底的中國的孔子，卻沒有改變中國哲學的方向；他只開創了中國哲學。並且，孔子關心的是作為社會參與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類的本質和人類的生活，當然提出了形而上學的問題。在印度，佛陀的弟子們試圖擺脫費力的精神運動，佛陀將之描述為對形而上學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贊成形而上學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卻掌握了引發爭辯的形而上學原則。與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國人更不傾向于思辨。然而，中國哲學中的道家卻陷入了形而上學，並且，靜態的陰與動態的陽有節奏地交替的理論，物質世界結構中的五行理論，也都是形而上學的思辨和科學的思辨。不過，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學，也附屬於他們對於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的反思。
大多數中國哲學流派的思索，都集中於人類事務的社會政治的階段上。所有的派別都含蓄地同意，貴族血統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繼續成為任官的條件，儘管這一點並不總是明確的。儒家與法家的爭論點是選擇職官的條件是什麼。墨家和道家沒有參與這一爭論，因為他們對於中國現存的兩種主要社會制度，即國家和家族的價值提出了疑問，他們對以政府權威和以家長權威的名義提出的各種要求的合法性，發起了挑戰。
中國哲學中的法家學派認為，取代貴族出身而擔任官職的那種能力，應該是為戰國君主目的服務的，即為這些君主擴大自己權力的目的服務的行政能力和軍事能力。對法家說來，「法」等於君主的命令。他們認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權力，對臣民和貴族強制推行他的命令。他們還認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滿。他們又認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惡的，所以，專制政體應當改進這種自然狀態。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為所有戰國政府實際上推行的哲學，儘管遵行的程度和殘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國繼續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實際上壟斷著政治權力。君主們樂意任用具有實用頭腦的法家哲學家來組織和管理自己國家的行政機關。秦國在危難時刻任用了兩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機關，這在秦國的歷史上，甚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成了轉折點。商鞅於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國的政府機構，並在一部著作中記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論。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國統治者贏政的親信顧問。贏政從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國的國王，從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則是統一的中國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卻使他的主人秦王贏政結束了政治上的不統一，從而也消除了法家壟斷政權的基礎。
法家的理論和實踐引發了相反的理論。一些思想家贊同法家關於貴族血統不再是（也不應再是）擔任官職的條件的觀點，但他們不贊同法家的另一個觀點，即用為統治者權力慾服務的才能來取代貴族血統，作為任官的條件。他們尋求一種道。與奉承專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這種道在道德上更有價值，在形而上學方面也構造得更好。
如果道還沒出現，就既不能辨別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預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義似乎是代表愛人的至高無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時代，它大概已經變得客觀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樣，「天道」是遠古的，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它與傳統中國的社會習慣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時代，這種社會習慣和生活方式被破壞了。孔子阻止中國社會崩潰政策的一個方面是，號召恢復傳統的禮。禮是義的保障。但是，對於君主和他們的臣下來說，什麼是義的標準，正如孔子認為的那樣，真正的義不是追隨非道德理智的國家；義是發掘仁。只有當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國民以仁慈相待，各盡本分，就像傳統家族中，成員們依其相互關係所表現的那樣，他們才算是正確地遵循了天道。
我在第25章中曾經指出，孔子重新解釋了君子一詞。君子的傳統含義是「貴族子弟」，即「君主的兒子」，而孔子卻從道德的意義上將它解釋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們逐步以新的含義柬代了舊的含義。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強調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約公元前315－前236年）則強調了儒家對於遵守傳統禮儀的關注。由於荀子生活在戰國爭戰的最後和最為痛苦的時期，他贊同法家的觀點，即人的本性是惡的，因而，一定種類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這一關鍵術語時，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個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詞一般用來表明道德觀念，極少用來表示原始的家系觀念。
比儒家的道的觀念更為形而上學的「道」的觀念，是由中國哲學派別中傑出的道家發展起來的。這個概念出現在兩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認為是老子寫的《道德經》，以及以作者莊子之名命名的著作。莊子生活於大約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對於道家來說，道是現象世界之內、之後和之外的終極實存。實存的道是無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這3個特徵，它與人之道是相對的。按照人之道，人類通過熱病之為挫敗自己，導致暴力行為，而且，這一切又由於人的聰明才智而不斷惡化。在人類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種哲學，它推斷人類在獲得文明的同時，已經打亂了自己與「終極實在」精神的和諧相處，從而損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類應該按照「終極實在」的精神生活、行為和存在。
道家反對工藝技術的進步和專制政府管理社會方法的進步，而這些東西在公元前4世紀已產生於中國。到這個世紀，《道德經》和《莊子》已具有了它們現在這樣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學在實踐中的必然結果是徹底的放任主義政策。道家膚淺地忽視了社會道德的理想，而這正是儒家為中國文明的弊病所開的藥方。道家為治癒戰國時代的創傷的藥方是，遺棄文明，恢復人類在新石器時代的小國寡民的生活方式。本書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經》的一些章節，這些章節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觀。公元前4世紀的這一中國哲學，不僅與它產生的時代和環境有關，而且與所有的時代和地區，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人類的全球狀況有關。
在公元前4世紀的中國，道家學說可能沒有對同時代的人產生實際的影響；它公開批評了戰國時代爭鳴的其他哲學派別的各種論點，而它對社會則是不負責任的。然而，正是由於不切實際，道家學說才在中國影響久遠。作為與中國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實用傾向進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學說有著自身的天地和社會對它的需求。因為實用傾向的哲學在表述主導的中國人的思想態度時，忽略了或沒有滿足中國思想精神中的某些東西。
墨子（約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學卻沒有長久發展的餘地，墨子認為，對於人類同胞的愛應是平等的和沒有等級差別的。孟子則反駁，普遍的愛是不切實際的；墨子堅持除了兼愛沒有什麼能達到道德上的滿足，等於廢棄了社會上實際可行的孝順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誠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無疑問，他會引述佛陀對於妻子、兒子和父親（他可以繼承父親的王位）的捨棄。他還會把墨子這種明顯違背公認的社會義務的主張，與佛陀對於全部有感覺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較。
實際上，墨子與道家一起，以拒絕權威的方式反對儒家的學說，與法家一起，以拒絕傳統的方式反對儒家。墨子與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傳統，而不是以強權取代傳統。墨子與道家不同，他感到應該關心自己的同類，並對他們負責。在這兩點上，與其他兩個非儒家學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還不具備足夠的儒家觀點，使自己與儒生們和解。
這些不同的中國哲學派別的興起，以及它們之間的爭論，反映了戰國時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時代對於理智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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