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6－前221年）
從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於持續了兩個世紀的自相殘殺的戰爭，中國的政治結構發生了轉換。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難以前，大約有300個小諸侯在它的統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個大國環繞在中央地區一群小國的外圍。洛陽附近周天子直接統治下的那塊小領地就是這些小國中的一個。周朝於公元前771年從渭河流域東遷後，洛陽就是它的避難所。7個外圍大國中的4個——地處黃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處淮河、漢水和長江流域的楚、吳、越——位於周朝公元前11世紀所統轄領土之外。那時，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強國。第五個大國秦當時據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領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像公元前11世紀以前的週一樣，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7個外圍大國中，只有晉和齊位於中國文明原有的領域內，即周族從商族那裡接管過來的領土之中。
7個外圍大國都處於相互的威脅之下，這強烈地刺激了各國政府；使它們成為軍事上、行政上和經濟上都富於效率的政府。效率的關鍵是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假如一個大國希冀在與它同伴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它的統治者就必須竭力避免陷入軟弱無能的境地，而宗主國的周朝就曾陷入過這樣的境地。所以，諸侯國君總是盡可能地獲取對於自己臣民和領地內資源的有效控制。然而，這就要求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即使各諸侯國的國君在實際上已經獨立於宗主的周王朝時，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內，也不過是世襲貴族成員中地位最高的一個。而這些世襲貴族們又與當地的統治家族競爭以獲得公職和農產品。
這一內部問題對於齊和晉的統治者來說是一個關鍵。在那裡，傳統的貴族社會結構由於長期存在而得到了強化。對於南部的楚國來說，這也是一個關鍵問題。不過在南部，公元前6世紀末葉的主要問題是諸侯政權之間的關係。在南方原先蠻族聚居地區，漢化進程迅速展開；由於採用了華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實力日益增長起來，因而，每一個已經進入華夏世界的南方諸侯國，都很快在自己的後方受到離中原地區更為遙遠的、與漢化接踵而來的另一個國家的威脅。
楚國是一個地跨長江中部的前蠻族國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後，它一直在中國的霸權政治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卻受到了另一個更年輕的，興起於長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蠻族國家吳國的進攻和蹂躪。楚國得到了越國的幫助。那時的越國，地處楚國和吳國以南的地區，還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不發達國家。不久，吳國又把越國變成了自己的屬國。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吳國又不自量力地繼續進攻齊國。吳國企圖獲取整個中華大地的霸權，但它的實力與它的野心並不相稱。吳國對於齊國的進攻失敗了，吳國力量的分散也給了楚國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間重新建國的機會。公元前473年，吳國自身也被越國征服和吞併。
齊國不僅未退了吳國的進攻，而且經歷了一場世襲貴族與國王之間的內部鬥爭。在齊國，國王是勝利者。但是晉國的國君，卻於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貴族對立各派間的內戰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內戰中，四家相互對抗貴族中的一家被消滅，其他三家在實際上把普國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晉國分出的魏、韓、趙三個諸侯國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從公元前453年開始，繼晉國而起的三個後繼者中的每一個，都試圖依賴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國的角色，但就像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吳國一樣，它們試圖達到的目標總是超出自身的實力之外。地理上錯綜複雜的分割也使得韓、趙、魏三國更為衰弱。魏國和韓國世襲而來的部分領土是飛地，在地理上與該國瓜分而來的主要領土彼此分開。從瓜分晉國中最終受益的是魏、韓、趙三國的東鄰齊國。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個直相對抗的大國。大國的統治者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該國的軍事潛力呢？增加國家軍事實力的一種方式是，以確有才幹的人取代那些世襲官職者，即使這些才學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貴族的血統。第二步是以郡縣取代世襲的采邑，這以前一步驟為先決條件。這些地區性機構由國君僱用的官員管理，而且國君可以隨時罷免他們。
晉國被瓜分後，在繼之而起的3個諸侯國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個膽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統治者，他試圖通過在政府機構中任用來自社會下層的才學之士的方式，彌補自己國家的國土狹小、人口稀少和資源不足的弱點。隨之而來的軍事實力的增長，誘使魏文侯於公元前419年試圖爭取霸權。像這個世紀初期的吳國一樣，魏國未能實現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國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則徹底受挫。魏國失敗了，勝利者是它的西鄰秦國。
魏文侯於公元前397年去世後，他的一位才學之士為楚王所起用，在楚國從事曾經在魏國從事過的事業。然而在楚國，首倡變革的楚王去世後，激進的變革就失敗了。世襲貴族們在楚國原有的領地內重新把持了權力。不過一般都認為，楚國是第一個在新兼併的領土上設置郡縣以取代采邑的國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國吞併了中原地區的3個小諸侯國。
所有的這些行政改革中，進行得最為徹底的是秦國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獻公統治時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兒子秦孝公統治時期（公元前361－前338年）進行的。秦國的實際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區一個小諸侯國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繼晉而起的魏國任職，又於公元前356年轉而為秦孝公效力。從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國供職，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國掃蕩了世襲等級制的社會結構；對有軍事才能者大開入仕之途；鼓勵農耕以加強秦國的軍事力量；為了鼓勵農耕又宣佈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商鞅的改革給了秦國農民獲取國家最高爵位的機會，但他們也必須服兵役和納稅，而且如果他們陷於經濟困境，還不得不冒賣掉自己土地的風險。對於秦國的一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來說，現在可能會發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他或者獲取大量財產，或者被剝奪為赤貧。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國為秦孝公效力供職的時期，與馬其頓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時期。中國的秦國相當於希臘的馬其頓，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時奉行了使農民軍事化，以增強國力的政策。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社會地位上來說，秦和馬其頓各自所處的與其他社會的關係都是相似的。兩國都緊鄰它們的競爭對手，但又在地理上為一條環形山脈障礙所隔開。兩國的人民從社會發展來看都是落後的，因而當公元前4世紀，他們的生活為一位統治者的法令急速改變時，他們都是順從的。
腓力二世活著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結出的果實，即在他的強權之下實現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統一。秦孝公死於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獲全勝的一年。秦國則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統一了中國。但是與馬其頓的統一希臘不同，秦對中國的統一是最終的統一。希臘世界最終既沒有被馬其頓統一，也沒有被任何一個繼馬其頓而起的希臘國家或它們的對手所統一，而是被一個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的政權羅馬所統一的。秦不得不與其他的華夏族國家爭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後是趙，都是極難對付的。但是，最終是秦統一了中國。而且，秦是一個華夏族國家，雖然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來說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國家。
公元前5世紀到前4世紀的中國，伴隨著根本性的政體變革，還發生了經濟和社會的變革，以及軍事技術和民用技術的變革。這些有關其他生活層面的變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們發起的，另一些是他們改革的副產品，還有一些就我們所知則是碰巧同時發生的。所有這些同時產生的變革及其作用的積聚，使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構解體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兩個世紀中，已經為第一輪的諸侯戰爭所削弱，而結束於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輪諸侯戰爭則打碎了這一社會結構。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經濟變化已經為世人所矚目。土地可以轉讓和買賣，而且儘管這樣做的目的是提高農業生產力，但也拉開了貧富之間的差距，造成了一個沒有土地的赤貧階級。首要的社會變化是向才學之士大開了入仕和獲取軍功的大門，而不論他們出身於哪一個階層。這就造成了一個新的專職文官階層和武官階層，以及另一個新的教育家階層，他們為在政府中尋求職位的人提供專門訓練。孔子在做官失敗之後成了一個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記載中最早的中國學者的代表。這些學者相當於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哲學學派的創建者。
新的專制統治者們並沒有有意地造就這些教育家和哲學家，而是默認他們的存在，並總的來說很尊敬他們。統治者們傾向於歧視商人——這一時代同時產生的另一個新階層。但是，儘管政府非難，商人們卻設法生存下來並獲得了成功。顯然，商人們通過滿足社會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機會。當一個社會在地理上擴張到生產各種農產品和手工產品的地區時，就需要貿易的存在。在這樣的社會裡，從事戰爭的各國政府也有著日益增長的供給需求。儘管戰爭使得國際貿易異常危險，但有能力的諸侯國，尤其是大諸侯國，卻為國內貿易提供了起碼的保障。貿易、產品，以及從祖傳的土地上被逐出的農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術革新中，有運河的開挖和金屬貨幣的發行。這兩項創新都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而且都產生於諸侯國。吳國是開挖運河的先驅者。長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橫貫吳國境內。吳國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軍事運輸，但是，運河也附帶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擴大和增長。這是通過對具有生產潛力的沼澤地進行排灌而實現的。公元前4世紀，中國引入了牛耕，鐵作為農業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銅。公元前4世紀的這些技術創新，顯然對當時中國的各諸侯國政府是有用的，但我們不知道它們的引進是否由政府發端，就像鑄幣和運河那樣。我們也不知道鐵和牛耕從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區傳入中國的路線。在歐亞大陸的文明中心地區，鐵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長期使用。
最重要的軍事技術革新是趙國於公元前307年採用騎射。趙國與歐亞太平原接壤，它的騎兵採用了遊牧族的武器和服裝，就像3個世紀前米底騎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樣。戰車曾經是中國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種。到了公元前4世紀末，由於更願意使用徵募而來的大規模的步兵，戰車的地位已經下降了。這一變化可能開始於南部的各諸侯國，因為那裡的水路和沼澤阻礙了車輛的使用。然而，這一兵種變化卻迅速蔓延開來，例如擴展到了華夏地區邊緣的秦國。
第二輪諸侯戰爭開始於公元前333年，其結局是中國政治統一。在那一年，楚國攻破越國，併合並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為越國所吞併的吳國。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個倖存下來的大國簽約建立了反秦聯盟。由於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幾次戰爭中，秦扮演了一個令人驚駭的角色。這幾次戰爭中，魏國獲得霸權的企圖被徹底挫敗了。公元前316年，秦國獨自打敗了六國聯軍，儘管六國聯軍由於有歐亞大平原上的遊牧族僱傭兵而實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擴張穿越了黃河支流渭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分水嶺，進入了現在的四川省，然後又從西方進攻楚國。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國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經完成了對楚國剩餘地區的包圍。與此同時，秦也進攻了北方各國。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統一全中國之際，卻在公元前270年被趙國打敗。趙國於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敗秦。秦不得不接受暫時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戰爭是殘酷而關鍵的，但還不是決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裡，秦國卻一個接一個地攻克了所有6個敵手。這時，6國已不再聯合起來保衛自己，只有趙國進行了強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國的政治統一是由軍事力量強制實現的，但統一卻被證明是永久的。在將近22個世紀的時間裡，第一位統一者的功業曾不時地被敗壞。這一功業的第一次被敗壞，是在這位統一者死後的那年。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政治上暫時的分裂，總是不斷地得到糾正。強制實現中國政治上的統一是可能的，因為秦國開始軍事征服之前，自發的文化統一已成為既定事實。這就是為什麼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滅亡長久得多。
確實，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國文明就已經傳播到了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後所統一的疆域之外。例如，農業和冶金術或許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傳到了朝鮮，大概晚一個世紀或更晚一些時候傳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經由朝鮮，另一部分可能直接來自己經漢化的長江流域地區。以前，朝鮮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採集食品時期和中石器時期，儘管引入農業以前，兩國都已有了陶器製造工藝。朝鮮和日本的語言與漢泰和藏緬語系的各種語言不相近，但對於漢族文明的接受，卻把朝鮮和日本溶入了漢化的東亞世界。
|
|
